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唐初三大家作品的版本及其價值_風聞
观察者网用户_227909-2019-01-15 09:09
東京國立博物館的官方主頁上，特別展「顔真卿 王羲之を超えた名筆」這個標識特別醒目，這次展出在這個這個平成館特別展示室，初唐三大家加上顏真卿和王羲之的書墨是國寶中的國寶，觀網風聞社區對此多有着墨，茲不再贅。
從展台分類上看，唐初三大家被放在了“唐時代の書 安史の亂まで”這一類中，顏真卿和懷素的屬於“唐時代の書 顔真卿の活躍”，恰恰顏真卿的《祭姪文稿》和懷素的《自敍帖》和《小草千字文》都是從台灣借過去的，也就是説，如果沒有台灣方面施以援手，這次的展出肯定要從6章變成5章，因為來自台灣的寶貝單獨佔了一章。
雖然這次展出的都是無價之寶，但是還是可以再具體分類，網友們熱議的《祭姪文稿》是上品中的極品，原因就是這並不是拓本，而是顏真卿的原墨，實在是過於珍貴了。
但是我們再看看“唐時代の書 安史の亂まで”這一類，就可以發現這一類基本都是拓本，而並非原作者親筆揮墨，即便如此，考慮到流傳年代的久遠，它們依然是無上的珍貴典籍。
我們就拿這一類看看，日本這次展出的拓本的珍貴程度如何。
我們先來搞明白一個概念，什麼叫拓本？拓本的意義又是什麼。
這次展出的歐陽詢、褚遂良和虞世南的拓本都是碑帖拓出來的，顧名思義，先有石碑，然後再用宣紙從碑上用複製下來。打個比較粗糙的比方，石碑就好比膠捲，拓本就好比洗出來的照片，只要膠捲還在，理論上可以無窮複製，刻在碑上就代表了一種質地堅硬的傳承。
它的程序一般是這樣，古代尤其是唐宋的皇室覺得某件事可以施政教化於民，要廣而告之，展示一下皇帝的恩澤，需要寫一篇類駢體的政論文，寫出來之後讓當朝的一流書法家抄一遍，然後在找工匠按照紙上抄出來的樣子，按照書法家書寫出來的原封不動地刻在石碑上，至於石碑的材質這個就不多講了，這套程序的難度在於石匠的複製技藝，如果刻出來的模子和書法家寫出來的有差池，那就算重大失誤，所以關鍵的一環就是還原。
至於如何要保持百分百還原，可以參照知乎上的這個回答
我們先看看褚遂良的《雁塔聖教序》。所謂聖教就是佛教，這是一篇表彰孫悟空的師傅唐玄奘法師功德的一篇公文，這篇公文的名字叫“序”，這個序跟現在書的開篇寫序是一樣的，這個序可以自己寫，也可以找別人代寫。熟悉出版工作的讀者都知道，找別人代序的話，代序的這個人地位和名聲往往要高過書的原作者，是原作者要通過這個序提高自身的身段以便賣書。
雁塔聖教序的作者不是別人，就是唐太宗李世民，他和唐玄奘的關係就不用多説了，玄奘可是御弟。玄奘的主要工作就是翻譯佛經，把梵文翻譯成漢語，然後翻譯集成冊子，這個《聖教序》就是給譯經者做的序，它原來的名字並不叫《雁塔聖教序》，而是《大唐三藏聖教序》，原因就是唐太宗時期並沒有把這個刻成石碑，這個工作是由他的兒子唐高宗李治完成的，而且他還寫了《大唐皇帝述三藏聖教序記》，父子兩人的作品合在一起，讓褚遂良抄寫了一遍，找一流的工匠，刻完之後鑲嵌在大雁塔底層南門門洞兩側的兩個磚龕之中，所以就有了褚遂良的《雁塔聖教序》。
《雁塔聖教序》兩碑書跡中很多筆畫有修改補充的痕跡，日本學者荒金治在所著《〈雁塔聖教序〉的修正線》中有詳細的介紹。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收藏的這本《雁塔聖教序》為北宋拓本，比國內流傳的明拓本要早，所以，在眾多版本的拓本中，要數這一版最為珍貴。
歐陽詢的《九成宮醴泉銘》，原作者是魏徵，是歌頌李世民文治武功的：唐貞觀五年（631年），太宗皇帝命令修復隋文帝之仁壽宮，在擴建後改名為九成宮。第二年，太宗帝避暑來到九成宮，在遊覽宮中台觀時，偶然發現有一清泉。太宗帝萬分欣喜，便令魏徵撰文、歐陽詢書寫而立一石碑。文體是“銘”。
日本人能看到的九成宮字帖至少有3種，分別是李祺本、端方本和李鴻裔本。三種都是宋拓本，後兩種存於日本東京的三井紀念美術館。日本二玄社把這三種都出版了，這次展出的是李鴻裔本。
相比之下，虞世南的《孔子廟堂碑》則更要珍貴，是目前市面上的唯一一個唐代拓本，也就是臨川李氏（李宗瀚）藏《孔子廟堂碑》唐拓殘本。即此本，原石已毀。梁啓超在自藏《孔子廟堂碑》跋文中寫道：“終須以李春湖（李宗瀚）家之唐拓為真面目耳”。
在風化 流水侵蝕等外力作用的影響下，原碑表面有一定程度的磨損。筆畫的開口會變窄
除此之外還有陝本和成武本在國內，至於宋朝的黃庭堅和清朝的乾隆都見過的其他版本目前都散佚了。
明代的烏金拓
《孔子廟堂碑》和歐陽詢的《九成宮醴泉銘》和褚遂良的《雁塔聖教序》不同點是，後兩者的石碑還有保留，比如九成宮原碑立於陝西省麟遊縣博物館，但是孔子廟堂碑已經被毀壞，也就是説“膠捲”丟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