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羅塞塔石碑解密始末_風聞

原文是吉林大學文學院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世界古代史研究會理事令狐若明發表在《大眾考古》2014年03期的文章。

要是有時間下次把郭丹彤教授的三卷本《古埃及象形文字譯註》搬運點過來。

在大英博物館的鎮館之寶中有一方石碑，名為“羅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其實它並不屬於英國，而是19世紀英國從法國人手裏奪來的。這要從拿破崙遠征埃及説起。

重見天日的羅塞塔石碑

1798年7月，拿破崙率軍遠征埃及，把埃及作為打擊英國的戰略目標。準備佔領埃及後再東征印度，取代英國在印度的統治地位。拿破崙的這次遠征，最後在軍事上以失敗告終，但卻意外地打開了古埃及歷史文化寶庫的大門。

拿破崙本人十分重視埃及古蹟，在南下進軍埃及之前，他制定了前所未有的研究埃及的計劃，從歷史學、天文學等諸多領域精心挑選出175位學者，組成一支龐大的科學藝術考察團，學者們負有收集和研究埃及歷史和古蹟的重任。

1799年8月，法軍在尼羅河三角洲西支流入海口附近的拉希德村（Rashid）修築防禦工事，偶然掘出一塊佈滿稀奇古怪文字的黑色玄武岩石碑斷片。這塊石碑分上、中、下三部分，分別刻有三種不同的文字，下部為古希臘文。工程兵軍官布夏爾（P.Bouchard）對古希臘文略知一二，遂報告了上級。拿破崙對其十分重視，下令把石碑運到開羅，供他在那裏創立的埃及研究院的學者們進行考證，並且立即下令從巴黎召來兩名專家，用石膏把石碑複製下來，將碑文拓片送給歐洲一些知名的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進行研究。

按照考古學慣例，這塊石碑應以發現它的地點拉希德命名，稱作“拉希德石碑”。然而，發現石碑的法軍士兵卻將阿拉伯語“拉希德”一詞誤譯成羅塞塔（Rosetta），這樣一來，這塊著名的石碑在西方就有了一個以訛傳訛地名字——“羅塞塔石碑”。久而久之，就連出土石碑地點的那座建於15世紀的拉希德城堡也被人改稱為“羅塞塔城堡”了。

1801年，法國被英國和土耳其的聯盟打敗，英國奪取了埃及的宗主權，根據協議，戰敗國法國必須無條件地交出他們在埃及發掘的一切文物，轉交給英國人。法國人表面上遵守協議，暗地裏卻留了一手，他們千方百計地想保住羅塞塔石碑，企圖偷偷將石碑運走。但警惕性很高的英國人還是在一艘最後即將開往法國的船上，發現了這塊無比珍貴的石碑，把它奪走。於是法國隨軍科學藝術考察團學者苦心珍藏的這塊石碑，最終成了英國人的戰利品。1802年2月，羅塞塔石碑被運往倫敦，存放在英國文物協會，同年12月，移至大英博物館的埃及廳，成為大英博物館的鎮館之寶。時至今日，石碑上的標籤仍寫着：“不列顛軍隊征服埃及的戰利品“。

破解羅塞塔石碑的最初嘗試

在羅塞塔石碑發現之前，古埃及遺址中發現的銘文數量就非常多了，但是一直人們都無法釋讀。羅塞塔石碑歷經2000多年的風沙侵蝕，碑文已有些模糊不清，價值石碑殘缺，給碑文的釋讀帶來很大困難。按照古埃及人刻碑的習慣，碑頂應呈弧形，並雕刻荷魯斯（Horus，古埃及王權的保護神，其外形為兀鷹，或是人身鷹頭形象，象徵帶有雙翅的太陽）。因此學者們推斷羅塞塔石碑的上方應該殘缺30釐米左右，後來藉助在尼羅河三角洲的達曼胡爾（Damanhur）發現的石碑，以及菲萊神廟（Philae Temple）內的壁畫，互相校對，才把碑文補齊。

1802年4月，英國學者斯蒂芬·威斯頓（Stephan Western）首先把石碑的古希臘文字譯成了英文，弄清了碑文的內容。那是公元前196年埃及祭司為年幼的托勒密五世（Ptolemy V Epiphanes，公元前205~前180年）刻寫的頌詞公告。托勒密五世即位後對埃及祭司廣施恩典，包括修葺神廟、贈予穀物、取消神廟所欠税款等，並對神廟採取了特殊的保護措施。公元前196年春天，埃及境內的祭司雲集聖城孟菲斯，紀念托勒密五世作為全埃及的法老登基一週年，決定在全國各地的神廟為他立像，並分別把他出生和即位的日子定為節日。

古希臘文銘文的最後一段話説，祭司們想將此消息曉諭天下，決定把他們的決議用三種文字刻寫出來。這段話至關重要，極有可能成為揭秘古埃及象形文字的關鍵。因為羅塞塔石碑是古埃及的一種官方文告，它刻寫三種字體對照的碑文，目的是讓各族人都能讀懂。因此，三種碑文的內容應該完全相同。當時歐洲的學者們已經熟練掌握古希臘文字知識，如果進行準確無誤的翻譯，就有可能探明古埃及象形文字和當時無人能識的通俗體銘文，進而挖掘出古埃及所有被遺忘的歷史，瞭解這個一度強大的古國人們的生活、風俗習慣以及思想信仰。羅塞塔石碑成為釋讀古埃及文字的一把“鑰匙“，鼓舞着眾多學者為弄清埃及象形文字的來龍去脈努力着。

當年，拿破崙把拓片印發到歐洲各國後，吸引了英國、德國、意大利、瑞典等國的許多知名學者，他們紛紛熱情投入到譯讀羅塞塔石碑的工作中，破譯碑文的工作幾乎是在眾多的學者中同時進行着。

1802年5月，享有國際聲望的法國東方學家德·薩西（S.de Sacy）獲得了一份羅塞塔石碑拓片，首先進行了認真研究。德·薩西多年從事東方學研究，熟悉阿拉伯語，他反覆琢磨拓片上的通俗體文字，發現它們的寫法與阿拉伯字母有相似之處，於是斷定碑文的通俗體文字中有字母的成分。他從希臘碑文中的專有名詞切入，試圖在對應的通俗體銘文部分找出同樣意思的文字，結果只找出了代表“托勒密“（Ptolemy）和”亞歷山大“（Alexander）之名的近似字組，書寫方向是從右向左進行的。然而，釋讀羅塞塔石碑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實際工作比想象的要困難得多。由於未能取得新進展，德·薩西便放棄了繼續釋讀研究將石碑拓片轉送給他在巴黎的學生、對古代東方語言研究有很大興趣的阿克布拉德（J.D.Akerblad），希望他的這位高徒能有所突破。

阿克布拉德是瑞典的一位外交官，同時也是一位業餘東方學家，對埃及古物有着濃厚的興趣，尤其熱衷於古埃及銘文研究。他曾多方蒐集古代埃及銘刻，公務之餘潛心研究。他對羅塞塔石碑的研究也是從專有名詞入手，繼而擴展到那些不表示專有名詞的符號。1802年，阿克布拉德發表了《給德·薩西先生的信》（Lettre a M.de Sacy），公佈了他的研究成果。他在埃及通俗體銘文中找出了全部見諸與古希臘銘文中的專有名詞，初步確定了可能是16個埃及通俗體文字符號的讀音；在通俗體銘文中找出了一些單詞，如“神廟“、”希臘人“等，表示人稱代詞”他“和物主代詞”他的“等符號。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阿克布拉德誤以為埃及通俗體文字是一種純字母文字，這種偏見使他的研究工作無法繼續取得新的進展。

繼阿克布拉德之後，在破釋羅塞塔石碑的學者中，英國物理學家托馬斯·揚（Thomas Young）取得了可喜的成績。經過一段時間的精心考證，他掌握了86個古希臘文字和埃及通俗體文字互相對照的詞彙，這些詞彙多數是正確的。托馬斯·揚糾正了阿克布拉德先前研究中的錯誤，並明確指出，埃及象形文字和通俗體文字中都有大量的表音成分，進一步證實了先前某些學者的看法，即寫在裝飾性的橢圓框裏的象形符號代表古埃及國王或王后的名字，這種橢圓字框稱為“王名圈“（Cartouche）。通過觀察羅塞塔碑文中的人像、鳥和動物符號朝寫的方向，他還發現了埃及象形文字的正確讀法。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由於托馬斯·揚未能掌握豐富的古埃及語言文學知識，所以他註明的埃及通俗體文字的讀音一般來説都是錯誤的，但對羅塞塔石碑的破譯，到了他的手裏畢竟又前進了一大步。

埃及學的奠基人——商博良

這些學者費盡心思進行多方面考證，但是誰都沒有能取得突破性進展。而認真研究並最後成功釋讀羅塞塔石碑的，卻還是法國學者。這就是讓·弗朗索瓦·商博良（Jean Francois Champollion）。

1790年12月23日，商博良出生在法國南部小城菲熱克（Figeac）的一個書商之家，從小就受家庭環境的薰陶，對古埃及發生了濃厚的興趣。1806年，年方16歲的商博良已通曉拉丁文、古希臘文和6中古代東方文字，還學習了埃及方言科普特語。

從1808年起，商博良憑藉他那深邃的科學素養和古代東方文字功底，着手實現自己少年時代定下的奮鬥目標——釋讀羅塞塔石碑。1814～1818年間，托馬斯·揚就已證實，刻寫在橢圓形框裏的象形符號是古埃及國王和王后的名字。據此，商博良對照古希臘銘文部分，在古埃及象形文字銘文中毫不費力地找出了托勒密的名字。他將其變換成拉丁字母，再同希臘文拼音對比，發現少了元音字母，在阿拉伯文和希伯來文這類文字中，元音通常脱落不寫，他相信，在古老的埃及象形文字中也有同樣不寫元音的情況。

商博良進一步把埃及通俗體銘文與象形文字銘文加以比較，發現通俗體文字符號和象形文字的筆畫之間有某些相似之處。他猜想這兩種文字存在着內在的聯繫。1821年夏天，商博良出版一本介紹埃及祭司體文字的小冊子，毫無困難地把他所知道的一組通俗體文字變換成祭司體文字，然後又變換為象形文字。經過多年的潛心研究，他確信埃及古文字的三種形式不過是相互修飾而已。他繼續對比埃及通俗體文字和象形文字符號，把相似的符號全部分門別類，編成對照表。1821年，他在一份用埃及通俗體文字書寫的《卡薩蒂紙草》（Casati Papyrus）上，發現了埃及女王克列奧帕特拉的名字，根據對照表他把女王的名字變換成象形文字符號，只是暫時還無法驗證是否正確。1822年，他受託考證古物收藏家威廉·約翰·班克斯（Willian Jonh Bankes）從尼羅河第一瀑布以東、阿斯旺的菲萊神廟發現的一份方尖碑拓片，這份拓片碑文是用古希臘文和古埃及象形文字對照這刻寫而成。令他高興的是，在方尖碑碑文中不僅發現有托勒密的名字，而且還有克列奧帕特拉的名字。這跟他不久前從《卡薩蒂紙草》中變換出的這位女法老的象形文字名字一模一樣，符號排列順序也相同。他把托勒密和克列奧帕特拉的名字進行比較，又辨認出幾個新的人名符號。他順着這條線索，繼續研究專有名詞。幾個月後，他又成功地釋讀了亞歷山大、伯林尼斯（Berenice）、提比略（Tiberius）、多密善（Domitian）和圖拉真（Trajan）等王名。然而，釋讀古埃及象形文字是一項非常緩慢而艱鉅的工作，在羅塞塔石碑被發現23年以後，商博良只破譯了碑文幾千個符號中的111個，但這已是一個很好的開端，古埃及文字之謎已經揭起一角，全部解決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了。

1822年9月，商博良得到兩份古埃及新王國時期的神廟淺浮雕拓片，很快就釋讀出圖特摩斯（Thutmose）和拉美西斯（Ramesses）的象形文字。至此，商博良已擁有足夠的證據證明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是可以讀懂的。他非常細心地翻閲大批古埃及文獻並檢查自己的每一個結論是否正確，從不放過任何一個細微之處。他意識到埃及象形文字即非純字母文字，也非純表意文字；埃及象形文字眾多的符號中，其中有的是單音符號，有的是音節符號，另一些放在它們後面的則是表意符號，這些符號本身並不發音，只表示前面所敍述的全部概念或一個詞所屬的意義範疇，即限定符號。他確認埃及象形文字的書寫體系中除了作為限定詞等特殊用途的符號之外，主要有兩大符號構成，即表音符號和表意符號；這是一個複雜的書寫體系，是同時兼具表意和表音的文字體系。商博良是識破埃及象形文字這一結構的第一位學者，先前的許多學者，雖苦心鑽研終不能豁然貫通，乃在於他們斷言古埃及文字或全為表意，或全為表音所致。

1822年9月29日，商博良在巴黎科學院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上宣讀了著名的《關於象形文字拼音問題致達西爾先生的信》（Lettre a M. Dacier relative a l’alphabet des hireoglyphes phonetiques），就釋讀埃及象形文字的情況做了報告，把自己的發現公諸於世。這一天是公認的一門新興學科——埃及學（Egyptology）的誕生之日。商博良從11歲起，為釋讀古埃及文字嘔心瀝血，奮鬥了20多個春秋，在眾多學者一個個受挫而放棄研究時，惟有他毫不氣餒，知難而上，鍥而不捨。經過孜孜不倦的努力，終於找到了釋讀古埃及文字的正確途徑，獲得成功。商博良曾説：“生活的真諦在於熱情”，他的一生就是這句話的寫照。

在成功破譯羅塞塔石碑象形文字銘文之後，商博良頓時成為法蘭西家喻户曉的人物，他本人也終於實現了到埃及實地考察的夙願。1828～1829年間，他和意大利埃及學的創建者羅塞利尼（I.Rosellini）一起，率領一支聯合考察隊親赴埃及進行實地考察，引起了極大轟動，當地居民成羣結隊地跑來看望這位“看得懂古代石碑的人”。在考察期間，凡有石刻之處，考察隊員們皆盡力摩拓，悉心繪製建築圖形，收集了大量的古埃及資料。商博良的成就終於得到了承認，他於1826年被任命為巴黎盧浮宮博物館古埃及文物收藏館館長。1831年，法蘭西學院設立了一個埃及史和埃及考古學講座教授職務，這個講座是專為商博良本人而設的。然而不幸的是，長年的幸苦工作是這位埃及學奠基者的身體受到嚴重損害，他的健康一直在惡化。在擔任法蘭西學院埃及史和埃及考古學講座教授後的第二年，即1832年，商博良便與世長辭，永遠告別了他所熱愛的埃及學事業，享年僅42歲。

商博良的生命時間是短暫的，但他的生命之光是奪目的，作為科學的埃及學奠基人，商博良是當之無愧的。

商博良生前對古埃及文字的語法和詞彙作了深入研究，形成了一套比較完整的體系，他所著的《古埃及象形文字概要》（Précis de système hiéroglyphique des anciens Egyptiens ）一書，系埃及學“開山之作”，這部著作闡明瞭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基本概念，打開了通往古埃及文字寶藏的大門，使古埃及象形文字在沉寂數千年後終於被人們讀懂了。商博良的三部重要遺作《埃及與努比亞古蹟》（Monuments de l’Egypte et de la Nubie），《埃及語法》（Grammaire egyptienne），《古埃及象形文字典》(Dictionnaire egyptien en ecriture hieroglyphique)，成為歐洲第一批埃及學家的典範；特別是後兩者的問世，極大地推動了對古埃及的研究，在歐洲的學者們中掀起了一股研究埃及象形文字的熱潮。商博良的這兩部著作為他們研究古埃及語言文字提供了嚴格的科學方法和寶貴的資料。

羅塞塔石碑上的象形文字破譯，大大豐富了人們對古代埃及這個人類文明寶庫的認識。自埃及學創建以來，經過幾代學者的不懈努力，已有很大的發展。日新月異的埃及學研究成果已成為全人類共同的文化財富。

商博良破譯象埃及形文字進程：

1808年3月：在象形文字銘文中找出托勒密的名字，變換成拉丁字母，再同托勒密的希臘文名字對比。

1821年夏：出版一本介紹祭司體文字小冊子，將通俗體文字變換成祭司體文字後再變換成象形文字，確信這三種字體之間只是修飾關係。

1821年：變成通俗體文字和象形文字符號對照表。

1822年9月：識破埃及象形文字的結構：兼具表意和表音的文字體系。

同年9月29日：宣讀《關於象形文字拼音問題致達西爾先生的信》，標誌埃及學的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