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專訪(上):《長恨歌》之前的歲月_風聞
世纪杂志-2019-02-03 07:29
【王安憶為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協會主席、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曹可凡為上海電視台著名主持人】
王安憶,一位享譽文壇三十載的著名女作家,從早年的知青文學、尋根文學到後來的海派文學,她在各個時期均有佳作問世,且數量豐厚、題材多樣。與她幾十年如一日始終旺盛的創作活力相比,王安憶面對媒體卻十分低調,極少接受採訪,在這個喧囂的時代特立獨行,埋首於自己的文學天地。本文取自上海電視台曹可凡先生對王安憶女士的專訪,帶領讀者進入她的內心世界。編者對錄音整理稿略作調整增刪。
文學“基因”
王安憶1954年出生於南京。1955年,母親茹誌鵑從南京軍區轉業到上海,在《文藝月報》擔任編輯,年方一歲的王安憶隨之來到上海。她的父親王嘯平是一位新加坡歸國華僑,也是一位很有才華的劇作家。上世紀80年代,這個文學家庭曾經一家三口共同舉辦簽名售書活動,留下一段佳話。但在童年時期,王安憶對父親的印象十分模糊。很多年以後,她以父親的故事為藍本,寫下了中篇小説《傷心太平洋》。
曹可凡:安憶老師,你好!
王安憶:你好!
曹可凡:我記得我剛開始做主持人的時候,大概在1987年,那時我主持一檔叫做《我們大學生》的節目,在那個節目當中,有幸第一次跟兩位作家零距離接觸,第一位是吳強先生,另一位就是你的母親茹誌鵑老師。那個經歷對我來説,是一個非常難忘的記憶。不知道在你的心目當中,母親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王安憶:讓一個孩子來談自己母親,往往不會是很客觀的。我就屬於那種在母女關係、父女關係裏面,比較激烈的反叛者。尤其是當我寫作的時候,對父母那一代人,他們的價值觀、意識形態、成就,我可能會持一種挺不屑的態度。但就是在這種反叛裏,我們成長起來了。到了我母親去世以後,其實才會冷靜地去考慮她的寫作、想法和文學觀。
曹可凡:你母親的《百合花》,那時候都是中學課本里必讀的課文。當時茅盾先生看了以後,在一篇文章當中對這篇小説給予了很高的評價,所以無論是你母親還是這篇小説,其實命運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王安憶:其實茅盾先生也沒有給予特別高的評價,他只是稱讚了一下,但這個稱讚對於我母親很重要,因為這篇小説是經過了一個比較長的退稿過程,最後是在《延河》發表的,《延河》就是西安的一個雜誌,很地方,很偏僻。
曹可凡:所以我覺得茅盾先生真是慧眼識珠。
王安憶:不僅是慧眼識珠,我想他更大的是一種勇敢。因為那一代作家都是從五四運動走過來的,他們的學養都比我們要好,他們有他們的小説理想和小説觀。可是在1949年以後,尤其到我母親寫作是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時候,正好是我們意識形態非常緊縮的情況下。在那種情況下,我想其實好和不好,大家都不斷在要求修正,是在一個不自然的狀態下。我覺得茅盾先生其實不僅是慧眼,還是一種勇敢,他能夠一下子指出它的價值,而這個指出,我覺得不僅是對我母親一個人,對當時整個文風都是有作用的。
曹可凡:你父親很早就受到衝擊。
王安憶:右派
。
20世紀80年代,茹誌鵑(左)王嘯平(中)王安憶(右)合影
曹可凡:南洋回來的知識分子,右派,所以我相信你媽媽也一定是經歷一個很大的挑戰,她要撫養你們這麼多孩子,你們家兄弟姐妹好幾個,所以你小時候記得媽媽差不多在什麼樣的時間是可以寫作的?
王安憶:所以我剛才説茅盾先生對我母親這篇小説的稱讚,對我們全家都是有重要的意義,它使我母親可以有自信來做一個作家,不僅是她能夠做作家,似乎我們一家又有了一個合法的身份。因為當時我的父親是在軍隊裏面,變成右派了,對於我們這個家庭的影響應該是很大。可是我那時候太小了,當時我記得我姐姐很痛心,她哭了,我好像還可以,因為我還是小學生,還沒有加入到政治社會里邊去。
曹可凡:你們小的時候,媽媽有沒有推薦你們看一些什麼樣的書?
王安憶:我的母親倒也不大推薦我們看書,我在想是因為我父親的遭遇,她內心裏面不太希望我們這些孩子(當時只有我和我姐姐,我弟弟還沒出生)搞人文藝術任何一檔,其實我小時候很喜歡畫畫的。我舅舅沈之瑜先生是搞美術的,我有一次自己畫了一幅畫,旁邊寫點文字什麼,我媽媽很獻寶地給我舅舅看,我舅舅看完以後就説了一句話,他説詩比畫好,説了這麼句話,幸虧沒學畫。
少女演奏員
儘管茹誌鵑並不贊成女兒搞文藝,但一切就像命中註定一般,王安憶的人生軌跡終究還是向着文學步步趨近。1970年,十六歲的王安憶離開上海,去往安徽淮北農村插隊落户。1972年,十八歲的王安憶離開安徽淮北農村,考入徐州文工團,在樂隊里拉手風琴和大提琴。直到1978年調回上海之前,她在那裏度過了6年時光。在那個物質條件和精神生活都很貧乏的時期,她的文學天賦開始顯山露水。
曹可凡:茹誌鵑先生在《從王安憶説起》這篇文章當中談到,她其實從你的來信當中慢慢發現,你在寫作方面是有一些才能的。
王安憶:做家長的總是會誇大自己孩子的才能,在我母親去世以後,我從母親遺物裏面找到我小時候畫的一張畫,我母親很鄭重地在下面寫:安憶九歲畫。其實畫得很糟,我在想一個九歲的人怎麼畫得那麼糟糕?九歲已經很大了嘛。但是她很誇讚我的才能。母親在我插隊落户寫信時,對我的信比較重視,但這並不意味着她贊成我做一個作家。因為她覺得我生活這麼悽苦,離家遠,那麼小(當時出去才十六歲),在一羣陌生人中間,連正常的糧食都吃不到,怎麼辦?那我們就找點樂趣吧,這樂趣可能是寫作。當然我母親是覺得我信寫得不錯,還拿給她同事看,因為她也很無聊,那時候她也沒有書看,她覺得這也蠻好玩的,小孩子寫的東西。
曹可凡:你跟李保田是在同一個文工團,但是你們倆對於同一個文工團的記憶是完全不同的。
王安憶作品:《文工團》《錦繡谷之戀》
王安憶:他寫的那篇文章,我非常感動,真的是要掉眼淚的,但又完全不同。我的文本還是從一個知青的遭遇出發來寫,因為我介入這個團的歷史是比較晚的。我們最早這個團是江蘇省戲曲學校的一個班,一個柳子戲班,這個柳子戲已經失傳了,是山東的一個戲,這個戲是很古老的劇種,李保田就是那個戲班的,他等於是學員。後來我們這個團就慢慢分離出來了,就開始變成一個歌舞團體,所以我所介入的這個文工團,正好是它的一個新時代,李保田是在老時代。我就看他寫一篇他和師兄弟的關係,和他師父的關係,那裏面還是一種舊式的戲班的體系。裏面有一種倫理,到我們那時候都破碎了,他寫得很好。
曹可凡:你記憶當中當時在文工團裏的那些生活細節,今天想起來,印象最深刻的有哪些?
王安憶:當時是覺得很苦悶。
曹可凡:你是搞什麼樂器的?
王安憶:我剛進去是手風琴,後來因為我們樂隊缺低音,我又學大提琴。剛進去的時候,因為它舊戲班的那個遺韻還是在的,那個地方不像新興的歌舞團那麼新型,它還是有些舊的傳統。在那兒覺得,好像似乎沒有合乎自己的要求。
曹可凡:你還記得第一次你有文章被印成鉛字發表,母親是不是會在你的文章上作一些修改?
王安憶:第一篇拿出去發表的文章,是我母親幫我送出去的,因為她覺得我當時已經二十多歲了,卻身無長技。我在歌舞團裏是搞樂器的,我樂器也不好,水平也不好,自己也不是很喜歡,感情上沒找到一個可以寄託的東西。那時候我母親也蠻為我着急的,人又是遠在異鄉。
曹可凡:鞭長莫及?
王安憶:鞭長莫及,她就鼓勵我寫作,覺得我好像生活當中,看看四顧茫然,但唯有寫作還能夠使我喜歡,因為我喜歡看書。這篇散文是上海文藝出版社好像開始出版業務的時候,他們編一本知識青年的散文集,裏面都是一些當時已經成名的人。有點走後門的嫌疑,我母親就把我的一篇散文送過去,給我鼓舞很大。我記得第一次談稿子是張抗抗跟我談的。但是命運很不好,這本書後來沒有出來,就一人送給我們一本作紀念,就打成紙漿了。
青春小説與尋根文學
1978年,二十四歲的王安憶回到了上海,在《兒童時代》雜誌擔任編輯,也正式開始了她的寫作生涯。1979年,短篇小説《誰是未來的中隊長》發表並獲得全國優秀兒童文藝作品二等獎,使她在文壇初露鋒芒。1985年,王安憶發表了中篇小説《小鮑莊》,這部作品成為她早期最重要的代表作,不僅在文壇反響強烈,榮獲全國優秀中篇小説獎,也成為上世紀80年代中期“尋根文學”潮流的代表作品之一。
曹可凡:那個小説(《誰是未來的中隊長》)整個在成型過程當中,媽媽有沒有給你一些指點?
王安憶:我不是聽話的小孩,我母親給我的指點,我從來不聽,所以她也放棄對我的指點了。那篇小説我是在《兒童時代》的時候寫的,我那時候調回上海了,我們每一個編輯和記者都有義務,要結對子,開始進行一些校園的採訪。但是故事裏邊的內容,事實上是從我自己的校園生活裏面採取的。這篇小説雖然不是我的第一篇小説,可是它是第一篇得獎的小説。
曹可凡:我們今天來梳理一下王老師你的文學的經歷,我覺得除去你在《兒童時代》寫的《誰是未來的中隊長》之外,其實《雨,沙沙沙》以及後面的“雯雯”系列讓你在中國當代的文壇嶄露頭角,基本上確立了你的地位,今天來看《雨,沙沙沙》還是覺得很温暖。
王安憶:青春小説。
曹可凡:在這個之後,有兩部小説,其實現在評論界説得比較少,但是從我個人來説我挺喜歡,一個就是《流逝》,講一個過去的少奶奶歐陽端麗經過了政治的衝擊以後,變成一個當家人,跟過去那個少奶奶的生活完全不一樣。另外就是那個很長的一個名字,我到現在背不出來。
王安憶:《好姆媽、謝伯伯、小妹阿姨和妮妮》。
王安憶代表作《長恨歌》
曹可凡:後來我讀《長恨歌》,所以我有的時候會把這兩個小説和《長恨歌》聯繫起來,是不是可以説這兩個小説,是為後來的《長恨歌》作了一個鋪墊?
王安憶:怎麼説呢?其實一個作者,他究竟是一個怎麼樣的作者,有的時候是非常被動地被定義的。當我在寫《流逝》和《好姆媽、謝伯伯、小妹阿姨和妮妮》的時候,我更多地是被歸到知青小説,後來是尋根小説。當時我們的文學思潮最主要的潮流,就是知青文學、反思文學、尋根運動,你很難擺脱這個背景。而你寫另一部分的地域性的東西,它會忽略你。到了寫《長恨歌》的時候,上海的寫作變成一個話題,我又被當然地歸到了海派寫作。人們其實還不知道,其實在之前很早的時候,我已經在寫上海題材了,可是到了《長恨歌》呢……
曹可凡:人家把前面又忘了。
王安憶:他們開始把我尋根、知青忘了,覺得我好像是個海派作家,其實這兩部分是互補的,應該説是同時存在。
曹可凡:在你文學的脈絡當中,《小鮑莊》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知青文學和尋根文學的階段。
王安憶:當時是和哪一篇小説在一起發的?莫言的《透明的紅蘿蔔》。從這兩篇小説同時在一家刊物上面發表,你就可以看出當時的一個思潮,就是尋根。當時阿城、韓少功、李杭育,他們幾乎是要直接發表宣言,關於尋根的宣言。在這樣的情況下面,你知道每一個作者都覺得有一種熱情,我也要尋找我的文化的來源、我的文化的源頭,這種背景底下,我寫了《小鮑莊》。它在我的寫作裏面是有點例外的,可是它恰恰是納入了尋根的大潮。
曹可凡:在《小鮑莊》之後,他們搞當代文學的,稱你叫“三戀一崗”(《荒山之戀》《小城之戀》《錦繡谷之戀》《崗上的世紀》),現在看起來你寫作還是比較大膽的。是不是跟那個時候弗洛伊德的理論大行其道是有關係?
王安憶:這其實還是尋根的潮流,到後來尋根就開始蔓延開,這個文學運動是非常有意義的,它其實打破了很多固有的概念,它開始不是從政治的變革上去考慮問題。因為之前的反思文學、傷痕文學,是比較強烈,是從政治變革當中來重新分析我們的遭遇。而從尋根開始,我們要換一個思路了,換一個解釋的方式了。我覺得“三戀”其實還是尋根的,當然後來它就會慢慢分解,它會更加個人化,各人情況越來越不同,一開始有互相相像的地方,譬如説《爸爸爸》,都是以一個村莊。
當時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拉美文學大爆炸,馬爾克斯的東西進來。他的《百年孤獨》給我們帶來了很多的仿作,應該這麼講,我覺得文學上的模仿是非常有意義的。譬如説都是以一個村莊,包括《小鮑莊》也是,都是以一個村莊為一個空間,這個空間相對孤立,然後發生故事,但這個故事又和我們的大文化背景有聯絡。
遠渡重洋的收穫
1983年,王安憶與母親茹誌鵑一起遠渡重洋,參加了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這項計劃由華裔女作家聶華苓於1967年參與創辦,每年邀請來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共聚一堂進行學習、交流和寫作,白先勇、余光中、王蒙、莫言等都曾經參與其中。這段經歷對王安憶的寫作生涯產生了重要影響,尤其是她結識了幾位志同道合的文友。心靈層面的交流使他們的友誼跨越了時間和空間,綿延不絕。
曹可凡:我看聶華苓老師在她的《三生影像》當中,也專門有一章是寫你們母女倆,當時你們一塊兒去,還有吳祖光先生,台灣還有陳映真先生,這樣的一次文學之旅,是一個什麼樣的感覺?
王安憶:這次去愛荷華,既是我第一次出國,最重要的是,我認識了陳映真。他是我的引路人。
1983年,茹誌鵑、王安憶母女與聶華苓(右二)、吳祖光(右一)在美國愛荷華
曹可凡:你覺得陳映真對你是一個什麼樣的指引的作用?你在《英特納雄耐爾》這篇文章當中寫到陳映真有一句話,我看得觸目驚心——我從來沒有趕上過他,他卻已經被時代拋在身後了。為什麼他對你的心靈的成長、文學的發展和未來是一個這樣大的衝擊?
王安憶:我們剛從知青的命運裏面掙扎出來,都帶着很多憤怒,要對我們經歷的時代進行激烈的批評,我們都是在這麼一個背景底下走上了創作道路。可是陳映真,他給我的提醒是,你這有什麼了不起?你放眼看看我們周圍的這些作家,有個南非作家,他的母親在精神病院,他説她是我終身的十字架。我們還有一個西德的女作家,她是從東德跑過去的,可是跑到西德她並不快樂。我們還有馬來西亞的作家,還有印度尼西亞的作家,菲律賓當時正好是政變的時候,韓國的作家,正好那一次他們的飛機被蘇聯打了下來。就在我們所在那個時候,發生這麼多的世界的大事情,陳映真説你這算什麼?然後他就説,你要知道你的理想是什麼。當時我很受不了,我有好幾次和他爭,爭得眼淚都快出來了。陳映真,他對我有一種責任心,因為我們是他最早見到的大陸的作家,他對於我來講,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人,沒有他,可能就沒有我今天,我今天可能就不是這樣子了。
曹可凡:在那次旅行當中,是不是你也認識陳丹青?
王安憶:對,也是那次,那次旅行很重要。
曹可凡:我記得陳丹青那時候讀你的小説,在紐約讀得潸然淚下。
王安憶:他那時候是最苦惱的時候,我們是到了華盛頓,當時有一個文化參贊,他説你們馬上就要去紐約了,我給你介紹個朋友吧,和你是同代人,是個畫家,陳丹青。我説我知道他,他可是大名鼎鼎,當時他的《西藏組畫》已經很紅了。當場我們就通了電話,到了紐約就和他約了見面,就在林肯中心約見面。
曹可凡:你也在文章裏開玩笑説丹青幾乎是你的思想伴侶。
王安憶:他是這樣的一種朋友,有的時候我們會一年,甚至於兩年沒有見面,可是一旦見面的話,我們説的話好像就是昨天的話題。這一個是長期積累,還有就是先天還是有些共通之處。雖然在兩個空間,可是我們關心的事情還是比較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