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友：我們為什麼不來講一下拆除北京城牆的正當性呢_風聞

現在三天兩頭看到有文章討論梁思成對北京城牆應該保留的堅持，結論幾乎無例外的替梁思成惋惜，實際是在譴責當年的拆城牆之舉，彷彿北京歷史傳統的葬送就在此舉。其實這本身一方面也是後知後覺，另一方面可能低估了當時拆城牆派在理念上的“正當性”。

這兩天晚上在科隆城內散步，赫然看到高大而孤聳的中古城門，原來科隆的城牆是12世紀建造的，規模宏相當大，為了模仿耶路撒冷，一共建了12座壯觀而結實的門樓堡，但到了十九世紀後半期，德國統一，科隆城市發展迅猛，拆除了城牆，只留下這十二座城門堡中的六座作為歷史遺存。其實環顧歐洲大城市，十九世紀後期幾乎都經歷了同樣的過程。

科隆當然不是首都，最著名的首都改造例子是巴黎和維也納，兩者都把壯觀的城牆拆得一點不剩，要知道維也納的城牆可是成功的抵抗住了奧斯曼都幾十萬大軍。巴黎的豪斯曼改造潛在目的書要消除革命者利用中古舊城盤踞動亂，但長遠看還是歐洲十九世紀城市乃至國家的現代化觀念影響的結果，可是成果巨大，沒有這一改造，就沒有那個今天全世界趨之若鶩的花都巴黎。

維也納也是一樣，拆掉的城牆被稱為Ring，等於北京的二環線，在Ring的兩側建立起壯觀的新標誌性建築，比如新皇宮、歌劇院、維也納大學，國會、兩大博物館等等，並蓋起無數住宅大樓。從本質上和中古城市告別。維也納的城市改造從拆除城牆而言可能對歐洲其他城市影響更大，從布達佩斯到塞維利亞，都可以看到十九世紀的城市和十九世紀以前城市的清晰分界，大量舊建築被拆除，就連伊斯坦布爾也一樣，差別只是這個城市中間隔着博斯普魯斯，因此在舊城對岸蓋起帕慕克熱愛的新城。會發現本質上很相似。這都發生在歐洲國家雄心勃勃準備脱胎換骨邁入新時代的時刻。

如果比較一下北京當年的改造和維也納十九世紀後期的改造，我們會發現精鋭（驚人）的類似。也就是説，當年主張拆城牆的人恐怕是知道歐洲的這些例子的，他們的決定其實正是在歐洲現代性影響下作出的。維也納的改造當時不是沒有強而有力的批評者，這一點可以讀一下Karl Schorske的《世紀末的維也納》，但這種聲音當時終究被淹沒了。

我提這一歷史景觀是為了要説明兩點：

第一，為何在我們重新評估北京城牆拆除時竟然很少人能有這樣的聯繫，而缺乏這樣的聯繫就不能真正理解當年問題的癥結所在；第二，為何大家把北京城市歷史傳統的徹底毀壞和城牆拆除直接聯繫在一起，而不會去對巴黎維也納作出同樣的指責。

其實我認為拆除城牆本身不是問題，梁思成在這一點上的看法未必需要支持。問題的癥結所在是拆除城牆後對城市的規劃。巴黎、維也納、科隆，當它們的城牆被拆之際，正是歐洲進度文明的巔峯之時，出了大批藝術家建築師和規劃家，而且現代與傳統之間無論精神還是工藝都沒有間斷，有足夠能力以新美學取代舊美學。但中國情況恰恰相反。建國當初大規模改造的時候信奉的是斯大林的教條美學，城市建設的出色人才恐怕還比不上三四十年代，即便有所謂十大建築，其實都很山寨。之後就更是每況愈下，使北京成為世界大都市裏最醜陋的之一，而且沒有迴轉的餘地。

（@雲中上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