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侄文稿》風波：謠言驅動的反常事件？_風聞

《祭侄文稿》赴日一事，隨着展覽的正式開幕，本來已經漸漸平靜下來。沒想到，媒體人“唐駁虎”連發三彈，又攪動了新的漩渦，還將頗為著名的某報推到了漩渦中心。

平心而論，這次的批評説得倒還都挺在理。

比如某報歪曲採訪編造謠言，可以説是板上釘釘的。

日方諮詢處説：“展廳裏，只有一處地方能夠拍照，但是不可以使用閃光燈”，居然能被理解為可以拍《祭侄文稿》，也是令人歎為觀止。

按照某報記者、編輯的理解，豈不成了展廳裏別的東西都不能拍，偏偏《祭侄文稿》可以拍？

再比如，台灣內部爭鬥才引爆輿論熱點，也是事實。藍營首先爭的是“中華民國”的名分，和大陸網民的感情根本不在一處。

借展的動議也是偏藍的館長在任是提出的，推説偏綠的館長後來才敲定，完全是糊弄人。

應該説《祭侄文稿》風波是反常的，但又是正常的。

為什麼説反常，筆者這裏想再補充些關於展覽的常識。

借展數年磨一劍是常態

借展這種事，可快可慢。有些展覽，來源單一，只需一兩家博物館提供展品，如果雙方有良好的合作基礎，或者租借費用令對方滿意，那麼談判過程就會比較順利。

更理想的情況是，對方本來就有一個巡展的規劃，甚至是成熟的巡展產品，很多事項、設計都有方案。借展從提出到落實，只要檔期排得開，也會更為便捷。

但許多情況下，因為文物四處流佈，策展人動足腦筋想出來的主題，需要許多博物館配合，才能收集到理想的展品。（也不排除有些主題，就是為了某件極為珍貴的文物而設置的。）

有些相對規模較小的展覽，只需要兩三家就夠了。但稍微有點追求，就要擴大規模。

比如上博現在的歷代漆器藝術展，幾乎都是上博藏品，可為了儘量展示中國漆器珍品，還是向浙江省博物館、常州博物館、福州市博物館、大同市博物館借了7件展品。

希望大家有機會也能去看看，至少作為普通觀眾，看後不會提起漆器只知日本。

不要以為國內博物館之間互相借，就一定順風順水。大館問小館借還好，倒過來就未必了。

成都博物館館長李明斌就曾介紹説：“在之前做乾隆展的時候，我們就想借這件器物（鎏金銅斛），當時沒借到。絲路大展策劃的時候，又再次向故宮提出了借展想法，因為它對於展現成都在絲綢之路上的作用實在是太重要了。故宮方面雖然有點捨不得，還是沒抵擋住我們的軟磨硬泡，最終答應了。”

而現在上博的真正大展，“丹青寶筏——董其昌書畫藝術大展”，借展花的力氣就要大多了。

因為最近《祭侄文稿》的事情，有人提到，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為董其昌畫展借展了顏真卿的《楷書自書告身》。

實際上，參與的機構遠不只東博。國外還有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普林斯頓大學藝術博物館、波士頓美術館、史密森學會賽克勒美術館、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東京台東區立書道博物館、大阪市立美術館；國內還有故宮博物院、遼寧省博物館、浙江省博物館、天津博物館、吉林省博物院、安徽博物院等，算上東博總計15家機構。

與這麼多中外機構打交道，沒幾年時間下不來。要打動這些中外機構，上博還展現了研究深度。

東京國立博物館企劃部部長富田淳表示：“想要超越1992年的那場展覽（東博的董其昌展）是非常具有挑戰性的事情。但當我在上海博物館參觀過後，此次展覽中很多關於董其昌研究的新發現、新材料，讓我看到了由新的學術研究成果支撐起的一個全新的董其昌展，而這樣的展覽規模與突出的研究性和學術能量，我想已經實現了對前輩展覽的超越，也將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成為後人努力超越的對象。”

又因為董其昌是上海松江人士，舉辦董其昌大展被上博相關研究人員提升到了“夢想”的高度。所以要説策展最初的念頭，追溯十幾年、幾十年都不過分。

有些人認為借展很多情況下就是錢的事。應該説錢確實很重要，但並非萬能。文博界有理想、有熱情、有追求的負責人還是大有人在。許多展覽是因為這些原因而推動的。

比如之前提到的李明斌，他在成都博物館搞的敦煌·絲路大展，雖然200多件展品不算特別多，但居然來自72家博物館。從挑選到聯絡，到運輸乃至送還，背後的付出不可估量。

回到顏真卿展。有些網友憤懣不已的是，台北“單方面”送展。

考慮到前述策展的難度，“回展”確實未必能很快定案。

比如翠玉白菜2014年去東京國立博物館展出，整整3年後，《日本美術之最—東京、九州國立博物館精品展》才來到台北故宮，其中平安時代（794-1192年）的《孔雀明王像》是首次在日本境外展出。

在2014年，不管是台灣還是大陸，幾乎沒有聽到任何逼問日本用什麼來回饋翠玉白菜的聲音。

放眼全球，對文物交流這樣的指摘、挑刺也是極為罕見的。如果讓第三方的文博愛好者來看，恐怕對整起事件完全摸不着頭腦。

情緒就是《祭侄文稿》的生命，不過是再添一抹

然而，我要説，這又是正常的。對文博交流知之甚少的網民，本來就是在發泄情緒，而不在乎誰造了謠，誰澄清了事實。

這種情緒在島內是島民對綠營的情緒，在大陸是網民對台灣、日本的雙重情緒。島內如果是藍營執政、台北故宮是偏藍人士把控，《祭侄文稿》如果是去韓國、越南展出，都不會鬧成現在這個樣子。

雖然綠營在地方選舉中大敗，雖然中日關係出現明確的緩和信號，但大陸網民對“台獨分子”和“釣魚島爭端”的怨氣遠沒有消解，甚至只要台灣沒有啓動統一談判，日本沒有在釣魚島上徹底認慫，就無法得到根本消解。

《祭侄文稿》本身藴含的情緒，已有無數人説過，這也恰恰成了情緒的放大器。

但反過來説，新的事件也增添了《祭侄文稿》的意涵，它意外見證了藍綠之間、兩岸之間、乃至中日之間的對立。今後當人們再度提起它時，恐怕很難忘記這場洶洶風波。

​要説文博界對民眾情緒完全無感，也不盡然。

由於策展週期長，一些寄託美好願望的展覽，往往遭遇“不幸”。比如“唐駁虎”也提到，201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40週年，《清明上河圖》去了日本，1月2日開展，3日就有右翼分子登上釣魚島。

當時事態還沒有擴大，到《清明上河圖》展覽在2月結束時，都沒人想到後來中日關係會降到冰點。

然而，2012年下半年氣氛已經完全不一樣了，文博界非常識相地低調舉行其他預定展覽。

當然你可以説後面也沒有能比得上《清明上河圖》的展品，但像《中國王朝の至寶》這樣的展覽，一級文物佔比60%，包括三星堆假面、和戰國虎座鳳凰架鼓等。

可這次在有一些“利好”苗頭的背景下，策展方對民眾情緒的估計嚴重不足。

正式開展後，東京方面用《祭侄文稿》的“愛”“心”兩字做醬油碟，還進一步激怒了部分網民。

我們既要肯定東京對展覽本身安排周到，但這種錯誤也不能輕描淡寫。“唐駁虎”連發三篇全心全意闢謠，為讓網絡“清朗”立下功勞，如果能再來一篇講講東博文創的問題，應該更好。

《祭侄文稿》有“愛”、走“心”，是毫無疑問的，小小醬油碟也可以承載親情，也許正是這個“相通之處”，讓“愛心醬油碟”面世。

但顏真卿筆下的愛，不是小確幸般的感情，而是一種悲壯的愛，一種家國之愛，親情附於國仇，因此醬油碟的借用似通非通。其趣味和莊嚴大氣的展覽大相徑庭。

這説明東博的文創雖然成績斐然，但還是存在與文物專業人士脱節的問題。東博對文創公司的掌控弱化了，產品未能把握住《祭侄文稿》的情緒。

如何協調與文創之間的聯繫，也許是全世界文博機構都要面對的問題，搞文創的人畢竟要以市場和業績為重，時間一長，難免會出亂子。先前故宮文創引發的風波，就值得重視。

希望東博也能夠在此事後引以為戒，《祭侄文稿》由於本身題材的關係，要推出既新穎又親民的文創產品確實不易，但最終砸的畢竟是東博的招牌。

從把握作品的情緒，到把握觀眾的情緒，都不是容易的事情。

比如有人批評故宮文創清代內容太多，明代太少，而且故宮藏品覆蓋歷朝歷代，都應該得到展現。

雖然説“皇漢”思維不值得鼓勵，但在文創產品中適當平衡也是可取的。如果不做調整，未來會不會被意外點爆什麼情緒，也未可知。

另一方面，有些文博人士或相關媒體已經走得太前面了，不是把握，而是在玩弄情緒。

像“展一次傷一次”這種正確的廢話，真的是太過聰明。就你劃手機這工夫，屏幕還“劃一次傷一次”呢。

文物是人類智慧的結晶、歷史的見證，不管是專業人士、相關媒體還是愛好者，與其順着輿論情緒抖機靈，不如保持點敬畏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