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考古學體系是偽學（上篇）_風聞

據人民日報海外網2019年1月23日報道，根據英國BBC電視台和《衞報》21日的報道，英國蘇格蘭阿伯丁郡的一座農場附近有一圈大石頭，被認為有幾千年的歷史，被稱為“伏卧石圈”、“千年石圈”，如下圖：↑：蘇格蘭阿伯丁郡的“千年石圈”“遺址”

對此，英國考古學家興奮地表示該遺址“很不尋常，因為它是由直徑相對較小的石頭組成”。

蘇格蘭林業委員會還猜想道，“我們認為古代人民可能利用這些石圈紀錄季節，或太陽和月亮的路徑。也有可能用於舉辦葬禮或儀式篝火，無論他們的目的是什麼，這類遺址都為後人帶來了極大的吸引力。”

值得注意的是，這項發現先是在專家中引起轟動，隨後被大肆報道。直到日前，一位當地的農民聯繫到他們，説這個“千年石圈”是自己在90年代中期擺在那裏的。

這是何等的尷尬啊！

阿伯丁郡議會也不得不發推特澄清，“阿伯丁郡石圈此前被認為有數千年的歷史，現在發現是一個當代的複製品”。

“這件事情的走向顯然令人失望。不過這種古蹟的年代鑑定工作可是出了名的困難的，”阿伯丁郡議會的尼爾·阿克曼表示，“看來這個人擺大石頭只是為了好玩，這真是個費力氣的愛好。”

這項“新發現”引發國外網友爆笑和各種花式嘲諷。

看到這則報道，讓人感到西方考古似乎很不嚴謹，近乎戲謔。在我看來，這對西方考古學來説是很平常的事，因為，這是西方考古學的“優良”傳統。

從常識來講，這種地表的石圈會是4000多年前的嗎？西方現代考古學家連基本常識都沒有，還能考古嗎？可謂十足的腦殘！

還記得英國《衞報》2016年5月26日的報道嗎？

據該報道，希臘考古學家希馬德斯（Konstantinos Sismanidis）表示他已經“基本確定”在希臘斯塔吉拉（Stagira）出土的有2400年曆史的穹形拱頂建築，就是亞里士多德的葬身之地，希馬德斯説，“我們發現了墓地，也發現了古文獻中提到的祭壇，還有那條通往墓地的道路，它與古希臘城邦中古老的道路形式非常接近。”希馬德斯的現有考量都是基於這一拱頂建築的地理位置、周圍景象等間接證據：它坐落於廣場中心位置，具有全景視野。如下圖：↑：所謂的“亞里士多德墓”

希馬德斯是在塞薩洛尼基舉行的紀念亞里士多德誕辰2400年的頗為嚴肅的學術會議上宣佈他的這一發現的，他聲稱，雖然沒有確切證據，但是種種跡象表明，亞里士多德的墓地已經被發現。《紐約時報》還披露希馬德斯已為亞里士多德的墓地勘測花了20年。

希馬德斯的聲明得到了希臘文化部的支持。

在如此嚴肅的會議上宣佈這樣荒唐的消息，令人感到不可思議，但是，這確確實實發生，因為這是西方考古學長期以來的傳統。

我請問各位朋友，這是否動搖了你對西方建立的世界考古學體系的信心呢？

動搖是肯定的，但怎麼使這種動搖變得堅定，從而作出“西方考古學體系是偽學”的結論，這就是本文要談的問題，下面我將進行系統性論證。

19世紀的考古就是破壞

雖然考古學誕生於19世紀的歐洲，但當時歐洲考古在證據和邏輯嚴重缺環的情況下，像這種“雖然沒有確切證據，但是種種跡象表明”的論證比比皆是。

1845年末至1847年年中，奧斯汀·亨利·萊亞德一直在伊拉克的尼姆魯德進行發掘，並認為該遺址為尼尼微，1848-1849年出版了通俗讀物《尼尼微及其遺存》，這部作品成為最早也是最成功的考古學暢銷書，廣為傳閲。萊亞德也因此成為名人。（格林·丹尼爾，《考古學一百五十年》，黃其煦譯，文物出版社，2009，第63頁）

有趣的是，保羅埃米爾·博塔從1843年在伊拉克的赫爾薩巴德進行發掘，也認為該遺址為尼尼微，1849-1850年也出版了《尼尼微古蹟》一書。（格林·丹尼爾，《考古學一百五十年》，黃其煦譯，文物出版社，2009，第62頁）

而早在1836年，英國駐巴格達宮廷代表克勞迪亞斯·詹姆斯·裏奇以其遊歷為題發表過一篇文章，認為庫雲吉克土墩和內比尤努斯土墩為尼尼微遺址，但裏奇沒有進行發掘。（格林·丹尼爾，《考古學一百五十年》，黃其煦譯，文物出版社，2009，第61頁）

也就是説，最早是裏奇認為庫雲吉克和內比尤努斯土墩為尼尼微遺址。

如此，三個人分別聲稱三個不同地方的遺址都是尼尼微城，這就尷尬了。 ↑：尼尼微、赫爾薩巴德、尼姆魯德

“博塔曾斷言赫爾薩巴德就是尼尼微，而萊亞德在完成第一期的全部發掘工作後發表了名著《尼尼微及其遺存》，他推測尼姆魯德為尼尼微。在他第二次考察時已經證明赫爾薩巴德和尼姆魯德都不可能是尼尼微，而是像裏奇所言，尼尼微是在摩蘇爾對面，包括庫雲吉克和內比尤努斯在內的那一處大型遺址。”（格林·丹尼爾，《考古學一百五十年》，黃其煦譯，文物出版社，2009，第64頁）

終於，西方作出了“協調”，開除了其他兩個，依據是釋讀破解了的死文字。這真是令人哭笑不得，“朝令夕改”，這是在開玩笑嗎？

事實上，早期考古發掘極不嚴謹，勝似盜墓和掠奪，我們不能不對西方早期考古學採取審慎的態度，並保持必要的警惕。

“貝爾佐尼在埃及的工作於1817至1819年完成，並於1820年默裏出版《埃及和努比亞金字塔、神廟、墓葬的新發現和發掘報告》一書。不過埃及真正的發掘工作並不是由貝爾佐尼和德魯埃蒂這樣的盜墓者開創的，馬裏埃特才是先驅。”（格林·丹尼爾，《考古學一百五十年》，黃其煦譯，文物出版社，2009，第59頁）

盜墓賊還能出書，而且在考古學發展的萌芽期，而所謂的先驅馬裏埃特其實也很爛，三十多年發掘三十多個重要遺址（良渚挖了近百年了，直到最近二十多年才突破），比特里嚴厲地批判了馬裏埃特。

“馬裏埃特……三十多年共發掘了三十多處重要的遺址，所關注的主要是想獲得輝煌的成績，一味尋求奇珍異寶和歷史古蹟……比特里曾描述過馬裏埃特是如何在獅身人面像附近進行發掘，用炸藥炸掉一座神廟坍塌的廢墟。”（格林·丹尼爾，《考古學一百五十年》，黃其煦譯，文物出版社，2009，第157頁）

馬裏埃特“用一羣大兵把花崗石神殿所有的殘件炸個粉碎，由於馬裏埃特幾個星期才到發掘現場看上一次，完全被他的監工矇蔽住了。監工從開羅買來一些文物點綴一下遺址，以保持他對這些遺址的興趣。”（格林·丹尼爾，《考古學一百五十年》，黃其煦譯，文物出版社，2009，第171頁）

比特里在馬裏埃特死後兩年、即1883年悲哀地寫道：“使人痛心疾首的是，看到一切正在迅速地遭到破壞，一點也不顧及到文物保護。”（格林·丹尼爾，《考古學一百五十年》，黃其煦譯，文物出版社，2009，第157頁）

著名的施裏曼也是如此。“儘管弗蘭克建議他，要以網絡狀細溝的方式、而不是以巨大平台的形式進行挖掘，但施裏曼還是一意孤行地挖開了一條貫穿山丘的巨型壕溝，翻動了數百噸的泥土和碎石，拆除了擋在途中的原本結構……今天，我們仍然可以看到施裏曼的發掘所帶來的後果：遺留下來的一切，只是廢墟中的廢墟。”（邁克爾•伍德，《追尋特洛伊》，沈毅中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第63-64頁）

“正如施裏曼本人所坦承，‘我的最大毛病，就是喜歡吹牛和嚇唬人……把自己誇得天花亂墜’。好自誇和吹牛——時常是徹頭徹尾的謊言，施裏曼作為‘考古學之父’和離奇故事的講述者，呈現給我們的常常是些讓人感到迷糊的自相矛盾。”（邁克爾•伍德，《追尋特洛伊》，沈毅中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52頁）

“他自稱是舊金山火災故事的目擊者；他宣稱自己會見過美國總統菲爾莫爾（Fillmore）……他稱自己所見過的一些人，也不是那麼真實可靠。詩人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認為他‘不是那麼光明磊落的’；戈賓諾（Gobineau），一個法國外交官，稱他是一個‘江湖郎中’；恩斯特•庫爾提烏斯（Ermst Curtius）,奧林匹亞遺址的發掘者，認為他是一個‘騙子’。”（邁克爾•伍德，《追尋特洛伊》，沈毅中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52頁）

這哪裏是考古，這是盜墓，這是破壞！

還有考古人被工人欺騙的事件。布歇·德·彼爾特獲得“一塊完整的顎骨和幾顆牙齒，以及幾件手斧”，他相信“這一發現是絕對可靠的”。但“情況並非如此”，德·彼爾特“中了工人佈置的圈套，手斧是偽造的”，但有人“替布歇辯白，認為他沒有參與這場騙局”。（格林·丹尼爾，《考古學一百五十年》，黃其煦譯，文物出版社，2009，第52頁）

就像本文開頭提到的“千年石圈”，考古學家的“欺騙”，但被農民揭穿了，只不過情況相反了。“手斧”是工人欺騙考古學家，被其他考古學家揭穿了，“千年石圈”是考古學家“欺騙”大眾，被農民揭穿了。試想一下，如果不是揭穿，而是背書，唱雙簧呢？也許就被釐定而成為“正史”了。這不能不讓人想起藤村新一，如果藤村新一的陰謀得逞，東亞的史前史就要被改寫了。

盜墓、破壞、浮誇、欺詐，在西方早期考古學中是常態，由於手段有限，考古人成分複雜，素質堪憂，錯誤在所難免，又是整個西方考古學體系打地基的時代，錯誤的嚴重性不能低估，我們絕不能照單全收。

絕對年代不可靠

歐洲人不但在早期考古發掘中極不嚴謹，早期的解釋和研究也多穿鑿附會，尤其是表現在遺址的絕對年代上，純系估算。以碳14等科技測年法看，不但極為粗糙的，而且錯誤連篇。下面我將大段引述，讓大家看個究竟。

“沃爾賽（1821 - 1885）還敢於對丹麥的相對編年提出絕對年代的數據。他提出以公元前3000年作為第一批定居者到達丹麥的時間，並把青銅時代裝飾品的年代定為公元前1400年至前1000年。”（格林·丹尼爾，《考古學一百五十年》，黃其煦譯，文物出版社，2009，第40頁）

“日勒龍依據瑞士湖區堆積的形成速率計算出最早的湖上住宅年代為公元前5000年至前4000年。莫爾洛根據同樣一些湖區的材料，但用不同的一套計算方法得出瑞士青銅時代始於公元前4000年至前3000年，瑞士新石器時代為公元前7000年至前5000年。特羅旺還用另外一種計算方法，把瑞士青銅時代的起始年代定為公元前3300年。彭傑利認為丹麥沼澤區底層的蘇格蘭冷杉期可以估算為公元前5000年。”（格林·丹尼爾，《考古學一百五十年》，黃其煦譯，文物出版社，2009，第112頁）

“比特里由此建立起兩套編年，一個是愛琴陶器與埃及十二王朝之間的對應關係，一個是邁錫尼文明與十八王朝之間的對應關係。比特里以這兩套編年和他自己在邁錫尼的考古工作為依據，斷言愛琴海文明大約出現於公元前2500年，邁錫尼文明晚期的年代為公元前1500年至前1000年……1931年比特里在回顧他早年希臘編年的結論時寫道：‘大體上來講似乎沒有什麼要變動的，儘管已經過去了四十年。’”（格林·丹尼爾，《考古學一百五十年》，黃其煦譯，文物出版社，2009，第139頁）

德普費爾德在其著作《特洛伊與伊留斯》（1902）中提出一套特洛伊編年： “特洛伊一期 3000-2500BC 特洛伊二期 2500-2000BC 特洛伊三-五期 2000-1500BC 特洛伊六期 1500-1000BC 特洛伊七期 1000-700BC 特洛伊八期 700-0BC 特洛伊九期 0-500AD” （格林·丹尼爾，《考古學一百五十年》，黃其煦譯，文物出版社，2009，第140頁）

蒙特留斯把英國的青銅年代分為五個階段： “2500-2000BC，紅銅時代；2000-1650BC，青銅時代第一階段；1650-1400BC；1400-1150BC；1150-800BC。”（格林·丹尼爾，《考古學一百五十年》，黃其煦譯，文物出版社，2009，第143頁）

對於克里特島，“阿瑟·伊文思……認為米諾斯文明的早期階段為公元前3400年至前2100年、米諾斯文明中期為公元前2100年至前1550年，晚期為公元前1550年至前1100年……現在看來，米諾斯文明本身的起始年代實際上或許應該向後推。米諾斯文明在公元前1700年之前的校準年代很不完整，用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的年代進行修正，無論如何也需要把米諾斯文明的年代縮短。”（格林·丹尼爾，《考古學一百五十年》，黃其煦譯，文物出版社，2009，第190頁）

“1931年，在萊頓（荷蘭）舉行的第十八屆東方學學者國際會議上討論了從1918年以來美索不達米亞的各種發現，學者們一致同意八美索不達米亞的史前時代分為三個前王朝時期：最早為歐貝德期，第二期為烏魯克期，第三期與王朝時代緊緊銜接，稱為捷姆達特-那色期……三期的近似年代定為：歐貝德期，公元前400--前3500；烏魯克期，公元前3500--前3200；捷姆達特-那色期，公元前3200--前2800年。”“所謂的哈拉夫文化可以斷定早於歐貝德期，這樣就把美索不達米亞的史前史又向前推進了一步，達公元前五千紀。”（格林·丹尼爾，《考古學一百五十年》，黃其煦譯，文物出版社，2009，第200頁）

關於伊朗和裏海東部，“龐皮利1906－1907年訪問了埃及，計算出那裏居住址遺物的堆積速度為每百年將近半米。以此為據，他斷定安諾二期的年代為公元前6000一前5000年，安諾三期為公元前5000一前2000年，並把安諾一期的起始年代推前至公元前1萬年。德・摩根對蘇薩一期也提出了類似過於誇大的年代數據。然而赫伯特・施密特博士則對安諾文化提出一種截然不同的絕對年代。施密特實際上在龐皮利領導下負責過那裏的考古發掘工作，他所定的年代發表在龐皮利的同一本著作中。他斷言安諾一期的年代為公元前三千紀，安諾二期為公元前2000一前1500年，安諾三期為公元前1500一前1000年，安諾四期為公元前1000一前500年。”（格林·丹尼爾，《考古學一百五十年》，黃其煦譯，文物出版社，2009，第210頁）

關於印度文明，“馬歇爾最初認為哈拉帕文化的年代是公元前1000－400年，但在塞斯、加德和西徳尼·史密斯研究了各種印度-蘇美爾之間的聯繫並發表評論之後，馬歇爾把哈拉帕文化的繁榮期年代推前至公元前3250－前2750年，麥凱提出把摩亨佐達羅和哈拉帕的晚期地層年代改為公元前2500年。惠勒和皮戈特新近的分析認為，印度河文明的年代皮定為公元前2500一前1500年上下一千年。”（格林·丹尼爾，《考古學一百五十年》，黃其煦譯，文物出版社，2009，第265頁）

關於中華文明，“1923年安特生估計仰韶文化的年代為公元前3000一前1500年，但門京認為仰韶文化中任何一個遺址的年代都不會早於公元前2000年。斯平登把這一文化在中國的繁榮年代定為公元前2200一前1800年之間。”（格林·丹尼爾，《考古學一百五十年》，黃其煦譯，文物出版社，2009，第267頁）

摘錄列舉了這麼多西方早期關於考古學文化絕對年代的相關研究，我想説明的是，上述關於各地考古學文化的絕對年代都是在1950年代碳14等科技測年法被髮明出來就已經被釐定了，是否靠譜呢？顯然，從引文看，都是估算的，是根據遺址堆積的厚度等地質學方法進行估算，是非常粗糙的，而且眾説紛紜，最後只能取“一般認為”、“一般相信”，不但不可能靠譜，而且完全錯誤，還錯得離譜。此可謂之妄定。這就是西方考古學體系得以建立的重要邏輯，是極其粗糙、極不可靠的。當中國依據碳14測年法等先進手段建立起自己的考古學精確科學體系時，不可輕易與其進行對接研究，比較的前提是標準統一。

西方早期這種輕率妄定的傳統延續至今，才會鬧出本文開頭講到的“千年石圈”和“亞里士多德墓葬”的笑話。 絕對年代搞錯就會導致一系列歷史對應研究的錯誤。同樣，歷史對應研究出錯，例如錯認尼尼微遺址，就會導致遺址的年代出現錯誤，並導致疊壓的其他遺址年代也出錯，一步錯，步步錯。

例如，歐洲人把中國的仰韶文化的絕對年代錯誤地定為公元前3000 - 前1500年，另兩種估算更晚，也因此，“徐中舒力主河南西北部的仰韶文化為夏民族的文化”（格林·丹尼爾，《考古學一百五十年》，黃其煦譯，文物出版社，2009，第267頁）。

因此，絕對年代問題是極為嚴肅的問題，牽涉甚廣、甚深、甚大，不可小覷，牽一髮而動全身。西方把西亞的考古學文化絕對年代拔高，然後，按照“階梯式”邏輯排列印度、中國。

西方創立了世界各地的考古學文化年代序列，當時種族主義、白人至上主義甚囂塵上，西方就恣意地以自我為中心地進行地區間的聯繫，建立起整個考古學體系，該體系不外乎是西方古老而輝煌，不外乎上古的埃及兩河中心論和古代的古典中心論，所謂浪漫主義的夢幻，是也！

如前所述，當時所謂的實證主義，不但極為粗糙，由於條件所限，甚至是錯誤的，又難逃浪漫主義的影響，最終淪為為浪漫主義背書。

實際上，西方也有懷疑，“今天的人們會奇怪：蒙特留斯竟會這樣自信，他的年代斷限居然可以定為像公元前1650年至前1150年這樣確切的五百年。不過在當時，他的方案的確提供了以一個研究青銅時代遺物的客觀標準，而且也確實是第一次證明了交叉斷代這一對照編年技術的價值和可行性。”（格林·丹尼爾，《考古學一百五十年》，黃其煦譯，文物出版社，2009，第143頁）

在這裏，格林·丹尼爾避開可靠性問題，以考古學方法來肯定其價值。交叉斷代方法的前提是有一個靠譜的科學基準，但在當時的條件下，不可能有。即使有，又豈能比直接以碳14測年法來測定更科學、更精確、更可靠呢？

西方從1842年開始到1939年（參照拱玉書《西亞考古學：1842 - 1939》），歷經近百年，而中國從1921年開始至今，也歷經近百年，歐亞大陸的考古學研究情況遠沒有中國境內的清楚，中國境內尚不能建立起彼此之間的關係框架，而且我們目前的科技手段更多，更先進，西方早期就急於建構起清晰連貫的歐亞大陸的考古學體系，這些體現在1924 - 1939年出版的《劍橋古代史》。到底是我們無能，還是西方胡搞呢？西方的絕對年代體系的錯誤，必然導致時空錯亂，各式各樣“關公戰秦瓊”。因此，西方根據錯誤的絕對年代建立的考古學體系必然導致致命性的系統性錯誤。

（預告：1月30日發佈《下篇》，敬請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