作為女人，我們該如何生氣？| 別的女孩的2018年_風聞

文章來自VICE垂直頻道別的女孩（微信：biedegirls；微博@biede別的女孩）

Alexw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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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算是個 “別的女孩” 的2018年總結，寫給關注 “別的女孩” 的讀者和粉絲。昨天推送的 Podcast是音頻版。

“別的女孩” 誕生於2018年8月。這之前一年的3月，我作為性與性別的內容編輯加入了 VICE。作為一個關注平權議題的人，我很快收穫了一個類似 “平權警察” 的印象。 “平權警察” 這個詞是不是感覺又無趣又霸道，讓你想到學校的風紀委員或者教導主任？

我也這麼覺得。但解釋矯情，也沒有機會，那就算了吧。

也是託這個人設的福，編輯羣裏我常莫名其妙地被 cue，比如 A 放了一張選秀女孩的圖，評論 “大象腿 ”，B 會回應 “別惹 Alex 生氣” 。抑或甲發了個推文，罵作者（ 性別女 ）傻逼，乙會説 “你這麼歧視女性，難道 Alex 就不生氣麼。”

當然，這些只是善意的玩笑，我也樂於參與此中，但這三個字 “別生氣” 會這樣流通也説明大家，包括我在內，其實暗暗地有一個共識：生氣不好玩，認真就輸了。

尤其當你被賦予了一個類似於 “平權鬥士” 的人設，那麼做到不生氣就更重要了。一旦你生氣了，某種固化印象馬上會得到證實和加強，“她果然是一個沒有幽默感的風紀委員啊。”

人和人之間，生氣的資格並不是同等的，憤怒的成本也不一樣。那麼我就説説為什麼女人生氣的成本比較高。

我們可以把 “平權鬥士” 的人設換成 “閣樓上的瘋女人”。有本書就叫這個名字，是美國學者桑德拉·吉爾博特和蘇珊·古芭合著的。

閣樓上的瘋女人最字面上的意義是指《簡·愛》小説裏羅切斯特的妻子伯莎，她在簡·愛和羅切斯特即將完婚的時候出現，瘋狂地傷害了男主角，毀掉了莊園，自己也燒死了，但也因此成全了簡·愛的 happy ending。還有一部日劇給我造成過不小的童年陰影，叫《空中小姐》。男一號傑克蘇愛上了女一號瑪麗蘇，但傑克蘇有未婚妻，是一個鋼琴演奏家，幾年前一起滑雪時因為傑克蘇的過失意外廢了手，無法再彈鋼琴，因而內心變得極度扭曲。一旦傑克蘇讓她產生不安全感，她就會緩慢地用牙齒把假肢上的黑手套扯下來，然後 duangduang 地在鋼琴上敲出不和諧音符，以激發傑克蘇的愧疚感。

《空中小姐》女二號的誅心技能展示

如果説簡·愛們代表了某種理想女性，瘋女人們則是她們的陰影，是社會觀念在女性角色身上最現實的投射 —— 無一例外，她們是情緒化的、毀滅性的（於自己或與他人）、歇斯底里，容易走向極端、好妒忌恨、訴諸不理智的行為。而且，不管這些極端行為的成因如何，都抵不過她們作為炮灰女二號的命運模式：值得少許同情，但不值得被人理解。

而且最妙的地方是，一旦一個女人被賦與 “瘋女人” 的人設，就基本再也沒有可能有尊嚴地扭轉這個印象了。就像精神病院的病人一樣，ta 們説 “我沒病”，是沒人相信的。

閣樓上的瘋女人，其實比起瑪麗蘇或簡·愛們，是更真實的女人寫照。在很多現實的語境下，女人需要努力壓制憤怒，避免 “情緒化” 的表達，以躲避這些創造出 “瘋女人” 的刻板性別印象。

想象一下這個畫面，你和一位男同事在一個方案上意見不合，你不願讓步，據理力爭，男同事回了一句：“你今天怎麼這麼燥？來大姨媽了吧。”

當然，能説出這樣的話的男同事，要麼跟你關係很鐵，要麼也不值得理會。但這句話的暗示很明顯了：女人有一種生物性的天然性別缺陷，她們的荷爾蒙註定影響理性判斷。 

更難搞的是這句話之後你該如何反應。

第一，你如果生氣了，那或許會為你贏得一些同情，但也只是同情，而不是同意 —— 你的情緒表達這時候成為了關注焦點，而不是你的觀點，而且可能有人真會嘀咕，“嗯，是不是真的來大姨媽了。”

第二，如果你不生氣，等於對方的 “荷爾蒙毀理智” 一説被安靜地默認了。

第三，你也可以試試一邊保持微笑，一邊讓對方解釋一下自己，問問他 “大姨媽和我們在説的工作的具體聯繫是什麼？” 這可能算最大方得體的方案。不過也有一種可能，對方會用上萬能的擋箭牌，叫 just kidding。

“嗨我就開個玩笑，你那麼認真幹嘛。” —— 哦對了，“情緒化” 和 “沒有幽默感” 是一對雙生花，燦爛地生長在女性刻板印象的豐沃土壤裏。

所以簡單地説，女人有時候沒有生氣的權利。

Ford 博士在聽證會上宣誓，圖源：維基百科

Christine Blasey Ford 博士是一名美國的心理學教授，同時在 Palo Alto 大學和斯坦福大學任職。她的專攻領域是心理學量性研究中的統計模型。

2018年的7月，法官 Brett Kavanaugh 得到了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9月，Christine 公開指證 Kavanaugh 在高中時期酒醉後對她進行性侵犯，具體行為是 Kavanaugh 用全副身子把她壓在牀上，在她身上摩擦自己，用手摸她身體，並捂住她的嘴以至她無法呼吸，同時試圖脱光她的衣服。後來另一個參與派對的男孩跳上了牀撞翻兩人，她才得以逃脱。

9月27日，Christine 在就 Kavanaugh 最高法院提名的聽證會中作證。這個聽證會可謂 “精彩”，Ford 博士和 Kavanaugh 法官當庭的表現在社交媒體激發了巨大的討論：一方面，Ford 博士在提供證詞和麪對質證的過程中表現得非常冷靜和剋制，她的陳述完整、可信、有力，在她的證詞結束後，連以偏袒共和黨著稱的新聞頻道 Fox News 都作出評論：“看來 Kavanaugh要涼了”（ 説明：Kavanaugh 是特朗普提名的共和黨人 ）。另一方面，下半場 Kavanaugh 的表現讓人大跌眼鏡，可謂一個車禍現場。有趣的是，他採取的策略恰恰是扮演一個悲憤交加的受害者。他時而悽楚地控訴自己被誣陷，時而大聲疾呼這都是黨派鬥爭的手段，輔以帶有攻擊情緒的咬牙切齒。因為表演太過浮誇而喜感，他的表情包在網上馬上傳瘋了（可以去 google 一下 Kavanaugh + face，或者欣賞下方的視頻）。

奧利鵝在節目裏對聽證會的無情吐槽

羣眾們觀賞這段表演之餘，也注意到這兩人間的表現反差。為什麼 Christine Blasey Ford 那麼自持，而 Brett Kavanaugh 卻如此情緒化。其實答案很簡單，Christine 必須如此，而 Kavanaugh 可以如此。

作為一個戴着受害者標籤的女性指證人，Christine 為了避免她的證詞因為性別刻板印象可能削弱的力度，不能表現出情緒化，她沒有這個奢侈。而 Kavanaugh 法官，他的憤怒卻被解讀為義憤填膺。他鳴冤叫屈，必定是因為他受到了冤屈，反而加強了他在支持者心中的可信度。

這也正是這一場聽證會後，你在網上會看到的最魔幻的評論：

“Christine 如果真是一個受害者，怎麼可能表現得那麼冷靜？因此推斷出，她肯定在撒謊。”

同時，“Kavanaugh 表現得那麼激烈，怎麼可能在撒謊？他肯定是被誣陷的。”

順便説明一下，Christine 在給證詞的過程中其實有明顯的情緒波瀾，但對於本來已經選擇不相信她的人來説，她的情緒波動只有 “過多” 或 “過少”，永遠不可能恰如其分。

聽證會視頻截圖

當人們錯讀指控者和被指控者的關係，單一地認為兩者是平等的，甚至指控者有多於被指控者的權力，那 Ta 們往往會忽視兩方在現實中的權力差，看不到弱勢者為了取得和對方接近同樣的語言分量，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更多層次的考慮和更多的代價。

當然，這種因果關係也可能是反過來的：因為不想看到，所以這樣錯讀。

從 Christine Blasey Ford 博士決定公開身份，進行指證後，她和家人一直收到騷擾信件、電話、電郵，包括死亡威脅，因為有人把她的私人信息在網上惡意地公開了。從9月份以來，她和家人已經搬了四次家，她因為安全原因至今仍然無法回大學教課。而

Kavanaugh 還是成為了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我不想顯得偏頗，所以請大家自己更主動地去搜索關於這個事件的信息，最基礎的信息在維基百科上都有）。

前幾年有部英國電影叫《女性參政論者》把我給看哭了，不過我是在飛機上看的，所以也沒法判斷這有沒有飛行高度和空氣壓強的因素。我當時對這段歷史的瞭解還很少，只是籠統地知道這是被稱為女權主義運動第一波的時代。所謂女權主義第一波運動，其實從最初活動到最終實現，從歐洲到美洲，從19世紀60年代到20世紀60年代，跨時百年之久，訴求的軸心就是女性能夠和男性一樣得到選舉權。女性參政論者這個巨大的人羣中，其實有些人是訴諸了極端行動的，包括炸燬公共空間，甚至在如今可能會被稱為恐怖主義的行為，這一點不應該被歷史粉飾。

但這正是最刺痛我的地方，我看到了這個電影才意識到，女性參政論者中的大部分女權者，都是一些再普通不過的女人，也因此，她們的生存憤怒和不滿在那個時代，沒有任何合理或合法的出口。她們已經在之前的幾十年中試過了一切所謂 “温和” 的方式，比如和政府對話，比如民間倡導，比如一個 “識大體”  或者受過高等教育的女人可能會想到的所有迂迴策略，包括利用自己丈夫的影響力或權力，但當權者仍選擇不當回事。因為為什麼要當回事呢？沒有當權者是願意改革的，除非危機降臨。

“如果我生在那個當下，如果我是這些普通女人的一員，我會怎麼做？當窮盡一切方法，我會採取極端手段製造危機嗎？” 我看電影的時候反覆問過自己，但這本身就是個無效的問題 ，我也很慶幸不必給出答案。

因為百年前的那些女人，她們已經用自己的鬥爭為我鋪平了很多道路，包括那位被當時的媒體稱為 “瘋女人” 的 Emily Davison —— 她在1913年為了給一匹國王的賽馬披上 “參政論者” 的旗幟被踩死，因此被當時的英國女王稱為 “可怕的女人”。

左：1908年一位女參政論者在活動；右：一位女參政論者被逮捕（當時很多女人因社會活動入獄，並在獄中絕食抗議）。圖源：AAP

和閣樓上的瘋女人一樣，女性參政論者們首先被逼到憤怒，然後又要為自己的憤怒道歉。憤怒彷彿就是她們的罪行本身。對世界不滿本來就是你自己的事兒，你躲在閣樓上生氣發瘋隨你，但如果你想尋求改變，衝撞到了現有秩序，影響到了現有秩序中得益者的任何利益，或只是對其造成了不便，那你的憤怒 “理所當然”  地需要受到譴責，得到處置 —— 或者至少，在如今的 “文明” 社會，令大家深沉地搖搖頭，給出些居高臨下的指點：“如此狂熱激進，真是令人憂心啊。”

這最後一句話挺耳熟的吧？

Metoo 在中國一年了。同所有嘗試改變現有秩序的運動一樣，metoo 在中國一隻腳剛邁出來，還沒落地，有人就驚呼：“你們走得太遠了。”

很快一些知識分子也捻着幻肢鬍子，語重心長地表達憂患：metoo 有單一化性失範行為標準的嫌疑，將性侵犯性騷擾混為一談，而且利用網絡平台很可能造成暴民式狂歡，這樣下去，要風聲鶴唳，重演 “清算” 的歷史了！

對於這些聽起來好像很有道理的疑慮，我在 “別的女孩” 上發過一篇 文章，都回應到了，所以不重複了。我現在想添加的一點，是關於我剛才一直在説的 “女人的憤怒比男性的更缺乏合理性” 這件事，及其造成的顛倒感。

在關於 metoo 的 “擔憂” 中，我們又看到了那個畫面，一邊是一羣憤怒不滿的女人，越聚越多，聲音越來越大，另一邊是備受困擾但仍保持良好風度的冷靜的主流人士。哪邊是正當的，哪邊是搗亂的，哪邊比較理智，哪邊比較失控，看起來，似乎很明顯。

但實際，和我們看到的可能相反。

我不是在全盤否定對 metoo 的擔憂，但我想指出，很多對羣體情緒有所擔憂的人，其實正是被情緒左右了，而做出了過激的判斷。這種情緒叫不安，因為現有秩序被撼動的不安，因為過往行為標準被挑戰的不安，或者因為個人德行可能被重新評判的不安 —— 但這些都是合理的，沒問題。不合理的，有問題的，是有些人（強調，不是全部）給這些個人的不安套上一個更大的正義，以公共利益的名義去正當化自己的不安，以看似中立清醒的點評者姿態，去包裝自己對 metoo 的牴觸。這麼説吧，“我擔心 metoo 矯枉過正，對社會不 好”，這比 “我擔心 metoo 對我不好”，聽起來顯得立場高級多了。

那麼為什麼我認為 TA 們作出的，是一種由情緒主導的過激判斷呢 ？ TA 們説的 “metoo 矯枉過正” 就不可能是事實嗎？

其實真正對國內 metoo 保持關注、主動了解、掌握足夠信息的人，根據看到的事實證據，是不會做出 “metoo 濫傷無辜” 這個判斷的。正是對運動的缺乏瞭解，或者片面瞭解，才會滋生這樣的擔憂。

不瞭解也沒事，畢竟大家的時間和精力都有限；擔憂也沒事，既然擔憂就去更主動的瞭解啊。但是，不瞭解卻還要相信自己是對的，就很奇怪了。不瞭解、相信自己是對的、並拒絕瞭解，就更奇怪了。這像什麼呢？難道不像一個明知自己理虧卻咬死不改口的小孩在鬧脾氣麼？

如果還只是小孩子鬧脾氣也就算了。這種 “鬧脾氣” 對 metoo 是有真實傷害的。很多人沒有意識到的是，自己在不負責任地發表 “metoo 過了” 這類言論的時候，是在同時利用並鞏固 “metoo 支持者是一羣隨時會失控的情緒暴民” 的形象。這給想參與 metoo 的人，有過被性侵/性騷擾經歷的人，還在掙扎想站出來的人，都再一次加重了發聲的社會和情緒成本。

舉個例子，對 “metoo 是網絡狂歡/清算” 這種論調深深買賬的人，每看到每一個新的 metoo 故事，都會產生的直接反應是：“瞧，又來一個湊熱鬧的”，或者 “瞧，果然要失控了”。至於故事本身講的什麼，舉報者又經歷了什麼，也就是 metoo 真正倡導人們瞭解的內容，全都在這種理中客的不屑一顧中被打發了，被抹平了。

所以也是諷刺，理中客們相信 metoo 在單一化地抹平性失範行為的標準、範圍、定義，説 “你們不能把喝醉了摸下手和蓄意強姦混為一談啊。” 可是誰把這些混為一談了呢？如果 TA 們真的去看了這些故事，會發現舉報者其實對對方行為的描述往往是具體的、細節的，甚至會努力避免上綱上線，更不會説出 “他説了一個黃笑話讓我很不舒服，所以他應該去蹲監獄” 這樣的話。

恰恰是理中客們，以一句 “metoo 過了” 這樣毫無後果的輕鬆指責，在抹平這些故事中的細微性，在單維化關於這些行為的討論。

舉報的女人們要小心翼翼、思前想後、斟酌表達，因為她們必須如此。而反對的人們，什麼功課都沒做就可以扣帽子，貼標籤，比如 “清算”，“過激”，“暴民”，因為 TA 們可以如此。一邊是説了可能後果嚴重（ 最直觀的例子：今年有4起 metoo 舉報者被起訴的事件 ），而另一邊是説了完全不用負責。

如果非要説 “獵巫”，這樣看來是哪邊更像獵，哪邊更像巫呢？

這些站出來發聲的女孩，和在陰影處用惡毒攻擊舉報者的鍵盤俠，哪邊更像 “網絡暴民” 呢？

“身敗名裂”、“妻離子散”，有些反對者們愛用這些詞來描繪一個人因誤判而失去一切的可怕想象，可這真的也只是想象。如果讓 TA 們舉出一箇中國 metoo 現實中的例子，TA 們是説不出的，因為並沒有這樣的例子 —— 那麼，這種指責才是所謂 “上綱上線” 的吧。

從日常吵架到上庭質證，從小説裏的瘋女人到 metoo 裏的瘋女人，這些透露的性別文化都是一以貫之的。被誤解的人，卻也是有義務去扭轉誤解的人，雖然 TA 的努力仍然會被從誤解的濾鏡解讀，甚至有可能加重誤解。這個不公正的公式其實除了性別關係，放在一切領域都適用。比如，想想《悲慘世界》裏的角色們。

這才是最讓我生氣的。

最後説一個有趣的觀察，“清算” 其實一直在發生，比如2017年寒冬被消失的dd人口，2018年寒冬被消失的公眾號們。但大家都懂，都很乖，都不予置評，包括某些知識分子們，但 TA 們對於 metoo 做出 “清算” 的定性和評價時，卻沒怎麼猶豫。

“清算”

觀點正確與否先不説，我想説的是，這個觀點被重視的程度，和實際上需要被看待的程度，極大的不符。或者説，有那麼多同樣值得大家這種批判態度的社會不公正在發生，卻為什麼沒有得到同樣的批評？為什麼是 metoo 讓人們感到噤若寒蟬，如履薄冰，而不是越來越高的牆，和越來越多的404？

閣樓上的瘋女人

那麼女人怎麼樣生氣才是 “正確” 的姿勢？怎麼樣生氣，才能夠在目前這種文化環境下，有助於而不是有損於自己觀點的傳達？

當然，我也會問自己，“為什麼這又成了女人的問題？” 難道不是曲解女人憤怒的人，才應該面對這個問題嗎？為什麼我剛才説的這些女人在成為被不公平評判的客體之後，反而需要承擔解釋的責任？反而需要小心翼翼地請求人們理解？而即便她們這樣做了，還是不夠。

我有時候的確想：“Fuck it，既然怎麼都是輸，我不想再為自己解釋了。” 乾脆就做一個人們想象中的憤怒女權分子吧，但一旦真的如此，就等於選擇了放棄任何對話的可能性，以及扭轉誤解的可能性。

“別的女孩” 從今年8月份啓動以來，也一直在探索受眾的邊界。像國內很多不敢，或者不想出女權櫃的女孩一樣，我們也力求剋制地表達自己的觀點，找平衡 —— 並不是擔心 “女權” 污名本身，而是類似的污名會影響我們信息的傳達。還是那個邏輯，你一旦被給予某些標籤，人們就沒有興趣再去了解你想説什麼了。當然，有的時候也是因為人們本來也不想聽，才給你貼上這樣的標籤吧。

如何去有效地憤怒，我們不能放棄對這個問題的考慮。如果能早點兒把瘋女人從閣樓上請下來，讓她有機會説話，她可能就不至於放火。但如何讓人們想聽她説什麼呢？

不過大家對我們今年一些內容的反應讓我意外地驚喜，比如 “惡女” 專欄。雖然目前只發過兩篇文章（ 這裏 和 這裏），但回饋讓我明確地感覺到，“別的女孩” 們理解這些 “惡女”，理解她們的不滿和憤怒，甚至希望成為她們。

“惡女” 是關於歷史上有爭議的女性人物，她們的 “出格” 方式各種各樣，但共同點是對主流規範的挑戰，以及因此承擔的罵名。

憤怒是負擔，但也是養分和能量。女人的憤怒是可以推動時代的，歷史已經證明了。而我們現在可以再一次證明，但前提是我們仍然要保持冷靜。

很遺憾，我們還沒有權利肆意生氣。至於如何生氣，我們就一邊生氣一邊找答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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