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郭沫若？_風聞

如何評價郭沫若，涉及到一個最根本的問題是，大家把郭沫若看做一個什麼樣的人。就是談郭沫若用什麼的標準來評價。按照百度百科上給出的定義是：中國現代著名詩人、學者、文學家、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社會活動家、劇作家、革命家。那麼，這些家中哪個家占主導地位，也就是如果在不同的領域產生了衝突的時候，他會用哪種方式來做取捨。我的觀點是他首先是個革命家，首先是個黨員。如果是一個學者那麼會最求真想為最高要求，如果是個詩人那麼最求美為最高目的，而一個革命家，尤其黨員黨員。卻是以和中央保持一致為自己的最高目標。因此在不同的領域出現衝突的時候，他會用黨員的標準來對自己的學術觀點來做取捨。也就是他的首要身份是黨員。

舉一個目前的例子。每一個人都是公司的員工，同樣還是家庭的成員。當工作和家庭之間出現矛盾的時候，那麼你會優先照顧那個，比如現在有的互聯網公司要求，如果工作和家庭有矛盾的時候，那麼員工就去離婚。而有的人則認為家庭很重要，那麼就會辭職，來保障自己的家庭生活。

那麼用黨員的標準來評價郭沫若的話，就會發現他的學術和文學創作都始終和中央保持一致。也就是在中央的政策出現幾次重大的轉折的時候，他的創作也出現了重大的轉折。他的前後矛盾是和黨政策的轉變一致的。

他嶄露頭角是：**1914年，郭沫若留學日本，在九州帝國大學學醫。1921年發表第一本新詩集《女神》，書中洋溢着強烈的浪漫主義氣息，《女神》是中國新詩的奠基之作，郭沫若也因而成為中國新詩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同年又與郁達夫等人一同創立上海文學學社“創造社”，是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旗手。**也就是在這個時候他只是一個才華橫溢的文人。如果按照文人的路走下去，那麼他中國新詩的奠基人的地位和文學的成就是不可限量的。

加入共產黨：**1926年到1927年任國立武昌中山大學籌備委員會委員。1927年他就任蔣介石總司令指揮下的北伐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安慶“三二三慘案”之後，蔣介石着手清黨，郭沫若在朱德的家裏，寫下了聲討蔣介石的檄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指出“蔣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紳、貪官污吏、賣國軍閥、所有一切反動派——反革命勢力的中心力量”，是“一個比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張宗昌等還要兇頑、還要狠毒、還要狡獪的劊子手”。隨後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加入中國共產黨。蔣旋即通緝郭沫若，1928年2月郭前往日本避難。**如果這個時候，他不加入共產黨，而是繼續在做他的中將軍銜的總政治部副主任。那麼按照他的才華，未來的地位也是光明的。但是在這個時候，他卻選擇了一個滿是荊棘的道路，隨時可以死的道路。如果真是一個沒有骨氣的文人，有可能選擇這個道路嗎？

為共產黨開始做學術研究：在27年到37年之間，共產黨主要在和國民黨做武裝的鬥爭，而這個不是郭沫若的強項。因此，他開始用馬列主義研究中國的歷史，也就是為共產黨準備理論的工具。**郭沫若在流亡日本期間，開始研究甲骨文、金文。1930年撰寫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通過引用當時的歷史文獻資料與馬克思主義關於人類社會學發展規律的論斷，證明中國同樣經歷過原始社會、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但此理論後來遭到黃現璠等人的置疑，黃曾於1979年著文提出，認為中國沒有奴隸社會），郭沫若由此在中國開創了唯物史觀派，該學派在此後佔據了中國學術界的主流地位。**也就在傳統的歷史是帝王的家史。他開始努力的為黨如何看待中國的歷史，準備相關的資料了。當然從學術上來説，這是他的一家之言，而且沒有做到足夠的深度。但是也看他的學術是以革命的需要為目的的。

為抗日工作：在37年到45年，中國革命的任務出現了變化，民族矛盾大於了階級矛盾。抗日成了共產黨的首要任務。在這個情況下，他作為原來**蔣介石總司令指揮下的北伐軍總政治部副主任，**開始了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的工作。按照百科的介紹：**郭沫若在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回國。在日期間他娶了一個日本籍妻子，這個妻子沒有跟隨他來中國。回國後前往南京拜謁蔣介石，然後發表了一篇《蔣委員長會見記》，對蔣介石進行頌揚，但並未請求蔣介石原諒從前的事情，不久拜見汪精衞。之後擔任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期間組織了聲勢浩大的武漢抗戰文化運動，發動歌詠、話劇、電影等各界一同宣傳抗戰。**按照黨的抗日主張就是，逼蔣抗日。在這個階段共產黨的高層也都在蔣委員長萬歲，作為黨的一份子當然也會按照黨的思路，為蔣歌功頌德。拍拍蔣的馬屁，但是，他們肯定不會認為自己以前做的事情是錯的，所以也不會尋求蔣的原諒。包括後來的林彪在抗日期間喊蔣為校長。其他的將領給蔣的電報都稱為委員長鈞座，這是在這個時期的應有之意。

在這個期間沒有帶日本妻子一起回國，也是應有之意，在中日倆個國家在互相廝殺的情況下，如果中國的一個高級領導有一個日本妻子，那麼這個的轟動效應比環球時報 的胡錫進用蘋果手機來發微博支持華為更勁爆。在當時有日本妻子的幾個選擇，一個周作人，和自己的日本妻子一起，最後成了漢奸。一個是蔣百里，他的日本妻子和他一起回到了中國，和他同生共死。最後加入了中國的國籍。也就是跨過的婚姻最怕雙方的國家出現戰爭，當這個時候就需要雙方做出選擇。任何的選擇都是痛苦的，而這個時候，郭沫若的妻子沒有向蔣百里的妻子一樣和他一起回國，共同赴難，那麼之間斷絕聯繫乃至離婚，已經是難免的了。在愛情和國家中的選擇，郭沫若不是一個愛情至上的，而是國家至上。抗日戰爭後期，他又實時的寫下了甲申三百年祭，這個文章做成了黨的整風文件。

解放戰爭時期，他不是一個軍人，但是作為一個社會名流，在第二條戰線工作，具體這些工作的成績，沒有人提到。

解放後，隨着中央定義一邊倒的外交路線。那麼作為共產黨中才華最大的文人。則開始了為中央政策辯護的。

1949年11月，郭沫若寫了《我向你高呼萬歲（為斯大林壽辰所作）》一詩，來讚美斯大林。

1950年，郭沫若發表《我們應該怎樣認識外蒙古獨立？》一文，號召“站在大公無私地立場”，祝賀外蒙古獨立，並且“向外蒙古人民告罪”，而不要“跟在美帝國主義和蔣XX反動地後面”，“對蘇聯‘憤慨’”。

對於這倆個事件，有些人認為是真的，有些人認為是假的。但是對於一個隨時和中央保持一致的黨員。他寫這倆篇文章的背景是主席的第一次出國，為斯大林拜壽。這個時候，作為共產黨的一份子肯定和中央保持一致。而當在50年通過艱苦的談判，共和國收回了中東鐵路和旅大特區。卻無法收回外蒙古。在這種情況下。他必須為中央來辯駁。

同理，在文革中，當中央支持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他也必須想辦法為四人幫歌功頌德。當文革結束的時候，他有必須作詩歌頌粉碎四人幫。當中央決定大家一起做詩歌的時候，他也必須寫一些白開水的詩歌。

因此，評價郭沫若，必須把他的黨員，要求和中央保持一致放在第一位。而他的政治才能相對有限，因此大部分就像清朝紀曉嵐一樣，是個文人。他的部分作品就像過去的應制詩一樣，應制詩都是在大型的朝廷的活動的時候，大臣們做的拍馬屁的詩，這些詩歌大部分都是沒有什麼影響的馬屁詩，很少能流傳下來的。而作為一個文人，對於歷史上的這些事情應該很清楚的。但是他還用自己的才華和名譽去做這些事情。只能用魯迅的一句詩來評價“我以我血薦軒轅”。

如果只做一個倆耳不聞窗外事的高傲文人很簡單。但是在一個亂世，把自己的高貴建立在對國家的痛苦不聞不問上。而為了一個國家，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學術，乃至榮譽的人，確是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