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戰爭前的日本經濟：軍閥和財閥如何左右國家命運？_風聞

來源：微信公眾號“國家人文歷史”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野心勃勃的日本帝國在亞太地區展開了瘋狂的擴張。急速的擴張，造成了日本經濟上的困境。昭和時代的日本曾在經濟領域展開過一些輾轉騰挪的小動作，甚至試圖通過所謂的“減税政策”來充實國庫，達到以戰養戰的目的，但卻難以改變最終的命運。

“金禁止”與“財界之癌”

在1928年日元匯兑行情動盪，日本銀行系統和外貿企業叫苦連天的情況下，濱口雄幸被迫於1929上台組閣之初便確定儘快推進“金解禁”的相關事宜，圖為1929年7月，日本內閣總理大臣濱口雄幸（中）與僚屬合影。（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1929年10月28日，美國紐約華爾街股票交易所在一天之內下跌12.8%，開啓了“大蕭條”時代，就在以英、美為首的西方世界一片哀鴻遍野之際，日本首相濱口雄幸正在進行着一場名為“黃金解禁”的豪賭。

所謂“黃金解禁”，對應的是1917年日本政府頒佈的限制黃金流出國外的“金禁止”。日本政府推行“金禁止”之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高峯期，世界主要經濟體相繼出台了類似政策。連向來強調“貿易自由”的美國也概莫能外。因此甲午戰爭後才利用清朝賠款確立“金本位”體系的日本在當時頒佈“金禁止”本無可厚非。

可是隨着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在歐美諸國陸續解除了“黃金禁令”的情況下，日本卻選擇繼續維持限制黃金流出的“非常狀態”。

日本政府之所以做出這一決策，固然是由於受所謂的“大戰景氣”影響，日本國內各類大中型企業均存在生產過熱的現象，隨着戰爭的結束日本經濟存在“斷崖式”下跌的風險，日本政府需要龐大的黃金儲備以向企業提供貼息貸款進行“護盤”。

但是從相對積極的角度來看，在實行“金禁止”的情況下，日元匯率可以不受黃金儲備的影響，有利於一戰後“日本製造”搶佔亞太地區市場。

不過“金禁止”雖然在國際貿易中存在着諸多便利，但是對普通的日本國民而言卻無異於一劑痛苦的毒藥。由於在“金禁止”的情況下，日元與黃金事實脱鈎，直接導致其在國內變相貶值，其結果自然是物價飛漲，民不聊生，並逐步影響到企業的生產。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儘快實施“金解禁”的呼聲在一戰結束後便始終充斥着日本朝野。但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卻又給日本帶來了被稱為“財界之癌”的“震災票據”。

“關東大地震”後的橫濱正金銀行大樓。（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關東大地震發生後，山本權兵衞內閣提出了8.76億日元的龐大復興計劃，鑑於日本當時的財政狀況，這筆預算最終被削減為1.07億日元。災後重建所需要的巨大財政漏洞，不得不通過商業形式自行籌措，具體的方式是由日本中央銀行向災區企業提供一種名為“震災票據”的金融產品。

通過相關受災企業持“震災票據”到銀行貼現獲得低息貸款，災區銀行再將買進的票據到日本銀行進行再貼現的形式，日本政府雖然規避了議會審批的掣肘，但卻無可避免地遭遇了市場的投機。但“震災票據”本身沒有發放的標準，企業可以將受災損失進行申報，同樣也可以將原本就由於經營不善所造成的不良債權充數。

到1924年3月日本中央銀行已經向普通銀行發放了4.36億日元的震災票據，大大超出政府關於發放貼現貸款的額度。一批被不良債權壓得喘不過氣來的企業逃脱了破產的命運，救災貸款變成了救濟貸款。

但票據貼現是有回購期限的，儘管政府兩次延長震災票據結算期限，但直到1926年末，仍然殘存約2億日元的震災票據未能結算。老百姓對企業和銀行轉嫁危機、金蟬脱殼，特別是政府用國庫資金救助企業和銀行的做法非常不滿。

後續更是遺禍無窮。正是在一款堪稱災難的金融產品的拖累下，日本政府遲遲沒有餘力進行“金解禁”。而此時以新興的美國華爾街金融炒家開始將矛頭對準了日元。

“金解禁”沒能死中求活

1930年日本大街上隨處可見商店打出的“破產”“關閉”等條幅。（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1930年1月11日，濱口雄幸政府正式宣佈解除黃金輸出禁令。儘管日本國內大大小小媒體齊聲歡唱：“多年的陰雲一掃而光，發展國力正在此時！”但以東京股票市場為首的日本金融市場卻反應平靜。

而就在力主“金解禁”的濱口雄幸和井上準之助抱着“讓子彈飛一會”的心態，幻想着市場會慢慢好轉之際，美國金融機構卻已開始在國際市場上大量購入日元金幣，短短2個月之後相當於1.5億日元的黃金從日本外流。而受金融危機的影響，日本股市在“金解禁”之後不久便急速下跌，據不完全統計至1930年末日本股市總計蒸發市值48.8億日元。

1930年11月中旬，日本陸軍在岡山縣境內展開大規模攻防演習。此舉顯然是為了應對中華民國方面南京國民政府與各路新軍閥之間愈演愈烈的“中原大戰”，特別是1930年9月18日張學良通電擁蔣、率部入關所引發一系列政治變局。

上午8時58分，就在預定上午9時發車的高速列車“燕”緩緩地靠上4號月台之際，一個名叫佐鄉屋留雄的青年突然從送行的人員中衝出，用手槍近距離向濱口雄幸開火。儘管這位刺客很快便被首相府的隨行人員所控制，但子彈還是擊中了濱口雄幸的下腹部。

1930年11月14日，濱口雄幸在東京車站被日本右翼團體成員佐鄉屋留雄開槍擊中下腹部，在隨行人員攙扶下離開現場。（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事後濱口雄幸雖然被迅速送往東京帝國大學附屬醫院救治，經過手術之後暫時脱離了危險，但其政治生涯卻由此戛然而止。1931年1月21日出院之後，濱口雄幸又勉強工作了3個月，最終還是在身體狀況不斷惡化和各方面反對聲浪之中不得不於1931年4月13日辭去首相和民政黨總裁的職務。

在經歷一段政局的慌亂之後，最終還是老牌政客高橋是清出任財政大臣，才宣佈結束濱口內閣時代的“金解禁”，重新切斷了日本與正陷入“大蕭條”之中的世界經濟的聯繫。同時推出類似於日後“羅斯福新政”的“時局匡救事業”，通過政府投入建造大型公共設施的方式來降低失業率，保證日本國內工業投入的繼續擴大再生產。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經濟形勢的持續惡化

在經濟陷入被動局面的日本政府，最終選擇鼓動軍部少壯派在中國東北發動了聳人聽聞的九一八事變，試圖轉移國內矛盾。但事與願違的是不斷擴大的戰事，卻令日本國內剛剛趨於好轉的經濟形勢，再度急轉直下。

1931年開始日本軍費開支便佔到了國民總預算的30.8%，此後更是節節攀升。究其原因，除了直接的戰爭開支之外，日本為了消化中國東北，還須不斷加大對關東軍建設的投入，以應對蘇聯的威脅。

1932年8月，日本陸軍曾擬定了一個頗為想當然的1933年對蘇作戰計劃。想定開戰之時，蘇聯紅軍將兵力集中於以海參崴要塞為中心的沿海州地區。日本陸軍計劃以關東軍所屬3個師團和朝鮮軍2個師團正面進攻，再從本土出動一個師團在海參崴東方海面展開登陸，便開始給予蘇聯紅軍遠東部隊以殲滅性打擊。

此後只要再從國內抽調兩個師團的兵力，便可以輕鬆的吃掉後續通過西伯利亞大鐵路趕來的蘇聯援軍。而在殲滅沿海州的蘇聯軍隊之後，日本陸軍計劃以哈爾濱為中心向蘇聯外貝加爾湖一線發動進攻。出動8個師團的兵力翻越大興安嶺，直趨蘇聯領土。最終以控制整個貝加爾湖以東地區為目標結束戰爭。

但是這個計劃很快便被無情的現實所推翻。蘇聯紅軍不斷向遠東增兵。到1935年日本陸軍估算在遠東地區的蘇聯紅軍，擁有16個步兵師、3個騎兵師、坦克1200輛、飛機1200架、潛艇30艘，總兵力約29萬人。與之相比，日本陸軍在中國東北和朝鮮駐軍僅為5個師團、2個混成旅團、3個騎兵旅團和3個獨立守備隊，總計8萬兵力，僅為遠東蘇聯紅軍的1/3。陸軍航空兵僅有戰機230架，坦克更是少得可憐。

而如果計算雙方後續投入的兵力，情況則更令日本方面感到沮喪。1933年日本陸軍估算雙方最終投入戰場的兵力，將是蘇聯紅軍30個步兵師對抗日本陸軍25個師團。而1935年情況變成了蘇聯紅軍40個步兵師對抗日本陸軍28個師團。而預計到1937年蘇聯紅軍對日作戰兵力將達到50個步兵師，超過150萬人。

如果僅僅是陸軍方面擴軍備戰的壓力，日本此時或許還能勉強應付。但其與英、美之間矛盾的激化，卻同時也帶動了海上武裝力量的軍備競賽。1934年12月29日不願長期受英、美壓制的日本宣佈廢除海軍限額條約。《第二次倫敦海軍條約》預備會談不歡而散。

1934年9月， 山本五十六被任命為倫敦海軍裁軍預備會議日本方面的海軍首席代表，出使英國。圖為1934年10月23日，山本五十六（左）與日本駐倫敦大使松平恆雄（右）在倫敦唐寧街10號外留影。（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出乎意料的是，明明是將國家陷入不利局面的談判代表山本五十六等人，卻在東京火車站受到了海軍大臣大角岑生、外務大臣廣田弘毅等人的熱情迎接，彷彿是從戰場凱旋。善於借勢和作秀的山本五十六也頗為懂得包裝自己，他前往皇宮覆命的過程中，一邊向歡迎的人羣揮手致意，一邊冒雪步行，直到皇宮外的二重橋外。

不過這些人前的表演並不能改變日本退出華盛頓、倫敦海軍條約後尷尬的現實：1934年日本的國家預算為21.6億日元，其中陸海軍軍費約佔43.5%，海軍軍費達4.83億日元。1935年的國家預算為22.1億日元，海軍預算5.36億日元，軍費總和達10.32億日元，佔總預算的46.7%。

與之相對應的是1935年美國海軍預算是3.46億美元，合13.8億日元，卻只佔總預算92億美元的3.7%。此外，估計到1936年，日本國債也將達到98.8億日元，幾等於內閣統計局所估計的1930年日本國民收入總和。

也正因如此，山本五十六在寫給其親信部下三和義勇的信中稱：“我等弱者在強者面前，奮力周旋。他們心裏雖然並不滿意，但在這種場合，也不得不強作笑臉，傾聽我們的愚見。不可否認，我帝國之國力較之美國確有天壤之別，這一點不能不令人暗自驚歎。

是時，吾等深感日本帝國是到了謹慎自重、發奮圖強的時候了。”但是此時的日本早已陷入了空前的躁動之中，山本五十六口中的“謹慎自重”顯然是做不到的了，而所謂的“發奮圖強”也不過是窮兵黷武，加速擴張而已。

我們所知曉的二二六事件顯然經過精心策劃。

首先遇襲的是財政大臣高橋是清，面對蜂擁而來的上百名陸軍士兵，駐守官邸正門的警員玉置英夫試圖抵抗，但當即被打成重傷。政變部隊隨即衝入高橋府中，對着從夢中驚醒的高橋是清連開三槍後，又以刺刀和軍刀亂捅亂扎。據説在確認高橋是清已然氣絕之後，這些官兵還彬彬有禮地對其家屬説：“真是打擾了。”

幾乎在高橋是清遇襲的同時，政變部隊也衝入了內大臣齋藤實的府邸，將其亂槍擊斃。據説在幾天之前，東京警視廳內部曾勸説齋藤實：“陸軍內部出現了不穩定的趨勢，尊駕最好不要在自己家中居住，或許由我們加強貴宅的警衞力量。”但齋藤實卻滿不在乎的表示：“不用特別在意，如果真的要被殺，就讓他們來殺好了！”

東京警視廳對齋藤實所發出的安全警報，被後世普遍認為是其事先已經得到軍事政變即將爆發的線報。但事實上日本陸軍內部呈現動盪不安趨勢早已是空開的秘密。其中固然有陸軍內部各派系傾軋的因素，但更為深遠的政治背景是自進入20世紀30年代以來，隨着進出口貿易的日益凋敝、國內軍費連年攀升，日本經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寒冬。

 陸海軍力挺的財政大臣

“二二六事件”的惡劣影響令本就風雨飄搖的岡田啓介內閣迅速倒台，在繼任人選方面，陸、海軍方面希望由皇族出任首相，以藉助皇室的權威來壓制軍隊之中因為“二二六事件”而普遍造成的躁動情緒。

而身為元老的西園寺公望首先想到的，是與自己同為公卿的後起之秀近衞文麿。但此時日本國內經濟形勢依舊低迷，陸軍急切想在中國大陸一展拳腳，海軍則打算藉着破除條約之際，全力造艦與英、美抗衡。因此無論是皇族成員還是公卿貴族都不願貿然坐在宛如火山口一般的首相寶座，最終西園寺公望只能舉薦前任外務大臣廣田弘毅上台組閣。

裕仁雖然深知廣田弘毅沒有足夠的政治威望以壓制國內的各派勢力。但剛剛脱離了華盛頓、倫敦條約體系，與英、美決裂的日本，的確需要在外交上打開新的局面，於是在欽點了廣田弘毅為新一任首相的同時，裕仁還特意提出了三點期望：一、遵守憲法的相關條款；二、以國際友好為基調，在外交上不蠻幹；三、在財政和內政上不搞激進式的改革。

廣田弘毅雖然表示謹遵“聖諭”。但其所處的政治環境卻令裕仁的這三點期望更像是反向樹立的標靶，無一例外被全部打破。

面對強勢的陸、海軍，廣田弘毅不僅無力過多幹涉軍隊事務，反而不得不屈從日本陸、海軍的壓力，任命日本勸業銀行總裁馬場鍈一為財政大臣。

1937年6月，近衞文麿首次出任內閣總理大臣，圖為其第一次近衞內閣人員合影。前排從右至左分別為近衞文麿、外務大臣廣田弘毅、內務大臣馬場鍈一、司法大臣鹽野季彥.（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日本陸、海軍特別是陸軍之所以力挺馬場鍈一，很大程度是緣於此人曾出任過韓國統監府的總務部經理，對日本海外殖民地的經濟運作頗有心得，出任勸業銀行總裁之後也一度致力於鼓動日本民眾移民中國東北，因此在陸軍方面看來，由馬場鍈一主持日本的財政工作，將呈現對己方有利的局面。

馬場鍈一也的確沒有令陸軍失望，其上任之後迅速推翻前任高橋是清減少政府公債、逐漸健全和調整日本產業結構的財政方針，大力增發政府公債、並對國內各行業全面徵税，以便集中日本國內更多的經濟力量，轉入軍工和軍費開支領域。正是在這種竭澤而漁的情況之下，日本陸、海軍各自開出了前所未有的軍費預算方案。

陸軍方面提出1937年度日本陸軍常規軍費約3億日元，同時為擴充航空、防空裝備，需另行投入6億日元。此外維持關東軍日常運轉需投入1.5億日元，但鑑於國際國內形勢，關東軍需進一步擴充，計劃再行投入6億日元。在這筆16.5億日元龐大預算案被通過之後，日本陸軍又以整頓日本本土防衞和採購戰備物資的名義向廣田弘毅內閣申請了4億日元的特別軍費。

陸軍方面的獅子大開口，海軍方面自然也不會客氣。不僅在1937年的預算案中提升了海軍的軍費比例，更制定了一個建造66艘戰艦、組建14個海軍航空兵飛行隊的擴軍計劃（即“丸三計劃”）。其中造艦費用列支80645.9萬日元，新建海軍航空兵飛行隊則需要7526.7萬日元，兩者相加又是近9億日元的開銷。

血腥的資本增長模式

在陸、海軍的不斷索求之下，1937年日本的財政預算性支出不僅較上一年度上漲了近1/3，而且其中軍費開支更佔到了43%。而用於保障民生的所謂“國民生活安定費”卻僅有5000萬日元，僅佔預算總額的1.6%。如此龐大的支出只能通過增税來滿足。

但諷刺的是在提高關税和消費税徵收比例，以實現增税6億日元的情況之下，馬場鍈一又宣佈將減免地方税費3億日元，不過關税和消費税的上漲要全體國民買單，而減税的收益卻僅為日本國內的地主和企業家所享受。

正是在這種被稱為“馬場財政”的不合理分配機制之下，日本陸、海軍成了國民經濟的主宰，並最終將屠刀揮向了鄰近的中國。而隨着中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日本陸、海軍除了不斷以“臨時軍費預算”的名義開支鉅額經費，同時還以所謂“物資預算”的方式，從政府各個部門強徵物資。

如此巨大的財政黑洞自然只能通過連續增税和增發公債來籌集。而這些日本百姓的血汗又被以各種經濟整合法令的形式，貼補到日本軍工企業、化學工業壟斷巨頭的腰包之中。三井、三菱、住友等老牌財閥不斷通過大量的軍需訂單榨取利潤，更通過金融手段介入日本氮氣、日本製鹼、日產等新興財閥的生產經營活動之中。

為了維持血腥的資本增長模式，勾結在一起的日本軍隊和財閥集團不僅通過不斷擴大的中國抗日戰爭，從朝鮮半島和中國大陸以及千千萬萬普通日本民眾身上獲得繼續發展壯大的養分，更試圖將戰爭規模進一步擴大。

1936年12月8日，日本東京，日本勸業銀行出售3萬張10日元債券，成千上萬的日本人，整夜排隊購買，現場一度難以控制。（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無獨有偶，在日本國內軍閥和財閥沆瀣一氣、左右國家命運之際。1937到1938年間，以英、美為首的西方世界再度爆發了大規模的經濟危機，面對着金融泡沫破滅所引發的全面蕭條，英、法被迫進一步以“綏靖政策”向德國讓渡戰略空間。

而美國則全力開動軍工產業的生產機器，以通過所謂“民主兵工廠”為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國提供武器為由，消化着國內的過剩產能。但是無論是“綏靖政策”還是“民主兵工廠”都不可能無限度的持續下去，一場即將波及全世界範圍內的終極對決，正是在一片蕭條之中徐徐拉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