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何要拿起武器？_風聞

千萬億人蔘加了這場人類史上最壯闊的戰鬥，不管是男人還是女人，不管是老人還是小孩，甚至連懦夫都在迫在眼前的責任面前拿起了槍和刀，甚至是自己的雙拳，他們有些看到的是幾千年的中華文明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刻，有些目睹了無情的屠殺是如何蹂躪這個民族，有些甚至只是篤信着國難當頭，匹夫有責的樸實思想，就這麼義無反顧地將自己的一腔熱血灑在了這片多災多難的土地上。

但是我們的前路依然遍佈荊棘。新中國從未安全。

他的評論雖然只是一段文字，在我的腦海裏卻回想着鋼鐵般的憤怒與決然：

中國窮兵黷武？中國想窮兵黷武麼？中國何嘗不想把自己的所有資源全部投入在經濟發展上？可是看看我們周圍吧！我們北方是一個兇蠻的、對土地充滿貪慾的俄羅斯；與我們東北接壤的，是一旦完成統一必將對中國有所企圖的朝鮮半島；喜馬拉雅另一邊是擁有十億人口，而且對西藏虎視眈眈，將我們視為頭號假想敵的印度；整個西南邊境除了印度，還有各式各樣的國家覬覦着，一有機會就想在中國身上咬下一塊肉；而隔着東海相望，就是與中華民族有血海深仇的日本；而太平洋對面，世界上現存的唯一一個超級大國，已經明示將我們看做敵人。

苟且就意味着滅亡。

這個國家靠野蠻的獵殺和滅絕起家，嗜血成性，製造了無數動亂與衝突，僅僅為了滿足資本家們貪得無厭的胃口，它的軍事基地遍佈七大洲五大洋，

這幫豺狼曾在百年前勾結在一起，試圖建造一個黑暗的世界：

要理解20世紀的歷史意義，首先要理解19世紀的意義，那個世紀的名字叫做“帝國主義世紀”。

19世紀末是帝國主義的頂峯時代，它原本大有希望取得最後的勝利——運用狂暴的武力和野蠻的統治將歐美之外的所有地區變成殖民地，就像19世紀末西方殖民者幾乎完全瓜分非洲一樣。

那時的帝國主義勢不可擋，依仗在科學技術方面的先進性，征服了所有不懂科學的民族，並像上帝一樣主宰着被征服者的命運。

19世紀快要結束的時候，非洲的命運就已經決定了。在帝國主義者眼中，這塊大陸就是20世紀的樣板，亞洲和拉丁美洲，都將步非洲的後塵，成為被西方列強分割的殖民地。

那時沒有人相信世界會不是這個樣子，西方人不僅發明了越來越先進的武器，而且擁有了鐵路、運河、無線電等各種迅速建立殖民統治的手段，殖民帝國已經強大到只需要短短几個月就可以征服一個王國的地步。

1901年八國聯軍逼迫清王室簽訂了《辛丑條約》之後，歐洲幾大列強就不約而同地將原來派駐非洲的殖民官先後調往中國擔任大使，因為對於中國的瓜分即將開始，需要這些人在瓜分非洲時的豐富經驗和談判技巧。

如果一切按部就班，如果列強能夠協調一致，如果有更加先進的軍事技術發明出來，那麼，亞洲的非洲化、拉丁美洲的非洲化，都只是時間問題。最遲不會超過20世紀中葉，帝國主義就在地球上全面勝利了，一個白人當奴隸主、所有其它有色人種都是奴隸的新型人類社會就建立起來了。

那個世界將與今天這個世界完全不同。地球上不會有190多個獨立自主的主權國家，亞非拉三大洲和大洋洲，都會是白人的殖民地，在非洲大陸曾經發生過的那些極為血腥、殘暴、野蠻的殖民統治，也都會在所有其它殖民地再現。

那麼究竟是什麼因素，讓這可怕的光景

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運動，必然要爭取國家的完全獨立和民族的完整主權，不可能在擺脱了西方帝國主義體系的殖民地命運之後又淪為“社會帝國主義”體系中的依附國家。這就是毛澤東“世界革命”理論的產生背景。

但做到這一點極為困難。第三世界國家沒有工業基礎、沒有原始積累、沒有先進技術，要想在保持獨立自主的前提下自行實現現代化，幾乎不可能。因為西方集團和蘇東集團兩個先進的工業化集團開出的條件幾乎是一模一樣的——用主權換援助、換技術。

所謂20世紀的革命家就是這樣一個羣體，他們為了自己國家的完整主權和民族獨立，拼盡了所有的力量，在建國前抗擊帝國主義的侵略、推翻殖民統治或代理人統治，在建國後抵禦國際兩大工業化集團的壓力和在國內各自代理人勢力的顛覆，直到取得最後的勝利。

能做到這一點的，絕非常人，只能是集思想家、軍事家、政治家於一身的“偉大的革命家”。天降大任於斯人，20世紀以自己的百年曆史長度，為這類特殊的人提供了一個終其一生也未必能畢其功的事業舞台。

整個20世紀，全世界通過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國家，先後有過幾十個，但到20世紀即將結束的時候，只剩下寥寥幾個了。因為毛澤東，所以中國仍是其中之一；因為卡斯特羅，所以古巴仍是其中之一。

沒有這些偉大的革命家，整個世界原本有極大的可能重回奴隸社會。而所有“不願意做奴隸的人們”正是被革命家們組織起來進行革命的，所有心甘情願要做奴隸、被人收買替奴隸主説話、一心一意要分裂奴隸隊伍的人也正是被革命家們打敗的。

正是為了這場漫長而艱苦的革命，無數不願做奴隸的人，無數要解放奴隸的人，無數認同共產主義事業的人，無數在血淋淋的現實面前最終選擇了良知的人，都投入了人類有史以來最漫長的一場鬥爭，他們

“你回去轉告毛澤東，你們要保衞和平，要反對原子彈，就要自己有原子彈。原子彈也不是那麼可怕的，原子彈的原理也不是美國人發明的。你們有自己的科學家，錢（三強）呀、你呀、錢的夫人（何澤慧）呀、汪（德昭）呀。”（《楊承宗口述自傳》第69頁）

​儘管“也不是那麼可怕”，但是不管是約里奧·居里還是楊承宗，都很清楚這段談話的沉重與迫切。

一個軟弱無能，手無縛雞之力的中國，連自己都保護不了，如何為世界和平主持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