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被“赤色恐懼”籠罩的美國……_風聞

撰文/花叨叨

1920年春，紐約一名排字工人安德烈亞·薩爾塞多被聯邦調查局秘密逮捕。他被關押了8周之久，其間無法會見家人和律師。

不久後，他的屍體在人行橫道上被發現，血肉模糊，而當局聲稱他是跳樓自殺，而對於原因卻語焉不詳。

他的另外兩名朋友尼古拉·薩科和巴特洛米歐·範塞蒂也惹上麻煩，他們被指與當年4月份發生在馬薩諸塞州的一起槍殺案有關聯。

當局指控他們在一家制鞋店搶劫後殺人，但引發大量爭議。有許多法學專家認為，現有證據並不能證明現場子彈是從二人隨身攜帶的槍支裏發射出去的。

這場官司十分轟動，連教皇也寫信希望赦免兩名被告。但最終，經過7年曠日持久的爭論，他們被判處死刑。

在薩科和範塞蒂1927年8月22日坐上電刑椅之後，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各地發生了許多遊行和示威罷工。這起案件之所以引發如此巨大的反響，除了證據學意義上的爭議之外，更重要的是原因是，許多人相信這是一次基於意識形態而非事實的判決。

一直到50年後1977年，薩科和範塞蒂的這起冤案才最終得以平反。

“抓住那個赤色分子！”

許多人認為，當局對他們的扣押、監禁和判決，最重要的理由是他們的政治傾向，他們都是無政府主義者。在當時的美國，布爾什維克和無政府主義者，都被當局視為潛在的社會主義革命力量，是必須被及時扼殺的。

這是美國曆史上第一次“赤色恐懼”。薩爾塞多、薩科和範塞蒂，是這次浪潮中眾多“赤色分子”的一個剪影。

當時的一個背景是，一戰剛剛結束的美國，許多公眾以為戰爭結束了，生活會變得更好一點。然而事與願違——通貨膨脹，物價飛漲，數百萬人失業，民生艱難。威爾遜政府又拿不出有效的方案，各地罷工此起彼伏。

僅1919年一年裏，美國共發生2600多起罷工事件，涉及工人達400多萬。雖然這些罷工絕大多數都是由勞資糾紛引起，但在當時世界革命運動高漲的大環境之下，美國政府認為這些罷工“並不簡單”，而是企圖顛覆政權的“社會主義猛獸”。

在罷工、炸彈、共產主義傳單交織的1919年裏，美國的赤色恐懼如洪水水位線一般日益攀升。

1919年夏天，一枚炸彈在時任威爾遜政府的司法部長A·米切爾·帕爾默家門口爆炸。

遭到襲擊的帕爾默住所

這枚炸彈顯然激怒了他，並讓他認為，如果再不對這些“敵對分子”施以鐵腕手段，社會主義的風暴就可能將美國吞沒。

6個月之後，帕爾默開始了他對外國僑民的第一次大規模行動。

根據美國國會在一戰臨近結束時通過的一項法律規定，那些反對現政府和支持破壞私有財產的外國人將被驅逐出境。1919年12月21日，在帕爾默的指揮下，司法部把抓獲249名俄國僑民塞進了一艘貨輪強行驅逐到了蘇維埃俄國。

這一舉動得到美國主流媒體的歡迎。它們歡呼“聯合起來慶祝不受歡迎的人離開”，“布福德號即蘇維埃方舟，保證美國的延續”，“五月花號帶來建設者，蘇維埃方舟送走破壞者”。

4000人大搜捕，赤色恐懼最高點

主流媒體的一片讚揚，令帕爾默深受鼓舞。

1920年1月20日，經過一系列精心策劃，**一夜之間，全美33個城市中有4000多名“赤色分子”被逮捕，公共集會被衝擊，私人住宅遭到搜查，共產主義政黨的大部分領導人被扔進監獄。**其中，共產主義勞工黨就有39名負責人被提起訴訟。

在美國的共產黨幾乎被一夜摧毀。

當時芝加哥論壇報的一則政治漫畫。

面對這一夜之間搜捕出來的4000多名“布爾什維克”，美國眾議院要求帕爾默就搜捕過程中所發生的違法、侵犯公民權以及不正當蒐集證據作出回應。但帕爾默表示，這些人都是“激進分子”，不屑對眾議院的要求予以回應。

《華盛頓郵報》甚至公開撰文為帕爾默開脱。它宣稱，公眾不應該把時間浪費在司法部侵犯公民權上。

這些“布爾什維克”沒有經過公開的法律程序進行審判，他們在接受長期隔離、秘密審訊之後，許多人被驅逐出境，還有一些人和薩爾塞多、薩科和範塞蒂經歷着相似的結局。

在波士頓，司法部密探在地方警察的協助下用突襲會議大廳或凌晨入室的方式抓獲了600人。這些人被戴上腳鐐手銬遊街示眾。

至此，美國的“赤色恐懼”達到最高潮。

但它也意味着退潮的開始。經過了一年的提心吊膽和人人自危，美國民眾開始厭棄這樣無休止的意識形態打壓，對“赤色分子”的突襲遠遠比不上提高生活水平來得重要。

在這一年的總統大選中，打出“迴歸常態”競選口號的共和黨候選人沃倫·哈定獲得壓倒性勝利，成為美國第29任總統。

意識形態恐懼，美國的頑疾

“赤色恐懼”發生在美國，並非偶然。

從本質上講，美國是一個以意識形態立國的國家。通過自身價值和意識形態來界定“自己人”和“外人”，是美國從建國以來一以貫之的固有視角。

1917年在俄國成立的蘇維埃政權，產生出一種在世界上極具號召力的全新意識形態，這也讓美國第一次從外部感受到意識形態的巨大壓力。三年後駭人聽聞的“赤色恐懼大搜捕”，某種程度上是美國在與蘇維埃俄國暗暗較勁之下的必然結果。

1920年，列寧在莫斯科對將要前往波蘭前線的紅軍發表講話。

當時，威爾遜的顧問約瑟夫•塔馬爾蒂曾經提醒總統説，共和黨人與民主黨人面臨着共同的威脅——社會主義。他還説，相比之下，兩黨之間的衝突是非常次要的，“因為在這個工業化和社會動盪的時代，對於普通老百姓而言，兩黨都已聲名狼藉……”

雖然這次“赤色恐懼”很快黯淡下去，但美國價值體系中這種與生俱來的天然視角，決定了類似的“恐懼症”在美國曆史中會反覆地不定期發作，比如在50年代更加來勢洶洶的“麥卡錫主義”。

即便在對外戰爭中，美國也不像歐洲那樣首先尋求建立穩定的秩序，而要試圖一直打到意識形態上不再面臨挑戰，它才會感覺自己真正安全了。

如果以中國人傳統的中庸視角來看美國外交，往往容易迷失其本質的東西。從“赤色恐懼”到“麥卡錫主義”，從朝鮮戰爭到越南戰爭，意識形態在美國的國家行為中始終扮演着重要角色，一以貫之。

如今意識形態擔憂在美國再次抬頭。從關閉孔子學院到排查“千人計劃”學者，再到“每一個留學生都是間諜”。一方面，美國一些精英認為中國現代化是從美國“盜取”的，侵犯了所謂的“美國知識產權”，另一方面，更深層次的原因是，美國一些主流精英對中國在意識形態上的擔憂日漸升温。

我們必須高度注意美國國內正在發生的變化，同時瞭解這不意味着中美必然發生全面衝突。

對此，我們一方面要在戰略上保持謙虛和守勢，任何情況下都不主動挑釁美國，也不主動向美國示強，遭到美國擠壓時堅決抵制，同時不搞過度抵制；另外一方面，盡最大努力避免中美髮生軍事衝突，並在非中國核心利益上多與美國開展合作，認真尋找雙贏的模式，探討打破零和博弈的現實方式。

時代的邏輯已經改變。貫穿20世紀的陳舊思維，在新的世紀未必適用。對美國來説，一旦合作的吸引力大於對抗的吸引力，中美關係就有可能避免成為美蘇關係在21世紀的翻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