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朋友們交代我的思想歷程——我的舊文選編_風聞
驱逐舰051-人民主体的历史和政治哲学。2019-01-14 19:29
( 驅逐艦051按:風聞的有些網友想要了解我為什麼會有今天的思想。
我答應過其中一位也是思政老師的朋友,要交代一下自己迄今為止的思想歷程。
我想,最好就讓當時的我現身説法地説話吧。
於是我在自己的電腦裏搜出了一些舊文。
今天發的是2006年10月,我為了紀念紅軍長征勝利70週年而寫的一篇“小小説”——那時我讀研的學校在搞紀念長征勝利的徵文活動,我寫了這篇本來想要參加,但終究沒有投出去,而是將它放在了自己那時化名開的一個博客上。
因為那正是學術界、文化教育界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最為氾濫猖獗的歲月,我讀研的專業是西方哲學,也感到不知如何是好——我能做的,就是藉助於筆下的這些人物和故事,默默地告訴自己應該堅持什麼,在一次又一次的思潮衝撞中,提醒自己不要忘記“為了誰?依靠誰?我是誰?”)
“這次你要採訪的是個很特殊的人物,小等。”總編的眼鏡後邊放射出深沉的光芒。
能怎麼特殊呢?我心裏嘀咕着:這次紀念長征勝利70週年,我們《歷史縱橫》雜誌特地推出了“長征英雄話當年”系列人物訪談錄。算一算,從年後到現在,我採訪的親歷過長征的老紅軍已經不下二三十位了,採訪的感受嘛——説句不好聽的:大同小異。無非就是“苦難家史——參加革命——艱苦歲月——告誡後人”這麼個模式。老人們的記憶力大多不太好了,口音又重,有時會説錯戰鬥的時間地點,有時會糾纏於一些沒有什麼意義的細節,有時雖然他們口中會吐出一兩個我覺得可以挖掘的細節,可是深挖下去他們又語焉不詳了。反正採訪的安排都是總編和那些幹休所啊療養院啊或者直接和首長的秘書什麼的聯繫好的,我只管執行就是。
“ 楚英同志是四軍團婦女教導營的指導員。她在長征中的經歷極其驚險曲折。更不一般的是,她在解放後主動辭去了組織給她分配的重要領導職務,而以三十四歲的年齡到隴州大學經濟學系學習,畢業後一直在該大學任教……”總編凝視着我,又像在凝視着遠處的什麼東西。
總編還沒説完,我就極其敏感地意識到了這次採訪的看點所在,甚至都擬好了這次訪問記的標題:“從女兵到教授”——雖然怎麼看怎麼像一部老電影的名字,不過相信這麼一來是可以抓住讀者的眼球的。而且我也興奮起來:這老頭子終於幫我撈着了好東西——“老題材,新意義”嘛。
下面是這次採訪的後半部分。應該説,這的確是我經歷的最不平常的一次採訪。
記者(以下簡稱記):楚老,能談談您解放後為什麼放棄了隴州市軍管會副主任(相當於副市長)的職務,而到大學讀經濟學嗎?
楚老(以下簡稱楚):革命需要。形勢發展的需要嘛。
記:可是,去擔任領導職務,組織和管理國家的建設,這難道不也是革命的需要嗎?而且據我所知,您幾乎沒有數學和外語的基礎,而這是學習經濟學所必備的。
楚(笑):我一個地主家的丫頭,哪裏來的數學和外語的基礎喲!(凝神)不過你要真問,這話還真不短呢!得從長征時候我們經過懋功的時候説起。。。。。。。
記:這段經歷,您剛才不是談過了嗎?還遺漏了什麼嗎?
楚(摘下眼鏡,微微閉上眼睛):不是遺漏。是我開始和你談的時候有意迴避了一個人。
記 :誰?
楚:一個藏族姑娘。
記:您能詳細談談嗎?
楚(抿嘴,然後點頭):好吧。其實你來採訪我之前,我就一直尋思着要不要把這段經歷講一講。
記:難道有什麼不便嗎?
楚(笑):你聽了就知道了。
這個姑娘叫格香,那年19歲。原來也是領主家的放羊丫頭。長得高高瘦瘦的,不過滿結實。臉上和藏胞們一樣,黑裏透紅的,其實呢,倒是個大眼睛的漂亮姑娘。我們的隊伍離開那兒的時候,她就跑了出來,一定要參加。
記:讓她參加了嗎?
楚:當時有政策,為了團結番人(當時對藏族人的稱呼)上層,不吸收番人蔘加紅軍,何況是女孩子。可她哪兒依,跟我們鬧。她説自己懂番話,也懂漢話,前邊要是再碰上番人部落她能幫着聯絡,她還會養馬養羊,做羊皮襖子,會磨青稞做酥油,最重要的是,前邊過草地,她能分辨野菜有沒有毒,能找到吃的。
記:所以就留下她了?
楚(不好意思):主要是這小姑娘性子太烈,説到最後,一把老長的藏刀頂着自己胸口,説不依她就死給我們看。我看那架勢,可不是鬧着玩的,她真能幹出來。我就跟營長説:我就做這個主,有錯誤我擔着。給她發了軍裝和乾糧袋,就算是入伍了。換軍裝的時候,我們才知道她真是苦。渾身上下幾乎到處是皮鞭印子,説是羊病了,丟了,死了,她就要分別挨不同數目的鞭打,有時就是亂打。我們這才明白她為什麼非參加紅軍不可。

(奴隸出身的藏族女紅軍姜萍同志——原名山蘭全措,紅軍長征經過阿壩時入伍)
記:那後來呢?
楚:她可活潑了,嗓子好,一天到晚唱着藏族民歌。我教她唱《國際歌》,她一學就會。另外,她是真能幹,草地上那麼潮濕,只要有格香在,我們不愁生不着火,不愁沒有乾地方宿營,不愁沒有野菜吃。她還能釣着魚,掏着鳥蛋給我們打牙祭,給病號加餐。大家不知道多喜歡這麼個小百靈一樣的姑娘。
記:那後來呢?她走完了長征到陝北了嗎?
楚(沉默良久):沒有。我們出草地的第三天她就犧牲了。
記(驚):是什麼情況呢?
楚:快到陝甘邊界的時候,我們遇上馬家騎兵的襲擊。我們營火力弱,分成幾個方向突圍。格香她很勇敢,一個人往和大隊相反的方向跑,吸引敵人去追,最後,被追上了。(又摘下眼鏡)我們後來找到那兒的時候,只見她身首異處,血肉模糊地躺着……我們沒有給她發槍,她是活活地讓好幾個馬家騎兵圍着砍死的。那時我們槍不多,可我一直後悔,怎麼沒給她發槍??要是她有槍……(沉默)
楚:當時清理她的遺物,原來她在乾糧袋裏還珍藏着藏族的佛珠和轉經筒——不知道是不是她的親人傳給她的,反正她一直帶着,留着,也一定念想着。她慢慢知道,隊伍上不信這個,可又不忍心扔掉,就一直那麼藏着,我們也奇怪她人一天天瘦下來,乾糧袋怎麼一直就鼓鼓的呢?
記(沉默良久):可是我想知道,這和您最後作出去上大學的決定,有什麼具體的關係嗎?
楚:有。我教她唱國際歌的時候,這姑娘就問:“指導員,什麼是英特納雄耐爾呀?”我就説:“是共產主義啊。”可她一路往下問,我哪有那個水平回答呀。後來,她慢慢知道,紅軍就是為共產主義奮鬥的,可是她還是不懂,一見了我,就纏着問。她説喇嘛們告訴過她:人有幾世,世界上又會有多少劫。今世的劫是贖前世的罪,菩薩滿意了,世道也就好了,她們這捱打遭罪的運也就轉了。不過,這可能是下輩子的事。她就問共產主義也是這樣的嗎?我回答不是,她就要問:不是,那又是什麼呢?一來二去,“共產主義”就成了她説得最好最溜的漢語了。直到被圍那天早上,她還在唸念不忘地跟我説:“指導員,有空你可一定要和我講講清楚共產主義到底是個什麼呀!”
記:原來是這樣……
楚:從她犧牲以後,我就一直在想:她能算是我們説的共產主義戰士嗎?她一直沒弄清楚共產主義是什麼。她是藏人,我後來才知道,對藏族同胞來説,信仰的世界是很重要的,幾乎是他們生命的意義核心。她和其他藏胞一樣虔信佛教,佛教信仰是她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代表着她對未來——雖然也許是來世——的希望。現在,她加入了共產黨的隊伍,在這個隊伍裏,她知道她必須拋棄佛教了,改信一種叫“共產主義”的東西。革命隊伍裏的事實,讓她模糊地感到:這個共產主義是比佛教更好的東西,可是她沒有把握,所以她一直帶着她的念珠和轉經筒,也許她一直對背叛了她的佛陀帶有負罪感。而她是多麼迫切地想要知道,這個“共產主義”究竟是什麼,究竟為什麼可以把生命託付給這樣一種陌生的信仰啊!可是我這個紅軍的指導員卻還沒有她們寺廟裏喇嘛的水平。這個19歲的小姑娘,在敵人的屠刀面前沒有絲毫動搖,毫不猶豫把自己的生命獻給了她剛剛接觸到的那麼模糊卻又那麼動人的新的信仰,我們誰有資格説她不是共產主義的戰士呢?可是,直到看見她乾糧袋裏的念珠和經筒,我才猛然明白:她是帶着那麼多疑問,帶着靈魂的不安甚至愧疚而離開我們的。我們活着的人,難道沒有責任給她一個讓她心安的答案嗎?
記:就是為這個嗎?
楚:是的,就是為這個。戰爭年代裏我們所想的主要是消滅敵人,彷彿消滅了反動派,共產主義馬上就會到來似的。可是有了這個對信仰極其認真極其執著的藏族姑娘的影響,我在那時就一直對什麼是共產主義,怎麼實現共產主義這樣的理論問題產生了一種可説是義不容辭的興趣,説實話,也產生了很多在戰爭年代不可能得到解答的疑問。所以解放後,我也幾乎是毫不猶豫地選擇了經濟學專業。英語和數學,當然是很大的難關,但是你知道,格香沒有家人了,她的念珠和經筒一直是我保管着。也許就像魯迅先生在《藤野先生》裏寫的,一看到它們,我就覺得她又要對我説話,又要問出“什麼是共產主義?”的問題來……建設年代裏,我越來越感到,不僅是格香在問這個問題……幾十年來,我們自己甚至我們的領導人——每一位有責任感的共產黨人,不都是在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在提出和回答這樣的問題嗎?每當我們遇到重大挫折的或全新的情況的時候,我們全部的疑惑歸根到底不就這樣兩個問題:“這搞的究竟還是不是共產主義”以及“現在究竟該怎麼理解和實踐共產主義”嗎?
記:我想我已經得到了這次採訪想要的東西了,楚老。我能看看格香留下的東西嗎?
楚:可以。
記:最後問一下,您到底是更喜歡當一個紅軍指導員,還是當一個大學的教授?
楚(思索片刻):如果格香活到現在的話,我想她還一定會叫我指導員,因為我一直就是那個指導員,一直就在完成那個指導員還沒有完成的使命。
記:謝謝您。楚老。
——2006年10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