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地方主官的治城往事: 任由城市異化, 後人遲早會罵我們_風聞

［導讀］本文作者的職業生涯，經歷了鄉鎮、區縣、市、省和中央機關各個層面，並有長達20年的主要領導崗位歷練，同時還有黨委、政府、開發區和企業的工作經驗。面對數十年來的“技術官僚治國”，他深刻意識到，在社會治理中，人們往往奉“科學思維”、“工程思維”為圭臬，化一切為數據，將自然視為工具，在這個過程中，社會被一步步“異化”，而人也隨之“異化”了。為此，他把文章寫在大地上，將在中文系求學時所形成的人文情懷和歷史認知，運用到了城市治理的實踐中，認為應用一點“雅”的眼光來關注“俗”的城市治理，始終保持對大自然的敬畏，保持中國人的人文情懷、審美情趣和歷史責任，惟有如此，我們營造的才是人的城市，才對得起後人。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以饗讀者。

我是西北大學中文系78級的學生，在上學期間，乃至整個幹部職業生涯中也不斷有人問我：讀中文系有什麼用？在人們的常識中，理工科專業對社會更有實用價值；即便是做官，也是各種“科學思維”、“工程思維”佔據了主流。但作為理性主義代表人物的黑格爾卻提出，常識往往是時代的偏見。儘管那些深奧的文學理論，那些優美的辭章，已被歲月沖刷得不見蹤影。但在畢業後的幾十年中，我在身體力行中時常感謝中文系帶給我的一切，特別是它成為我的人文情懷與城市理想實踐的重要源泉。

“杜陵樹邊純是花”

我的城市理想，萌發於1997年擔任雁塔區區長期間。

在去雁塔區之前，我恰好有機會去歐洲公務出訪，當我登上埃菲爾鐵塔俯瞰巴黎時，兩個場景讓我感到震撼：一個是塞納河穿城而過，巴黎聖母院等一眾知名建築沿河而立；另一個是城中有一片森林，在巴黎城市樓羣中顯得特別醒目。

我到雁塔區上任以後，有意識地從大雁塔上俯瞰雁塔區，向南望去，杜陵原灰濛濛一片。實地考察，才發現這裏到處都是垃圾堆、磚瓦窯、墳場。從滻河沿岸一直到杜陵原，都是這幅景象。

杜陵原是漢代中興皇帝宣帝的陵區，也是漢唐文人墨客流連忘返、唱酬吟誦的地方。李白有“南登杜陵上，北望五陵間。秋水明落日，流光滅遠山”，岑參寫“長安二月歸正好，杜陵樹邊純是花”。然而，這些風貌只存在於詩文中，而不在當下。

當時我看到的杜陵更接近白居易筆下的杜陵，“杜陵叟，杜陵居，歲種薄田一頃餘。三月無雨旱風起，麥苗不秀多黃死”，荒涼貧瘠。

20世紀50~80年代，西安的城市垃圾主要傾倒在滻河沿岸和杜陵原上的幾個市政垃圾場。到了90年代，馬騰空垃圾場已經由原來的一條山谷，變成了山峯，垃圾車都得開到山上去倒垃圾。垃圾遍地，到處是蚊蠅、死掉的牲畜，四處瀰漫着臭味。

這個地方的另一個名字更有名，也就是“三兆”，西安人都知道“三兆”指的是當地土地貧瘠，不打糧食，到處是狗尾巴草，沒有樹。

我上任後處理的第一件政務就與垃圾有關。在滻河和杜陵一帶，有人在垃圾堆裏養豬，這些吃垃圾長大的豬又被賣到市場，造成了轟動一時的垃圾豬事件。之後不久又發生了一次更為嚴重的口蹄疫疫情，其根源也是飼養在垃圾場附近的奶牛感染了病毒。

90年代末，西安在白鹿原開闢了更大的江村溝垃圾場，用於集中處理城市垃圾，並關閉了滻河沿岸和杜陵一帶的垃圾場。但那邊的路況很差，有個大坡，一到雨雪天氣垃圾車就開不上去，而且運費比較高，一趟的成本需要七八十塊錢。

所以，馬騰空垃圾場關閉後，有些人就沿着滻河私設垃圾場，只要安個柵欄、弄個門衞，就開始收錢，垃圾車到這兒，往這兒一倒，交十塊錢就走了。

但問題在於，當地羣眾收了人家垃圾費，政府得花幾倍甚至幾十倍的代價，才能把這些垃圾清理完。而且政府前腳清理完，有人後腳又開始倒垃圾。在雁塔區有一條雁翔路，按照規劃這條路是直對西安二環的，但當時那裏有一個特別大的垃圾山，如果要把它移走，需要上千萬的成本。為了繞開這個垃圾山，雁翔路上出現一個大彎。

要解決這個問題，不能停留在就事論事的層面，這需要對垃圾進行綜合治理。我的設想是在杜陵原廣植樹木，形成萬畝森林，恢復漢唐郊野風貌。用森林覆蓋這些地方之後，人們就不好再在這裏倒垃圾了。我當時提出的一個口號叫“少倒垃圾多種樹”。

在杜陵頂上，我與韓驥、張錦秋大師探討過這一設想。他們聽後很激動，認為通過這片位於城市東南角的森林，正好可以把秦嶺的新鮮空氣送入城市，直達城市西北角的灃渭交匯之處，這叫“生態楔子”，也叫風道。

口號好提事難辦，種樹得先平墳，以前農業學大寨，把這個坡地都改成了梯田，連漢宣帝的王皇后的陵墓都改成了梯田。當地人為了節省土地，都在那個梯田坎兒上掏個洞穴，把棺材放進去，封上，再立個碑。凡是坎兒，一排排全是墳冢。我大致算了一下，一萬多畝地差不多有三萬個墳頭。

平墳是地方幹部都感到頭大的一件事，花錢不説，更難的是傷感情。當時我提出了一個觀點：“地形地貌也是古都風貌，恢復古都風貌就從恢復李白、杜甫眼中的杜陵風貌做起。”具體就是把農業學大寨期間改的梯田恢復成坡地。

我和大家説，這是“給先人蓋上一牀被子”，這樣一來，大家從感情上也能接受。通過這個辦法，在短短一年間，包括杜陵在內，整個雁塔區152平方公里土地上，都看不到一座墳頭。

種樹又是一場革命，一方面人們覺得種樹沒有效益，另一方面，政策上也不支持杜陵原的退耕還林。當地的老人説，從建國後，杜陵原一共種了四次樹，沒有活一棵，這裏是旱塬，根本不適合種樹。我們制定了一套自費退耕還林的政策，鼓勵個人和企業種樹。

我瞭解塬上的土是“立茬土”，淺層漏水，深層保水。根據這個特點，我們全部用塑料管來做簡易水利設施，管三年灌溉，省錢又辦事。樹種下去，三年後，樹根越扎越深，不澆不灌，自然成林。

這樣一來，杜陵原上垃圾亂倒的問題得到了解決，古都的郊野風貌和自然景觀也恢復了。從白居易筆下的“三月無雨旱風起，麥苗不秀皆黃死”的衰敗景象，又變成了岑參筆下“長安二月歸正好，杜陵樹邊純是花”的繁華意境。

從“玄灞素滻”到天人合一

大家都知道八水繞長安有“涇渭分明”的典故，卻很少有人知道下句“玄灞素滻”，意思是灞河水深且廣，滻河水淺且清。杜甫詩云“悄悄素滻路，迢迢天漢東”。

在我的印象中，滻河、灞河既有美麗的詩篇，也有長安八景之一的灞柳風雪。

20世紀70年代初，我正在上初中，有年冬天組織班裏的同學拉練，當時滻河的水就是五顏六色的，我們赤腳過河的時候，水是熱的，後來瞭解到這是因為紡織城、印染廠直排的工業廢水。東郊近百萬人口的生活污水和紡織城、軍工廠的工業廢水，全部流入滻河。幾十年來一直如此，這條河有多髒可想而知。

我看到滻河沿岸的垃圾主要是建築渣土和鋼廠的鋼渣，就和大家商量，把這兩樣垃圾堆到一塊兒，鋼渣一鏽，正好能讓渣土板結起來，用於修河堤。

修河堤取土，形成了坑窪地，正好給人弄一個新垃圾場。我提議乾脆灌水成湖。修湖要砌要襯，湖底要襯土工膜，太花錢了，區上財政承擔不起。我沿着滻河走，看到農民挖魚池養魚，於是便和那個農民聊天，農民説，沒有砌，沒有襯。挖個池子，直接把河水引進來，放上魚苗就可以養魚啦。

我問他原因，他説，這河灘地，底下都是“王八泥”（膠泥），粘性大，有很強的防滲性。加上河灘水位高，往下挖上半米、一米，就和地下水連上了。一直困擾我的問題立馬得到了解決。

在河的上游修個溢流壩，河水進入沿河坑窪地，形成長藤結瓜的五個大小湖泊，再經過下游溢流壩流回滻河，湖畔廣植蘆葦和菖蒲，在滻河畔十里長堤外形成了約5000畝的濕地。這不僅淨化了河水，也成了人們踏青懷古的地方。

當時我陪《人民日報》一位總編盤桓至此，突然蘆葦叢中一羣大雁鳴叫、飛起，他驚喜地拍下了鏡頭。我説：“這叫大自然不虧人，一分索取，十分報復；一分投入，十分回報。”後來他就此事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就是《大自然不虧人》，發表在《人民日報》上。此湖也因此被我命名為“雁鳴湖”。

因為雁塔區的杜陵和滻河的治理、改造成功，西安市委決定由我擔綱，啓動滻灞河治理。

當時除了馬騰空垃圾場之外，在滻河下游還有一個米家崖垃圾場，是滻灞區域中最髒的地方，1000多畝河灘被垃圾覆蓋。旁邊的安邸村有兩大產業，村東灞河灘挖沙，村西滻河灘撿垃圾。

我們首先在滻河岸邊建設污水處理廠，沒想到，江村溝垃圾場的滲濾液，把德國進口的機器都腐蝕了，導致污水處理廠經常不能達產。按當年雁塔的做法，我們在米家崖垃圾場就地規劃了一片濕地，在河道上擴了一個“大肚子”，建成生態濕地，把污水處理廠處理過的再生水排入濕地，利用水生植物進行二次生態淨化。

後來我們將這片濕地命名為桃花潭公園。之所以叫桃花潭，是和灞柳文化相對應。“柳”與“留”諧音，有挽留的意思。折柳相送，講的是友情。以桃花潭命名滻河濕地，有“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的寓意。二者相得益彰形成滻灞桃紅柳綠的人文景觀。

滻灞治河最重要的是尊重河流的自然屬性，一是不隨意截彎取直，所以現在看滻灞的河堤，會發現是彎彎曲曲，人們稱其為美人腰。二是修河堤，模仿自然河堤。水面以下，硬包軟(石頭包土)。水面以上，軟包硬（土包石頭），在石頭上覆土70~100公分，種上蘆葦菖蒲。儘可能減少人工雕琢痕跡。三是在河道中間搭建了若干鳥島，讓鳥類落腳。人們開玩笑説，這是給鳥兒留了一個談戀愛的地方。四是儘可能保留灞河兩岸原生的柳樹，灞河灘上原有佔地幾十畝的一片柳林，最初的設想是將這些樹移植出去，但河灘都是爛泥，移植前得先修一條路，機械才能進去把樹移走，成本太高。將樹砍掉又於心不忍，最終還是本着儘可能“適生適地”的原則，嘗試在每年冬季枯水期把水位放低，讓樹透透氣，夏天汛期，再把水位抬高，這才成就了灞河如今特有的水上柳林景觀。

水面是城市之肺，為了增加城市水面，修建了橡膠壩，攔水成湖，既形成了城市景觀又清潔了城市空氣。經過測算，一畝水面能抵六畝林地。但是，抬升水位，淹沒了濕地，濕地是城市之腎，對水體有過濾清潔作用。這樣一來，蓄水增加了肺功能，降低了腎功能。為此我們有意識地在灞河一岸起樓，一岸不起樓，利用河畔沙坑做成濕地，彌補了蓄水淹沒河牀的缺憾。城市河流的治理，最重要的是尊重河流的自然屬性、文化屬性，把審美功能和實用功能完美結合。

這些都是我們滻灞團隊治河中的創新。

後來在這片濕地舉行了被稱為史上規模最大最成功的一屆世界園藝博覽會，使西安“華夏故都山水之城”的城市形象得以廣為傳播。

我在滻灞生態區的標誌上寫了一句話：“做有愛心負責任的建設者”，告誡大家，建設者和破壞者沒有天然鴻溝，治河建城是千年大計，不要一鏟子下去，砍掉所有原生的林木，讓上千年的文化遺存毀於一旦。有愛心就是愛國家、愛家鄉、愛自然、愛文化。負責任就是向上級、向人民負責的同時，還要向歷史、向後人負責，要捫心自問：千百年後的人們會不會因此罵我們。

把文章寫在大地上

世園會會歌《送你一個長安》有一段歌詞“秦嶺昂首，涇渭波瀾，灞柳長歌，曲江情緣”，恰好包含了我在近四十年主要的工作地點。20世紀80年代，我當過秦嶺山區鄉黨委書記，在90年代擔任過雁塔區（曲江）的書記、區長，在新世紀的第一個十年還擔任過滻灞生態區的第一任書記、主任，在第二個十年又做過西鹹新區第一任主要領導。在宣佈我任職西鹹新區的會上，省上主要領導打趣説，王軍是剛唱完“灞柳長歌”，又要去掀起“涇渭波瀾”了。

在西鹹新區工作的五年間，我直接領導推動了昆明池的恢復，灃河、渭河、涇河的治理，灃渭三角洲能源金融區的建設，以及灃西的城市綜合生態廊道和海綿城市體系的建設，這些工作都將城市功能與生態環境、歷史文化、審美情趣結合起來考慮。在此基礎上，我提出在西安做規劃要“遵循山水格局，遵循歷史文脈，遵循現代規劃理念”，並按照這個理念，又提出了創新城市發展方式，以及元典城市的建設思路和城市定位。

我的城市理想的實踐是從1997年在雁塔區工作開始的，截至2016年底從西鹹新區卸任。這正應了李白的詩句，始於“南登杜陵上”，終於“北望五陵間”，“五陵間”正是今天的西鹹新區。

因年齡關係，我已經退出了領導崗位，當年我為之奮鬥過的地方仍令我魂牽夢縈。放眼望去，杜陵萬畝森林鬱鬱葱葱，雁鳴湖畔蒹葭蒼蒼，已成為西安人踏青懷古的好地方；滻灞兩河四岸，樹影婆娑，風光秀美，長安塔巍然挺立，新都市拔地而起，是西安最宜居的新市區；西鹹新區灃河、渭河、涇河煥發了生機，五陵原間綠樹成蔭，五座新城未來可期……

賈平凹對我説，我把文章寫在書上，你把文章寫在大地上。回想起來，我感到很幸運，作為一箇中文系畢業生，我的職業生涯經歷了由鄉鎮到區縣、市、省和中央機關各個層面的歷練，有長達20年主要領導崗位的歷練，同時還有黨委、政府、開發區和企業的歷練。組織給了我比別人更多的施展抱負和才華的機遇，使我能有如此豐富多彩的人生。

我最大的幸運是自己三十多年的職業生涯和改革開放的歷程完全吻合。這個偉大的變革時代賦予了我們施展才華、實踐理想、建功立業的舞台和大的機遇。如果沒有這個時代，我們不管有多大的本事，都可能一事無成。我的職業生涯基本上都是在一種建設的氛圍、改革的氛圍、變革的氛圍中，所以特別幸運，有機會施展才華，實踐理想。這個時代使我們有機會在領導崗位上，代表這一代人為這個城市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我的夢想和西安這座城市緊密相連。中文系帶給我的人文情懷和歷史認知，在潛移默化中影響着我，也影響着我所能觸及的一切，使我始終對大自然保持一種敬畏，對歷史和傳統保有一份“温情與敬意”。

對於我來説，西安是一代代詩人先賢吟詠過的土地，是無數偉大心靈感受過的土地，更是當代中國人通過有意無意念及的詩文可以觸動深沉鄉愁的土地。長安是中國人的鄉愁。我慶幸自己生於斯、長於斯、奉獻於斯，更慶幸中文系的教育背景所帶給我的那些東西：它讓我與山水有一種親近和交流，更讓我在這個飛快流逝的時代懂得反省和尊重。

我昔日的同事李書磊曾説：做官是一種大俗，讀書是一種大雅，從俗的、做官的立場上來看，這大雅對大俗是一種拯救；而從雅的、讀書的立場上來看，這大俗對大雅又是一種成就。在很多人眼裏，中文系所傳授的審美理論、詩詞歌賦，真可謂“雅”的近乎無用。特別是在城市治理中，人們往往奉“科學思維”、“工程思維”為圭臬，化一切為數據，將自然視為工具，在這個過程中，城市被一步步“異化”，而這其中的人也隨之“異化”了。

在另一個維度上，中文系的學習經歷又讓我終身受用，它讓我在面對城市、面對自然時，保持對大自然的敬畏，保持中國人的人文情懷與審美情趣，保持對歷史的尊重與責任，以及中國傳統文化所特有的“天人自然”的世界觀。這也在不同層面上影響了我對城市理想的實踐，正如李書磊所言“大雅對大俗的拯救”。所以還是要用一點“雅”的眼光來關注“俗”的城市治理，要時刻保持對人本身的關注，保有歷史尊重、文學感懷和審美情趣，並明確在天人之際、在人與自然之端要有限度。惟有如此，我們營造的才是人的城市，我們才是在城市中生活的大寫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