説説常識：盛洪對中國經濟的判斷與批評完全錯誤_風聞

       盛洪在他的《如何扭轉經濟頹勢》一文中説：     【關於中國經濟是否嚴重下滑，似乎已經沒有異議了。2018年的經濟增長究竟是多少，現在還是有多種判斷。如國家統計局説是6.5%，向松祚説某機構的估計是1.67%。我計算的“克強指數”（注一）是3.6%；而對“克強指數”的一個重要分量——發電量做了修正（注二）以後，“克強指數”約為－1%。】

      【注一：在本文中的“克強指數”的三個分量是，到2018年11月，貨物週轉量增長率（3.4%，權重25%），貨幣供給量（M1）增長率（0.005%，權重35%），發電量增長率（6.9%，權重40%）。注二：這是根據我的權威朋友提供的數據進行的修正，修正後的發電量增長率為－4.7%。】

     【主要有四個因素。第一是税負過重，第二是對民營企業的不友好，第三是逆城市化政策（如限制城市規模），第四是對網絡經濟的侵害和限制】

    【針對税負過重的問題，就要大規模減税；針對民營企業的問題，就要改進司法制度，讓它真正能夠保護民營企業的合法權利；針對逆城市化問題，就要停止現在這種限制城市規模的作法，這是直接抵消城市化過程正面影響的政策；讓城市向所有人開放，並採取其它特定辦法解決城市單一資源不足的問題；針對網絡新經濟發展的限制，就要認識到網絡經濟形成的產權同樣是產權，同樣要得到像產權那樣的保護，也要像保護實體市場那樣保護網絡市場】

        首先，【關於中國經濟是否嚴重下滑，似乎已經沒有異議了】這句話在他自己的這段話語中就存在問題：【2018年的經濟增長究竟是多少，現在還是有多種判斷】。其中國家統計局的數據，6.5%，這不能算是【嚴重下滑】。怎麼就【已經沒有異議了】呢？就算你們以為國家統計局的數字不對，那也是對於形勢的一種判斷。存在這樣的判斷，就是存在異議。這個邏輯不明白嗎？

        然後，憑什麼説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就一定錯了？你們低估中國經濟增長的數據就一定對？【向松祚説某機構的估計是1.67%】的依據何在？盛洪自己的分析數據有什麼理由值得相信呢？

        中國經濟正在快速轉型，第三產業比重大幅度上升，在這樣的經濟形勢面前，貨物週轉量增長相對低於經濟增長速度應該屬於正常現象；所以不能依據貨物週轉量增長較少而斷定經濟增速嚴重下降。發電量依然處於較高增長區間，説明中國經濟中第二產業增長依然相對正常；於是盛洪又依據其【權威朋友提供的數據進行修正】，【修正後的發電量增長率為－4.7%。】。為什麼不就自己杜撰一個數據，然後修正為-100%呢？那多有説服力啊？

        國際上權威機構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分析也有低於中國統計數據的。但都差距不是太大：

        IMF預測中國2018年GDP增速為6.6%、2019年6.4%；

        世界銀行預測2018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為6.5%；

        經合組織預測中國經濟2018年增速為6.6%；

        高盛指出中國宏觀政策利好頻現，A股估值較低，海外投資者仍將看好中國市場投資機會。而且中國經濟基本面良好，總體來説2018年中國的GDP增長速度喜人——將達到6.6%。

        好傢伙，中國國內有幾個人比這樣的國際權威機構高明不知道多少倍。這世界不讓這幾個中國人來統治，明天的太陽還能升起來嗎？

        中國的税負過重嗎？

        我們知道，中國這幾十年的經濟發展是在税負不斷降低的過程中實現的。但是弔詭的是，税負越低降低的階段，經濟增速越慢。改革開放初期的税負當然比現在重，可是那時候的經濟增速是多少？近幾年税負在不斷降低，伴隨的是經濟增速也在持續降低。

        我這裏不是説税負增加會導致經濟增長，而是説經濟增長與税負降低沒有必然關係。事實上，税負降低是經濟增速下行的不得已行為。

        經濟增長緩慢的原因不在於税負偏高——過去更高的税負下，經濟增長很快就是證明。

        經濟增長的快速是生產力進步快的結果。離開了生產力進步的條件，即使税負為零，經濟該崩潰照樣崩潰。        

        國民經濟價值的構成，是由工資、利潤、税收三部分組成。簡單地從邏輯上分析，税收部分大了，工資與利潤部分就會小了。因此公知們的這個民粹式忽悠很容易讓人們上當。

        一般的人們不會明白，打工者只需要顧及自己的工資收入；資本家只需要顧及自己的資本利潤；政府卻不能只顧及自己的税收增長。

        因為税收增長如果壓低了資本的必要利潤空間，經濟就會呈萎縮趨勢，社會的就業問題就會嚴重起來，社會就可能出現越來越多的問題，經濟會進一步萎縮，結果會導致財政支出壓力增大、税收來源減少。   

        這還是好的，如果進一步惡化，會導致社會動盪，危及政府的根本利益。所以政府不會不顧經濟發展的需要而任意增税的。

        在政府、資本家、一般勞動者中間，資本家們是最可以肆無忌憚的。這個地方的利潤空間小了，他們可以把資本投到其他地方去。因此它只需要有合適的利潤空間，不會特別在意某個特定地區的社會是否穩定。於是，減税給資本帶來的利潤未必會被使用於既有市場上的經濟活動。

        資本獲得超額增值以後，不但未必會在既有的市場上增加投入，相反有的資本勢力還可能通過對特定市場的破壞，打壓市場資產價格，迫使更多資本逃離與消失，然後再低價掠取資產以牟取暴利。這樣的現象在亞洲金融風暴中即為典型；在中國的股市上也表現得很明顯。

        一般勞動者則是最弱勢的一方。因為他們只能在既定的環境中謀生活。因此他們與政府一樣，需要所在地方的社會和平與穩定。

        而政府一方，則為了實現社會的持續和平與穩定，既必須維持一般勞動者的必要收入水平，又必須滿足資本的必要利潤空間要求。

        從這個分析我們知道，政府的收入能夠越多，就越能夠滿足社會各方面的需要。但是政府的收入水平，會受工資必要水平與利潤必要空間的限制，不可能想要多少就能夠實現多少。

        而且，由於經濟越發展得越快，資本增值速度就越快，資本所需要的利潤總空間就會越大，而隨着經濟的發展，邊際消費傾向會越低，利潤空間相對於資本增值的速度會越慢，資本利潤率會加速降低，於是對於減税的要求又會增大。

        如此惡性循環，政府的收入在經濟價值中的比重會越低，政府調控經濟的能力就會越來越弱。西方國家政府調控經濟的能力就是這麼降低、乃至於幾乎喪失殆盡的。

         因為政府收入越多就越能夠滿足社會各方面的需要，同時政府收入水平又必然地會受到工資必要水平與利潤必要空間的限制。所以我們要衡量政府收入水平是否過高，只要看經濟發展的狀況如何就好。

        如果經濟發展得不好，就證明政府的收入水平過高，壓制了資本的必要利潤空間；如果經濟發展得很好，就證明政府收入水平合適。如果經濟過熱了，就證明政府收入水平太低。當然，這裏的政府收入水平“過高”或者“過低”，也可以解釋成為財政支出的“過少”或者“過多”。

        有人會説了，你這是以中國經濟發展好，作為中國政府收入過高的辯護，故意忽視瞭如果中國政府收入降低一些，經濟會發展的更好的可能。這是不懂經濟發展規律的表現。

        上面已經分析過了，經濟發展得好，會導致資本增值速度快。於是市場上爭奪利潤的資本會增加。利潤空間決定於生產效率與成本的變化：效率提高而成本不增加，則利潤空間增大。效率不提高而成本增加，則利潤空間減少。

        爭奪利潤的資本越多，會導致市場資源價格上升，如果生產效率不能夠同步上升，利潤空間就會縮小。在資本利潤預期降低的環境下，經濟發展就會停滯。

        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有兩個：

        1、政府擴大財政支出，增加市場有效需求，維持資本的必要利潤空間；

        2、通過科技進步手段，提高生產效率，抵消資源價格上升導致的成本增長。

        很顯然，後一個方法才是根本的方法。也就是説，應該通過促進企業實行科技進步，實現產業升級、提高生產與經營的效率，來維持資本的必要利潤空間。

        可是資本的唯一特性就是逐利。如果現有的生產力水平上就可以獲得足夠的利潤，資本家們是不會用高成本投入，進行有風險的科技進步投資的。所以，在國民經濟發展速度可以滿足社會就業要求的環境下，用減税的方法刺激經濟，會促進企業的惰性。

        這一點在發展中國家體現得特別明顯，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都不能讓他們擺脱貧困落後，原因就在於他們的科技進步緩慢，生產力水平落後，導致了他們在國際市場上缺乏競爭力。

        原因就在於，那裏的資本只想，也只能在既有的科技水平上賺錢。當即有環境不適合賺錢了，資本就離開了，或者被消滅了。倒是發達國家的資本集團，因為自己不努力創造先進技術出來，就只剩下死路一條，才會不得已只好進行科技進步的投資。而因此所冒的風險，必須有國家財政的支持為條件。

        從上面的事實與邏輯分析，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工資、利潤、税收三者之間，存在着客觀規律決定的分配關係。分配的關係符合客觀規律要求，經濟就會發展得好；反之就會發展得不好。

        目前中國經濟發展是世界主要經濟體中發展的最好的：

        在世界經濟不景氣導致全球有效需求萎靡的情況下，中國經濟依然保持着西方發達國家即使在他們的黃金增長時期，也難以達到的增長速度，意味着中國的經濟價值在工資、利潤、税收的分配關係，相對是最符合客觀規律要求的。

        相對其他國家，中國的經濟價值分配最符合客觀規律，不等於中國的經濟價值分配關係就完全合理了。因此必要的結構性調整也是需要的。其中就包括了税收體制的適當改變。因此我並不反對一些結構性的減免税行為。只要這些行為的動機與結果是與經濟發展向好所聯繫的。

        可是現在一些主張中國大幅度減税的人們，只因為中國的税收制度與西方國家不同，認定中國政府收入比中國大，就要求大幅度減税。

        凡是有理性的人都知道的一個邏輯就是，一般的大幅度減税的實際受益方往往不是人民羣眾，只是資本利益羣體。於是不顧經濟發展的狀況，只根據西方國家的理論教條，主張通過大幅度減税、降低政府收入比重的人，很明顯就是站在資本利益羣體的立場上發聲。

        對民營企業不友好嗎？        

         1978年前，中國民營經濟幾乎完全空白，從1978年民營經濟從業人員數量只有14萬人這個指標分析，當時的民營經濟佔GDP比重應該不到1%。而到了2017年，民營經濟佔GDP比重已經超過了60%！經濟總規模超過7萬億美元。        

         也就是説，即使將中國的國營與外資經濟規模剔除，只計算民營經濟部分，中國也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中國GDP從只相當於美國的不到3%，上升到今天的相當於美國的70%，期間的經濟增長速度大約為美國的3倍多；

        那麼同期中國民營經濟規模從不到GDP的1%上升到超過60%，期間的民營經濟增長速度，也不會低於GDP增速的3倍。兩個三倍相乘，中國民營經濟這期間的增長速度就應該是美國經濟增速的9倍！

        一個對民營企業不友好的國家，民營經濟可以有如此神速的發展，那麼，在那些對民營企業友好的國家裏，民營經濟發展得怎樣了呢？  

        這個問題知識沒有嚴重缺陷、又沒有對中國故意敵視心態的人，是會得出正確答案的。

        實際上，今天中國民企面臨困難的原因之一，就是民企發展過快，市場資本增長迅速，面臨有效需求增長不足，從而利潤空間相對縮小。

        解決這個問題的真正可行方法，是企業通過科技更新，實現升級轉型，進一步適應需求；而不是通過減税，加快資本形成速度，在有效需求不足的環境下進一步導致因為資本競爭激烈，而使得資本利潤率持續降低。

        限制城市規模是逆城市化進程嗎？

        這裏盛洪指的是國家對於中心城市的建設用地的控制政策，導致了城市化進程受阻。

        可是城市化進程不等於中心城市的無限制發展。這個邏輯盛洪應該明白。        

        面對房地產市場的過度投機現象，政府實行了一系列從需求端控制投機行為的措施，正在逐漸有所成效。可是一大幫遵循西方理論教條的知識分子們看不慣，説不應該用政府行為限制市場行為，對於中心城市的房地產過度投機現象，應該用增加土地供應、降低房產稀缺性的方式解決問題。

      從簡單邏輯推理，這似乎是一個很好的建議：增加了土地供應，就增加了可建房的空間，面對市場需求增加，就可以用增加房屋建設來降低房產資源的稀缺性，就可以縮小房價上漲的空間。於是房地產市場的投機現象也就會減少了。

        可是這些人忘記、或者故意無視了一個事實：土地資源是不可再生的，它的邊際稀缺性是隨着其他可再生資源的不斷隨着生產力進步而下降的情況下，不斷上升的。尤其是中心城市的土地資源，因為中心城市的其它資源特別豐富，導致人們特別願意湧入，其稀缺性是特別明顯的。

        在經濟社會里，資源的稀缺性就是財富。在中心城市的土地資源稀缺性特別肯定的環境下，增加土地供應的結果，只會是讓資本廉價獲取土地資源，而不會讓民眾享受到廉價住房資源。李嘉誠曾經在上海複製香港模式，拿地十年不開發，什麼也不做就賺到鉅額利潤，就是明顯例證。

        人們要説了，增加土地供應的同時，可以強制開發商在規定時期內進行開發。這樣就可以防止李嘉誠現象的蔓延了。

        這確實可以對開發商起到遏制作用，卻沒辦法對資本的過度投機行為起到遏制作用。因為既然知道了中心城市的土地資源是特別的稀缺，資本對於稀缺資源的爭奪就會必然地兇狠。市場上的房屋就必然會在很高的價格水平上被資本壟斷。民眾依然不能享受廉價住房資源。

        而更大的問題不在這裏。更大的問題在於，中心城市之所以房價會高，是因為人們都向往它。

        人們之所以嚮往它，是因為它的資源豐富，便於人們生活。它的資源之所以豐富，是因為它的生產力水平高。如果任憑這樣的城市無限制擴大，結果必然導致資源進一步向它集中，會不斷加大地區間的經濟不平衡。

        就是這些主張對中心城市放開土地供應的人們，在另外的場合裏，大力抨擊中西部地區農村的留守兒童現象。留守兒童現象怎樣產生的？就是因為中西部經濟不發達，迫使人們到中心城市去就業而產生的。如果任憑社會資源不斷向中心城市聚集，這樣的現象就會繼續持續。

        一個國家要富強，就必須讓各地區的經濟都發展起來。因此不能只顧着中心城市的發展需要，必須通過價格調節手段，讓資源流向不發達地區。限制中心城市的土地供應，同時用必要的特殊手段遏制房地產過度投機，迫使資源流向更加需要的地區，促進地區間的經濟結構逐漸合理化。

        這樣做的結果，不但有利於內地不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也有利於促進中心城市的產業升級：土地資源昂貴了，能夠在這樣城市發展的，就必須是附加值更高的產業。相反，如果無限制供應土地，就會讓本來應該從土地資源嚴重稀缺的城市離開的產業繼續留存，擠佔高端產業需要的資源。

        很顯然，對於中心城市規模擴張的適當限制，一方面可以起到遏制房地產市場過度投機、防止經濟風險爆發的作用；另一方面有助於促進中心城市產業升級、同時促進中心城市資源外溢、為內地不發達地區經濟發展提供資源供應，充分利用邊際效用原理，加快經濟平穩發展。

        這樣，中心城市可以通過產業升級，繼續成為國家經濟發展的領頭羊；同時通過把相對低端產業轉移到不發達地區，實現經濟發展的相對平衡，讓內地農村的民眾不需要遠離家鄉出外就業，既可以減少留守兒童現象，減輕經濟發展的社會成本；又可以減少地區間人員流動規模，減輕經濟中的交通成本。

        這些人可能還要説，我們這裏不討論國家經濟的地區間發展問題，只討論如何正確地遏制房價過度上漲的問題。

        房價過度上漲的原因不在於住房供應多少，而在於人們的非理性財富慾望。

       人們生活需要的只是住房資源。而獲得住房資源，並不一定需要購買住房，租房也一樣可以。

         據社科院前年的一個調查，中國家庭住房自有率高達95.4%。遠超世界60%左右的水平(美國為65%，英國為70%，日本為60%)。

        從這個調查數據看，可以肯定英美日三國很大比例的人們，解決住房資源問題依靠的是租房，而不是買房。如果中國人的住房文化適當向西方國家看齊一下，買房的人就會少一些，房價瘋漲的現象自然就會緩解很多。

        很奇怪的是那些一直主張中國學西方國家的人們，這時候不説中國應該努力向西方國家看齊了。

        為什麼中國人現在特別注重通過購買而不是租賃的方法，來獲取住房資源呢？原因在於住房的財富效應。一部分城市的住房瘋漲，產生了極大的財富誘惑，使得人們產生非理性財富慾望。因此千方百計要購買房屋，為的不是居住，而是實現財富夢想。

        這必須在經濟持續增長的時代裏才可能實現。西方國家早幾十年就進入了經濟低速增長時代，民眾的收入長時期沒有增加。於是房產漲價就沒有了必須的基礎。人們就不會有通過購買住房實現財富目的的夢想。

        美國國税局的統計數據顯示，1988年美國納税人平均收入為3.34萬美元。2008年，扣除通脹因素後，這個數字為3.3萬美元。同期，最富有的1%的人口收入則增長33%。

        美國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表示，2014至2015年間，實際家庭中值收入增長了5.2%，至56516美元，這是自2007年以來的首次增長。這也是自1967年開始記錄以來，經通脹調整後的家庭年收入增長首次超過5%。勞動力市場不斷增強、工資水平提高、以及通脹持續受到抑制，推動了這一收入增長。

        但是2015年的增長仍使美國家庭年收入比衰退開始前一年的水平低1.6%。去年的家庭年收入仍然比1999年巔峯時期低2.4%。

        而中國目前的經濟依然在以較快速度增長，人民收入依然在較快速增長。人們的購房能力總體上在增長。這是中國房價上漲的根本基礎之一。另一個根本基礎是中國的宜居土地面積偏小，宜居土地的相對稀缺，天然決定了中國房價在同等經濟水平下相對較高。

        中國1類宜居土地只有國土面積的19％，而且其中55％還是耕地。另一個事實是中國人均耕地面積僅1．4畝，為世界平均水平的40％。

        這個客觀環境決定了，經濟水平提高的同時，不可再生的土地資源的稀缺度，就會相對於其它可以通過生產而增加，從而降低其稀缺度的資源，迅速提高。

        土地資源稀缺度的提高，必然地會導致住房成本的提高，於是住房價格的提高也就不可避免。

        所以，中國的總體房價繼續上漲是市場的理性要求。但是部分城市的房價的瘋漲，則屬於市場的非理性表現。是人們非理性財富願望支配下的非理性現象。

        對於非理性的行為，當然只能用非正常的手段才能夠加以遏制。因此，人們不應該因為政府的行為與西方經濟理論的教條不一致就加以指責，而應該從實際效果如何來確定政府行為的是否合理。

        而盛洪指責中國政府對於中心城市的建設土地控制政策，就只不過是因為與西方經濟理論的教條不一致。

        至於【對網絡經濟的侵害和限制】，我沒明白他在説什麼。是説對於網絡犯罪行為的打擊嗎？

        據《世界互聯網會議藍皮書：數字經濟已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引擎》披露：

        【中國是世界上數字經濟投資最活躍的國家之一，《藍皮書》顯示，2016年中國數字經濟總量達到22.6萬億元，躍居全球第二，佔GDP比重達30.3%，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引擎和新亮點。在虛擬現實、自動駕駛、3D 打印、機器人、無人機和人工智能等關鍵類型的數字技術的風險投資方面居於世界前三。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電子商務市場，佔全球電子商務交易額的40%以上。】

        【世界上數字經濟投資最活躍的國家之一】當然也就證明了不必要的限制很少。伴隨中國經濟總量達到世界第二，經濟數字總量也達到了世界第二——要記住中國雖然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卻同時仍然是發展中國家，經濟水平仍然處於第三世界。因此中國的數字經濟也達到世界第二，是超越了中國的經濟發展階段的現象。這一現象在世界上獨一無二。

        在經濟水平仍然處於第三世界的基礎上，數字經濟的發展大幅度超越經濟階段，顯然不是因為限制太多，而應該認識到客觀上存在必要的限制不到位。所以網絡違法行為，以及容易導致違法現象發生的數字經濟形態很多，必須予以打擊與防範，以保證數字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盛洪在這裏，是要批評什麼呢？

        盛洪還説，大規模減税有利於刺激經濟而不會導致財政刺激會產生的通貨膨脹。這是不懂西方通脹理論知識的表現。

        首先，目前中國經濟面臨的不是通脹威脅，而是伴隨經濟下行的通縮威脅。在這樣的前提下，説要尋找不會引發通脹的經濟刺激手段，很明顯是無的放矢。

        其次，誰説減税就不會引發通脹的？

        根據形成原因分析通脹類型，有需求拉動型通脹，也有成本推動型通脹。

        需求拉動型通脹指的是有效需求過旺，超過了供給能力。當經濟處於過熱狀態——財政刺激的效果不好情況下，就可能出現這樣的現象；

        成本推動型通脹指的是，需求依然萎縮，但成本上升導致市場資源價格全面持續上漲。減税就可能造成這樣的結果。

        當市場有效需求不足的時候，市場面臨的是產能過剩基礎上的通縮威脅。用財政刺激手段，會增加市場有效需求，只要刺激力度與角度適度，是不會產生通脹的；

        這時候採用大規模減税的手段，人為增加市場利潤空間必然導致在市場有效需求不足環境下，本該被淘汰的低效率產能得以維持，低效率產能的得以維持，使得成本高的企業可以繼續盈利，必然導致更多資本進入到既有生產力水平的經濟活動中。在這樣條件下的經濟擴張，必然會導致市場資源稀缺度增加、成本上升，從而引發成本推動型通脹

        另外，大規模減税使得社會財富分配結構進一步向富人階層傾斜，使得邊際消費進一步下降。而政府因此減少財政收入，不得不緊縮財政開支，導致有效需求進一步縮減。

        於是，一方面是成本推動型通脹的發生；一方面是有效需求減少導致經濟萎縮，停滯膨脹經濟現象就會真的在中國出現了！

        盛洪是真的不懂經濟理論——哪怕是西方經濟理論呢，還是故意要讓中國經濟走入這樣的困境當中呢？這是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