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鐵軍：傳統農民挽救現代化（下）｜國情講壇_風聞

【編者按】2018年12月7日，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國情講壇』第19講在公共管理學院報告廳開講。中國人民大學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温鐵軍就“去依附：傳統農民挽救現代化——1950s & 1980s’ 土地改革的宏觀效應”主題發表演講。講壇由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胡鞍鋼主持。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副院長王亞華作點評。本文根據現場發言整理，內容已經温鐵軍教授本人審定。全文約2.3萬字，分上下兩篇，本期推出下篇。

温鐵軍：傳統農民挽救現代化（上）｜國情講壇

三、思想創新

****▌1，問題意識——去意識形態的老土改述要

下面介紹1950和1980兩個年代的故事。

我在以前的演講中曾經提到關於總地租的理論，只要能把地租真的全額收歸政府，被國家所有，就可以完全免税。中國孫中山是這樣説的，據崔之元介紹美國早年亨利喬治、現在的斯蒂格力茲，也是這樣看。

總租理論是個依據，要看總租在什麼情況下、怎樣發生作用？ 

先看1950年代的老土改。

40年代，特別是1946年第三次土地革命戰爭打響之後，國民黨政府深陷財政赤字危機。因為在抗日戰爭時期，民國政府還可以從海外得到援助，到1946年因國內戰爭而不再給了。於是國內戰爭只能靠國民政府拿財政去養軍隊，軍事開支佔到財政的80%以上。**在財政嚴重赤字壓力下，政府大量增發貨幣導致貨幣體系接近於崩潰。**美國人幫助做的中國金融深改設計，那也是頂層設計。

戰後因美國佔有了世界60%的黃金，發行全球70%的貨幣，而使美元成為美金。於是，美國專家告訴民國政府應該借入美金來發行“金元券”替代過去的主權貨幣。所以1948年民國政府一個重大的深改措施叫做金元券改革，但是，這項金融改革僅4個月就失敗，通貨膨脹進一步惡化。而國民黨的軍隊是要靠軍費支撐的，當惡性通脹摧毀現代化金融體系，就意味着現代財政也沒法給軍隊發餉，軍隊就不打了！所以共產黨軍隊打完淮海戰役，再往江南打的時候，所到之處，哪怕只是去了一個連隊，對方的軍隊都會沿着大路把槍放下，等着收編。

這應該是一個典型的農村包圍城市的農民革命的勝利。

但是接着的問題是，這個世界上可有農民革命勝利以後，還能夠維持大城市可持續生存的先例？沒有。**共產黨在農村可以低成本生存。**例如，陳毅説淮海戰爭勝利是農民用小車推出來的，實際上一個前線士兵背後有38個農民支前，而農民是不要現代財政管制的。也不要拿貨幣，共產黨的軍隊打一個白條，就可以從這個村調100牀棉被，那個村調100個門板去抬傷員，再讓另外一個村多做一百雙軍鞋……那時候沒有現代貨幣交易，給農民簽下字就可以打仗了，所以小米加步槍能打敗幾百萬現代化軍隊，是靠着農村“物物交換”的傳統方式。因為共產黨給農民分地，同時告訴農民支援解放軍打仗就是保衞土改果實。而這對前線政治工作也非常有效，在陣地上用話筒一喊回家分地，對方士兵就不願意打了。

農民要分地，乃是幾千年的制度需求，也許應該算儒家共產主義？滿足農民這個需求就打下來了。**但是，當共產黨接手大城市之後怎麼辦？**當時的政策是對國民黨政府留下來的管理部門及教職員全盤接收，包括打掃衞生的都要接收，每天都要花錢，所以必須在城市維持國民黨政府留下的現代財政和現代金融。但是接手財政必須建立的税收依據是什麼？沒有，城市生產一片凋敝。

一旦接手大城市，儘管軍費沒那麼多，但新政權遭遇到同質性的國民黨政府的財政嚴重赤字，為了維持城市開支，新政權的財政赤字在1949的時候高達70%以上。靠什麼彌補呢？沒有別的辦法，因為當時國庫裏的黃金和外匯都被運到台灣去了。這個時候新政府在城市發行的貨幣每一塊錢都算是“毛票子”，因為沒有發行貨幣的貴金屬儲備作為依據。但是，**在生產沒有搞上去之前只能靠增發貨幣來彌補財政赤字。**然而，若僅通過大規模印鈔來抵那70%的財政赤字維持大城市運轉，結果就勢必加劇惡性通脹，比起國民黨垮台的通脹速度並不慢，按月的通脹率在30%以上。

所以，新政權接手大城市後的第一個大挑戰，就是要用導致舊政權垮台的現代財政、現代金融來維持城市的生存，宏觀條件甚至更差！因為沒有形成現代財政、現代金融的依據。所以“國初”危機性質上是非常深刻的，形勢上也是非常嚴峻的。

**誰來挽救國初危機？****被土改恢復了的傳統小農村社制度。**有四個化解危機的直接效果：

一是減少財政覆蓋人口。共產黨1946年開始到1951年結束的一次土改，讓佔中國人口88%的農民回家種地，和當時的政府財政金融基本上沒關係了。政府只需要管這不到12%的城裏人，這是第一個重大改變。

二是通過精兵簡政讓農村基層有人管事。大量的軍人復員轉業回到農村成為基層骨幹，每個村都有人管，不是光分了地以後就沒人管事，而是靠100多萬轉業軍人加強基層管理。

三是平抑城市物價。在城裏原來制定的方針是發展新民主主義，主要是通過發展私營經濟，推進市場經濟體制，促進民族工商業建設。但是，**在高通脹的壓力下沒有任何實體經濟能夠維持，不管是什麼性質。**於是，私營經濟有一點錢都拿出去投機，要麼投機外匯，要麼囤積生活必須品，當年上海、武漢等大城市裏這叫做炒三白：白米白麪白布。於是，共產黨剛接手大城市就不得不連續打了三次“三白戰役”，軍管會直接去對付那些投機商。並不是新政權不想發展私營經濟。對不起，一般市場體制下的私營經濟是不可能抗通脹的。

在這種情況下，因為新政權在農村分了地，農民就拼命增加生產，這叫做勞動力的簡單再生產維持家庭。接着就是小農經濟的擴大再生產要做的外延擴張——追加土地。那就得節衣縮食，用更多的農產品交售來獲得貨幣，用積累的貨幣再去買土地。這就是土改恢復了傳統農民的行為。

**全國土改之後，農民因擴大再生產而大規模交售農產品，就使得共產黨收購了足夠的“三白（白米白麪白布）”，在城市打贏了三白戰爭，**參與囤積居奇的私營經濟由此被打敗。這不僅是意識形態或政治上的鬥爭，而是化解了經濟領域客觀上遭遇到的惡性通脹困境。農民向新政權大量提供了農產品，也就大規模吸收了新政權增發的貨幣。為彌補赤字而增發的70%貨幣中有50%左右被農民交售農產品拿走了。於是，大城市的政府手中有足夠的農產品對抗被投機加劇的通貨膨脹率。短短的幾個月內，因農民在秋收之後向政府大量交售農產品而使國初危機基本上得到化解——城市的通脹率迅速下降，生活必需品供給充足。

所以説，是傳統的小農救濟挽救了剛接手民國大城市的國初新政權！

1950年的老土改怎麼回事？很多人沒有做宏觀分析。

當然，任何一種制度的強制性演變代價都是巨大的。今天不用講具體代價是什麼？網上到處都是那個年代傷害了多少人。但是，世界上任何國家的底層羣眾起來革命都會發生類似情況。

總之，這個土地革命催生的新國家新政權免於被惡性通脹所打垮，靠的主要是1950年代全國推進的土改。

此外，更何況它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對全民的動員，**中國成了世界上農民人口被廣泛充分動員的國家。**因此我們的國家政治建設參與度是世界最廣泛的。在西方國家動員投票很難。但是在中國土改中所動員的農民參與度幾乎是100%，甚至連長期以來沒有地位的婦女，也因土地革命而被全面動員起來了。現在老一輩的人還有知道當年有“大識字班、小識字班”的。小識字班指的是年輕的、未成年的那些女孩子們，讓她們去識字。大識字班則是成年婦女去識字。婦女識字運動，大生產運動等等這些做法，把中國的農村勞動力充分動員起來了。

請注意女性的重要性，在農村實際上實行的是家庭兼業化條件下的內部分工。因為家庭內部分工帶來大量不計勞動力成本的工副業的生產，才使得整個城市生活必需品市場的供給是充分的，遂有市場繁榮，物價相對穩定，國初危機就如此度過。

所以，客觀地回顧1950年代，是土改恢復了農村傳統的小農村社經濟，並且是家庭兼業多樣化的這種傳統經濟的廣泛存在，挽救了國初危機。

好了，我們一步穿越到1980年代，儘量把這個故事講完整。

其實我們的土改並不是永遠都是激進的。從當年的共產黨加入國共合作的第一次土地革命戰爭失敗以後的演化過程來看，從來都是與時俱進的，它是在不斷調整變化中的。毛澤東的土改，也是在激進土改和改良土改這兩者之間隨着不同的環境而做的調整。

我們再看整個東亞的情況。

應該説整個東亞在二戰之後實行的都是耕者有其田——平均分地制度，所以整個東亞都進入了工業化。而沒有平均分地的南亞、西亞，都進入不了工業化。

從這個角度來説，東亞和其他地區最大的不同在於社會穩態結構，一般發展中國家是菱形的，它的社會結構是不穩定的。而東亞社會因為分了地，變成了超穩態的金字塔形結構。到現在為止，東亞社會發生非戰爭形態的大規模社會衝突都少於拉美、南亞等等。這是土地改革制度所派生出來的結果。很多人都奇怪，比如像1960年的時候農民遭到很大災難甚至飢餓死亡，為什麼卻不反抗？實際上很大程度是因為東亞社會的長期穩態結構，是經過農村財產關係變革以後形成的。

老土改之所以內在的具有“去依附”性質，跟剛才講到的阿明理論直接相關，它確實是一次典型的“去依附”，使得整個東亞社會不能再用“歐洲中心主義”的話語體系來看待。

當然，**在今天這個全球化條件下維持“去依附”有一定的難度，我們還需要進一步改革。**在整個中國工業化過程中，三農都做了巨大的貢獻。中國工業化怎麼完成資本原始積累？主要是通過集體化獲取三農剩餘。相對而言，舊社會通過地主經濟，新社會通過集體化，客觀上都得有利於工業化的原始積累。

****▌2，1980s’新土改化解外債轉化的赤字危機

我們再看1980年的新土改。

稍微往前説一點，中國所謂的開放是1970年代尼克松訪華以後開始的。中央原來在1963年就提出要調整結構，把蘇聯留下來的偏軍偏重的工業結構調整為農輕重比例協調的經濟結構。當時就決定要上輕紡、化學工業，要上一般消費工業。但是60年代的外部地緣政治條件不具備，於是中國陡然轉向三線建設。那就意味着要繼續維護軍重工業的“市場無效率”生產，因為軍重工業生產出來的產品是為了打仗，而且得打贏，把對方的資源佔有，把對方的財富搬回來才算是有正收益，否則軍重工業的維持是高成本的。

蘇聯東歐當年戰略性援助中國留下的軍重工業體系維護成本極高。在沒有外部援助的條件下60年代所謂的普遍貧困，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國家為維持軍重工業體系支付了雙重成本造成的。在這種情況下到70年代，當中蘇發生衝突，美國得到歷史性機會“重新奪回中國”——這是美國的説法——尼克松説我去見毛澤東要先送他一個大禮，這就是解除對華封鎖的背景。於是，毛澤東和周恩來緊急制定四三方案，引進43億美元的西方設備和技術，改造了中國傳統的軍重工業結構。

因此，70年代初期中國進入了對外開放。**43億引進很快就造成財政赤字過百億，就跟拉美國家引進外資進入財政赤字危機類似，**發展中國家70年代遭遇債務危機的道理是一樣的。到80年代拉美國家的赤字危機爆發，中國為什麼不爆發？就像我們剛才説2010年代中美都在增發貨幣，為什麼兩國都不發生通貨膨脹？其中道理也是一樣的。

毛澤東去世之後，華國鋒繼任，可以叫做“毛規華隨”，華國鋒繼續引進，比毛澤東翻了番，他要引進82億，實際引進接近100億。而且華國鋒原來説要慢一點來，8年引進82億。結果各地都着急，華國鋒又不能控制，於是把兩年之內全部計劃額度都引進了。**結果造成70年代毛時代增加的外債沒有解決，華時代的外債幾乎是毛的2-3倍，到了1978-1979年財政就過不了日子——外債在中國體制之下直接轉化為財政赤字。**所以我們到70年代末財政赤字高起，累積赤字是財政總規模的大約25%，也就是説應當有1/4的財政需求是不能開支了。到那個時候也不能再宣稱既有外債，又有內債。**那怎麼辦呢？二次土改。**所以就像毛澤東1949-1950年全面土改一樣，1979-1980年鄧小平搞了第二次土改，做法還是給農民按家庭人口平均分地。

這一次新土改怎麼救的中國呢？

剛才説拉美國家也是引進西方設備，就因為外債過量而導致拉美國家陷入債務危機，導致一系列的政權更迭，嚴重不穩。相對而言，我們是怎麼過來的？ 1980年土地改革以後，大量過剩的農民勞動力就地轉向鄉村工業，對於國內重工業和設備製造業的需求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市場。例如鄉村工業要上縫紉，要上紡織和各種各樣的輕工、化工，恰恰對上游的城市重工業形成拉動。**到80年代初期，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推行之後，產生了巨大的內需，出現了內需拉動性的良性增長。**這個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都夢寐以求能靠內需拉動，但是內需上不去也是普遍的。而中國卻在80年代因為農村改革解放了農民，進入了農村工業化而產生了農民的非農收入增加，於是，那個年代農民的人均純收入增長速度大大的快於城市。有人説“**搞導彈的不如倒騰雞蛋的”。**那個時候農民有萬把塊錢就很了不起，地方政府鼓勵萬元户。再加上當時城市工業的不景氣，大量的城市工程師、技術員都變成鄉鎮企業的“週末工程師、技術員”。

總之，鄉鎮工業的蓬勃興起，農民的收入提高，極大地活躍了中國市場，變成了一個典型的內需拉動。那麼，代價是什麼？當時的經濟代價就是因農民的消費需求和鄉村工業的原材料需求都過於強烈而導致通貨膨脹。

**所以，80年代這一次新土改再次救了高負債的現代城市財政和金融。**中國之所以沒有陷入拉美危機，不是靠別的。當然，也是靠總設計師，也是靠改革開放路線，這些説法都對。但是從客觀情況來看，國初農民人口大約4億，改初大約7億，人均耕地資源下降，是農村改革解放了過剩勞動力。

據此認為，再度土改產生的宏觀效應，一是強化了國家還債能力，二是形成了世界難得見到的內需拉動式的增長。

講到這兒我的故事應該差不多了，因為一個小時的演講已經到點了。

到此打住之前。大家看後面這幾張片子，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發生經濟危機而導致的一系列現象。

當時為什麼不能向農村轉嫁？是因為家庭承包以後政社合一的集體化解體了。不是毛澤東時代沒有危機，毛東時代也是靠向農村轉嫁而度過危機的。那個年代城市不能就業的青年送到農村去至少能吃上飯。1960年發生危機的時候，向農村大約送了1000多萬城市知識青年。到60年代末期國家維護軍重工業而開展三線建設，相當於倍加的成本支付，造成1968年再次遭遇危機，又向農村輸入大約1700萬的城市知識青年。而到70年代末這一次危機不能向農村輸送城裏青年人了，反而是大量的下鄉青年又得回來，從鄉下回來的差不多有2000萬，在城裏還有差不多2000萬不能就業。於是1979—1980年，當時叫做4000萬待業青年，我就屬於那4000萬之中的一個。周圍的同學大都屬於這一類。據此可以説，我們屬於為這個國家做出了巨大犧牲的那一代人。

知青都要回城，城市危機的代價不能再向農村轉嫁。所以**1979-1980年的危機硬着陸砸在城裏，砸出兩個結果：一是農村改革，**農民家庭承包救了當時陷入深重的債務的中國經濟，所以它的宏觀效益是清楚的；**二是推動了城市的經濟體制改革。**在沒有就業機會的情況下城市出現大量的犯罪，社會問題大量增加。於是出現了家庭承包，演化為鄉村工業化和城鎮化發展。

這個過程，作為農村改革的宏觀效應，可能有助於大家理解40年改革經驗。

今天時間有限，我就先説到這兒，謝謝大家！

-答 觀 眾 問-

應該説問題問的非常廣泛。我今天晚上的講座，涉及到從宏觀的發展戰略，以及中美之間的對抗性矛盾衝突，乃至於資本主義進入的金融資本階段所發生的這些新的發展趨勢，聯繫到我們百年的歷史變遷上來談，這個跨度大了一點，所以大家提的問題比較多也是可以理解的。我綜合起來説吧。

第一個問題：

到目前為止，在發展中國家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還沒有找得到成功的範例。所以各位提的問題中關於**我們要實現現代化是不是應該作為一個目標****，我説作為目標沒有問題。**因為，中央早在1956年就提出了農業現代化的發展目標；1963年國家三五計劃討論的時候已經把四個現代化目標都提出來了。可見，中國提出現代化目標沒問題。剛才王亞華教授也説要在哪年實現現代化目標，這些作為目標都沒有問題。麻煩在於發展中國家有沒有先例？

剛才説到去歐洲中心主義，我為什麼講薩米爾·阿明的理論，因為他比較深刻的分析了所謂歐洲中心主義其實是把歐洲人通過殖民化所實現的原始積累，並以殖民化的方式來推進現代化的，所以歐洲為代表的西方現代化被當成了一個具有全球普遍意義的現代性。也就是説，**幾乎所有的後發國家一旦擁有了自主發展條件，都會以西方所謂的現代化作為國家目標，**這個也無可厚非。因為只有歐洲人走出了這樣一條所謂現代化的路徑。不過，這個路徑確實不可重複！

為什麼説在發展中國家幾乎找不到現代化成功的經驗？今天中國要實現的所謂現代化，無外乎就是工業化和城市化。但是當我們看工業化過程的時候，我剛才已經講了，中國工業化是新世紀開局以來大量的外資湧入形成的產業資本密集地集中在中國——二十幾大類產業中2/3是外資控制的。**這種現代化是中國的嗎？**當然，地方政府可以講“不求所有但求所在”。但是中央政府呢？50年代的主要工業是靠蘇聯援助形成的。那時候，毛澤東就曾經在黨內高層組織過一次討論，我們還能不能改出全盤蘇化？！那個時候政府的每個部門都是蘇聯專家在指導如何管理這個工業體系，我們大部分農民革命出身的幹部，還沒有幾個人能懂怎麼管理現代工業。中國的工廠廠長、總工程師、技術員，乃至於技術工人都是從蘇聯請來的，我們軍隊全部是蘇聯武器裝備，所有軍官培訓，戰略戰術戰役，所有的教材都是蘇聯請來的。我們的高校，像我所在的中國人民大學，每一個系都是蘇聯專家給我們搞教材，手把手地教我們搞教學……

但，請問全盤蘇化對我們意味着什麼？有沒有必要討論改出全盤蘇化？**即使是蘇聯援助形成了現代化，那這個現代化對這個民族國家獨立主權有意義嗎？**如果這些問題沒有討論，怎麼形成我們的話語？

90年代以後呢？其實完全可以照我剛才説的全盤蘇化的解釋再説一遍全盤西化。然後要問：**我們到底要什麼？**當然這個書《我們到底要什麼》是車爾尼雪夫斯基寫的，是在俄國早期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時候提出的問題。現在還是得這樣問！

所以，去歐洲中心主義意味着對西式現代化的解構。我們是要現代化，但是要的到底是什麼呢？如果要的是“中特”——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方式的現代化，這個模式世界上有先例嗎？如果沒有，我們能不能走得出來呢？那得看大家的努力。其中就包括我們是否能在思想意識形態上實現去西方中心主義，薩米爾阿明稱之為去歐洲中心主義。剛才王亞華教授已經糾正，實際上去歐美中心主義，其實不如直接叫去西方中心主義。西方中心主義，也可以是薩米爾·阿明所提出的去歐洲中心主義的第二版。

第一個要跟大家討論的，其實還是我在演講最初一部分講的薩米爾阿明作為世界範圍內發展中國家的思想者，是對西方中心主義做出解構的思想者，希望大家超越現在高校的制式教材，去看看有關的這些材料，然後我們才有討論的餘地。

也因此，我這個演講相當於隔空喊話。是對我們現在高校教育界的全盤西化的一種批評。希望大家不要生氣，因為我是笑咪咪説的。（掌聲）謝謝年輕人！你們能主動鼓掌，説明你們聽進去了。

當然，我也希望在座的各位教師們理解。這是一個對中國來説有着非常重要意義的任務，需要從張謇那一代人開始一直到我們這一代努力做下去，才能逐漸形成習總書記提出的四個自信，才能講好中國故事。

所以第一個要回應大家的問題，是我們對現代化問題的討論和對於西方中心主義的討論。

第二個問題：

剛才有人提問題説以前如果我們的經濟危機的代價是靠向農村轉嫁，這就相當於帝國主義國家發生經濟危機向發展中國家轉嫁。我們雖然有一個內部的轉嫁機制，可難道我們以後經濟危機老是要向弱勢羣體，向農村、向三農轉嫁嗎？

這個問的也很好。

我只能説：任何國家追求工業化的工程，客觀上都是一個資本不斷增密的過程。一方面任何發展中國家在進入工業化之初都會遭遇資本極度短缺這樣的約束條件，**也因此就都會形成“親資本”的政策體系。如果政府不親資本，就不可能進入資本不斷增密的工業化過程。**但是另一方面，還要看這個國家的資本的屬性。在中國，好在我們進入工業化的時候，至少在法律意義上的資本屬性叫做全民所有制。當然，後來為了調動積極性，我們再做改革調整，但是別忘了，當年形成這種全民所有制國家資本的時候，是全民上交的剩餘形成的。因此，絕對不可以不計人民的利益。

由此我們得説清楚，資本的原始積累是任何工業化過程繞不開的必要階段，這個階段由誰來完成？**在中國是由國家來完成的，在西方是由個人完成的。**所以西方是私人資本制度，我們是國家資本制度。由於國家資本制度缺乏對個人的激勵，目前的對策是在加強黨的領導。希望不忘初心，艱苦奮鬥，繼續堅持為人民服務的思想體系，仍然在我們的深化改革中起指導思想作用。不能把從人民獲取的剩餘積累起來的資本變成少數人的。

這是我回答的第二個問題的第一個要點。

第二個要點是**如何看待中國工業化成本轉嫁，也因為繼續堅持這個不忘初心，**所以即使過去我們廣大人民羣眾相當大部分都承擔了危機代價的轉嫁，那又如何？我們兩代人作出了犧牲，那又如何？我父親這一代人和我這一代人難道不都是在做犧牲嗎？為了什麼？是為了國家的工業化？！

從這個角度來説，得到看到我們今天面臨的是一個非常重大的挑戰，如何深化改革？如何才能體現不忘初心的深化改革？那是能讓大多數人民都得到財產性收入的深化改革。所以這是我今天沒講的2010年代的原因。**核心問題在於，如何****能夠在今天的深化改革中，讓我們的資源性資產，向貨幣化和資本化的這種調整過程中，能讓大多數人獲益，而不是讓少數人獲益。**這一點，我想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説轉化成本是一個工業化過程中間幾乎必然發生的制度性的現象。但是如果我們真是不忘初心，我們廣大民眾所承受的代價應該説並不為過。如果只是為了少數人，那對不起，就要説清楚了，至少要還給我們。至少作為犧牲的兩代人有權利要回來。如果不給我們，那就是根本性的問題了，希望説到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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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問題：

很多人提了一個現實問題，比如説現在農村土地大面積棄耕撂荒，農業變成衰敗型產業了。有相當多的外出打工者回不來，我們農村靠什麼來振興？怎麼才能讓大多數人蔘與呢？大量的青年已經走出鄉村了，而他們現在在城裏的地位是什麼？要想清楚，他們現在是求加班而不得。雖然《勞動法》規定加班必須付雙倍工資，但是對不起，現在我得求着才能得到加班機會。

為什麼？説老實話是**因為低端產業正在大規模移出。**去年，僅製造業就已經排出了700多萬勞動力，還有另外新增700多萬需要就業的是我們每年的大學畢業生，這兩塊意味着1400萬以上的勞動力需要就業。**GDP如果繼續下滑，這個新增就業怎麼辦？**於是問題就跟着來了，有紙條問我會不會發生社會動亂？我剛才那個片子已經給你們看了，1980年就是因為大量的不能就業的城市青年，我是其中之一，我們當時叫做什麼呢？叫沒工作，沒家，沒任何社保，然後還沒有老婆。那個年代我們這一代人是最糟糕的。滿大街當時不叫交朋友，叫拍婆子找對象。看到一個前面有一個長頭髮的，過去一拍肩膀，哎，交個朋友，這是北京大爺的那一套做法，你們可能都不敢想象，但也因此發生大量的流氓案件。我們那個時候沒幾個體育館，連豐台體育館都關上人了。多少萬人被兩個嚴打抓進去，就是嚴厲打擊刑事犯罪，嚴厲打擊經濟犯罪，被抓進去再放出來的時候就都變成勞改釋放犯了。那怎麼就業呢？只能幹個體户。

我們那一代人經歷過這種殘酷現實。當然，伴生的就是政治上的各種各樣的思想解放，比如説西單民主牆等等，這些事件都是那個年代發生的。

**現在的勞動密集產業繼續外移。**大家也知道最近這一兩年越南的外資增長速度大約是300%，菲律賓大約是600%，哪兒來的？從我們中國這兒搬去的。因為我們的環境價格越來越高，勞動力價格越來越高，於是大量的勞動力密集產業開始外移，於是導致那些青年勞動力現在叫做求加班而不得。而如果他只拿基本工資，各地給的可都是最低工資，一個月頂多就是2000多塊錢，再扣除他的伙食費、住宿費，對不起只有1000多塊錢怎麼活？連勞動力簡單再生產都不夠。

**如果我們現在沒有重大戰略調整，很難説在這一次泡沫擊破（希望這個虛擬化的經濟泡沫漸次擠出）會發生什麼事。**我曾經給過一個判斷，三線以下的城市，房地產泡沫大概能擠出40%以上；二線到三線之間大概30%左右；一線到二線之間大概20%左右；一線以上，特大城市北上廣深房價擠出10%左右。現在的二手房價格下降難道低於10%嗎？

想想吧，這些現象都是發生在中國推動重大的戰略性轉折的關鍵時期。再加上外部全球化挑戰和中美對抗性矛盾（很多人都希望僅僅把它限於貿易摩擦，但是樹欲靜而風不止）。正在困難的時候，會面臨着多重挑戰。與其當宋襄公，或者是當鴕鳥等等，還不如把情況想象的更為複雜一點，遇到的問題可能會更尖鋭一點，需要做出的制度調整恐怕也會就更大一點。

其實**現在的土地改革恰恰是一個可以利用資源性資產價值化實現過程來吸納過剩金融資本，達到一石二鳥：**既保護農民的利益，使農民的財產和收入不斷增加，又能夠使得金融下鄉，實現農村資源的貨幣化。

這個具體設計我們團隊已經做了，形成的一篇學術性文章也能很快被髮表，我們做了農村資源價值化實現的三級市場設計，希望告別粗放增長時期形成的粗放制度，形成質量效益型增長需要的精細的制度設計。

誠然，這一套制度體系，本來這個講座是要講的。但是我一開始就説了，現在還不想把2010年代這個故事講完，因為這個年代還沒有過去。我還需要跟團隊的同志一起努力做研究，再過一段時間，再把現在的實際操作的過程歸納出來，根據實際發生的情況做思想性的歸納，然後再做學術理論的整理。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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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于娟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國情講壇』**旨在為老師和同學們提供一個交換思想、交流經驗的平台，重點圍繞中國道路、中國製度、中國理論、中國思想等方面的內容，着力打造國情研究領域的中國學派，向外界傳遞中國話語、中國風格。

此講座係為《改革開放四十週年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研究系列講座》。

『國情講壇』光明網專題 http://topics.gmw.cn/node_12004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