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答：漢武帝為什麼一心要“滅”匈奴？_風聞

這個問題最大的特點就是在諸多歷史讀者腦中“根深蒂固”，卻根本是個“偽命題”，或者説，是一個後人逐步塑造、想象出來的故事。

問題如下：

漢武帝為什麼一心要滅匈奴？

他為何獨獨非要消滅匈奴呢？真的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回答如下：

從真實位面的歷史來看，漢武帝從來沒有想滅亡匈奴，也沒有這個表態，這個問題本身就想象出來的。

漢武帝一朝的“政治理想”或者説“藍圖”，其實在《漢書·武帝紀》中記錄的元光元年五月詔書中早已披露無疑：

詔賢良曰：“朕聞昔在唐、虞，畫像而民不犯，日月所燭，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錯不用，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徠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穀不塞；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嗚乎，何施而臻此與！今朕獲奉宗廟，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淵水，未知所濟。猗與偉與！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業休德，上參堯、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遠德，此子大夫之所睹聞也，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鹹以書對，著之於篇，朕親覽焉。”

翻譯一下大意邏輯，漢武帝向求官的“賢良”問策，特別提出了一個典故，叫“畫像而民不犯”，有些“二把刀”翻譯成，堯、舜的畫像，百姓不敢侵犯，他們以為是紙板警察嗎？遍地放聖王的畫像……

其實東漢班固在《白虎通》中已有解釋：

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赭其衣，犯髕者以墨蒙其髕，犯宮者扉，草屨也，大辟者布衣無領。

也就是所謂的“畫象為刑”，也就是用衣服模擬“五刑”，不用真砍頭、挖膝蓋，百姓就不犯法了，這是“聖王時代”的最高境界。

而緊跟着，就提到了西周成王、康王時代的“刑錯不用”，也就是“置刑法而不用”，百姓就遵守規矩，甚至於，“聖王”們的德政統治，可以“外放”到四夷臣服、天災不生，祥瑞排隊來現世。

所以，漢武帝感慨了一句：

嗚乎，何施而臻此與！

糙點説就是，卧槽，咋幹能達到這個成績啊？

後面，就是基於這個，希望“賢良”能夠告訴自己實現的路徑，而他的目標也很清晰：

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業休德，上參堯、舜，下配三王！

簡言之，我要比先帝幹得更好，上比堯、舜，下比三王，也就是三代的開國君主，夏禹、商湯、周文，今人常把“秦皇漢武”並稱，殊不知，漢武帝的眼中，“秦始皇”連根毛都不算，根本不配當標杆，他的目標是上古三代“聖王”。

而這個“偉大目標”的成績單中，最簡單的一項，就是：

教通四海，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徠服。

也就是説，“四夷來服”只是完成“聖王之治”的一個指標，也是最具現實操作性的指標，而匈奴，又只是“四夷”中的一個，“小把戲”而已。

具體看漢武帝對匈奴戰爭的表態，意圖可以説是一貫的。

見《漢書·武帝紀》記載元朔六年詔書：

朕聞五帝不相復禮，三代不同法，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蓋孔子對定公以徠遠，哀公以論臣，景公以節用，非期不同，所急異務也。今中國一統而北邊未安，朕甚悼之。

翻譯過來就是，我聽説五帝三代的治道不同，“建德”卻是殊途同歸的目的，所以孔子對魯定公、哀公、景公有不同的説法，因為治國的急務不同，所以，我現在一統中國，卻坐視北方邊境不安定，很痛心啊。

這裏，他表態關心的是“今中國一統而北邊未安”，這裏的“北邊”，特指的是“邊境”，而非今天我們常説的“北方”，可以説，他對這場戰爭的理由，是“安民”，不過，結合之前的“建德”之説，他解釋的重點，實際上是強調“建德”的行動順序，也就是説，在他的邏輯裏，這場戰爭是“內治”的一部分。

之後的變化，《漢書·匈奴傳》裏記載：

初，漢兩將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物故者亦萬數，漢馬死者十餘萬匹。匈奴雖病，遠去，而漢馬亦少，無以復往。單于用趙信計，遣使好辭請和親。

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困，宜使為外臣，朝請於邊。”漢使敞使於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

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票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

這段很長，意思是匈奴被衞霍擊敗之後，雙方兩敗俱傷，匈奴大敗跑了，漢朝也缺馬無法再次追擊，所以單于派人來請求和親。（事在****元狩六年）

漢朝內部爭論，有要和親的，有讓匈奴臣服的，最後皇帝支持了讓匈奴臣服的一派，並派“首倡者”任敞為使出使匈奴，去了之後，單于知道是任敞倡議要“臣服”而非“和親”，急眼了，直接給他扣住了。

這裏，漢武帝的態度明顯是希望**“匈奴為外臣，朝請於邊”，也就是向他“臣服”**。

再之後，《漢書·武帝紀》記載漢武帝於元封元年巡行北疆時給匈奴發的詔書説：

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闕矣。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亟來臣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為！

翻譯過來就是，南越王的腦袋已經掛在高闕上了，你匈奴單于有本事打，就趕緊來，漢天子親自等着你，打不了，趕緊來臣服，藏在漠北苦寒之地幹啥呢？

這裏，他表態關心的還是“單于臣服”。

《漢書·武帝紀》記載漢武帝於元封四年的舉動是：

秋，以匈奴弱，可遂臣服，乃遣使説之。單于使來，死京師。

秋天的時候，皇帝認為匈奴衰弱，可以勸他們臣服，所以派了使者，單于的使節來長安，死了……

這裏，他表態關心的還是“匈奴臣服”。

對於匈奴單于“臣服”的任何可能，漢武帝都特當回事，《漢書·匈奴傳》記載：

楊信既歸，漢使王烏等如匈奴。匈奴復諂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紿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結為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於長安。

翻譯過來就是，漢使者王烏被匈奴烏維單于忽悠了，説單于想進長安見天子，面相結為兄弟，漢武帝信了，給匈奴單于在長安還建設了府邸**（諸侯王在長安有邸）****。**

這裏，漢武帝關心的其實還是單于來朝，哪怕是以“兄弟之盟”也可以，當然，禮儀上要給他降到諸侯王的層次，變相“臣服”也成。****（此事應在元封四年前）

唯一一個態度略有不同的是在漢武帝的晚年，《漢書·匈奴傳》記載：

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後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是歲，太初四年也。

這個翻譯一下，就是趁着幹翻了西域強國大宛，漢武帝****想幹脆“困胡”，也就是收拾匈奴，所以口號是為漢高祖的平城之圍，呂后被冒頓單于寫信調戲復仇，並特意拿出了春秋大義，要復九世之仇。

此時，他表態的是“困胡”和“復仇”，就是還要揍你，好好收拾你。

“困胡”和“復仇”，可不是“滅胡”，漢武帝也知道，漠北苦寒，能讓不識抬舉、不配合自己演“四夷賓服”的“政治秀”的匈奴人難受一下，就不錯了，想要一舉消滅，高調唱得太高，怕落實不了。

説得更直白一些，漢武帝對於匈奴單于長期以來的“不識抬舉”，一定要“報復”一下，但對於“報復”的效果，毫無預期，俗稱“出口氣”罷了。

綜上所述，你會發現，漢武帝從來沒有説過，或者表態暗示過，自己要完全消滅匈奴，反倒是非常積極地促使匈奴單于來向他臣服，完成他自己的“四夷賓服”的聖王之夢。

為了這個夢想，漢武帝不惜“百萬金市馬骨”，見《史記·平準書》：

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眾來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鉅萬。

這裏的“歲費”當然不只是給這幾萬匈奴降人的賞賜，還有當年驃騎將軍霍去病斬首4萬的賞賜，但是給自家將士的賞賜是“一把結”，匈奴降人可不行。

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

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眾，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

啥意思？

匈奴降人，所有衣食花費都由國家供應，國家財政不足，漢武帝直接減少自己的“御膳”，把自己駕車的馬解下來，出皇帝內府的私產以養活他們。

而由於短期內發動多次戰爭，匈奴降人又花費巨大，倉儲空竭，又過了一年，關東地區發大水，漢武帝開倉放糧根本不夠，只能大批遷徙關東貧民七十餘萬口到關西，尤其是朔方以南“新秦中”，也就是今天的鄂爾多斯，當年的“河南地”。

重點是四個字“無以盡贍”，也就是倉庫都空了，總有捱餓的“國民”。

話説白了，就是為了“四夷賓服”的宏大理想，搞得自家的“國民”，“無以盡贍”。而這，發生在漢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也就是漢軍大勝之際。

反觀上文中漢武帝對於匈奴單于“臣服”的拉攏表態，卻是從元狩六年**（前117年，匈奴單于遣使“求和親”，漢武帝反派出任敞誘其“臣服”）**到元封元年（前110年），再一直到太初四年（前101）間沒斷過，可謂“痴心一片”，哪怕府庫空竭、百姓餓死也在所不惜！

至於説“滅”匈奴？殊不知，自古帝王，“外事”不過是“內治”的附屬品，成績單裏的一個小條目，甚至只是“營銷故事”的一部分，認真，你就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