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宮文物從不來大陸，為何將《祭侄文稿》送日本展覽？_風聞

日前，東京國立博物館官網發出消息，將於明年一月十六號在該館舉行特別展「顔真卿　王羲之を超えた名筆（顏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筆）」，屆時，顏真卿傳世第一名品《祭侄文稿》也將亮相。

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顏真卿《祭侄文稿》都能算是目前傳世所見頂級的國寶墨跡。

論歷史價值，它見證了安史之亂中，忠臣義士為報國家被侵略之仇、家園被破壞之恨，奮起抗爭，甚至不惜殞命的歷史事件。他們的高尚情操構成中國脊樑的一部分，以此來説，它甚至比《蘭亭序》更厚重；論藝術價值，它是由集古出新的一代宗師顏真卿親筆手書。由於書寫時情緒極度悲憤（從兄顏氏一門被害三十餘口，僅尋得侄子顏季明首級），所以不顧筆墨之工拙，字隨書家情緒起伏，純是精神和平時工力的自然流露。

天下第一行書《蘭亭序》，也是在情感自然流露的狀態下寫就，不過當時是歡愉之情，據説王羲之回去後再寫，卻也沒有之前的如意。然而《蘭亭》僅剩摹本，《祭侄稿》卻是實實在在的真跡。

顏真卿 《祭侄文稿》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從《祭侄文稿》1997年在美國展出算起，這是二十多年來這件國寶第一次離開台灣境內，但是這次的展出地點設在日本，且是此帖第一次在日本展出。雖然藝術無國界，但是私心認為，即便不來大陸，就是在台北展出過去看那也方便些啊，畢竟離它上次在台北故宮亮相，也過去了整整十年。但是台北故宮的文物去過美國，去過日本，卻從來沒來過大陸展出，結合近些時關於台北故宮的新聞，讓人看得很傷心。

當初，蔣介石將北京故宮的大批精品文物裝箱運往台北，是基於一個法統上的考慮。因為這些文物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的文化積澱，是道統象徵。他把孔子後人接過去也是這個原因。這背後有一個信念支撐，那就是一箇中國。

文物基於文化土壤存在，如果割裂與後者的聯繫，那文物只能稱作藝術品，其背後的文化意義大打折扣，跟不少西方博物館非法所得的中國文物一樣。注意，我們管它叫文物，因為這些物件承載了我們的民族記憶，而對他們來説，它只是一件藝術品而已。這是本質區別。

被盜割的彌勒佛説法圖，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藏

每當行政改組時，台北故宮總會有各種小動作。比如2007年1月，台當局行政機構就通過了“故宮博物院組織條例”修正案，將其中的寶物來自“北平故宮”與“中央博物院”等文字完全刪除。此外還將條文中“加強對中國古代文物藝術品之徵集、研究、闡揚”，修正為“加強對國內外文物及藝術品的徵集、研究、闡揚”。

如今，隨着台灣行政機構改組，新任故宮博物院院長陳其南在與媒體茶敍時又表示，上任後的重要任務是讓故宮典藏文物和台灣文化產生“連結”，讓故宮成為“台灣人的故宮”。他宣稱，台北故宮一直不被認為是“台灣的故宮”，而是“北京的故宮”。台北故宮的內在連結不在台灣，因此不管怎麼經營，都會成為北京故宮的“飛地”。他想做的是讓台北故宮“台灣化”，讓它的內在連結回到台灣。

台北故宮博物院

事實上，兩岸故宮的文物交流合作也不是沒有，不過一直以來都是大陸送過去。

2009年10月，北京故宮博物院37件文物，到台北故宮博物院合辦“雍正大展”。打破兩岸故宮文物半個多世紀互不往來的格局。而早在2002年，時任浙江省博物館的陳浩就在尋求浙博的《富春山居圖》（剩山圖）與台北故宮《富春山居圖》（無用師卷）合璧的契機了，為此，陳浩和時任台北故宮博物院院長的周功鑫多次書信往來。

2008年年底，機會來了，台北故宮發函給浙博，希望向浙江省博物館借展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剩山圖）參與台方舉辦的《山水合璧——黃公望與富春山居圖特展》。台方信中寫到：本項展覽若能順利推出，不僅是雙方展覽交流的一大突破，亦將為未來兩岸文化的交流建立良好的合作基礎。

浙博本着友好合作的願望，堅持中華民族不僅是包括《富春山居圖》在內的文化遺產的創造者，也是保護者和享用者的理念。2010年9月30日，此事得以促成。事後證明，台北故宮的這個展反響非常好，參觀人數超過五十萬，可謂是盛況空前。

只是台灣民眾有權欣賞到《富春山居圖》的全貌，大陸民眾也同樣有權欣賞。簽署備忘錄的時候，有個事挺膈應人的，浙博希望台方有一個“願意在適當的時候，促成本院所藏《富春山居圖》（無用師卷）到大陸展出”的表述，而僅僅要他們表這個態，就談判了兩年時間。

因為台北故宮借展文物有兩個條件：

一是要以單位全名（“國立故宮博物院”）展示。

二是要通過司法免扣押法案。台北故宮文物無法借展大陸，正是因這兩點無法達成合作協議。

關於第一條，兩岸故宮2009年破冰合作時，之後進行一系列交往、合作活動，雙方往往以“北京故宮”“台北故宮”互稱，而共同身份則是“兩岸故宮”。台灣方面在借展文物歸屬稱呼上毫不變通，但其全名“國立故宮博物院”根本不為大陸所接受。

而第二條，國家文物局早已發表聲明，回大陸展覽的文物不涉及所有權和保管地點的問題。我國追討的流失文物包括被八國聯軍掠奪的或非法走私的文物，但在台北故宮的文物卻不屬此列，“兩岸故宮文物不應該揹負、也本來就不存在政治包袱。”所以台灣方面的這個規定也挺奇葩的，好像有做賊心虛的意思，有些不可理喻。關鍵司法免扣押並不是一個國際公約，只能算國與國之間簽署的協議。而且簽署這些條約的國家，主要都是當年的‘文物流入大國’，它們一方面簽署司法免扣押條款，另一方面，其中很多國家都沒有簽署文物返還的國際公約。

彼一時此一時，如今台北故宮的行為與他本身所承載的使命漸行漸遠。中華民族的文化遺產，往大了説是全人類共享，事實上台北故宮也在海外辦了不少展覽；但是如今，因為某些毫無意義的政治偏見，連以中華民族為主體的大陸地區人民都無法方便地觀看，會不會顯得荒謬？

看到顏真卿墨跡《祭侄文稿》到日本展出的消息，固然為國寶走出國門而高興；但同時也期待我們也能像日本人那樣方便地看到自己民族的瑰寶。

文/趙大谿

文章轉引自微信號“敦堂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