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價：美聯儲如何買斷了經濟學界_風聞

【譯者 CHS】

文章鏈接：

https://www.huffingtonpost.com/2009/09/07/priceless-how-the-federal_n_278805.html

作者瑞安·格林（Ryan Grim）是《赫芬頓郵報》華盛頓分部首席記者。他曾在Politico.com和《華盛頓城市報》擔任記者，並著有《這是你嗑藥的國家：美國吸毒秘史》（This is Your Country On Drugs）一書。本文於2009年10月23日首發，2013年5月13日更新。

《赫芬頓郵報》（the Huffington Post）調查發現：美聯儲通過由它的顧問、訪問學者、前工作人員和僱傭的經濟學家員工所構成的廣大網絡，已經在經濟學界佔據了主導地位，有鑑於此，如今對美聯儲真正的批評已經成了經濟界人士的職業責任。

美聯儲的主導地位有助於解釋這一事實：即便美聯儲未能預見到大蕭條後最嚴重的經濟崩潰，它仍然幾乎沒有受到學術界經濟學家的批評。作為美聯儲的奴隸的經濟學家們也錯過了對這次危機的預測。

華爾街的分析師喬舒亞·羅斯納（Joshua Rosner）正確地預計到了這次崩潰，他稱：“美聯儲鎖定了經濟學世界，沒有給其他觀點留下空間，我想經濟學家犯下如此重大的錯誤，原因就在這裏吧。”

美聯儲對學術界經濟學家進行控制的一個重要方式，是通過它與該領域的把關人的關係。例如，《貨幣經濟學雜誌》（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新興經濟學家發表論文的必經雜誌之一）的編委會有超過一半的成員目前拿着美聯儲的薪水——其餘的人都在過去拿過。

美聯儲未能及時看到房地產泡沫，堅持認為房價上漲是正常的。2004年，在“翻修”已然成為警察和門衞用來描述靠房地產致富的術語後，時任美聯儲主席艾倫·格林斯潘還表示：“全國性的嚴重價格扭曲（是）極不可能的。”一年後，現任主席本·伯南克則表示，繁榮“主要反映了強勁的經濟基本面”。

美聯儲也未能對主要金融機構盡到充分監管責任，格林斯潘和其他占主導地位的經濟學家認為銀行會根據自身利益進行自我監管。

儘管如此，伯南克還是被奧巴馬總統提名，開始了第二期任期。

在經濟領域，美聯儲主席仍是備受矚目的人物，因其對經濟危機的反應而備受讚譽——但這一危機正是由美聯儲自身導致的。國會甚至還在考慮通過立法來大幅度擴大美聯儲的權力，以便系統地監管金融業。

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在本週日的《紐約時代雜誌》上做了他自己的經濟學解剖。在被問道“經濟學家是怎麼犯下如此大錯的？”的時候，克魯格曼總結道：“經濟學作為一個領域陷入了困境，因為經濟學家被一個完美的、毫無衝突的市場體系的願景所誘惑了。”

是誰誘惑了他們？

是美聯儲。

Figure1：美聯儲的組織結構圖（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譯者注：美聯儲（見圖1）有四個主要職能部門：（1）董事會（the board of governors），（2）聯邦開放市場委員會，（3）12個地區性聯邦儲備銀行（見圖2），（4）遍佈全國的成員銀行。

這12個地區性儲備銀行是：1、波士頓儲備銀行，2、紐約儲備銀行，3、費城儲備銀行，4、克利夫蘭儲備銀行，5、里士滿儲備銀行，6、亞特蘭大儲備銀行，7、芝加哥儲備銀行，8、聖路易斯儲備銀行，9、明尼阿波利斯儲備銀行，10、堪薩斯城儲備銀行，11、達拉斯儲備銀行，12、舊金山儲備銀行。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Figure2：美聯儲的12個地區性儲備銀行（黑方塊）及其所對應的聯邦儲備區（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三十年的統治

三十年來，美聯儲一直在這一行業中佔據着主導地位。“對於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產生的經濟學專家，就其所關注的問題而言，美聯儲並不是個非常重要的地方，他們對貨幣政策的看法不會受到與美聯儲的工作關係的束縛。我認為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70年代中期。”德克薩斯大學經濟學教授、美聯儲批評者詹姆斯·加爾佈雷思（James Galbraith）如是説，“我成長時的那一代，包括右翼的米爾頓·弗裏德曼和左翼的吉姆·託賓，都是獨立於美聯儲的。他們把學生送到美聯儲，影響了美聯儲，但當時並不存在所謂顧問文化，在那裏工作的專業經濟學家也沒有形成現今這樣的廣大網絡。”

Figure3：詹姆斯·加爾佈雷思（1952至今，圖片來源：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林登·約翰遜公共事務學院）

但到了1993年，前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向眾議院的銀行委員會提供了與美聯儲有合同或受美聯儲僱傭的經濟學家的數量細分報告，報告稱有189人在美聯儲理事會工作，另有171人在各地區儲備銀行工作。加上統計學家、支持人員和“官員”後——他們通常也是經濟學家——總數達到了730人。然後是合同：截止到1994年10月的之前三年中，美聯儲向209位教授頒發了305份合同，合同總價值達到300萬美元。

【譯者注：平均每份合同約1萬美元，每位教授約1.5份合同。1-1.5萬美元就能“收買”一位教授？乍聽起來覺得有些不可思議。其實，

（1）1994年的1萬美元約為今天的2.7萬美元（按美國GDP進行折算。2018年GDP：20.66萬億；1994年GDP：7.46萬億。這是經濟史研究中的一種價值換算方法）。1994年的1-1.5萬美元相當於2018年的2.7-4萬美元。這筆錢説多不多，説少不少。紀錄片《監守自盜》（Inside Job）裏面揭露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米什金（就是寫《貨幣金融學》的那個名教授），收錢寫文章，把冰島高風險的金融系統説成低風險的穩定系統，也就只收了12萬4千美元。

（2）此外，這些教授可能覺得這並不算出賣靈魂，各人動機不同，能拿錢至少是錦上添花。

（3）重要的是，這筆錢是在不斷增加的。後文提到，2009年時，這筆錢已經超過了4億美元。】

Figure4：弗雷德裏克·米什金，美聯儲董事（2006-2008），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教授

Figure5：“佛雷德里克·米什金接受了冰島商業部12萬4千美元的酬金，撰寫了這篇論文（《冰島金融系統的穩定性》）

那麼如今美聯儲的統治地位又如何呢？

據一位美聯儲發言人稱，美聯儲理事會僱傭了220位博士經濟學家和一大批研究人員及支持人員，其12家地區儲備銀行所僱傭的員工人數更多。（《赫芬頓郵報》給他們打了電話，但無法得到確切數字。）美聯儲還向經濟學家們發出了數百萬美元的合同，用於諮詢任務、論文、演講、研討會和被稱為“訪問學者獎學金”的美差。

一位美聯儲發言人表示無法得到與經濟學家籤合同的確切數字。但她説，2008年一年，美聯儲在“貨幣和經濟政策”上的花費為3.892億美元，2009年用於分析、研究、數據收集和市場結構研究的預算則為4.33億美元。

相對於數量很少的經濟學家而言，這是一大筆錢了。根據美國經濟學會（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AEA）的統計，只有487位經濟學家將“貨幣政策、中央銀行及貨幣和信貸供應”列為其主要或第二專業；310位列出了“貨幣和利率”；244位列出了“宏觀經濟政策形成（和）公共財政及一般政策方面”。美國商業經濟學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siness Economists, NABE）告訴《赫芬頓郵報》，它的約2400名成員中有611名是其“金融圓桌會議”的一部分，這是他們用於估算專注於貨幣政策和中央銀行問題研究的人數最接近的方式。

眾議院銀行委員會前調查員羅伯特·奧爾巴赫（Robert Auerbach）花了數年時間研究美聯儲的運作情況，並於2008年出版了著作《美聯儲中的欺騙和濫用》（Deception and Abuse at the Fed）。該書中的一章為本次調查提供了動力。

Figure 6：《美聯儲中的欺騙和濫用》（圖片來源：美國亞馬遜網站）

Figure7：羅伯特·奧爾巴赫（1928-2017，圖片來源：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林登·約翰遜公共事務學院） 

奧爾巴赫發現，在1992年，大約有968名美國經濟學會會員將“國內貨幣與金融理論和機構”指定為其主要研究領域，717名成員將其指定為第二領域。將他的數據與當前來自美國經濟學會和美國商業經濟學協會的現有數據相結合，可以得出結論，全國各地共有1000到1500名貨幣經濟學家。

而把美聯儲理事會的220個經濟學家職位和其地區儲備銀行僱傭和簽約的經濟學家加在一起，美聯儲在任何時候僱傭的經濟學家都會輕鬆超過500名。再加上曾經為美聯儲工作過的——或是希望有朝一日為他們工作的人——就已經佔據了該領域比例極高的一部分。

奧爾巴赫的結論是：“因為美聯儲僱傭或簽約大量經濟學家而產生的問題”會在“這些經濟學家在立法聽證會上作為證人作證或在司法過程中作為專家”時出現，也會在“他們發表關於美聯儲政策的研究和觀點”時出現，“包括髮表在美聯儲本身的出版物上”。

工資單上的把關人

美聯儲的工資單上仍有許多著名學術期刊具有影響力的編輯的名字。期刊編輯們經常一面拿着美聯儲的錢，一面審查涉及美聯儲政策的投稿。《赫芬頓郵報》對七家頂級期刊的研究發現，他們的190名編委會成員中，有84名以某種方式與美聯儲有所關聯。

“試試看，讓一位為美聯儲工作的編輯發表一篇批評美聯儲的文章。”加爾佈雷思如是説。而期刊反過來會決定哪些經濟學家能獲得終身職位，以及哪些想法是值得尊重的。

製藥行業同樣致力於控制關鍵的醫學期刊，但這涉及多家公司。而在經濟學領域涉及的只有美聯儲。

被列在美聯儲的工資單上也不僅僅意味着錢。與美聯儲的關聯會帶來威望：受邀參加美聯儲會議及拿到美聯儲提供的訪問學者獎學金是一種信號，標誌着一位經濟學家新星的冉冉升起。

與美聯儲的關聯已經成為貨幣經濟學家學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內容。美聯儲批評者、阿默斯特的馬薩諸塞大學政治經濟研究所的經濟學家簡·達利斯塔（Jane D’Arista）表示：“如果你是預備終身職位，還沒有拿到終身職位的話，能證明你受到美聯儲的重視就非常重要了。”

《貨幣經濟學雜誌》主編、里士滿聯邦儲備銀行的訪問學者羅伯特·金（Robert King）駁斥了其期刊受與美聯儲關係影響的觀點。他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寫道：“我認為這個説法是愚蠢的，至少就我本人的經驗來看是如此。”（他的回覆全文附於文後。）

美聯儲批評者加爾佈雷思親眼目睹了美聯儲對學術界的影響。他與共同作者奧利維爾·吉奧瓦諾尼（Olivier Giovannoni）和安·羅索（Ann Russo）發現，在總統大選的前一年，如果是民主黨執政，美聯儲會採取明顯更為緊縮的貨幣政策，如果是共和黨執政，政策則將明顯寬鬆。其影響在統計學上是顯著的，考慮到控制因素，在經濟方面也很重要。

2008年，他們將該發現以論文形式投稿給《經濟學與統計學評論》（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但該論文被拒絕了。加爾佈雷思説：“結果我們發現分配審查它的編輯是美聯儲的研究員，而我此前明明已經要求過不能將它分配給與美聯儲有關聯的人。”

和任何學科一樣，在頂級期刊上發表文章是獲得終身職位的關鍵。實際上諷刺的是，追求終身職位需要對占主導地位的經濟意識形態抱有一種忠誠，而這恰恰與終身職位的目的——保護提出反對意見的學者——是背道而馳的。

儘管絕大多數學科和頂級期刊都受到某種確定規範的控制，但在像詩歌這樣的學術領域裏，這種情況除了可能造成紙張浪費之外並無他害。遺憾的是，在經濟學中，這會造成與現實的衝突——就像美聯儲錯誤解讀房地產泡沫和未能監管金融機構時一樣。兩個錯誤都並非由於能力低下所致，而是源自美聯儲對市場運作方式的假設完全沒有受到異議。

已故的米爾頓·弗裏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貨幣經濟理論對格林斯潘的影響很大，但即便是他也擔心辯論被壓制的情況。奧爾巴赫在書裏引用了弗裏德曼1993年寫給他的一封信，信中認為美聯儲的做法正在損害其客觀性：“我不得不同意你的觀點：（美聯儲）擁有500名經濟學家這種事是非常不健康的。

正如你所説，這不利於獨立客觀的研究。你我都知道目前針對要發表的材料已經有了審查制度。與此同樣重要的是，美聯儲經濟學家所處的地位對他們所做的研究已經產生了重大影響，他們的研究偏向於方法領域毫無爭議的技術性論文，而不是關於政策和結果的實質性論文。”

格林斯潘於2008年10月告訴國會，他處在一種“震驚的懷疑”狀態，認為“整個知識大廈”已然“崩潰”。眾議院監督和政府改革委員會主席亨利·威克斯曼（Henry Waxman）（加州）接話道：“換句話説，你發現你的世界觀和意識形態都是錯的，它不起作用。”

Figure8：“你發現你的世界觀和意識形態都是錯的”（圖片來源：Waxman-Greenspan聽證會2008）

“沒錯，就是這樣，”格林斯潘答道，“你知道，這正是我感到震驚的原因，因為我在過去的四十多年時間裏都有非常可觀的證據證明它運作得非常好。”

Figure9:“沒有，就是這樣。這正是我如此震驚的原因”（圖片來源：Waxman-Greenspan聽證會2008）

但是，如果説知識大廈已然崩潰，知識的基礎設施卻是仍然存在的。為格林斯潘提供了“非常可觀的證據”的經濟學家們仍在運作期刊，仍在用同樣的模型分析世界——而這些模型並沒有預見到信貸繁榮和即將到來的崩潰。

預見到了此次崩潰的華爾街分析師羅斯納表示，美聯儲在期刊意識形態上的統治地位阻礙了他警告同事的努力。羅斯納在2001年撰寫了一篇極富先見之明的論文，認為寬鬆的貸款標準和其他因素將導致未來幾年房價的上漲，但這種增長將極易受到經濟動盪的影響，因為它本質上是不健全的。

他在接下來的幾年裏對這些想法進行了擴充，將觀點聯繫起來，並得出結論，認為即將到來的房地產市場崩潰將對擔保債務權證（CDO）和住房抵押貸款證券（MBS）市場造成嚴重破壞，這將使其他債券產生連鎖反應。當然，事情確實是這麼發展的，而這完全出乎美聯儲和經濟界的意料之外。

“實際上，為了文章得以發表，你不得不削弱或縮小本來應該是對立或擴大的觀點。”羅斯納表示，“你能夠擠進某本期刊的唯一方法就是支持其中一本期刊的觀點。”

當羅斯納開始投稿他關於CDO和MBS的論文時，他知道自己需要一位學術界經濟學家作為共同作者才會讓期刊考慮它。七位經濟學家都拒絕了他的這一請求。

“你不相信市場很有效率嗎？”他説他們這麼問他，還告訴他這篇論文“超出了可以發表的範圍”。“我説，‘市場在大家可以獲得同等信息的情況下是有效率的，但這不存在。’”他回憶道。

CDO和MBS市場凍結是因為，隨着房地產市場崩潰，買家不再相信他們有着可靠的信息——這正是羅斯納一直在闡述的情況。

他最終找到了一位合著者——約瑟夫·梅森（Joseph Mason），德雷塞爾大學商學院金融學副教授、沃頓商學院高級研究員、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訪問學者。但只有保守的哈德森研究所接受了他們的論文。2007年2月，他們發表了一篇名為《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和擔保債務權證市場的混亂有多大彈性？》的論文，並於5月發佈了另一篇文章《濫用的債券評級如何導致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和擔保債務權證市場的混亂》。

這兩篇論文加在一起，對導致崩潰的因素提出了比其他所有經濟學期刊加起來還要好的分析——而它們是在危機發生前由一位沒有博士學位的作者發表的。

不止是工資這麼簡單

經濟學家羅伯·約翰遜（Rob Johnson）是聯合國金融和國際貨幣改革專家委員會的成員，曾在參議院銀行委員會擔任高級經濟學家，在任期間分別曾有一位民主黨人和一位共和黨人擔任委員會主席。他表示諮詢工作並不應被視為“好像就是工資，就是錢。我認為它更像是某種俱樂部的一部分——受到尊重，被邀請參加會議，與主席進行聽證會，擁有所有維度上的威望，這都和薪水一樣重要”。

約翰遜表示，美聯儲僱傭了這麼多經濟學家，這個情況可以用幾種方式來看待，當然，首先是因為該機構確實需要有才華的分析師。“你可以用望遠鏡從任一方向看待此事。一方面，你可以説他們在拓展人脈，他們有很大的預算，我會説，他們在做的就是盡力遊説廣大人才，”他説，“你可以稱之為‘健康的假設’。”

他説，另一個假設是“他們根本就是在用納税人的錢來擁抱每個批評者，藉以扼殺和平息所有爭論。而且我會説實際上這兩種視角都是可行的。”

為了獲得主流觀點，《赫芬頓郵報》隨機聯繫了AEA會員名單上的一些貨幣經濟學家。詹姆斯·麥迪遜大學經濟學系的艾哈邁德·伊桑（Ahmed Ehsan）表示：“我認為有相當多的經濟學教授希望對貨幣政策只做非常有限的應用，而且我不認為這會對他們的職業產生負面影響。一種很有可能的情況是，如果他們有些新的想法，對美聯儲可能是有吸引力的。”

伊桑追溯了自己的職業生涯和他學生的職業生涯，並承認美聯儲的批評者的話事實上也有一定道理。“我不認為（美聯儲的影響力過大），但我的領域是貨幣經濟學，我也知道我的教授，當我在密歇根州立大學讀書時他真的很有名，他最終去了美聯儲聖路易斯銀行。”他回憶道，“他做了很多工作。他是那個時代的產物……所以是有一些證據，但也並不是壓倒性的影響。”

他補充説，花幾年時間在美聯儲工作帶來的聲望肯定是可以顯著推動學術生涯的。“對很多本科生來説，這是最好的職業道路，非常具有競爭力。”

美聯儲理事會的新聞官為本文提供了一些背景信息，但拒絕讓任何人對其內容發表評論。

美聯儲對異議缺乏容忍

異議出現時，美聯儲的解決方式和其他所有看重同質性的機構是一模一樣的。

以阿蘭·布林德（Alan Blinder）為例。雖然他完全屬於主流界，並被認為是他這一代最偉大的經濟學家之一，但他僅在美聯儲副主席的位子上坐了一年半就於1996年1月離職了。

Figure10：阿蘭·布林德（圖片來源：普林斯頓大學）

羅伯·約翰遜見識了布林德所遭受的折磨，他認為布林德犯了個錯誤，把美聯儲當做了彼此衝突的觀點和假設可以激烈競爭的地方。“從社會學角度來看，事實上在美聯儲工作的人確實非常害怕布林德。在某種程度上，作為一名應用實證經濟學家，艾倫·布林德非常出色。”約翰遜如是説。

在不對外開放的會議上，布林德做了極少有人會做的事：挑戰假設。“在美聯儲工作的人習慣的儀式是：格林斯潘差不多已經告訴了他們要做出什麼結論，他們會做研究，然後得出這些結論。而布林德第一次到達那裏時更像是一場公開的學術辯論，他站出來説：‘唔，那不是事實。如果你改變這一假設，改變那一假設，再應用這種假設，你會得到一個完全不同的結果。’這在內部引起了轟動——彷彿‘格林斯潘達成決策’的整條管道都被打亂了。”

格林斯潘和他的員工們對此並不適應。“很多資深員工……對布林德感到非常氣憤——我們該怎麼説呢？——這不是他們習慣的遊戲規則。”約翰遜如是説。

而名氣也不能防止你被美聯儲驅逐。實際上，保羅·克魯格曼就受到了粗暴的對待。“自從我批評他以後，我就一直被排除在傑克遜霍爾舉行的美聯儲夏季會議之外，而我之前一直都是會議的常客。”克魯格曼在2007年接受太平洋電台（Pacifica Radio）“現在民主！（Democracy Now!）”節目採訪時談到格林斯潘時如是説，“沒人想要觸怒他。”

年度會議的邀請或其他一些美聯儲的活動是向經濟界發出的信號，表明你是俱樂部的認證成員。這次哪怕是克魯格曼似乎都有點受傷了。他在2007年説道：“兩年前的會議專門討論了一個領域：新經濟地理，這個領域是我發明的，而我沒有受到邀請。”

該會議結束三年後，克魯格曼因其在經濟地理方面的工作獲得了2008年諾貝爾獎。

一本期刊的詳盡案例分析

《赫芬頓郵報》總結了《美國經濟學雜誌》（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經濟視角雜誌》（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經濟文獻雜誌》（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美國經濟學雜誌：應用經濟學》（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美國經濟學雜誌：經濟政策》（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政治經濟學雜誌》（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和《貨幣經濟學雜誌》（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的主要負責人 。

《赫芬頓郵報》的實習生搜索了這些主要負責人中190位的相關簡歷或其他與美聯儲有關的聯繫，發現其中84位都曾在職業生涯的某個階段與美聯儲發生過關聯，更有21位至今還在拿美聯儲的工資——哪怕他們是在這些著名期刊擔任把關人的角色。

《貨幣經濟學雜誌》編委會的每位成員都現與或曾與美聯儲發生過關聯，而 26位編委會成員中有14位至今還拿着美聯儲的工資。

排在首席編輯金之後的是高級副主編瑪麗安娜·巴克斯特（Marianne Baxter），她曾為美聯儲芝加哥儲備銀行和明尼阿波利斯儲備銀行撰寫論文，並於1984年和1985年在明尼阿波利斯儲備銀行、1997年在里士滿儲備銀行、1987年在美聯儲理事會擔任訪問學者。在2002年到2005年間，她擔任紐約儲備銀行行長的顧問，而現任財政部長蒂姆·蓋特納（Tim Geithner）在2003年成為了紐約儲備銀行行長。

高級副主編賈尼思·艾博利（Janice C Eberly）曾是費城（1994）、明尼阿波利斯（1997）和理事會（1997）的美聯儲訪問學者。馬丁·愛森堡（Martin Eichenbaum）為美聯儲撰寫了多篇論文，並擔任芝加哥儲備銀行和亞特蘭大儲備銀行的顧問。塞爾吉·羅貝羅（Sergio Rebelo）曾為美聯儲理事會撰稿，並曾擔任理事會的顧問。

斯蒂芬·威廉姆森（Stephen Williamson）曾為克利夫蘭儲備銀行、明尼阿波利斯儲備銀行和里士滿儲備銀行撰稿，並於1985到1987年間在明尼阿波利斯儲備銀行的研究部門任職，他目前仍在《聯邦儲備銀行聖路易斯評論》編委會任職，是“2009年聖路易斯聯邦儲備銀行年度經濟政策會議”的共同組織者，也是該銀行2008年的“貨幣、信貸和政策會議”的共同組織者，自1998年以來，他一直是里士滿儲備銀行的訪問學者。

此外還有副主編們。克勞斯·亞當（Klaus Adam）是舊金山儲備銀行的訪問學者。Yongsung Chang是克利夫蘭儲備銀行的研究員，自2001年來一直在美聯儲工作。馬里奧·克魯西尼（Mario Crucini）是2008年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訪問學者，此後一直擔任達拉斯儲備銀行的高級研究員。休伯託·恩尼斯（Huberto Ennis）是里士滿聯邦儲備銀行的高級經濟學家，自2000年來一直擔任該職位。喬納森·海斯科特（Jonathan Heathcote）則是明尼阿波利斯儲備銀行的高級經濟學家，自2001年以來曾三次成為美聯儲訪問學者。

裏卡多·拉各斯（Ricardo Lagos）是紐約儲備銀行的訪問學者、明尼阿波利斯儲備銀行的前高級經濟學家，及該銀行和克利夫蘭儲備銀行的訪問學者。實際上，他在2007到2008年間同時擔任克利夫蘭儲備銀行和紐約儲備銀行的訪問學者。愛德華·尼爾森（Edward Nelson）在2003到2009年間曾擔任聖路易斯儲備銀行的助理副行長。

埃斯特班·羅西-漢斯伯格（Esteban Rossi-Hansberg）於2005到2009年間在費城儲備銀行做訪問學者，也曾在里士滿儲備銀行、明尼阿波利斯儲備銀行和紐約儲備銀行供職。

皮埃爾-丹尼爾·薩特（Pierre-Daniel Sarte）是里士滿儲備銀行的高級經濟學家，自1996年來一直擔任該職位。弗蘭克·施爾法海德（Frank Schorfheide）自2003年以來一直是費城儲備銀行的訪問學者，2007年以來也一直是紐約儲備銀行的訪問學者。他還在亞特蘭大儲備銀行做過四次訪問學者，並曾於2003年在理事會擔任訪問學者。亞歷山大·沃爾曼（Alexander Wolman）自1989年以來一直是里士滿儲備銀行的高級經濟學家。

以下是該雜誌主編金的完整回應：“我認為這個説法是愚蠢的，至少就我本人的經驗來看是如此。在1988年為美國企業研究所（AEI）撰寫的一篇文章中（後來該文章在《聯邦儲備銀行里士滿評論》中重新發表），馬文·古德弗蘭德（Marvin Goodfriend）（當時就職於里士滿聯邦儲備銀行，現在在卡耐基梅隆大學）和我認為美聯儲將貨幣政策（利率設定）與銀行政策（銀行貸款，通過貼現窗口和其他方式）分離開是非常重要的。我們還進一步指出，美聯儲參與後者幾乎不能產生任何正面結果：廣泛的資產流動性通常都是前者提供的。我們還認為道德風險是銀行干預所付出的代價。”

“本·伯南克很清楚這一區別：他和聯邦開放市場委員會（FOMC）的其他成員看過我的觀點，有時他們用的正是這種貨幣政策和銀行政策之間的區分。在困難時期，伯南克和他的聯邦開放市場委員會成員選擇讓美聯儲參與主要金融市場的干預，這遠遠超出了傳統的銀行業領域，這一立場引來了大量的批評和支持。《貨幣經濟學雜誌》和其他主要經濟學期刊肯定會發表落在下面這兩個極端之間的觀點：完全不干預和廣泛干預。即將到來的卡內基—羅切斯特會議上將會舉行一場關於‘中央銀行的未來’的辯論，《貨幣經濟學雜誌》出版的會議進展也將刊登這一辯論。”

“你只能全文引用或完全不引用以上言論。”

奧爾巴赫展示了金的電子郵件，他表示事情就是這麼簡單：“要是你拿美聯儲的工資，你就有利益衝突。”

更新一

經濟學家紛紛就這一爭論的雙方論點發表了評論，以下摘錄兩條。

斯蒂芬·威廉姆森（Stephen Williamson），在聖路易斯的華盛頓大學擔任羅伯特·布魯金斯藝術與科學傑出教授：

“既然你們在聯邦儲備系統的那篇文章中提到了我，我想我應該給你們寫個説明，因為你們顯然沒有理解美聯儲與其工資單上的一些經濟學家之間的關係。我與美聯儲及世界上的其他央行（包括加拿大銀行）建立了長期合作關係。目前，我在聖路易斯的華盛頓大學擔任學術職務，但我同時也是里士滿和聖路易斯聯邦儲備銀行的顧問，過去還曾在加拿大銀行和明尼阿波利斯聯邦儲備銀行擔任全職經濟學家。

經濟學和貨幣政策科學是個複雜的領域，美聯儲需要盡其所有地得到幫助，這一情況可能在去年變得更清楚了。美聯儲對新思想的開放程度或許令人震驚，這些思想有時甚至與其高層人士的觀點相沖突。聯邦儲備系統的優勢之一是區域聯邦儲備銀行相對於華盛頓的理事會中有着很大的獨立性，這在系統中建立了經濟思想的健康競爭。

實際上，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宏觀經濟學領域中某些非常革命性的觀點就是從明尼阿波利斯聯邦儲備銀行的學術環境中產生的。這種學術環境包括全職為美聯儲工作的經濟學家和自己有全職學術職位但為美聯儲提供有償顧問服務的其他專家。這些經濟學家經常尖鋭地批評目前被接受的美聯儲政策，而且他們從未因提出批評而遭到打擊，實際上，他們得到了回報。

在與美聯儲經濟學家（包括幾位聯邦儲備銀行行長）的互動中，我從未感到受到限制。他們很好奇，願意考慮新的思想。我也很願意對給我付薪水的人反咬一口，經常還咬得很愉快。他們一直給我付錢，所以他們肯定也對這種互動感到滿意。”

某位前美聯儲經濟學家並不同意這一觀點。“十多年來，我一直是美聯儲的經濟學家，並且一直因為這些讓我感到驕傲的事而陷入麻煩。我聽到了你們的聲音，清楚而響亮。”他如是説，並要求不要署名，至於原因嘛，正如上所述。

Elyse Siegel、Julian Hattem、Jeff Muskus和Jenna Staul對本報告有所貢

更新二

傑里米（Jeremy H.）提供了拉里·懷特博士就這一主題的一篇極富見地的文章鏈接：聯邦儲備系統對貨幣經濟學研究的影響https://econjwatch.org/articles/the-federal-reserve-system-s-influence-on-research-in-monetary-econom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