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立制度自信，讓”社會制度建設“不再成為敏感話題_風聞

    文｜劉敦樓 

     最近，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學者鄭永年在醉花林俱樂部一演講中就中國崛起與制度建設的關係談了個人的看法。粗讀之後產生一點感想很想來個 “一吐為快”。     

      鄭在演講中首先説“中國的制度已大體成型，但仍需要完善細節，“中國的制度不能照搬西方模式，也不會走回頭路，但需要完善制度”。鄭是研究中國問題的政治學學者對中國下一步制度建設的主要任務是看得清楚的。在我國現階段，制度不是建立問題，也不是重新構建問題，而是制度的進一步完善並使其現代化問題。

      發展到今天，中國已不存在制度的大量缺位，而是存在着現有制度如何高效運作和制度的優勢潛力如何得以進一步發揮的問題。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改革和發展任務，就是出於這樣的考慮的。這也是“制度完善”的題中應有之義。       

      鄭説“中國從孫中山到國民黨、再到毛澤東時代，解決了國家與革命的問題；鄧小平解決了國家與經濟發展問題，鄧小平之後的領導人，則需要很長的時間來解決國家與制度建設的問題。”

      其實，制度革命和建設是任何一場革命和變革不可迴避的。在歷史發展的不同時期有不一樣的廢除舊制度和建設新制度的任務。辛亥革命的主要任務是推翻封建制度，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制。這場革命完成此項任務雖然還不那麼好，但畢竟為中國後來的制度向好的方向變化奠定了基礎。後來即使出現了蔣介石獨裁統治，但國民黨統治與過去的封建制度和封建政權相比已有較大的區別。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既是一場社會革命，也是一場制度革命。新中國成立不久，在政治上建立起了有中國特色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在經濟上通過“一化三改”建立了社會主義所有制其中包括公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由於是初建，又由於經驗不足和深受前蘇聯影響，這樣的經濟所有制還存在不足，還不適應中國現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經過多年的改革與完善，形成了現在已基本成熟的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並存的混合所有制等。     

      鄭説，在制度建設問題上至今“最沒有形成共識”，這一説法值得商榷。新中國成立前，毛澤東就發表宏文《論人民民主專政》表達了全黨和全國人民建立人民民主政權的共識。改革開放一開始，鄧小平就明確表達了這樣的思想：改革是一場革命，但不是推倒重來。改革是克服我們現有制度和體制的不足，是改掉不適應社會發展和生產力發展的那一部分。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儘管黨內黨外一部分人深受西式民主政治影響，甚至在社會上一度形成“西化”的思潮。但總體上我們在制度和體制改革問題上形成的“改進與完善”共識沒有變。這也前蘇聯垮台而我們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鄭在演講中較多的闡述了“制度建設與中國崛起及未來前途”的關係。他認為制度建設是中國崛起的關鍵。 這項工作做不好，中國崛起“仍將是虛假的”。這是否將制度建設的作用吹過了頭。四十年的改革實踐表明：中國崛起是歷史上罕見的宏大的系統工程，決定中國走向成功的原因有多方面，“制度建設 ”僅是其中的一重要因素之一。

      如果説有什麼”關鍵“作用，對我們中國來説，建立什麼樣的制度是有一定的”關鍵“作用的。如當代中國，如果不是建立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制度，那是不可能迅速和平成功崛起的。而鄭在演講中提到的”制度建設“主要還是指制度的完善，”中國的制度已大體成型，但仍需要完善細節“，如果這也將會造成中國“崛起虛假”，未免有點危言聳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