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功過説胡適_風聞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核心提示】自由主義只是少數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夢囈，它違背歷史、違背科學，胡適不但沒有能夠用自由主義改造中國，甚至連他自己也很少獲得“自由”，反而經常身不由己地被裹挾在激烈的現實鬥爭中，無奈地掙扎，乃至向惡勢力投降。

古人云“孔雀有毒，不掩文章”；今人説“罌粟花豔，其害尤烈”。不但自然界的許多生物善惡兼併、美醜並存，就是在社會生活領域裏也有不少這樣的人，胡適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個，他是舊中國的學者和政客，曾經是五四運動的功臣，後來又淪為中國人民的罪人。

首先，作為文人和學者胡適，他對於中華傳統文化很有造詣，較早接受西方文化影響。五四運動前後，他運用新的學術眼光，積極提倡白話文，寫出過《中國哲學史大綱》和《白話文學史》，研究過《紅樓夢》、《水經注》等經典著作，校出不少疑難問題，是當時研究這些領域的集大成者。這些研究，雖然現在看來比較粗淺，其中問題不少，但在當時確是披荊斬棘、篳路藍縷，誠屬難能可貴，產生了極大影響。還有一點，胡適當過北大多年的教授，後又任北大校長以及“中央研究院”院長，由此教育和培養了許多青年學生，對於組織和培養科學隊伍、開展科學研究作出過一定貢獻。在五四運動時期，胡適寫文章、作演講，從事新文化運動，並熱心支持青年學生的革命活動，影響很大。青年毛澤東在北大期間曾多次登門求教，後來在湖南辦《湘江評論》，也受到過他的幫助和支持，曾經尊稱他是自己的“老師”。這些歷史功績無疑是應當肯定的。

然而問題還有另一面，即胡適不同於王國維、陳寅恪、馬一浮等純粹的學問家，他是政學兩兼的人物。他一生積極參與政治活動，儘管有時也許並非完全自願，但也一直頑強地表現着自己。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始終貫串着兩大主線，或者説始終堅持兩個原則：第一是不贊成革命，第二是不贊成反對帝國主義。這兩個“死結”，註定了他後來堅決站在反共反人民的政治立場上，成為國民黨反動派的“諍臣”、“忠臣”，在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鬥爭中，充當了不光彩的角色，產生過重大的負面影響。

考察胡適在政治上的失敗命運，就會發現這一切並非偶然。早在1924年，胡適就不贊成馮玉祥驅趕溥儀，主動到皇宮裏看望這個退位“皇上”。面對當時洶湧澎湃的社會主義思潮，他逆潮流而動，提出要“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大談中國深受“五鬼”（貧、病、愚、亂、貪）之害，但對為患最甚的帝國列強，卻隻字未提，甚至公然否認有帝國主義存在。他在同別人的辯論中曾經質問對方：“何為帝國主義？帝國主義安在？”致使陶行知寫詩諷刺他，明於考古，昧於知今；捉住小鬼，放卻大魔。

胡適在政治上的真正定型大約是20世紀30年代。1929年，他出於西方自由主義立場，寫了篇批判國民黨的文章《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批評蔣介石集團“倒行逆施，過於北洋軍閥；摧殘自由思想，壓制自由言論”，遭到“國民政府”飭令教育部的“警告”，國民黨宣傳部集中力量編寫了《評胡適反黨義近著》，圍剿胡適。1931年蔣介石面告清華大學學生代表，“胡適系反黨，不能派（當校長）”。同時私下裏又拉攏示好，威逼利誘之下，胡“知難而退，繳槍投降”，“結束了上海時期的舊怨，從此進入一個在互異中合作的關係”。

1932年，面對蔣介石集團迫害、逮捕愛國人士入獄和嚴刑拷打的黑幕，由宋慶齡、蔡元培等人發起組織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魯迅先生等積極參加，胡適也加入並任北平分會主席。但是，緊急關頭胡適卻怯懦屈服，充當反動派的幫兇，公開在上海外文報紙上發表談話。胡替當局辯護道，“一個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動”，並説監獄裏是“自由”的，根據仔細調查所得，沒有“一點兒”嚴刑拷打的“證據”，用捏造的“光明”粉飾黑暗統治。這些言論，背離了同盟的宗旨，危害到同盟的團結，同盟中央不得不於1933年3月3日開會，決定開除胡適的盟籍。

1935年“一二·九”愛國運動中，他成了和蔣介石一樣的“主和派”，面對日寇的侵略，採取軟弱、動搖態度，而反對抗日愛國學生卻很堅決。他污衊學生“單靠捏造謠言來維持一種浮動的局面”；罵學生“這就是愛國？簡直是胡鬧！”學生們毫不示弱地説：“這就是愛國，你才是胡鬧呢！”學生們罵他“喪心病狂”，是“該殺的教育界的蠢賊”，胡適“幾乎受到當時朝野的一致譴責”。

抗戰勝利之後，由於美國和蔣介石的支持，胡適成了“政治界的象徵性領袖”。此時的他，面對嚴重的鬥爭形勢，不是像許多人那樣觀望、等待，更不像許多民主人士那樣，堅決站在共產黨和人民的立場，而是更加死心踏地地投靠蔣介石集團，竭力為國民黨反動派效勞。1945年8月，他致信毛澤東，希望共產黨“放棄武力”，“以和平方式”爭政權。1946年11月和1948年3月，積極參加偽國大的“制憲國大”、“行憲國大”，吹捧偽憲法是“世界上最合乎民主之憲法”，並用“軟”的手法“對付學潮”。當國共和談破裂之際，他表示堅決站到國民黨反動派一邊，“因為我們若不支持這個政府，還有什麼政府可以支持？如果這個政府垮了，我們到哪兒去！”胡適1949年在台灣策劃反共，創刊《自由中國》雜誌，並親自寫下發刊詞，宣稱“我們要支持並督促政府用種種力量抵抗共產黨鐵幕之下剝奪一切自由的極權政治，不讓他擴張他的勢力範圍”，“援助淪陷區域的同胞，幫助他們早日恢復自由”。

1949年，胡適曾受蔣介石之命，去美國推動外交，爭取美國的同情和支持。雖然屢碰釘子，備受冷落，有點心灰意冷，但他擁蔣反共之心不改，自稱“我是有傲性的人”，不願再去會見美國政府和國會政要。新中國成立之際，他辱罵北京（舊稱北平）市長聶榮臻將軍驅逐美領事的活動，稱之為“北平一個沒有知識的共產黨軍人”的“發瘋”。1960年，蔣不顧“民意”，執意要當第三屆“總統”，出手鎮壓了與自己意見不同的《自由中國》及其負責人雷震。胡適雖然不贊成蔣搞的這個“雷震案”，但是，當蔣一變臉，嚇得他趕緊表白説：“我要向總統重述我在民國三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很鄭重説的那句話，我願意用我的道義力量支持蔣先生的政府。”

念及胡適早年的文化和歷史功績，共產黨和毛澤東一直對他很關心，多次給他傳話，希望他能幡然悔悟，回到人民中間來，但都遭到他的頑固拒絕。他的立場，正如他的“鐵桿粉絲”傅斯年所説：“我們與中共必成勢不兩立之勢，自玄學至人生觀，自理想至現實，無一同者。”因此，至死都要“保持抵抗中共的力量”。

綜觀胡適的一生，功罪相併，但罪大於功，是否可以評價為“功三罪七”？而給我們最重要的一個教訓是，中國不能搞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此路不通。自由主義只是少數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夢囈，它違背歷史、違背科學，胡適不但沒有能夠用自由主義改造中國，甚至連他自己也很少獲得“自由”，反而經常身不由己地被裹挾在激烈的現實鬥爭中，無奈地掙扎，乃至向惡勢力投降。

最後要説的是，批判胡適決不是新中國成立以後才開始的，甚至最初也不是由共產黨所發動，早在胡適擁蔣反共之初，就有許許多多進步人士批判他，新中國成立後的批判胡適運動只是以往的繼續。至於新中國成立之初，對於胡適的批判，至今我們都認為是必要的、有益的，並且取得了巨大成就。胡適所代表的崇美擁蔣和自由主義思想，由於歷史的複雜原因籠罩在他頭上的光環，新中國成立之初還影響很大，特別是在知識分子隊伍中。通過批判胡適，人民羣眾更加自覺地學習馬克思主義，清除了頭腦裏的恐美、親美思想，鞏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權，發展了社會主義文化。這些成就不能由於胡適本人和他的崇拜者的頑固對抗而抹滅，更不能因為某些批胡者事後的個人思想動搖和反悔而改變，它已牢牢鑲嵌在歷史進程中，鐫刻在億萬人民羣眾的思想意識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