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在兩德統一期間扮演了什麼角色？_風聞

【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 王帥 張訓實】

　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反對德國統一已不是什麼秘密，一些學者、記者詳細地記錄了她反對德國統一的具體表現，但都未能闡釋問題的前因後果與過程全貌。2010年解密的英國外交檔案顯示，在不同原因的驅使下，撒切爾夫人的態度歷經了從反對德國統一到不得不接受統一再到謀求遏制統一後的德國三個階段。本文試圖闡述這位英國女首相的態度演變過程，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評價其言行舉止對英德關係產生的影響。

一、短暫的勝利：組建反統一聯盟

二戰以後，英、法、美等西方盟國長期對德承諾支持兩德重新統一。 歷屆英國政府也連續一致地表達了對重新統一的支持。1954年1月25日至2月28日，英、美、法、蘇四大國外長在柏林召開了旨在實現兩德統一以及恢復德國主權的柏林四國外長會議，英國外交大臣艾登在會上提出了“艾登計劃”，其主要目的是通過舉行全德自由選舉以組建合法的民選政府，在此基礎上四大國與合法的德國政府進行和約談判，以終結二戰後的相關規約並實現德國重新統一。即便在撒切爾執政的前兩個任期（1979－1987年）內，英國的這一立場仍未發生改變。1980年，外交大臣卡靈頓勳爵公開重申“我國政府一貫的政策便是支持聯邦德國不懈地致力於歐洲和平，在這種狀態下德國人民能夠以自決的方式重新獲得其國家統一”。

1984年，撒切爾與聯邦德國總理科爾發表了聯合聲明，其中提到“歷屆英國政府確信，只要德意志民族在違背其意願的情況下被割裂，歐洲便難以實現真正永久之和平”。 直到1989年2月，外交大臣傑弗裏·豪重申了上述立場。

1989年夏，民主德國的“度假者”們大規模地向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外逃，不久又發生了佔領聯邦德國駐布拉格使館事件，德 國 統 一 問 題 自1949年 以來第一次成為了現實可能。面對突變的形勢，歐美各國領導人都陷入了迷惘，究竟是應該恪守戰後的相關承諾支持兩德重新統一，還是應該從“現實考量”出發反對統一？

以美、法為代表的西方盟國在柏林牆倒塌之前先後做出表態。1989年10月24日，美國總統布什在《紐約時報》撰文表示，“我並不擔心一些歐洲國家對重新統一的德國的擔心，因為我認為，德國對盟國重要性之恪守與認可是無法撼動的”。法國總統密特朗雖説私底下反對德國統一，可他在公開場合仍明確表示“我不擔心德國重新統一，我把德國重新統一的意願看成是合理的”。與美、法首腦不同，英國首相撒切爾在柏林牆倒塌前便開始與相關國家秘密磋商，試圖就阻止德國統一達成共識。

9月1日，在和密特朗的會晤中撒切爾就德國問題表明了自己的立場，稱“德國重新統一就像單一貨幣那樣讓人無法容忍”，密特朗則寬慰她説，戈爾巴喬夫不會允許統一後的德國成為北約的一員，而美國也不會接受聯邦德國離開大西洋聯盟。 

密特朗

9月23日，撒切爾在同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會談時又試圖獲得蘇聯的保證，她表示，“雖然北約一直宣稱支持德國人重新統一的抱負，事實上我們根本不歡迎這一點。我們不想要德國統一，這將導致戰後邊界的改變，我們不能容忍這些，因為如此發展下去將損害整個國際局勢的穩定並可能危及我們的安全”。戈爾巴喬夫回應説，蘇聯和英國一樣也絕不想要德國統一。

撒切爾不但努力對外拉攏“利益攸關者”，對內還阻撓外交部門進一步聚焦德國統一問題。正當英國外交部對這個熱點問題展開密集研討時，她卻命令外交部轉移工作重心，表示“英國官方已花費了過多時間關注德國的地緣政治位置以及它未來將如何發展，這固然重要，但英、法、蘇都無疑從根本上反對德國重新統一，英國外交工作的重心應關注德國經濟和歐洲一體化問題，而不是統一問題”。

11月9日柏林牆倒塌後，撒切爾反對德國統一的態度更為激烈。在11月18日召開的歐共體首腦特別會議上，她公開發表評論説，“我們絕不能討論改變邊界的問題，任何討論改變邊界或德國統一的企圖都將毀掉戈爾巴喬夫先生……我們必須保持北約和華約集團的完整”。

同時，她還試圖通過勸説美國以達到阻止統一之目的。11月17日，撒切爾致電布什時提出，“應避免討論德國統一問題，這在蘇聯和歐洲仍能激起強烈的情感，談論統一將嚴重地造成不穩定並損害諸如軍控談判等其他事務的積極勢頭”。

在12月8日召開的斯特拉斯堡歐洲理事會期間，撒切爾和密特朗總統秘密地達成了共識，雙方應該利用英、美、法、蘇四大國在德國統一過程中的角色來制止統一。

英、法在沒有美國參會的情況下形成了小型的反統一聯盟，會議重申了“德國人民雖有權通過自決以重新獲得統一，但同時強調統一的過程必須尊重現有的協議且在東西方合作以及歐洲一體化的背景下發生”。這算是英、法在對德外交上的一個勝利。

12月11日，在蘇聯的提議和英法的支持下，四大國大使在柏林的軍事管制總部大樓開會，這是警告德國不能自行其是和四大國權利仍然存在的一個信號。

撒切爾反對德國統一有其自身的考量。其一，就像她在回憶錄裏説的，她認為德意志民族的民族性格就是“在侵略和自我懷疑之間左右搖擺”，對德國的刻板印象從丘吉爾傳承到了撒切爾，她對德國再度強大抱有一種極度恐懼的心態。其二，她擔心統一後的德國將在政治上取代原有的英美特殊關係，經濟上破壞歐共體內部的市場關係進而主導整個西歐經濟，這有悖於英國百年來所秉持的“歐陸均勢”政策。其三，為了換取蘇聯對統一的支持，聯邦德國有可能退出北約聯盟並保持中立身份。

這樣一來，駐守在聯邦德國的英軍防禦前線、北約的前沿部署和範圍以及美軍在歐洲的存在都將大幅縮減，包括英國在內的西歐集體安全無疑將失去保證。其四，以撒切爾為首的保守黨政府長期對歐洲一體化抱有很大的懷疑態度，而德國統一恰恰又將加速以法德為軸心的歐洲一體化進程，這是撒切爾本人所不想看到的。其五，最重要的是，撒切爾擔心歐洲邊界和歐洲秩序的瞬間轉變將產生劇烈的動盪與不安，戈爾巴喬夫的地位在失去民主德國這一“戰果”後極可能受到損害，蘇聯的國內改革以及東歐的整個民主化進程也將因此而受到挫折。

二、急轉直下：被迫承認“統一不可避免”

組建反統一聯盟後不久，四個方面事態的發展迫使撒切爾不得不放棄她原先的態度。首先，為了應對民主德國總理莫德羅提出的“條約共同體”方案並緊握統一的主導權，科爾在11月28日提出了意在最終形成德國“聯邦”的“十點計劃”。

在該計劃的鼓動與刺激下，民主德國民眾對統一的態度從曖昧不明迅速轉變為支持統一，民主德國國內局勢也隨之走向了崩潰的邊緣。12月初，英國駐民主德國大使布盧姆菲爾德致電外交大臣赫德，認為民主德國局勢已從“持續和改革”轉變到“革命性的變革”階段，德國統一現在正在進行。

至1990年１月中下旬，莫德羅試圖重建內部安全局（被認為類似斯塔西）的舉動再次推高了移民數量（約每天1500人），大批技術工人的離去加速了經濟崩潰，民眾遊行變得越來越暴力，要求德國統一的呼聲也變得越來越強烈。赫德在親自前往民主德國後向撒切爾進行了如實的彙報，“實際上統一正一天天地發生着”。

 顯然，民主德國政府和民眾已然把尋求統一作為走出困境和改善生計的手段，撒切爾在這種局面下如果還一味地追求其“海外製衡者”的角色，將不但失信於兩個德國的政府與民眾，而且還可能導致民主德國局面徹底失控以及整個東歐乃至歐洲局勢的動盪。其次，美、法兩大盟國相繼遠離英國而接近聯邦德國。撒切爾在1989年11月24日向美國提議“迴避討論德國統一”後並沒有得到美國方面的支持，布什雖沒直接予以反駁，但提出了“是否會給科爾帶來麻煩”這一關鍵性的質疑。

科爾提出“十點計劃”之後，美國的態度也逐步明朗化，先是國務卿貝克公開發表了支持統一的“四項原則”，隨後布什在１２月４日的北約首腦會議上再次號召北約國家一致支持“四項原則”，德美接近的信號已十分明顯。撒切爾雖繼續散佈着她反對統一的言論，但深知“無法指望美國在延緩德國統一進程方面提供任何的幫助了”。法國雖然沒有美國的態度積極，但也逐步放棄了英法反統一聯盟轉而默許德國統一。

密特朗與科爾密切的私人關係以及法德合作在歐洲一體化過程中的重要作用，使法國自始至終不能像英國那樣站在反對統一的最前線。1990年1月20日，在與密特朗的雙邊會晤中，撒切爾一以貫之地對德國提出批評並要求英法聯合起來共同抵制統一，而密特朗卻一改1989年9月初的態度，表示現在再“對統一説不將是愚蠢的，事實上在歐洲沒有力量能夠阻止它的發生。最糟糕的便是提醒德國人其義務（指履行與四大國簽署的相關條約———作者注），卻發現我們沒有辦法強制其履行，如果我們厲聲喝阻，那麼我們將毫無説服力”。

失去了美、法兩大盟國的支持，讓英國難以冒着英德關係破碎的風險繼續獨自站在反統一的最前線。再次，英國的身份定位使其無法過度接觸“利益攸關方”蘇聯。從丘吉爾的“三環外交”伊始，歷屆英國政府都把維繫英美特殊關係作為其外交政策的基石。 因此，英國不可能背離英美特殊紐帶乃至整個西方民主聯盟而同蘇聯接近。英法提議的四大國會議未能成為有效的手段便是例證。撒切爾本人認為，美、蘇把四大國會議當成是討論德國統一細節的“閒聊俱樂部”。

事實上，蘇聯在1989年12月8日和1990年1月10日兩次提議召開四大國會議來討論德國問題，態度十分積極，反倒是英國擔心與蘇聯走得太近以至於損害頭等重要的英美特殊關係，並還害怕四大國越頂外交可能激起德國國內的強烈民族主義情緒，由此導致統一真的不可避免。面對形勢的變化，撒切爾對原本由她提出的主張表現得十分猶豫，而

蘇聯的兩次提議不是被限定在只討論柏林問題，就是沒能夠得到它最可能的兩個盟友———英、法的支持而不了了之。最後，英國國內並不支持撒切爾的反統一主張。以撒切爾的外交顧問柯利達爵士、外交國務大臣沃爾德格雷夫爵士、外交部常務次官懷特爵士、外交部政治主管弗萊特維爾爵士、英國駐聯邦德國大使馬拉比爵士等為代表的一大批外交部高官，頻繁地向首相建議英國不能尋求反對統一，這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撒切爾的看法。

與密特朗在巴黎會晤受挫後，她在接受《華爾街日報》採訪時公開表達了對德國統一的反對，對此外交部和國防部的官員們不得不在預先計劃的首相別墅會議上集體向她作最後表白。赫德説他不喜歡使用“減速”這個詞，它將置英國於“無效剎車器”的位置，這是一個應該避免的最為糟糕的詞。

直到此時撒切爾可能才真正意識到，原來自己已成為英國國內唯一一個反對統一的“異教徒”了。這次會議最終也“終結了首相關於重新統一的原則並使她認識到了目前事態的進展”。

隨着蘇聯立場的逐步軟化，撒切爾在赫德訪美前表示，應向布什傳達關於“框架工作”的意向，以解決統一的德國將如何對應北約、歐共體、歐洲安全和合作會議、邊界以及四大國權利等問題。1990年2月18日，撒切爾終於公開承認統一已不可避免和已經臨近。

三、謀求遏制：“2+4”框架的出台及協商

就在四大國相繼認可德國統一不可避免後，新的問題產生了，即德國統一應以何種機制抑或框架實現？作為統一的主要支持者美國，在經歷一系列的國內爭論後提出了一個包含四大國外加兩個德的“2+4”框架。

英國駐美大使阿克蘭爵士2月2日敦促外交部儘快對美國提出的這一構想做出清晰的表態。撒切爾對此不以為然，在她看來，為了更好地控制德國統一的外部進程並有效地遏制統一後的德國，協商框架應以四大國機制或歐安會為基礎，這樣一來，包括英國在內的四大國也就擁有了對德國統一的一票否決權。

然而，德國方面事態的發展迫使她不得不勉強接受“2+4”框架。2月5日，聯邦德國外交部政治主管卡斯特魯普與英國外交部新任政治主管韋斯頓的會談讓撒

切爾感到德國“正全速向統一邁進而置其他人於不顧了”。在這種情況下，不要説讓德國接受四大國機制，就連讓它接受“２＋４”框架都顯得是一種奢望，因此，對英國而言，最好的辦法只能是接受美國提出的建議併力圖將德國納入框架。雖然撒切爾仍有意不顧德國人的感情強行召開四大國磋商會議，但她意識到這肯定不會得到美國和法國的支持，最終勉強同意了當時在她看來最為合適的“2+4”框架。

2月8日，她再次首肯了這一框架。

在認可“2+4”框架後，英國很快致力於將德國納入這一磋商機制。與此同時，在已經獲知德國大致同意“2+4”框架的前提下，英國仍舊向德國發出了統一不能自行其是的強烈警告。撒切爾的私人秘書鮑威爾在同科爾的私人秘書特爾切克會談時説：“如果德國不打算與我們進行共同磋商，我們會和其他人談，包括俄國，但不包括德國。如果我們不得不撇開已持續40年的合作傳統轉而回到早期的均勢外交，這將是一大遺憾。”特爾切克不得不表示，科爾並不反對召開四大國加上兩個德國的會議。

撒切爾夫人與科爾

2月14日，在渥太華“開放天空”會議上，四大國和兩個德國一致同意創設由美國提出的 “2+4”框架來處理德國統一問題。撒切爾在勉強接受這一框架後便開始勾勒遏制統一後德國的藍圖，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在思想意識上樹立起遏制與防範德國的方針。3月24日，就 在“2+4”

會談啓動之後，撒切爾仍組織召開了關於德國問題的首相府邸研討會。在她的控制與主導下，研討會不但設立了一些有關於德國民族性格和德國 統一所帶來後果等的不利於德國的議題，而且其關於結論的備忘錄也違背了與會歷史及政治學家們公允的建議，過分誇大了德意志民族“焦 慮、侵略性、恃強凌弱”等負面品質，認為“即使最樂觀的人對統一的後果也有些不安”。

 更為糟糕是，備忘錄的內容後來被《星期日獨立報》披露，這使得原本就已步履蹣跚的英德關係雪上加霜。

二是在軍事安全上試圖利用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對德實施雙重遏制。一方面，撒切爾極力主張統一後的德國必須繼續留在美國主導的北約軍事架構內，德國自由發展和部署軍事力量的能力將被牢牢遏制；另一方面，她建議統一問題更應在同時包含美蘇兩大國的歐安會中協調，以確保統一後 的德國成為一個美蘇協調和交易的“合理結果”。

不過，她忽視了北約和歐安會的相互替代性作用，布什總統以“北約比歐安會更重要”為由拒絕了撒切爾的提議。

英國自己也認為，“如果將德國統一的最終決議由歐安會來表決，那麼像塞浦路斯這樣不相關的小國都將擁有最終否決權，這是英國無法接受的”。因而，以雙重遏制為目的歐安會方案只是雷聲大雨點小，包括英國在內的各方都沒能夠提出可以凝聚共識的具體建議。

三是在地緣政治上極力主張保持德國現存的外部邊界，即波蘭與德國之間的奧德－尼斯河邊界。這一邊界是維護二戰勝利成果，防止德國未來崛起並控制東歐的關鍵，撒切爾因而通過多種手段要求雙方簽署正式的邊界條約。她先是對德國強硬表態，“需要一紙條約來保證波德邊界，看不出簽署一項條約對德國來説有什麼困難”。但德國的反應並不積極。其後撒切爾進一步聯合美國對德施壓，以迫使其接受邊界條約。在英、法、美的共同壓力下，德國被迫承諾認可現存邊界，

但撒切爾仍製造德國不願接受現存邊界的輿論。她在接受《明鏡》週刊採訪時説：“我親耳聽到科爾這麼説：‘不，我什麼也不能保證，我並不承認現有邊界’。”強硬表態、聯合盟友、製造輿論的這些努力最終迫使德國政府不得不在第三次“2+4”部長級會晤期間與波蘭達成了約定：兩德正式承諾統一後將盡快與波蘭商定邊界條約，沒有任何外部事件或環境能夠改變業已確定了的波德邊界。

在 “2+4”的後續談判中，沒有哪些議題能像德國的北約身份、波德邊界那樣引起撒切爾的重視。一方面，她願意把一些協商的具體細節留給赫德和他的幕僚們完成；另一方面，參加談判的英國代表們深知首相對德國根深蒂固的懷疑與不信任，他們害怕這位“鐵娘子”再提出不切實際的限制性意見，因而索性隱瞞了談判中的一些具體問題，其中不乏像“跨越邊界部署”這樣重要的議題。

總的來説，英國政府在“2+4”談判中所做出的貢獻，如提出蘇軍撤出民主德國的過渡期以保全蘇聯的顏面，提前終結四大國權利以保障新生德國的法律主權等，基本上與撒切爾並無太大關聯。

​四、結 語

1989柏林牆倒塌前後，在主要盟國美國支持兩德統一的背景下，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卻私下拉攏其他利益相關大國，試圖阻擾德國統一，德國的忠誠的大西洋盟友將其長達40多年的承諾棄之於不顧。撒切爾公開的恐德、反德情緒一次次地被印在了德國政治人物和民眾心中，這使得無論英國政府在後續的談判中為維護德國的利益和保障德國的權利做出了何等重要的貢獻，都沒有得到德國媒體和民眾應有的重視。

也正是因為撒切爾的這些不合時宜的言行舉止導致1989-1990年的英國對德政策總體上歸於失敗。這一時期的英國外交也成為了“英國外交史上最為遺憾的時段之一”。

究其失敗的根源，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其一，撒切爾漠視歷史發展的趨勢。儘管她口口聲聲説，她“相信未來的歷史是由人民而不是統治者的性格和野心決定的”，但卻毫不關心那些走上街頭的德國民眾對民族統一之渴望和期待。當東歐民主化浪潮席捲民主德國之際，她沒能注意到為什麼一個非共產黨執政的民主德國已沒有存在的必要，當以意識形態為中心的東西方冷戰走向尾聲之時，她同樣沒能看清作為冷戰前線的德國已失去了它繼續保持分裂的意義。

其二，撒切爾造成了這一階段英國對外政策的失調。所謂失調是指失去平衡和調配不當。撒切爾的長期執政與非凡功勳使她在白廳內形成了極高的個人威望，她頻繁更換內閣成員並排除異己，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外交決策因集權化而失去平衡，她也因而得不到外交顧問們有力的支持以及一些“諫官”們爭鋒相對的勸誡。獨斷專行且孤立無援的她無法像密特朗和其他歐洲領導人那樣具備靈活的外交手腕和策略，這釀成了其對密特朗和戈爾巴喬夫態度的誤判，在反統一之路上一意孤行。調配不當主要指參與制定對德政策的外交部高官屢次被撒切爾中途任命。

柏林牆倒塌前兩週外交大臣赫德才接替梅傑上任，斯特拉斯堡會議結束後政治主管韋斯特也剛接任弗萊特維爾。重要外交官員時間上的調配不當，不僅使政策制定者們無法充分了解背景局勢，而且也難以根據形勢的劇變作出相應的調整。在此情況下，新上任的官員又怎麼能毅然地抵抗上級下達給他的、明顯不合時宜的指令呢？事實證明，在外交部與撒切爾的內部分歧中，赫德始終採取模稜兩可的路線，直到形勢迫不得已時他才敢面對首相直接提出不同的意 見，只不過已錯過了最好的時機。

其三，撒切爾對歐洲一體化的懷疑。以撒切爾為首的保守派對英國融入歐洲長期持懷疑態度。與之相對，密特朗的法國則極力通過與德國構建法德軸心來推動歐洲一體化進程。英法兩國對歐態度的本質差異導致它們在束縛德國的方式上大相徑庭。密特朗試圖用歐洲一體化和歐洲聯邦來約束統一後的德國，撒切爾則想要通過繼續保持它的分裂來遏制德國。因此，當德國統一不可避免時，法國在德國人眼裏至少還是歐洲最密切的合作伙伴，而英國則什麼都不是。和密特朗相比，撒切爾缺乏與科爾討價還價的砝碼，德國統一的過程也證明了“對歐洲一體化的敵視剝奪了英國發揮影響力的空間，這正是親歐洲的法國能夠充分利用的”。

從某種意義上來説，德國問題只是英國對歐政策困頓的一個外在癥結，無論最終德國是否實現統一，這個根本性的兩難直到今天仍困擾着英國。

不可否認，英國在德國統一過程中也有過不可忽視的貢獻。從“2+4”框架的形成到此後的具體談判，英國政府都扮演了積極參與者和協調組織者的角色，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德國統一的進程，但這都與撒切爾本人沒有太大的關係。所幸撒切爾夫人因其內政外交上的困頓很快辭職，她的繼任者梅傑“不但終結了她反對歐洲一體化的方針，而且終結了她對科爾以及德國統一的敵視”。英德之間自柏林牆倒塌前便開始的不信任關係也隨之得到了明顯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