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客雜誌》丨美國最高法院的“地下組織部”_風聞

來源：微信公眾號“法意Nomos”

圖為聯邦黨人協會標誌

來源：https://fedsoc.org

法意導言

聯邦黨人協會（The Federalist Society）是一個1982年成立於耶魯大學的學生組織。而當今卻在不斷影響着美國政治與法律領域：將國家權力不斷轉移給右派、進一步改變了美國的法院與國家結構，同時也是唐納德·特朗普能夠當選總統的重要推動力。本文主要介紹了在冷戰與美國經濟蕭條的背景下，成員們如何帶領這個組織脱離校園、一步步登上當今的政治舞台，成為最具影響力的法律組織。本文發表於2018年9/10月號《政客雜誌》（Politico Magazine)，原題為：“那個在耶魯大學改變了美國政治的週末”（The Weekend at Yale That Changed American Politics）。作者邁克爾·克魯斯（Michael Kruse）是《政客雜誌》的高級撰稿人，曾獲佛羅里達新聞傑出成就獎等獎項。

那個在耶魯大學改變了美國政治的週末

作者：Michael Kruse

翻譯：馬尚玉

1982年春，美國陷入了經濟衰退的困境——當時剛上任的總統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被迫在公眾持懷疑態度的情況下維護他的經濟政策，與此同時，國會成員正在擔心美國與蘇聯發生核戰爭的可能性。儘管存在着這些不確定因素，但是一羣來自頂尖法學院的保守派學生們感受的是機會的降臨而並非焦慮。里根成功當選總統，在他的意識形態啓發下，學生們做了一些野心勃勃的事情。他們邀請了美國當時最著名的右派學者、法官以及司法部官員們聚集在耶魯大學的校園裏，形成當時自由正統的中心之一。這次會議主要由耶魯大學法學院的斯蒂芬·卡拉布雷西（Steven Calabresi）、芝加哥大學法學院的李·利伯曼（Lee Liberman）和大衞·麥金託什（David McIntosh）召集，其餘200多人於4月的最後一個週末抵達康涅狄格州紐黑文，參加為期三天的研討會。

這次研討會有個聽上去很枯燥的標題——“聯邦主義：法律與政治分歧研討會”，這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其他只有一小部分參與者會感興趣的高等教育研討會，沒有廣泛的受眾人羣或持久的影響力。然而，在這個研討會上，當發言者譴責那些沿海精英、左派的媒體、法律權威人士以及主張用更多“原旨主義者”形式閲讀憲法的人時，在場的人聽到了一種全新的聲音。

時任司法部法律顧問辦公室助理檢察長的特德·奧爾森（Ted Olson）説：“我感到我們正處於歷史的某個節點，鐘擺自此以後可能會往相反方向擺動。可能會發生一些事情。”回顧過去，這個説法被證明是最富遠見的。

事實上，這就是發生的事情：聯邦黨人協會（The Federalist Society）的誕生。在此後的36年裏，它已經逐漸發展成為最具影響力的法律組織之一，因其不僅幫助法學院學生重鑄思維，更是不斷有意識地將國家的權力轉移到右派上來，從而改變美國社會本身。這個組織的成員已經發展至當今的政府以及聯邦法院中。第一期研討會的發言人之一羅伯特·伯克（Robert Bork）被提名至最高法院，儘管最終未被批准。而那個週末的另一位大名鼎鼎的發言人安東尼·斯卡利亞（Antonin Scalia），則在最高法院中作為保守派的代表。如今，這個國家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中有四位與聯邦黨人協會緊密聯繫，隨着總統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從該組織提供的名單中提名的佈雷特·卡瓦諾（Brett Kavanaugh）被確認為大法官，就有五位大法官與該組織有聯繫了。

圖為卡瓦諾就任大法官

圖源谷歌

多年來，聯邦黨人在逐漸對其起源與目的形成一種統一、謙虛的説法，即他們僅僅作為思想交流的推動者、右派思想的支柱以及一個能夠在其中充分辯論的社團，因此不會公開形成黨派或者政治立場。這個説法並沒有錯，但也沒有敍述出完整的真相。我們所瞭解到的關於那個最初的週末是基於對當時在場的人的採訪，也包括1982年《哈佛法律與公共政策雜誌》中寥寥無幾的演講片段，這些有限的記錄，揭示了這個問題的另外一面：從一開始，這些努力都是激進的政治活動，成員們時刻準備着以堅硬的姿態進行戰鬥。“我認為他們的確視其為一場長期的戰鬥，”波莫納學院的政治學家阿曼達·霍利斯 - 布魯斯基（Amanda Hollis-Brusky）表示，其著作是一本關於聯邦黨人協會的《觀念自有其後果》（Ideas with Consequences）。

這個研討會的計劃（“司法部角度下的聯邦制”，“關於實行聯邦制的思考”，“聯邦制——我們為什麼要關注它？”）本是狹隘且空泛的，然而實際所討論的話題卻以驚人的準確性預示着國家的法律和文化鬥爭的到來。

例如，曾任耶魯大學的教授博克（Bork）在成為聯邦法官後，談到“新政的衝擊”以及“憲法的紳士化（the gentrific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他認為，墮胎和“可接受的性行為”應當是各州自行決斷的事項。在羅伊訴韋德（Roe v. Wade ）一案中，他指出，最高法院“將一個典型的交由地方處理的問題上升至國家，而在墮胎問題上，根本就沒有全國性的道德共識，而且也不可能有。”四個月後，芝加哥大學法學院教授斯卡利亞（Scalia）就博克發表的以上評判表示，“請記住，聯邦政府是優秀的，訣竅在於你能否明智地運用政府的職能。”

在那次研討會上，比演講的內容更為重要的，也許是成員沒有安排時所進行的自由活動。演講廳外的午宴及晚宴上，人們觥籌交錯，陌生人之間也藉以瞭解彼此的工作領域及意識形態。斯卡利亞（Scalia）和博克（Bork）都在抽煙放鬆的空檔，與熱情虛心的學生們一起探討問題。奧爾森（Olson)對我説：“事實上，學生們十分願意和你一起討論問題，他們渴望聆聽你的觀點。並且求知若飢地與你進行對話，這實在令人耳目一新。”領導學院院長、保守派活動家莫頓·布萊克威爾（Morton Blackwel）回憶起那段光彩奪目的時光時説道：“那些思想碰撞產生的火花，是優秀而矚目的。”

毫不誇張地説，這也許是有史以來最有效果的一次學生研討會——再回首，這是一張將年輕的熱情與智慧的魅力結合起來以取得深遠成果的藍圖。

研討會與最終形成的聯邦黨人協會的種子其實在兩年前就已經播下。1980年的秋天，卡拉布雷西在採訪中回憶，對於他問起其耶魯大學一年級的88名學生是否投票給里根，只有兩名學生舉手這一狀況感到震驚。學生整體的意識形態極度不平衡，還有很多人不願意公開他們對保守派的支持，這些是其次的。卡拉布雷西説：“重點是我們至少應該成立一個組織來鼓勵別人挺身而出。”利伯曼與麥金託什在芝加哥也想到了同樣的問題。利伯曼隨後接受採訪時表示：“里根剛剛上任，但是似乎沒有一個學生組織支持他的法律觀念，這看上去還是有些奇怪的。”

斯坦福大學法學教授麥康納爾（McConnell）告訴我：“所有法學院幾乎是一邊倒。”這種狀況一直持續了數十年。斯卡利亞當時作為一名法學院中的保守派，在談起他的感受時，曾向記者瓊·比斯基皮奇（Joan Biskupic）敍述：“我感到與世隔離、形單影隻，就像一個怪人。”密歇根州前參議員斯賓塞·亞伯拉罕（Spencer Abraham）在20世紀70年代就讀於哈佛大學法學院時，創辦了《哈佛法律與公共政策雜誌》（Law and Public Policy），在第一卷中將該雜誌描述為vox clamantis ，拉丁語中的“在荒野中哭泣的聲音。”在這種不平衡的情境下，利伯曼、麥金託什以及卡拉布雷西認為自己在進行“抵抗的運動，”這一説法由丹尼爾·麥克勞林（Danielle McLaughlin）提出，後者曾與邁克爾·艾弗裏（Michael Avery）合著了《聯邦黨人協會：保守派如何從自由派手中奪回法律自主權》（The Federalist Society: How Conservatives Took the Law Back from Liberals）一書。利伯曼、麥金託什與卡拉布雷西三人在耶魯大學讀書時就是朋友。在校期間，他們積極投身於耶魯政治聯盟的建立。而如今，霍利斯·布魯斯基稱，他們開始考慮如何“建立一個合法的反精英”組織。

卡拉布雷西告訴里爾（Riehl）：“里根的一項政策是在有戰爭的國家建立軍隊，以此來推翻敵人的政權。我認為這一政策與我們在法學院中所做的努力是一致的。”

1981年秋天，卡拉布雷西和一些保守派的法學院學生在耶魯大學成立了一個學生組織。根據後來哈佛大學的期刊所述，有一天在進行午餐時，他們反覆討論組織的名稱。諸如路德維希·馮·米塞斯社團（The Ludwig von Mises Society ）、亞歷山大·比克爾社團（The Alexander Bickel Society）或者反聯邦主義社團（The Anti-Federalist Society）。 然而反聯邦主義者在建國之初畢竟是努力分散政府權力的那羣人。最後，他們一致同意取名為聯邦黨人協會，因為它援引了《聯邦黨人文集》這一名稱，並且包含了美國人長期以來關於國家與州政府之間的權力平衡的爭辯。卡拉布雷西為這個新生的組織招募了博克作為顧問，他曾擔任總檢察長和代理總檢察長（acting attorney general）（簡稱）。另外，他們還招募了一位耶魯大學名聲顯赫的保守派重要人物拉爾夫·温特（Ralph Winter），他早前曾由里根司法任命。

利伯曼與麥金託什經常在芝加哥與身處耶魯的卡拉布雷西進行電話聯繫，討論在異地建立相似的學生組織的事情。利伯曼和麥金託什則僱傭了斯卡利亞作為其組織的顧問。根據比斯基皮奇所著的傳記中記載，在他們第一次見面時，斯卡利亞讀到了《聯邦黨人文集》中第四十九篇文章，關於思想的力量是否強大取決於信仰是否足夠廣泛，文章談到：“整個人類的理性，與個人的處境是一樣的。當我們形單影隻時，是謹慎而膽怯的。然而，當我們被愈多人陪伴，我們所表現出來的決心與信心就愈強。”斯卡利亞從本質上總結其為“睿智的勇氣”，這一定是基於多數人所迸發出的力量。

來自德克薩斯大學的法學教授利諾·格拉利亞（Lino

Graglia）曾回憶道：“這份邀請聽上去的確很有吸引力。”最終，他同意在研討會上發言，“他們正在嘗試聚集一些眾所周知的人物。”除此以外，他認為與法學院盛行的自由主義不同，這個研討會“將向眾人介紹保守派的觀點，因此，這確實是激動人心的”。麥康納爾説：“我們渴望表達想法、分享想法、交換想法。”

於是，組織開始有了初期的回報。現在他們需要一個更為重要的潤滑劑—— 錢。卡拉布雷西在斯卡利亞的推薦下，聯繫到了保守派的教育經費管理機構（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Affairs）。斯卡利亞估計它將花費“24,000美元左右。”最終，研討會成功舉辦，耗資將盡25，000美元。教育經費管理機構簽下的支票涵蓋了絕大部分費用，剩下的費用由包括約翰·M.奧林基金會和校際研究所在內的捐贈者們承擔。

一週半後，利伯曼向博克寄了一封信。信中，她的興奮之情與雄心壯志溢於言表。同時，利伯曼也迫切地尋求博克的幫助，希望最高法院法官威廉·倫奎斯特（William Rehnquist）能夠考慮在研討會上發言。利伯曼隨信附上了他們已完成的關於研討會的提案，提案上指出：“法學院與法律界人士目前主要由正統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引導，這種思想倡導建立一個集中、統一的社會。或許一些法律界的同仁對以上觀點持有異議，且目前保守派也沒有在這個領域形成一個完整的評價或體系。這次會議的舉辦，可以作為一個正面回應他們質疑的契機。”

《國民評論》刊登了一段短短103個詞語的段落，簡要介紹了這個即將舉行的會議。其中介紹：“任何感興趣的人（特別是法律專業學生）都應該寫下關於聯邦黨人協會的文章，”並且附上了舉辦地點。這個消息開始在幾十個法學院的學生之間掀起一陣熱潮，儘管研討會還沒開始，學生們已經表達了渴望參會的意願，並開始準備如何展示自己的思考內容。

圖為網站文章截圖

最終， 研討會在耶魯大學最大的教室127室舉辦，儘管不是那個已經“被政府佔用”的寬敞的禮堂，不過從這個角度上講，偏小的面積卻也更為合適，因為它將每個人的力量集中在了一起。博克發言道：“這是一場智慧的博弈。自由派掌權時，他們並不避諱利用他們所認為合理並符合政府目標的聯邦結構。”而當時保守派是比較失敗的。如斯卡利亞所描述：“半個多世紀以來，保守派在聯邦層面上的表現一直都很糟糕。”對此，年輕保守派的資深組織者布萊克威爾（Blackwell）告訴研討會嘉賓解決辦法：“要學會如何取勝。”布萊克威爾指出，他作為一名步兵，其受到的政治薰陶均來自那位1964年總統競選大敗的保守派重要人物巴里·戈德華特（Barry

Goldwater），他補充道：“如果我們堅信保守派就是正確的，就能夠獲勝——如同果熟蒂落，勝利也終將會降臨在應得的一方身上。我們應該相信加拉哈德爵士（Sir Galahad）的理論：‘ 我會贏，因為我的心是那樣純潔。’儘管這不是現實世界的運作方式。”而勝利一定是通過法律和司法制度取得的。

在第一次的研討會上，這個演講就激勵了所有在場的聽眾加入聯邦黨人協會。温特稱其為所見過的耶魯近20年來“最非凡的聚會”， 以至於他們在1982年4月25日離開的那個下午，眼裏滿是希望。布萊克威爾形容：“我很欣慰，也很樂觀。”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使這一切名正言順。美聯社和紐約時報爭相對這次會議進行報道，兩家媒體主要關注博克的評論，會議舉辦者也儘快寄送了感謝信。利伯曼與卡拉布雷西在給博克的信中寫道：“您的參與，毫無疑問地促成了一個成功的週末。”他們對於自己的意圖也十分明確。

五個月後，官方的聯邦黨人協會公佈於世，即聯邦法律與公共政策研究協會（The Federalist Society for Law & Public Policy Studies），是一家全國性的非營利組織。羅伯特·博克之子查爾斯·博克為組織設計了一個標誌，是詹姆斯·麥迪遜的剪影，哈佛大學的期刊敍述：“據説，設計時重新調整了麥迪遜的鼻子，因為麥迪遜的真實形象被認為‘太醜’以至於不能出現在任何宣傳冊上。”

在接下來的五年時間裏，聯邦黨人協會在華盛頓設立了辦事處，並在15所法學院開設了章節，然後是30所、75所甚至更多法學院。協會對學生和執業律師都開放會員制度。聯邦黨人協會甚至在《國民評論》中刊登廣告、在各個精英機構舉辦了數不清的研討會，第一年在芝加哥大學，緊接着是哈佛大學，然後是喬治敦大學、斯坦福大學。人數在逐年增長。

圖為密歇根大學的聯邦黨人協會

圖源谷歌

隨着人數增長的還有資金。那羣激動人心的右翼捐助者使聯邦黨人協會不僅僅是重要的學生組織，他們等待這樣的組織建立已經很久了。在保守派教育經費管理機構、斯卡維基金會、奧林基金會和布拉德利基金會以及鹿溪基金會的支持下，包括會員費在內的預算超過了100萬美元。同樣重要的是，越來越多的會員開始在華盛頓工作。組織者們開始認真對待這些最初他們覺得是外來者、而現在看來其實掌握實權的內部人士。最初聯邦黨人們的信仰在校園中受到排斥，到現在能夠使這份對聯邦黨人協會的忠誠轉化為一份證書，里根政府的官員甚至視其為一項能否得到批准的蓋章。作為總統的顧問，埃德温·米斯（Edwin Meese）將年輕的聯邦黨人安排在政府——包括卡拉布雷西，利伯曼和麥金託什都成為了助理總檢察長。正如史蒂文·M·特萊斯（Steven M. Teles）在他的《保守法律運動的崛起 》（The Rise of the Conservative Legal Movement）中所説的那樣，他們已做好準備，為了“與官僚主義作戰。”

奧爾森當時即將擔任美國總統喬治·W·布什（George W. Bush）的總檢察長，並榮登《時代》雜誌評選出最具影響力的100人之一，同時也是最高法院中審理過60多起案件的律師。在奧爾森位於弗吉尼亞州北部的房子附近，聯邦黨人協會聚集到一起慶祝這些傲人成績，包括法學院學生、實習生、著名的法官、書記員、律師以及公職人員在內的所有人共同從第一次研討會開始回憶——那個在紐黑文度過的週末，正在不斷以全新的方式迸發出更強大的力量。奧爾森説：“這些年來，我每到之處都會有人上前告訴我‘ 我當時在你的後院……’”

然而，聯邦黨人協會的發展不總是一帆風順的。1987年，一場由自由黨領導的參議院運動導致博克在最高法院的提名失敗，他們利用博克在羅伊訴韋德案以及研討會上的發言來挑起事端。這種行為使聯邦黨人憤怒，但同時也激勵了他們。霍利斯-布魯斯基告訴我：“這次失敗使大家重新鬥志昂揚起來，”也給一部分空想家當頭一棒。同時還強化了這樣一種觀念：僅有純潔的意識形態並不能改變司法制度，政治手段也同樣重要。近二十年後，聯邦黨人也通過使某些人離開法院來鞏固自己的權力。2005年，聯邦黨人抗議不屬於聯邦黨人協會（且明顯沒有完整履歷）的哈里特·邁爾斯（Harriet Miers）退出總統喬治·W·布什的候選人提名，並且使塞繆爾·阿利托（Samuel Alito）最終獲得提名。這件事證明聯邦黨人協會的影響力在不斷擴大。此後，阿利托也同斯卡利亞、克拉倫斯·托馬斯以及首席大法官（John Roberts）一起，投身於聯邦黨人協會的工作中。

距離最初那場研討會已經過去了二十五年，毋庸置疑的是，聯邦黨人協會改變了美國的司法性質，甚至獲得了對手們的認可與讚賞。當時任紐約資淺參議員的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告訴北卡羅來納大學大學的博士生瑞爾（Riehl）：“他們確實做到了，我們必須尊重這一點。”卡拉布雷西在聯邦黨人協會25週年紀念典禮上講：今日我們的成就遠遠超出當時所想象的。”斯卡利亞在華盛頓聯合車站告訴1800多名集會的成員：“起初我們以為自己只是在學術爭鳴的雜草中種下了一朵野花，誰能料想到這其實是一棵橡樹。”

到2016年，我們已經無法否認聯邦黨人協會的絕對權力。諷刺的是，當斯卡利亞所所預言的這一切成真時，他卻再也見不到了。斯卡利亞於2016年2月13日與世長辭，他曾通過最高法院的權力對總統的選舉進行制約與平衡。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都明白這份權力——但是隻有特朗普（Trump）將其發揮到極致。其實他也必須這樣做。大老黨（美國共和黨的別稱）內沒有人比特朗普更能討好保守派了，如一位資深民主黨人曾支持墮胎權利，特朗普就出面解決這個問題。

斯卡利亞逝世後，特朗普在其推特上寫道：“最高法院大法官安東尼·斯卡利亞與世長辭，這對於最高法院、保守派甚至全美國都是巨大的損失！”四天後的一次南卡羅來納州沃爾特伯勒的集會中，特朗普依舊直接地説道：“我們失去了一位傑出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沒有人會接受他的位置突然被另一個不合適的人選所代替。”

圖為大法官斯卡利亞逝世後舉行悼念儀式

圖源中新網

那麼人們應該如何判斷“合適”的人選呢？只有依靠聯邦黨人協會。2016年春天，特朗普以犧牲社會穩定為代價使特德·克魯茲（Ted Cruz）參與共和黨的提名，讓其律師唐·麥克加恩（Don McGahn）致電聯邦黨人協會執行副總裁倫納德·利奧（Leonard Leo），共同在特朗普大樓舉行會議。 他們最終定於3月份在華盛頓舉行會議。特朗普希望他在選任總統以後讓利奧交給他一份向最高法院遞交的大法官候選人的名單。而特朗普的真實意圖就是將這項任務轉交給聯邦黨人協會，後者曾為之前的幾位共和黨總統履行職責，但是沒有一位總統像特朗普一樣表現得如此毫不隱諱——一位總統候選人大肆宣傳反對知識精英，而此羣體的確是由這個特定的環境中培養出來的。

在利奧的提議下，特朗普於5月公佈了一份由11名法官組成的名單。到了9月時，這個名單的人數已經增加到了21人。歷史上沒有一個總統候選人這麼做過。利奧在《國民評論》採訪中説道：“我認為這是一個明智的舉動。”6月，特朗普在後期的選舉活動中確保每個人都知道他的想法：“這些法官都是由聯邦黨人協會挑選的，公認的黃金標準。”

對於這樣一位需要緩和民眾對其保守傾向擔憂的候選總統來説，這就是特朗普的解決措施。同時，他已經完成了對尼爾·戈薩奇（Neil Gorsuch）的法官確認以及肯尼迪總統退休後對卡瓦諾（Kavanaugh）的提名。

回顧那個紐黑文的週末，以及這個組織的成立、發展與壯大，成員們談起時不禁帶着驚喜、滿足以及敬畏之情，因其——成就了一位潛在的總統，曾經的紐約花花公子、賭場大亨，以及一份可被接受的法官名單。

格拉利亞告訴我：“我記得倫納德·利奧（Leonard Leo），當時他只是康奈爾大學法學院的一名學生，他是一個很棒的孩子，我沒想到他會成為美國大法官的挑選者。”

沒人可以想像。1982年初，當卡拉布雷西、利伯曼和麥金託什正在與斯卡利亞、温特以及博克就“聯邦主義：法律和政治分歧研討會”進行磋商時，特朗普剛獲得在新澤西州大西洋城開設其第一家賭場的資格，並宣稱準備購買《紐約每日新聞》，對“特朗普大樓”的建設也即將收尾——其夏季的竣工儀式吸引了市長埃德·科赫（Ed Koch）和州長休·凱里（Hugh Carey）的到場，民主黨人稱此建築為第五大道上的“一等一”的建築,並讚美大樓的開發商特朗普“果決而富有智慧。”如今，卡拉布雷西是西北大學的法學教授。利伯曼（現為利伯曼·奧蒂斯）當選聯邦黨人協會的高級副總裁。麥金託什任成長協會的主席。特朗普則當上了美國總統。特朗普已經在最高法院中確認了一名大法官，而他準備再安排兩名——甚至最終可能是四名大法官。這將導致最高法院與聯邦黨人協會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

圖為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立場傾向比較

圖源蘋果日報

這是一個看似奇怪卻近乎完美的搭配——衝動但精明的特朗普與足智多謀、有條理的聯邦黨人協會。誠然，特朗普基於很多原因當選了總統，但其中最大的推動力是聯邦黨人協會的認可。沒有這份認可，他或許就沒有如今的身份了。而與之對應的是聯邦黨人協會如果沒有得到特朗普的支持，同樣不能發展得如此順利。對於保守派是否已經成就了他們最初在各個法學院發展時的目標，其實是一個開放性問題。而特朗普似乎並不贊同他們關於小政府以及各州的權力的看法，也不贊成那些嚴謹的學術觀點，或許他將以另一種方式結束執政生涯。但是毋庸置疑的是，特朗普的影響力將遠超過其任期，甚至持續數十年。從執政表現上看——特朗普佔據了最高法院中最重要的席位——這是聯邦黨人協會之於法院史無前例的深刻影響力。因為聯邦黨人協會，特朗普得以改變這個國家。

文章來源

文章來源：

Michael Kruse,The Weekend at Yale That Changed American Politics,Politico Magazine,September/October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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