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在順應歷史，有些人在改寫歷史_風聞

有些人在順應歷史，有些人在改寫歷史。

1949年12月16日，在新中國剛剛成立兩個月後，毛澤東歷經10天的長途旅行，應邀抵達了中共領導人們心向已久的莫斯科。

隨着中共代表團的抵達，當天下午6點，斯大林攜蘇共全體政治局委員，在他的小會客廳，專門擺了一場“鴻門宴”恭候毛澤東。

在這場高談闊論快結束的時候，斯大林對毛澤東説：“你這次遠道而來，不能空手回去”。

聽到這句，毛澤東知道，這是斯大林準備迫使自己，以中共領導人的身份，承認蔣介石政府和羅斯福政府之前承諾給蘇聯的在華特殊利益。

於是，毛澤東在開了個玩笑打岔之後，對斯大林説，“我想叫周恩來總理來一趟。”

這令斯大林非常不滿，他嚴肅的拒絕了毛澤東的建議，這也引發了兩位領袖的巨大分歧。

為了迫使斯大林允許周恩來赴莫斯科，毛澤東不僅當眾大發脾氣，此後也拒絕參加既定的各項活動。

毛澤東的突然消失，讓全球輿論紛紛推測，在這場全球聚焦的會面上後，是不是被軟禁了？

最終，在西方媒體和東方盟友給予巨大的壓力，斯大林不得不同意，允許周恩來赴莫斯科。

而隨着周恩來的訪蘇，《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滾滾車輪，終於推動了起來。

建國之初，對於毛澤東和他的同事們來説，最重要的問題，就是保障和平，以恢復經濟和穩定局勢。因此，他們需要建立中蘇之間正式的同盟，以從蘇聯老大哥那裏獲得軍事支持和物資援助。

但是，對於斯大林來説，他不想幫助中國恢復經濟，更不想簽訂平等的盟約，他希望把中國變成一個附屬國，甚至最好分裂為幾個跟容易控制的政府，因此在解放戰爭中，他還一度勒令中共停止發動渡江戰役。

站在斯大林的角度，中蘇之間存在着漫長的國境線和歷史悠久的領土紛爭，而中國的人口卻是蘇聯亞洲人口的十倍，長遠來看的對抗趨勢，這令斯大林不得不為之遠慮。

而在雅爾塔協議中羅斯福政府給予蘇聯在中國東北的特殊利益，以及蔣介石政府在舊條約中在東北和新疆給予蘇聯沙俄時代的特殊權益，毛澤東都在爭取蘇聯取消，這也成為了斯大林的近憂。

更不要説，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多次“忤逆”斯大林的毛澤東，是當時共產主義陣營中，僅有的兩個靠自己力量奪取政權的領導人，而另一位的南斯拉夫的鐵托，此時已經背叛了斯大林。

所以，斯大林絕不會允許亞洲再出現一個“鐵托”，也不會簽訂新的盟約。因為兩位領袖之間的矛盾源於國家利益的衝突，一定程度上來説是不可調和的，

但是，這種領袖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隨着1950年1月20日，周恩來抵達莫斯科，被巧妙的化解於無形。

就像會談剛剛開始的時候，斯大林就試圖在東北問題上表示強硬和特殊權益，要求中國承諾，除了蘇聯之外，不許第三國公民進入東北和居留於中國東北和新疆地區，變相繼蒙古之後，把東北和新疆地位也特殊化。

而周總理略加思考，隨即反問，“東北住有很多朝鮮民族的居民，他們算不算第三國居民？更不用説外來的蒙古人了。”

因為朝鮮和蒙古也都是當時蘇聯的盟友，這一問題令並不善於言辭的斯大林措手不及，瞬間陷入窘境，不得不解釋，是禁止帝國主義國家進入東北，“共同敵人”的出現，也讓談判雙方劍拔弩張的氣氛隨即緩和。

以上的對話，不過是《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中的一個縮影，正是憑藉着周總理外柔內剛的談判風格，巧妙的爭取到了蘇共政治局大部分成員的理解和支持。

而與此同時，隨着中國政府的訪蘇，美國國內引發“是誰丟了中國”的大討論，當時美國政府為了推卸責任，國務卿艾奇遜提出老蔣太爛、要拉攏中共的戰略，給予了斯大林極大的壓力。

最終，憑藉着蘇聯內部和美國在外部的雙重壓力，以及周恩來創造性的提出“擱置爭議”，保留了部分蘇聯在華的特殊利益後，斯大林最終簽訂了他極不想簽署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

當然，協議中的“擱置爭議”也並沒有擱置太久，隨着朝鮮戰爭的爆發，新中國理直氣壯的從蘇聯手中，收回了被蔣介石政府和羅斯福政府賣給蘇聯的在華特殊利益。

這是周恩來出任總理後的第一次涉外談判，在改變世界格局的同時，也成功的為國家爭取了安全保護和發展所需要的援助。更重要的是，斯大林去世後，蘇聯延續着條約，幫助中國提供了保衞自己的武裝，建立了完整的工業體系，甚至成為了核國家。

可以説，正是在周總理簽署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護航下，中國人民從滿目瘡痍中，徹底的站起來。

在《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的20年之後，世界的格局，又一次因周恩來而變化。

當時的中國，正在被美帝蘇修兩面夾擊。一方面與美國在越南鏖戰，另一方面蘇聯陳兵百萬於中蘇邊界。

此危急存亡之秋，在周總理的邀請下，一個不為人知的小組，取到西貢、曼谷、新德里和拉瓦爾品第，悄悄的潛入北京，拉起了中美秘密外交的序幕。

當時，美方代表基辛格在四位中國外交官的陪同下，從巴基斯坦飛往中國，而當時基辛格並不知道，為了途中這十幾個小時，周恩來提前兩年秘密準備了人選，這四位外交官在路上把當時尚且年輕的基辛格博士摸了個底朝天。

憑藉着精心的準備和傑出的外交手腕，周總理寬鬆的環境反而給基辛格造成了極大的壓力，最終，在基辛格離京前的最後一刻，雙方確定了尼克松訪華，基辛格也心甘情願的做出了他所能做出的最大妥協。

在一年後，在尼克松訪華破冰的過程中，尼克松一直想要跟毛澤東探討哲學和地緣政治問題。不過，就像20多年前毛澤東與斯大林談判時一定要拉上週恩來那樣，這次毛澤東依然選擇很委婉的推給了周恩來。

當時，中國處於美蘇的圍攻之中，一旦探討其地緣問題，勢必會導致美方佔據主動，而且，中美之間在意識形態上面有着巨大的衝突，如果從哲學角度考慮問題，這位東方繼續革命的導師必然會和西方資本主義的領導人爆發不可調和的矛盾。

而當閉口不談的毛澤東將尼克松推給周恩來之後，談判就從矛盾，轉變成了求同存異。

當時，中美在越南問題、日本駐軍問題上有着巨大的矛盾，而且雙方對於台灣問題有着不可調和的矛盾，美國不願意也不可能拋棄台灣，中國更不可能放棄對台灣的主權要求。

因此，如果雙方都堅持底線的話，談判就根本無法進行下去。當時美國白宮和國會都對中國非常敵視，前期所有的秘密談判都是揹着白宮和國會，一旦此次談判失敗，可能將永遠的失去機會。

而周總理秉承了求同存異的思想，先擱置談不下去的地方，譬如把很多雙方都無法退讓的問題模糊化，尤其在雙方焦點的台灣問題上，很多條款都是隻定原則，“不設時限”。

而另一方面，周總理在模糊時間的同時，卻堅持明確方向。

起初，喬冠華和基辛格各自起草的公告初稿時，都是傳統的寫法，將共同點寫的模糊不清，將分歧又用套話掩蓋。

對此，周恩來看了以後説：“沒有人會相信這個的。”

隨即，周恩來給基辛格一份備忘錄，裏面分成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中方的立場，第二部分是美方的立場，第三部分是中美雙方的共同立場。

這種創造性的格式，令基辛格大開眼界，一方面，兩國都重申了自己的立場，讓國內人民和盟友放心，另一方面，雙方先列分歧再列共同點，反而凸顯了協議的重要性和結論的可信性。

而且，最重要的是，此次簽署的中美聯合公告，既繞過了很多邁不過去的坎，又列出來非常明確了要走下去的方向。

譬如對蘇聯的問題，公告中明確了中美要一起對抗蘇聯的霸權。

確定了這一點之後，那麼美國理所應當對待中國像其他盟國那樣給予軍事和經濟的援助，來推動中國的軍事改革和經濟發展。

譬如台灣問題，公告中確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只有一箇中國”，以及“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只要雙方明確了這幾點，那麼美國理所應當就應該跟“非法政府”斷交，與合法政府建交，並從中國領土上撤軍和拆除軍事設施，更不存在與“非法政府”保持共同防衞條約了。

所以，隨着條約簽訂之後，美國慢慢認可了一箇中國的觀念，那麼無論是尼克松水門事件下台，民主黨的卡特上台，還是中國第一代領導集體的去世，中美關係都沒有受到阻礙，沿着周總理簽訂的《中美聯合公報》的既定路線上走了下去，最終實現了中美建交，推動了中國的改革開放……

今天，是周總理逝世43週年。

總理外交的偉大之處，並不在於那些風趣幽默而又廣為流傳的段子，也不在於那些談判對手的不盡讚美的言辭。而在於中華民族的逆境之中，尋找到那一線曙光，為國家和民族在關鍵的時刻，奮力去爭取戰略機遇期。

無論是在《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護航下，讓百廢待興的新中國站起來；還是在《中美聯合公報》的護航下，讓歷經動盪的中華兒女們邁向改革開放富起來。每個人背後的國運大勢，都按照着當年既定的外交戰略一步步走過來的。

他在生命中最後的幾年，身軀倦，鬢已秋，病魔纏身，但仍不計個人榮辱與得失，拼勁一切去守護他的信仰，才有這民心所向和四十三年前的十里長街。

這才是他的偉大之處，也當年那句為中華崛起而讀書的初心。

這盛世，如你所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