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戰爆發的原因——斷人財路猶如殺人父母_風聞
一头雾水2018-微信号:Cz_1121_692019-01-17 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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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記有云,“父之仇,弗與共戴天。”
後來不知道那個好事之徒,有把他改為“殺父之仇,奪妻之恨,不共戴天。”但是這句話顯然經不起時間的考驗,因為事實俱在。奪妻之恨無非是一時血氣上腦,來個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只要當時有人拉開,日後兩位靴兄靴弟找個小酒館點上兩個小菜,喝上幾口小酒,也就是一笑泯恩仇了。
所以目前這句話已經基本被社會所淘汰,而“斷人財路猶如殺人父母”這句古話卻是至理名言,至今流傳不息。
1871年普法戰爭結束時,有政治家預言這將是最後一場大國之間的戰爭,因為隨着戰爭在現代化和規模化的擴大,已經超越了任何一個國家經濟和社會所成承受的極限。當然這個斷言毫無預見性,因為你如果不去試試就永遠不知道自己的極限在哪裏。但是有一點是明確的,在此後的時間裏,任何一個列強都明白,大國之間的戰爭是後果嚴重的,都在竭力避免列強間直接交戰,在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爆發前的半個世紀裏,所進行的都是列強與小國之間戰爭,或者代理人戰爭。
既然所有的列強都在小心翼翼,那麼為什麼第一次世界大戰會爆發?有人説一次大戰是主要是由於英德矛盾引起的,但是從微觀上講恰恰相反,一次大戰是由於德奧同盟和法俄同盟之間的矛盾引起的,英國在戰爭爆發前夕還不太清楚法俄同盟的秘密條款中到底有些什麼,德國在史蒂芬計劃時還在幻想英國能保持中立。
為什麼英德之間最後走上了戰爭之路,那麼這就是一個“斷人財路猶如殺人父母”的故事。
18世紀40年代,在全球第一個完成了工業革命之後,英國人志得意滿的結束了長達200年的最嚴密貿易保護政策之後,開始宣傳所謂自由貿易的好處。對此,德國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嘲弄道,“當一個人已登上了高峯以後,就會把他登高時所使用的那個梯子一腳踢開,免得別人跟着他爬上來。”
按照我們的教科書的説法,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因為帝國主義因為對於國際市場和原料的競爭達到不可調和的階段的必然產物,但是這句話説得並不準確,對於市場的競爭仍然可以調和,但是對於原料的競爭卻是不可調和。就連秉承自由貿易的大英帝國,也對殖民地的礦山和土地視為禁臠,嚴禁外國資本涉足,確保所有的礦產和農副產品都為大英帝國服務。
從生理上來説,我們和5萬年前的智人祖先幾乎沒有任何區別,從社會和心理上説也很相近。那就是除了在各別技術飛躍的時代,可利用的自然資源永遠低於人口和經濟增長的需要,對於自然資源的競爭是人類社會永恆的命題。狩獵採集時代,在温帶平原,平均每5平方公里土地才能養活一個人,部落人口增加就需要靠戰爭去解決問題,從人類完成進化,到農業產生,這個過程持續了4萬多年。
到了1萬年的時候,開始出現農業,土地的承載能力大大提高,平均每5公頃土地就能供養一個人。但是很快這個世界再次被人類住滿,長達幾千年的農業時代的就是強勢國家和民族不斷擴大自己生存空間,把失敗民族擠到山地和叢林的歷史。元首認為,每一個民族都要為了自己的生存空間去戰鬥,從原則上來説,一點錯都沒有——他搞錯的只是這種戰鬥的強度和方法。
到了19世紀後半期,歐美列強紛紛完成工業化,對全球原材料的競爭就達到白熱化的地步,甚至為了一小塊鳥不拉屎的非洲土地,都爭得頭破血流。1899開始的布爾戰爭是英德的關係的轉折點,英國打掉了德國佔有重要商業利益的德蘭士瓦共和國和奧蘭治自由邦兩個布爾人國家,在戰爭中,英國軍艦以支援布爾人為名,強行扣押德國商船,極大的刺激了德國人的民族情緒。德國海軍部長阿爾弗雷德·馮·提爾皮茨將軍領導的民族主義運動給議會施加了極大的壓力,導致了1900年《海軍法》的出台,德國決心要建造一支可以挑戰英國海權的龐大“公海艦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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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爾皮茨雖然決心挑戰英國海權,但是並不打算戰爭。按照提爾皮茨的“風險理論”,英國擁有全球化的海外利益,為了保衞這些利益,龐大英國的艦隊就必須分散在世界各地,而是德軍若將強大的戰鬥艦隊集結於北海將可和海軍兵力分散於帝國各處的皇家海軍達到均勢,使後者將不會與德國海軍發生衝突,以免導致其自身海軍核心實力的衰落。這樣就可以通過不戰而屈人兵的手段,不使用戰爭手段,也可以逐漸把海權從英國的獨霸狀態,轉變為列強分享。
但是這個理論最大的缺點就是——他把英國人當做死人嗎?只要他是活人就不會被尿憋死,他一定要想出辦法來。1902年布爾戰爭結束,英國在這座戰爭泥潭中消耗5億英鎊,相當於中日甲午戰爭賠款的8倍——從此大英帝國開始走入了下坡路。一個走下坡路的帝國面對德國的挑戰,選擇的道路叫做收縮。在布爾戰爭不久,英美達成協議,英國允許美國在中美地峽建造一條運河(也就是現在的巴拿馬運河),並且有權利在運河駐軍。在門羅主義宣佈了近一個世紀之後,美帝的手終於如願以償的把手伸到了拉美地區。
如果英美的運河協議是在縱虎歸山的話,那麼在東亞的“英日同盟”則是養虎為患。甲午戰爭之後,日本已經成為東亞的新興海軍強國,英國通過拉攏日本,不僅可以制衡俄國對中國利益的挑戰,而且可以通過日本艦隊來補充和支援英國在東亞和東南亞的海軍存在。通過和美日達成的協議,這樣英國就可以減少加勒比海、南美、東南亞和東亞的艦隊規模,把更多的艦船撤回到距離本土更近的基地來。可以説,德國的建造的龐大公海艦隊第一受益人不是自己,而是日本和美國。
對於德國來説,和英國的海軍競賽不僅給別人做了嫁衣,而且在陸地上他也面臨極其不利的局面。這個局面的首要問題是來自法國的仇恨,由於在普法戰爭中佔領的阿爾薩斯和洛林,來自這個兩個地區居民被迫害的消息始終無休無止的折磨着兩國關係,變得“此恨綿綿無絕期”。
一種説法認為,德國割取阿爾薩斯和洛林是個愚蠢的決定,當年俾斯麥反對這個政策是對的。這種説法是用來滿足典型的獵奇型讀者的小説筆法——從前有位智者叫俾斯麥呀俾斯麥,鐵血宰相統一了德國呀統一了德國,但是德國人不聽智者的建議,最後打了打敗仗呀打了打敗仗。
實際上從經濟角度來講,吞併阿爾薩斯-洛林對德國日後經濟的崛起起到決定性的作用。教科書上管魯爾區叫做煤鐵複合體型經濟區,魯爾區產煤,但是不產鐵,那麼鐵礦石從哪裏來?從瑞典進口,還是從巴西進口?那就不叫煤鐵複合體經濟區。阿爾薩斯-洛林本身就是魯爾區的一部分,有了那裏的鐵礦,魯爾區才能成為德意志經濟崛起的引擎。如果任何一個人站在當時的角度上都不可能放棄這個歷史性機遇——把魯爾的煤和洛林的鐵結合在一起,就可以複製英國的工業的成功經驗,從而奮起直追。單憑這一點,就是值得德國為之付出代價。俾斯麥之所以反對是因為這個東普魯士的容克地主不太懂經濟的原因。
由於吞併了阿爾薩斯-洛林,所以就要承受法國的仇恨。但是法國根本不是高速崛起的德國的對手,唯一的辦法就是需要找到一個夾擊德國的盟友,這個盟友要麼是奧地利要麼是俄羅斯。所以俾斯麥急忙搞了一個“三皇同盟”,把德國、沙俄和奧匈帝國三家聯合起來,絕了法國人的奢望。
但是“三皇同盟”最大的問題是,俄國和奧匈都把手伸到巴爾幹地區,雙方在巴爾幹的矛盾尖鋭,俾斯麥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和稀泥,最後這攤稀泥實在和不下去了,德國必須做出一個選擇,要麼選奧匈,要麼選沙俄,他不可能腳踏兩條船到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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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德國選擇了奧地利而不是俄羅斯呢?
首先,從地緣上將,奧地利距離德國的經濟核心區更近,軍事上沒有任何緩衝餘地,一旦奧地利變成敵人後果不堪設想。
其次,德奧同屬一個民族,與俄國結盟反對奧地利不受國民歡迎。
第三,奧匈帝國橫跨南歐、中歐、東歐和巴爾幹,戰略地位非常重要,一旦奧匈帝國崩潰,將在歐洲地緣政治版圖上引起一系列連鎖反應,最後的產生難預料的後果,這是正揹負着法國仇恨的德國不願意應對的複雜局面。
最後一點非常重要的是,德國本身也對巴爾幹產生了野心。到了19世紀晚期,巴爾幹已經成為德國工業產品的重要市場,和德國重要的礦產資源供應地,並在積極開拓土耳其的市場。尤其是羅馬尼亞的國王卡羅爾一世是德國霍亨索倫家族的一員,在80年代開始的羅馬尼亞工業化進程中非常倚重德國資本和企業,尤其是羅馬尼亞的油田屬於德國的生命線。這樣德國必須保衞巴爾幹,而在巴爾幹問題上,俄國處於攻勢,奧匈帝國出於守勢,只要求保護自己在斯洛文尼亞、波黑和克羅地亞的領地,並且保證帝國內的斯拉夫人不受俄國宣傳的泛斯拉夫主義的鼓動。
但是即便選擇了強化德奧同盟,但是也未必一定要和俄羅斯走向對立,最終導致俄法同盟的成立又是另一樁“斷人財路猶如殺人父母”的故事。
話説19世紀80年代之後,普魯士的容克地主階級在經濟上開始衰落,他們的經營的農業在廉價的外國糧食競爭下無利可圖。當時經常有笑話諷刺沒落的普魯士貴族,比如説一個普魯士伯爵夫人去柏林購買聖誕禮物時,居然吝嗇到做三等車廂,為了防止車廂內的波蘭人的性騷擾,隨身帶着針來防身。
然而容克階層卻牢牢控制着德國的軍隊,一半的軍官出身於這個集團,並且佔據了絕大部分的高級軍官位置。軍官退役後又會進入政府部門工作,又佔據了政府高級官員中的相當數額,成為左右德國政策的重要因素。一個階級經濟上如此衰落,但是在政治上卻如此強勢,那麼肯定就要惹出事端——這個問題一直到希特勒上台前夕,都是德國的一個老大難問題。
容克地主們要求大幅度提高農產品關税,以保護國內農業,於是他們的要求得到了滿足。但是德國最大的農產品進口國就是俄羅斯,而俄國的農產品生產也是把持在貴族手裏,這支貴族同樣是控制着俄國軍隊的中堅,沙皇不可能不照顧他們的利益。好!你對我的農產品徵税,那我就對你的化工和機電產品徵税,於是一場關税大戰在德俄之間爆發了起來,並且時斷時續的持續了近30年。雙方貴族都是在政治上極有權勢的人物,都覺得對方殺了他們爹孃,只好不共戴天。1892年德俄“再保險條約”無法續約,和1893年法俄同盟的形成,都有雙方貴族鼓動。
法俄同盟最初也如同德奧同盟一樣是防禦性的。但是防禦都無法滿足雙方的需求,法國需要對德國復仇,而俄國在巴爾幹要對付奧匈,中亞和東亞要對付英國。同時英法在殖民地上也摩擦巨大,最後法俄同盟就幾經修改就變成了進攻性同盟,關於這個同盟的細節和秘籍條款,都是對協約國的另一個成員英國保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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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俄同盟是近代現代史上一對少有的堅固同盟,法國和沙俄之間幾乎沒有任何經濟和政治上的衝突,而且有很多共同敵人。沙俄是是世界主要的大宗農產品和礦產出口國。法國則是出口工業品和手工業奢侈品,法國農業很發達,但是主要是高附加值的園藝產業。俄國需要有人購買他們的政府國債,為他們國內的工業發展投資,而法國是世界上僅次於英國的資本輸出國。法國和俄國都有一個共同的敵人英國,法國有一個單獨的敵人德國,俄國有一個單獨的敵人奧匈,但是德國和奧匈肯定要在戰爭中互相支持,所以等於是兩國的共同敵人。
由於這個異常鞏固的法俄同盟的存在,德國總參謀部在冥思苦想後,最後得出的結論就是驚世駭俗的史蒂芬計劃。當然在最初的時候,國際的外交形式對德國還是很有利的,他們成功的拉到了意大利來加盟,他們和法國在地中海和突尼斯問題上有矛盾,不過意大利始終若即若離,因為他們和奧匈在的裏雅斯特上也有領土衝突。而英國和俄國在土耳其、伊朗、阿富汗、中國的問題上都有摩擦,所以也很有希望拉來英國。但是在19世紀最後的十年裏,本來親密的英德關係卻急速的降温了,這又是一個“斷人財路猶如殺人父母”的故事。
到19世紀最後的而是年裏,以電氣化工為代表的新的一輪技術革命開始結出累累果實,作為老牌工業強國在這方面英國起步是很早的,法拉第、麥克斯韋都是英國人,現代電動力學基本上都是在英國奠基的。但是英國缺少國民教育體系成為一種致命傷,因為新的一輪工業產業需要受過更高教育水平的產業工人,而英國恰恰缺少這樣的工人隊伍。
一個人只要不呆傻痴苶,隨便訓練一下就能成為紡織工、礦工,但是要適應更高水平的工業就需要從小進行大量的教育和培訓。英國精英階級在過去普遍相信一種庸俗版本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和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他們認為一個人貧窮就證明了他是社會競爭的被淘汰者,社會應該儘可能的限制他們的繁殖和發展,這樣可以改善糧食供給,降低社會動亂的風險。按照這種英國理論,對普通大眾提供義務教育是完全荒謬和反智的行為,而且這需要花很多錢,需要擴大徵税,不符合亞當斯密和李嘉圖政府應當充當卑微守夜人的論點。
在新的電氣和化工行業,一個國家的國民教育水平顯得極其重要,德國遙遙領先,另一個擁有國民教育體系的法國緊隨其後,美國憑藉廣闊並且被高關税嚴密保護的市場而沒有被拉下,英國在主要工業國中最落後,由於堅持零關税或者低關税,還成為德國產品的傾銷市場。
面對這種局面,英國的資本家們自然怒不可遏。其中一派以張伯倫父子為代表,希望學德國,先建立一個關税保護把本土市場,最好是整個大英帝國市場先圍起來,保護幼稚工業。然後補短板,提高國民的健康和教育水平。但是這一派在精英階級中不受歡迎,曼徹斯特的紡織工業反對關税保護,這時候他們還沒受到日本紡織業的競爭,他們擔心關税保護會引起其他國家的貿易報復。大部分的富人都反對國民教育體系,因為這需要對他們徵收更多的税款。
另一派則大受歡迎,既然大英帝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那麼為什麼我們不能去遏制德國的發展呢?於是這又是一起“斷人財路猶如殺人父母”的故事,先是德國人通過新式工業斷了英國人的財路,然後英國又希望用自己的政治和軍事優勢來斷德國人的俄財路,最後的在布爾戰爭中,英國強行扣押德國商船之後,雙方的矛盾終於徹底引爆——你殺了我爹孃,我和你不共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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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初的英德反目,實際上已經客觀的證偽了這樣一個命題——因為中美之間經濟聯繫密切,貿易量巨大,所以中美之間不可能發生戰爭。同樣20世紀初時英德之間也經濟聯繫密切,貿易量巨大,但是一樣發生戰爭。就如當年德國搞了西起漢堡、經過柏林、君士坦丁堡和巴格達直抵波斯灣的大鐵路,中國也搞了一個一帶一路。德國搞了一個公海艦隊,中國也像下餃子一樣下水新的軍艦——這些都會讓老美抓狂。
唯一不同於當年的德國,中國目前還無需承受一個陸地大國的敵視,德國則和法國的關係無論如何都難以安定。幸運的是在相當長的時間裏,英國和俄法同盟之間也有深刻的矛盾,兩者無法聯合起來一起對付德國,然而這個局面在1905年被打破了。
在英日同盟簽訂的第二個年頭,日本海軍拿出他們看家本領“不宣而戰”,一舉重創了俄國海軍太平洋艦隊。在此後的一年多的戰爭中,日本人在英美的支持下,好像小宇宙大爆發一樣把老邁的沙皇俄國打得滿地找牙。
日俄戰爭中,俄國的慘敗導致了德國外交形式的逆轉。在1903年之後,英德關係全面交惡,德國開始執行反英政策,德國開始鼓勵俄國東進,以惡化英德關係,防止英法俄聯起手來。但是日俄戰爭之後,北極熊開始躲在自己的巢穴裏舔舐傷口,讓英俄之間的矛盾迅速降温,法國也趁機和英國在殖民地問題上達成一些列妥協,最終導致了德國被英法俄三國孤立起來,現在除了牆頭草的意大利,只有爛泥扶不上牆的奧匈站在他們一邊。
在這種惡劣的局面下,德國只能依靠自己,經過反覆討論,最終得出的結論就是——一旦發生戰爭,就必須採用史蒂芬計劃。儘管這個計劃還有很多缺陷,但是就像小毛奇給德皇威廉二世的答覆一樣——沒有可以替代它的方案。
戰敗也刺激了俄國的內部,俄國發生了革命、武裝暴動、沙皇統治岌岌可危。為了挽救局面,斯托雷平為首的強硬改革派上台。斯托雷平的改革至今褒貶不一,他的帶領下俄國進行了一些列大大闊斧的改革,為資本主義徹底的掃清了障礙,但是也讓俄國的社會矛盾徹底激化,最終導致了沙皇政權的崩潰。
最著名的要數他對俄國村社制度的徹底破壞。舊俄國的農村被作為采邑分封給貴族們的,貴族擁有村社土地的一部分,並且擁有使用村民勞動力為自己耕種的特權,沙皇的賦税按照村社為單位進行攤派。1861年改革雖然廢除了農奴的人身依附制,但是並沒有碰觸到村社的集體所有制,用現在的話説,俄國仍然沒有完成聯產承包制,仍然在吃大鍋飯。
為了提高農業效率,斯托雷平決心廢除村社集體所有制。但是農民們反對,除非讓他們免費分得村社的集體土地。貴族們反對,因為這等於廢除了他們的特權。“既然父親和小兒子們都反對分家,那麼就讓長子來分。”這是斯托雷平的邏輯,那就是要利用富農階級。土地除了農民們的有限份地之外,其餘土地要付錢向村社購買,但是除了富農們沒有人有錢購買土地。分家之後,普通農民失去了免費村社土地的權力,很快破產。
政府提供貸款把一部分無地農民遷往西伯利亞,但是當地環境惡劣,在長滿原始森林的凍土上,政府提供的貸款太少,根本沒法完成基礎,遷徙去的農民們在死亡線上掙扎,一些人不得不跑回來,這些流民在農村和城市偶爾從事零工,不過這就是斯托雷平想要的,為資本主義的工業和農業提供廉價的勞動力。用斯托雷平的話來説,過去的村社制度是“抑強扶弱”,而他的制度是“讓強者取勝”,他希望培養出一個新的農業資產階級來效忠和支持沙皇政府。
但是相反,一個人富了還想更富,炒起的房子的會罵調控政策,辦得起企業的會罵税負太高,沙皇的政府沒辦法給他們提供進一步致富的渠道,所以沙皇不僅沒有收穫一個感恩戴德的新階級,而是產生了一羣慾求不滿的新敵人。最重要的是,被摧毀的村社制度是沙俄軍隊的基礎。貴族是軍官,農民是士兵,這個兩個階級都被傷害了。大部分農民破產了,大部分中小貴族屬於是非世襲的,他們只有村社的使用權,所以只有世襲大貴族才能從出售村社土地的獲利中分得利益,日益沒落的中小貴族們充滿了仇恨。
“讓強者取勝”,也是斯托雷平其他經濟領域改革的指導思想。但是在一個沒有很深商業習俗背景的社會里,在一個很腐敗的官僚體系中,真正能從新的經濟模式中打開局面的必然是舊的權勢階級,而且他們獲益水平和舊有的權勢基本上成一種正相關。很多人富裕起來,但是當看到身邊有比自己更富有的,而且這種富有和一個人的能力、智力和道德水平無任何聯繫,完全是依賴於舊有的特殊權利和社會關係而取得的,那麼這個社會就充滿了仇恨,每個人都不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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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戰爆發實際上是一個很有趣的悖論,按照歷史宣傳學的通用説法,是奧匈帝國和沙皇俄國在巴爾幹的競爭引爆了戰爭。但是到了19世紀第二個十年的時候,奧匈帝國和沙皇俄國都在巴爾幹呈現一種收縮和防守的姿態,都在忙於自己內部的問題。但是這種收縮和防守反而讓問題更容易出現脱線——因為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巴爾幹的小國家們反而飛揚跋扈起來。對他們來説老宗主國奧斯曼土耳其已經衰落,管不了他們。新老闆奧匈和沙俄都在忙自己家裏事,一時管不到他們。英法德還管不住他們。
在這羣猴子裏,最活躍的莫過於塞爾維亞。它是1910年和1912年兩次巴爾幹戰爭的主角,成功的吞併了馬其頓和科索沃。他們渴望建立一個包括塞爾維亞、黑山、波斯尼亞、塞哥維那、馬其頓和阿爾巴尼亞的“大塞爾維亞”。這個計劃是奧匈帝國絕對不能允許的,它不僅侵犯了奧匈固有的勢力範圍,而且會激發帝國內部的泛斯拉夫主義情緒,在捷克、斯洛伐克人中引起新的動亂,實際上塞爾維亞已經逐漸成為庇護各種反奧匈統治激進分子的活動的基地。
所以1908年,奧匈帝國把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正式併入帝國——這兩塊地從1878年就被奧匈帝國所實際控制,並駐紮軍隊,所以説奧匈吞併波黑實際上是一場戰略防守,但是它卻大大刺激了塞爾維亞的民族主義情緒,雙方緊張的局勢一直維持着。接着就該我們的最佳那主角登場了。
1889年當奧匈帝國皇太子由於精神病而自殺之後,約瑟夫一世的侄子弗朗茨·斐迪南成為奧匈帝國皇儲。這個奇奇怪怪的人的有着奇奇怪怪的一生經歷,他到未來岳母家做客時,看上了一位侍女並甩了未婚妻,在維也納宮廷裏引起軒然大波。他是一位自然人文主義者,熱衷於打獵和保護自然環境,有一種不現實的悲天憫人情緒。在政見上他也是奇奇怪怪的,他的身邊圍繞着一批不切實際空想家,建議把奧地利-匈牙利二元帝國改為多民族的聯邦國家,這個奇特的政見根本就不會被帝國內部處於統治地位的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同意。
1914年6月28日,是費迪南和他的侍女老婆的婚姻紀念日,他出身卑微的老婆的在維也納宮廷內備受冷落,他希望到外省的薩拉熱窩的訪問來滿足於一下妻子的虛榮心。但是如此蹊蹺的是這一天也是當年塞爾維亞的“聖維特日”,1389年的這一天,奧斯曼帝國的軍隊在科索沃戰役中擊敗了塞爾維亞,開始了對他們長達四百多年的殘酷統治。尤其是奧匈帝國軍隊剛剛舉行過一次以塞爾維亞為假想敵的軍事演習。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完全有理由把這個皇儲的訪問看作一次個人的挑釁行為。
儘管當天的防衞安排有疏漏,儘管為了滿足妻子的虛榮心,大公堅持乘坐敞篷汽車在大街上接受人羣歡呼,但是殺手們仍然沒有得手。正當殺手們準備放棄刺殺行動時,大公的汽車卻不小心拐上了一個錯誤的道路。由於當時的汽車沒有倒擋,所以只好在一條不算很寬的街道上以非常低的速度向前走,恰巧經過一名殺手的面前。在薩拉熱窩街頭的兩聲槍響之後,大公和他妻子一起倒在了血泊中。
對這個蹩腳皇位繼承人的死來説,老皇帝約瑟夫一世一點也沒有悲傷,而是希望能利用這次“倒黴侄子之死事件”為藉口,一舉剷除泛斯拉夫主義和大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奧匈以戰爭為威脅,要求塞爾維亞必須驅逐所有的極端組織,罷免所有參與庇護極端分子和從事反奧匈帝國宣傳的政府官員,並且逮捕策劃刺殺的組織成員後,交由一個由奧匈帝國專員和塞爾維亞法官組成的聯合法庭審理。
塞爾維亞王國拒絕了奧匈帝國的要求,並且向他們的斯拉夫兄弟沙皇俄國求援,奧匈為了防止俄國干涉也對德國求援。德國知道沙皇政權已經進入了風雨飄搖的困難時期,他認為俄國現在的政治狀況根本就不適合對外干涉,於是大方的給了奧匈保證,一旦俄國參戰,德國將援助。
但是他們不瞭解的是,沙俄政權不僅沒有把它看做一次危機,而是看做一次挽救政權的契機。如果他們能把泛斯拉夫主義的民族情緒玩弄到一個恰到好處的水平——既能民族情緒高漲,又不引發戰爭,那麼就讓政權重新獲得民眾的認同。
面對德國對奧匈帝國的保證,俄國決定進行一次局部動員——沙皇的顧問們相信這一個恰到好處的反應,既體現了俄國的強硬,又不至於引發俄德兩國的戰爭。但是他們不瞭解德國的史蒂芬計劃,這份計劃就是要在俄國進行動員之前就要採取軍事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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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施裏芬計劃是一份危險的時間差遊戲,它基於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不同於德法這種現代化國家,俄國是一個軍事體制和交通都都非常落後的國家,它的動員速度要遠遠慢於德法。如果一旦開戰德國能夠通過一次大膽的戰術安排,在西線迅速擊敗法國,那麼德國就有足夠的時間軍隊重新部署在東線,以應對動員緩慢的俄軍。但是施裏芬計劃的前提是挑戰來自西線,而俄國沒有完成動員。但是現在的卻面對新的情況,威脅來自東線,俄國要先發起動員。
面對俄國的動員,德國也開始相應的進行局部動員,而無論是因為現實來自德國動員的威脅,還是俄法盟約的軍事義務,法國也必須動員。但是一旦法國和俄國完成動員,那麼兩線作戰的德國必然陷入極為被動的局面,導致施裏芬計劃的全面破產。
當俄國進行了一次局部動員之後,沙皇的政府認為這是一次有限的示威行動,但是德國為了應對威脅進行了更大規模的動員。為了不再已經被挑動起來的民族主義面前示弱,俄國也進行了更大規模的動員,他們相信這是一次比試膽量的“看誰先眨眼睛的”的遊戲。
到了這個時候,德國總參謀部已經認為德國的命運已經進入了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一旦俄法完成動員,那麼德國在軍事上將陷入極其危險的境地,所以立即建議德皇威廉二世進行總動員,並準備實施施裏芬計劃。1914年7月30日,德國下達總動員令,僅僅用了三天時間,德國軍隊就已經全部在鐵路線旁整裝待發。德國對俄法和比利時發出最後通牒。
對俄國的最後通牒是,他們必須立即停止動員,否則就意味着戰爭。對法國的通牒是,他們必須保證一旦德俄發生軍事衝突,法國必須宣佈中立,不然就意味着德法將進行戰爭。對比利時的通牒是,如果德國和法國發生戰爭,德國要求通過他們的領土,並使用他們的運河和鐵路線。同時德國還明確的告知英國,他們已經準備和俄法作戰,希望英國能表明他們在戰爭中的態度。
到了這個時候,俄國人才明白,他們徹底把德國惹毛了。德國戰爭通牒在英法俄比政府內部帶了的一片混亂,四國政府幾乎全部停擺。但是無論怎麼混亂,所有的政治家都明白這樣一個事實,任何一個政府如果接受了德國這樣粗野的戰爭恐嚇,那麼這個政府就不用繼續混了,都會被自己的國民推翻,所以法俄比對德國的回答一律是“No”。
唯一的例外是英國的表態相對模糊,因為在協約國內他並不像俄法兩國互相抱有絕對的軍事義務。他不是俄法盟約的一員,而只是通過英法協定和英俄協定抱有一些有限的軍事義務——其中包括保衞法國北海和大西洋沿海的海上安全。而法國則對英國在地中海的安全抱有同樣的軍事義務,這樣英國就把原本地中海的大部分主力艦駛回北海,而法國則把大西洋沿岸的戰列艦開往地中海。通過這個協議,英國把軍艦更集中的部署在北海,以對付德國公海艦隊的威脅。除此之外,英國不對法國抱有任何陸地上的軍事義務。
對於各國的反應,德國是完全有準備的,剩下的只有一個方案——實行施裏芬計劃,接下來是長達四年血腥的廝殺和1000萬士兵的死亡。
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所有的國家都認為自己沒有責任,所有的措施的防禦性或者預防性。英法認為是德國發動了戰爭,奧匈和塞爾維亞開戰是始作俑者,俄國人的軍事動員是造成局勢惡化的根本原因。德國認為俄法的動員是導致他們採取行動的動因,任何一個國家處於多面受敵的情況,都會做出同樣的選擇。奧匈帝國認為自己只是在防禦塞爾維亞民族主義對自己的威脅。
對於第一個進行動員導致局勢惡化的俄國來説,他們覺得自己比竇娥還冤,俄國一直致力於世界和平,“倒黴侄子之死”事件發生後他們一直致力於調停,並且給塞爾維亞政府秘密施壓,要他們進一步滿足奧匈的要求。奧匈帝國軍隊逼近貝爾格萊德時,俄國還建議塞爾維亞放棄首都,然後交給大國之間談判解決問題。至於動員預備役問題,完全是為了在國內人民面前擺出一個強硬的pose,他們還特意對和德國接壤的三個軍區不進行動員,如果德國人善解人意的話應該明白俄國的意思,難道在自己家裏擺pose也有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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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所有的政府都不想打仗,那麼為什麼最後還是打了起來?
首先,德國在戰前的最後十年裏,地緣形式急劇惡化了,他們被完全孤立起來,所有的大國都是他直接和潛在的敵人,在這種情況下,德國人的神經變得極其敏感,容易做出過激的舉動。 其次,奧匈帝國和沙皇俄國都面臨嚴重的國內問題,奧匈帝國國內民族矛盾尖鋭,捷克人和斯洛伐克等斯拉夫人的獨立運動已經威脅到了帝國完整,他們急於撲滅所有斯拉夫民族主義。沙皇政權更是處於崩潰的邊緣,所以即便眼前有一條毒蛇,他也會像溺水者一樣伸出手去抓它。
即便以上幾點,一戰也未必會如現實發生的如此殘酷。德國的施裏芬計劃雖然沒有完成預定目標,但是大體上是成功的,它佔領了法國北部的大量重工業區和主要的煤炭產區,極大的重創了法國的軍事工業能力。在這一年中,德國還佔東線連續在坦南堡、馬祖裏湖區、波蘭中部、羅斯多次重創俄軍,俄軍損失近二百萬。如果沒有英國的參戰,德國在開戰後12到18個月內,就能徹底打垮俄國,並且強迫法國坐到談判桌上。正是因為英國的參戰,對法國的經濟支持,對德國的海上封鎖,才使一戰變成一場殘酷的消耗戰和飢餓戰。
而當1914年7月,德軍越過比利時邊境時,英國政府仍然對是否參戰猶豫不決,英國內閣甚至有人提議搞一個全民公投來決定是否參戰。但是後來認為這個建議已經沒有必要了,因為所有英國人都羣情激昂的要教訓德國人。同樣的是德國人也非常熱衷於狠揍一下英國佬。
在一次大戰前的最後十年裏英德兩國的民族主義運動都把目標指向了對方,因為“斷人財路猶如殺人父母”,他們都覺得互相不共戴天。這也是為什麼一次又一次兩國海軍裁軍談判都破裂的重要原因,每次兩國的輿論都在全力以赴的製造麻煩,破壞任何可以達成的協議。
德國的統治集團完全明白如果能夠停止海軍競賽,那麼英國就不會締結1912年的英法協約,德國就不會陷入後來的絕對孤立局面。而英國精英們也知道,像他們這樣一個老大帝國和德國這樣年青小夥子對抗是一件危險的舉動,雙方都有達成妥協,停止海軍競賽的願望,併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是在另一面卻在兩國的精英集團卻不斷煽動國內的民族情緒去仇視對方,這種兩面派的作法是最終導致英德兩國走上戰爭道路。
為什麼雙方要採用這種自相矛盾的作法?從20世紀初的時候,隨着交通和通信手段的便利,在英德這樣的發達國家裏,普通民眾的眼界大開的同時,也要求更多分享社會權利和經濟果實。但是各國的精英階層並不想對民眾做出讓步,鞏固自己統治的一個有效辦法就是——精英們把現在的國家治理的很好,沒有必要改變社會架構。
所以英國在面對德國的挑戰時,這樣對自己的國民説——大英帝國非常強大,想滅誰就就滅誰,不信你們看,我們明天就滅了德國人。而德國人面對英國的遏制的時候,這樣對自己的國民説——德國正在蒸蒸日上,英國正在衰退,德國幹掉英國已經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其實兩國精英階級都非常清楚,一旦英德開戰後果不堪設想。但是為了自己的利益,他們有必須這麼做——通過鼓勵和放任無知民眾那貧瘠心靈裏的狂野想象力,來滿足鞏固統治的需要。最後他們反而被自己鼓動起來的民族主義綁住了手腳,無法進行正確的外交行動。
最後五個大國的之間基於所謂“理性”的可以預料和控制的競爭和博弈,卻往往因為一些小國的舉動而失去控制,東亞的日本和巴爾幹的塞爾維亞都不滿足於做列強的小兄弟,要滿足自己的野心。地球實在太小——容納不了這麼多民族的雄心壯志。
作者:淼水有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