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經不是原罪，她們闖入神廟反對歧視_風聞

水心

1月初，在印度西南部的喀拉拉邦，兩名女性進入了一處印度教聖地沙巴瑞瑪拉神廟（Sabarimala Temple）。這是印度首次有女性公開進入該神廟，隨即招致印度教保守勢力大規模抗議。目前，抗議引發的衝突仍在繼續，已有超過3000人被捕。

沙巴瑞瑪拉神廟事件不僅是一起印度女性爭取正當權益的單獨事件，而且是一面折射印度社會多面矛盾的稜鏡。或者説，印度女性地位問題從來不是單純的“反抗男權”，而需要放到錯綜複雜的政治、政黨、社會和宗教語境中審視。

△ 進入沙巴瑞瑪拉神廟的兩位女性：Kanaka Durga和Bindu Ammini / 視覺中國

風暴中的神廟

喀拉拉邦面朝阿拉伯海，由於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自14世紀起就是印度西海岸的海上商貿中心。鄭和七次下西洋，有六次曾到達該邦城市科欽（舊稱柯枝）。至今，喀拉拉邦的營商氛圍、居民富庶程度依然在印度各邦中名列前茅。

喀拉拉邦也是印度左翼政治力量的大本營之一，在2016年的議會選舉中，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領導的左翼聯盟勝選，至今仍是印共（馬）執政。

△ 喀拉拉邦在印度的位置 / Wikipedia

沙巴瑞瑪拉神廟坐落在一座高山上，四周羣山環繞，森林掩映，這裏供奉着印度教的生長之神阿亞帕（Ayyappan）。傳説中，印度教有三大主神：最具威力、最受尊崇的毀滅與再生之神濕婆；保護眾生的維護之神毗濕奴；創造之神梵天。

而阿亞帕就是濕婆與毗濕奴女性化身的兒子。阿亞帕的誕生藴含隱喻：連生養他的母親本質上也是男性，他天然帶有對女性的排斥。阿亞帕本身也成為了禁慾之神。

△ 沙巴瑞瑪拉神廟 / 網絡

因此，沙巴瑞瑪拉神廟禁止10至50 歲的女性入內。在激進者看來，處於月經期的女性是不純淨的，她們會污染聖殿，從外觀上難以判定女性是否正處於經期，於是乾脆一刀切。有人認為，阿亞帕希望自己保持禁慾，而帶有生殖力的女性進入殿內會打擾他的修行。

甚至有人認為，沙巴瑞瑪拉神廟處在高山險峻環境中，女性的體力有限，不宜攀登前往。無論哪種理由，都認為男人在身體上比女性更加純淨、更具修悟能力和優越感，都是對女性赤裸裸的歧視。

沙巴瑞瑪拉神廟對女性的禁令延續了至少有500年，近年來，不斷有女性權益組織進行反抗。2018年9月，印度最高法院裁定禁令違憲。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最高法院的五名法官中有一名女性，而恰恰就是這名女法官投了反對票。

△ 2018年10月，印度班加羅爾，印度教信徒舉行集會，抗議最高法院允許經期婦女進入寺廟 / 視覺中國

判決甫一公佈，喀拉拉邦首席部長維賈揚就表示了熱烈歡迎，宣佈該邦將從11月起堅決執行最高法院判決，允許所有年齡段女性進入沙巴瑞瑪拉神廟，還提議設立“保留日”專供女性進廟朝拜。

與此同時，判決也遭到了右翼派別的激烈反抗，全國性執政黨印度人民黨在喀拉拉邦舉行抗議活動，抵制最高法院的裁決。印度總理莫迪更是針對神廟事件公開指責喀拉拉邦左翼政府：“我們都知道共產黨人不尊重印度的歷史、文化和精神，但沒想到他們會有這樣的‘仇恨’。”

印度人民黨近年來不斷助推國內民族情緒，尤其在2019年印度全國大選在即的背景下，印度人民黨更是要強化印度教徒認同感，爭取保守勢力的支持，遂與左派政黨在神廟的問題上狹路相逢。可以説，印度人民黨在背後推波助瀾，導致神廟成為了不同政治力量的角力戰場。

△ 印度總理莫迪（右）和印度人民黨主席阿米特·沙（左） / 網絡

歧視女性是印度教的傳統嗎？

並不是所有的印度神廟都對女性關閉大門，筆者是女性，曾多次參訪德里的斯瓦米納拉揚神廟，這是一處規模宏大的印度教聖地，要求所有進殿人員脱鞋，但從未出現因女性身份被阻攔的情況。同時，媒體也曾報道穆斯林、錫克教等女信徒被寺廟拒之門外的案例。可見，印度部分寺廟對女性的歧視不是印度教一家獨有。

如果從神話學的角度解讀印度教的重要神祇，會得出更明晰的結果。

以印度教三大主神為例。德國學者施勒伯格在《印度諸神的世界》中寫道：“濕婆被看作寂靜不變的意識，只有通過象徵着生命的陰性來源的女神，才能發展出各種特性。因此，女神是濕婆平等的伴侶，甚至比濕婆更為強大。”

毗濕奴的妻子吉祥天女象徵着財富和繁榮，印度教徒最重要的節日排燈節就是拜吉祥天女和象鼻神迦內什。傳説中，毗濕奴躺在位於意識之海的千頭巨蛇身上長眠，閉目塞聽，無法聽見信眾的祈禱，所以由坐在身旁的吉祥天女代為聆聽，並賜予信眾財富和好運。

△ 毗濕奴的妻子吉祥天女 / 網絡

梵天的妻子則是文藝女神辯才天女。在這些傳説中，女神是那樣地充滿生命的熱量和破壞力，和他們的丈夫平等地享受信徒的拜祭和神界的尊榮。

從印度教經典文獻來看，《梨俱吠陀》和《奧義書》都有關於女哲學家、女聖人的記載，顯示在吠陀時代，印度女性擁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到了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2世紀出現的《摩奴法典》，女性的地位大大降低，成為男性的附庸，但古代印度女性法律地位雖然低下，現實處境還是相對較好。摩奴自己也説，“婦女受尊敬的地方就是神之所居”。

8世紀開始，信奉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人和突厥-阿富汗穆斯林開始不斷侵擾印度，直至13世紀初在印度北部建立德里蘇丹國。這是印度女性地位迅速下降的時期。一方面，伊斯蘭教法中對女性的規束影響了印度教徒：婦女只能待在閨閣之中，需要穿戴長袍和麪紗，外出必須有男性陪同等。另一方面，在穆斯林與印度教徒艱難殘酷的戰爭中，女性往往成為受害者。

最明顯的例證就是“薩蒂”激增。印度教中有“薩蒂”陋習，即寡婦自焚殉夫，古典時代對此只有零星記載，而穆斯林征服和統治印度時期寡婦自焚人數激增，妻子為避免在丈夫死後淪入異族手中遭受侮辱，在喪夫之痛、女性貞操觀念和國仇家恨的共同裹挾下選擇最激烈的自殺方式。

無怪乎最頑強抵抗穆斯林的拉其普特人成為寡婦自焚的重災區。2018年初上映的寶萊塢大片《帕德瑪瓦蒂王后》就反映了這一歷史背景。城邦破亡，帕德瑪瓦蒂王后不願落入穆斯林蘇丹王手中，遂帶領城中寡婦集體自焚。

△ 一名印度警察在《帕德瑪瓦蒂王后》海報前雙手合十 / 視覺中國

隨着英國殖民者到來，印度不少有識之士提出社會變革主張。如創立“梵社”的先驅者羅姆·莫罕·羅易（Ram Mohan Roy）就呼籲廢除薩提陋習、提高婦女地位等。英國殖民當局於1829年廢除了薩提，但在印度爭取民族獨立的宏大潮流中，婦女解放的步伐依然是緩慢、漫長和痛苦的。

現實處境為何如此艱難？

近十多年來，印度湧現出一批令人矚目的優秀女性：政壇人物如外交部長斯瓦拉吉；百事可樂的CEO英迪拉·努伊是首位進入全球500強企業高層的印度女性；女作家阿蘭達蒂·羅伊、基蘭·德賽分別以《微物之神》和《繼承失落的人》獲得英文小説界最重要的獎項布克獎。

與此同時，底層婦女的生活境況未得到普遍改善。2018年，湯森路透基金會的報告將印度列為“世界上女性生存最危險的國家”，排名緊隨其後的是阿富汗、敍利亞，在各項評分類別中，“文化與宗教”的歧視尤其明顯。

△ 2017年，印度新德里，4000名印度學生集體表演女子防衞術宣傳自我保護 / 視覺中國

究其原因，精英層或極具天賦的個體可以憑藉自身資源打破禁錮，但印度獨立後沒有發生大規模的工業化浪潮，沒有向女性提供足夠的就業崗位，女性仍然被束縛在家庭中，仰仗丈夫鼻息，沒有財務和精神自由。2018年《經濟學人》雜誌數據顯示，在G20國家中，印度女性勞動參與率僅高於沙特阿拉伯，對經濟發展貢獻率為1/6，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

其次，印度社會矛盾極度複雜多元，宗教、族羣、貧富、種姓、語言、地域……在一定程度上，現實的嘈雜和混亂遮蔽了女性的訴求。即使發生了針對女性的惡性案例，過了不久就會被更加聳人聽聞的熱點問題所覆蓋。加之印度社會人口最多的兩大族羣——印度教與伊斯蘭教都是男權盛行，全社會缺乏提升女性地位的動力和共識。

在所有的社會生活領域中，宗教問題又有其特殊性：宗教寄託了印度人最深沉的價值觀和情感，是最難以作出改變的堅固堡壘。

通過外部手段強行保障女性權益，一個典型例子就是在部分地方議會實行的“女議員配額制度”，通過立法規定女性議員的比例，對性別失衡實現糾偏。但意識形態和文化傳統的改變卻難以通過法律強制實施。尤其是一些深受傳統思想之害的印度女性，反倒成為女性賦權道路上最激烈的反對者。

△ 2014年，印度新德里，印度女性持馬桶參加國際廁所日活動。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估計，印度約一半人口只能露天如廁，其中約3億女性只能趁夜色方便 / 視覺中國

在電影《廁所英雄》和《印度合夥人》中，“在家如廁”和“使用衞生巾”的最大阻力就是那些已經將女性遭遇的不公內化為正確價值觀的婦女們，她們對試圖改變現狀的破冰者發出了來自女性自身的惡毒攻擊。現實中也是如此，勇敢闖入沙巴瑞瑪拉神廟的一名印度婦女，僥倖逃過抗議者的暴力，回家後卻遭婆婆毒打住院。

可見，歧視女性不是印度教與生俱來的價值觀，而主要是近代不徹底的社會改革和當下印度女性的經濟地位造成的，在當下經常通過宗教的衝突點爆發出來。無論是越來越多的寶萊塢電影開始關注女性問題，還是沙巴瑞瑪拉神廟中的女性身影，都讓我們看到了新的可能和希望。

畢竟，對遭受損害者而言，“忍耐不是美德，生氣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