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舊文：國有于敏，中華之大幸_風聞

就在剛剛，我國國防科技事業改革發展的重要推動者、改革先鋒于敏，於1月16日在京去世，享年93歲。

我想起席亞洲在2015年在國家最高科學獎時寫的舊文，特此翻出來與諸君重温一下於敏的業績。

國有于敏，乃中華之大幸。

觀察者網一週軍事觀察：國有于敏，中華之大幸

文：席亞洲

本週，中國評出了2014年度的國家最高科學獎，獲獎者名叫于敏。當時筆者在看電視，不由得站起來喊了一聲：“于敏！”幾位同事都看着我不知所云。是的，這個名字對於大部分普通的中國人來説，不如鄧稼先、錢學森等與他同時代的科學偉人那麼著名，他的學術成果，幾乎沒有發表在公開的場合；連他的名字，在1988年前都不為人知。至於他的成就，網上一位朋友的評價我覺得是恰如其分的：“最高科學獎能頒給於敏，是這個獎項的榮幸！”

“于敏”構型

世界上有幾個國家擁有熱核武器，或者説：氫彈？就連小學生大概也知道：5個。

是的，即使是中學教科書上也有對氫彈的簡單描述，用原子彈達到上億度的高温，引發氘原子的聚變反應，並放出巨大的能量。但是，在所有公開的技術資料裏，你絕對找不到氫彈的具體構造圖，或者具體描述用什麼技術方法來製造氫彈。

世界上最早突破氫彈技術設計的是美國，50年代時美國科學家泰勒完成的一種設計方案被叫做“T-U構型”，它在1952年11月1日爆炸成功，成為世界首枚氫彈。不過第一枚氫彈“邁克”重達62噸，其中大部分是冷卻裝置。這樣的傢伙顯然不能用於實戰，美國的第一顆實用氫彈的試驗要到1954年3月1日才試驗成功。

1952年美國爆炸的第一顆氫彈，體積極為龐大

當時就有公開刊物對氫彈的原理做了簡單的描述，據蘇聯氫彈之父薩哈羅夫的回憶，蘇聯在研製氫彈的時候曾經根據公開資料以為氫彈的結構就是在原子彈邊上放上一管子氘化鋰，當然，這種結構是不可能成功的。

蘇聯最初的的“夾層餅”結構的氫彈方案，其實就是後來被叫做“加強型原子彈”的方案，通過簡單的在原子彈周圍加入聚變燃料，增強原子彈的爆炸威力。但是這種結構的增強型原子彈的爆炸威力最大不超過30萬噸。（英國試驗的結論）

顯然這與美國爆炸當量達到百萬噸水平的氫彈還是不能相提並論。

據薩哈羅夫的回憶錄稱，蘇聯關於氫彈結構的關鍵性突破是在一次學術會議上實現的，但是“所有人沉浸在發現的興奮中，急於進行實驗，事後居然沒人能回憶起到底是誰提出了那個想法”……

蘇聯解體後許多蘇聯的核物理學家都發表了回憶錄，因此我們也可以看到當時其他核物理學家關於薩哈羅夫“技術突破”的説法，都認為這個突破來的太突然。甚至有回憶稱，每當試驗遇到難關，薩哈羅夫都會從隨身攜帶的筆記本里直接給出許多不知來源的數據，而且都無需驗算、保證正確。

蘇聯的氫彈構型實際上與泰勒的T-U構型是一致的，蘇聯究竟是自己完成了T-U構型的研製還是從美國竊取了相關技術，這恐怕也就成了歷史之謎。我們只能説，從薩哈羅夫等人的回憶錄中的隻言片語來看，蘇聯完全自行研製成功氫彈的説法十分可疑。

維基百科上的氫彈原理示意圖，其實這類示意圖充滿了誤導，蘇聯就上過當

英國的氫彈是與美國聯合研製的，因此英國的氫彈構造自然也就和美國沒有區別。而法國的氫彈則是從英國獲得的技術——坊間流傳的是法國的核武器小型化技術可能有中國的“血統”，並非氫彈。

也就是説，在現實技術條件下真正行得通的氫彈構型目前廣為人知的就只有T-U構型一種，但“于敏構型”或者叫“於-鄧構型”（于敏-鄧稼先）則很可能與T-U構型不同，是世界上僅有的兩種可行氫彈構型之一。

掛載“狂飆一號”氫彈的中國空軍強-5攻擊機。“狂飆一號”的出現説明中國在氫彈小型化方面從一開始就非常領先，有一種説法認為這與于敏構型的特點有關

至於于敏構型究竟是怎麼回事——筆者要是知道的話，就不會在這裏寫文章了。但一向喜歡指責中國竊取其軍事機密的美國在蒐集到中國氫彈爆炸的相關數據後，就一直沒有指責中國在這個問題上竊取過美國的秘密，並且這個“于敏構型”的説法也是他們提出來的。

考慮到中國研製氫彈時的國力水平，不可能如美國50年代研製“超級炸彈”投入那麼多人力物力，“于敏構型”就更是不容易。

目前，關於T-U構型和于敏構型的猜測很多，也有一些公開資料，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其中充滿了如同“氘化鋰管子”這樣的誤導，因為世界上還有很多國家想要搞明白氫彈是怎麼回事。

別忘了，美國50年代就能造出氫彈，中國以相對較弱的國力，也能在67年爆炸自己的氫彈。這説明製造氫彈需要的技術水平並非高不可攀。甚至可以説，氫彈對於有相當技術水平的國家來説，很可能就是一張“窗户紙”，就好像于敏能夠從“氫彈”這個名字裏猜出“氘化鋰-6”，從蘇聯提供的早年的錯誤資料裏領悟到“X射線”在引爆氫彈中的重要作用，那麼很可能，任何無意中泄露的資料都可能啓發其他科學家，捅破這層“窗户紙”。

T-U構型的設計者之一，匈牙利裔美國科學家愛德華·泰勒

朝鮮、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這些準核國家，儘管都已經擁有原子彈，甚至加強型原子彈，但都還沒有研製成功自己的氫彈，他們也有世界一流水平的核物理學家，但即使窮經皓首，也無法通過中美俄英法五個國家的公開資料裏找到讓他們捅破窗户紙的關鍵字。就更何況我們這些對核物理“七竅已通六竅”的外行了。

于敏大師的貢獻還不止“于敏構型”一個，他在上世紀80年代做出的關於我國應加快定型核武器的決策建議是另一項今天廣為人知的真知灼見。

但是，圍繞着于敏，還有太多的未解之謎，我們不可能知道他在90年代以後到底做了什麼研究，也不知道為何在上世紀80-90年代反覆多次在“兩彈一星”功臣獎，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等等獎項之後，今天突然又要為於老再頒發一次最高科學獎。

圍繞着于敏，還有太多的未解之謎

我們只能推測，某些於老參與的項目，在2014年取得了重大突破——我們知道於老多年前曾提出慣性約束可控核聚變方面的重要建議。如果真的是這方面的突破，那將是不亞於“于敏構型”的第二個巨大成就，一個人一生中能取得兩個這樣分量的成就，就連歷史上的科學巨匠也很難做到。

雖然最高科學獎只有500萬人民幣，雖然當年的兩彈一星獎章不過是半公斤的黃金，但在淡泊名利的老先生眼裏看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繁榮富強，國防安全的穩固柱石，這或許才是最好的“獎賞”。或許我們可以這麼説：能擁有于敏，這是中國的榮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