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專訪（上）：《長恨歌》之前的歲月_風聞

【王安憶為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協會主席、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曹可凡為上海電視台著名主持人】

王安憶，一位享譽文壇三十載的著名女作家，從早年的知青文學、尋根文學到後來的海派文學，她在各個時期均有佳作問世，且數量豐厚、題材多樣。與她幾十年如一日始終旺盛的創作活力相比，王安憶面對媒體卻十分低調，極少接受採訪，在這個喧囂的時代特立獨行，埋首於自己的文學天地。本文取自上海電視台曹可凡先生對王安憶女士的專訪，帶領讀者進入她的內心世界。編者對錄音整理稿略作調整增刪。

文學“基因” 

王安憶1954年出生於南京。1955年，母親茹誌鵑從南京軍區轉業到上海，在《文藝月報》擔任編輯，年方一歲的王安憶隨之來到上海。她的父親王嘯平是一位新加坡歸國華僑，也是一位很有才華的劇作家。上世紀80年代，這個文學家庭曾經一家三口共同舉辦簽名售書活動，留下一段佳話。但在童年時期，王安憶對父親的印象十分模糊。很多年以後，她以父親的故事為藍本，寫下了中篇小説《傷心太平洋》。

曹可凡：安憶老師，你好！

王安憶：你好！

曹可凡：我記得我剛開始做主持人的時候，大概在1987年，那時我主持一檔叫做《我們大學生》的節目，在那個節目當中，有幸第一次跟兩位作家零距離接觸，第一位是吳強先生，另一位就是你的母親茹誌鵑老師。那個經歷對我來説，是一個非常難忘的記憶。不知道在你的心目當中，母親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王安憶：讓一個孩子來談自己母親，往往不會是很客觀的。我就屬於那種在母女關係、父女關係裏面，比較激烈的反叛者。尤其是當我寫作的時候，對父母那一代人，他們的價值觀、意識形態、成就，我可能會持一種挺不屑的態度。但就是在這種反叛裏，我們成長起來了。到了我母親去世以後，其實才會冷靜地去考慮她的寫作、想法和文學觀。

曹可凡：你母親的《百合花》，那時候都是中學課本里必讀的課文。當時茅盾先生看了以後，在一篇文章當中對這篇小説給予了很高的評價，所以無論是你母親還是這篇小説，其實命運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王安憶：其實茅盾先生也沒有給予特別高的評價，他只是稱讚了一下，但這個稱讚對於我母親很重要，因為這篇小説是經過了一個比較長的退稿過程，最後是在《延河》發表的，《延河》就是西安的一個雜誌，很地方，很偏僻。

曹可凡：所以我覺得茅盾先生真是慧眼識珠。

王安憶：不僅是慧眼識珠，我想他更大的是一種勇敢。因為那一代作家都是從五四運動走過來的，他們的學養都比我們要好，他們有他們的小説理想和小説觀。可是在1949年以後，尤其到我母親寫作是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時候，正好是我們意識形態非常緊縮的情況下。在那種情況下，我想其實好和不好，大家都不斷在要求修正，是在一個不自然的狀態下。我覺得茅盾先生其實不僅是慧眼，還是一種勇敢，他能夠一下子指出它的價值，而這個指出，我覺得不僅是對我母親一個人，對當時整個文風都是有作用的。

曹可凡：你父親很早就受到衝擊。 

王安憶：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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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80年代，茹誌鵑（左）王嘯平（中）王安憶（右）合影

曹可凡：南洋回來的知識分子，右派，所以我相信你媽媽也一定是經歷一個很大的挑戰，她要撫養你們這麼多孩子，你們家兄弟姐妹好幾個，所以你小時候記得媽媽差不多在什麼樣的時間是可以寫作的？

王安憶：所以我剛才説茅盾先生對我母親這篇小説的稱讚，對我們全家都是有重要的意義，它使我母親可以有自信來做一個作家，不僅是她能夠做作家，似乎我們一家又有了一個合法的身份。因為當時我的父親是在軍隊裏面，變成右派了，對於我們這個家庭的影響應該是很大。可是我那時候太小了，當時我記得我姐姐很痛心，她哭了，我好像還可以，因為我還是小學生，還沒有加入到政治社會里邊去。

曹可凡：你們小的時候，媽媽有沒有推薦你們看一些什麼樣的書？

王安憶：我的母親倒也不大推薦我們看書，我在想是因為我父親的遭遇，她內心裏面不太希望我們這些孩子（當時只有我和我姐姐，我弟弟還沒出生）搞人文藝術任何一檔，其實我小時候很喜歡畫畫的。我舅舅沈之瑜先生是搞美術的，我有一次自己畫了一幅畫，旁邊寫點文字什麼，我媽媽很獻寶地給我舅舅看，我舅舅看完以後就説了一句話，他説詩比畫好，説了這麼句話，幸虧沒學畫。

少女演奏員

儘管茹誌鵑並不贊成女兒搞文藝，但一切就像命中註定一般，王安憶的人生軌跡終究還是向着文學步步趨近。1970年，十六歲的王安憶離開上海，去往安徽淮北農村插隊落户。1972年，十八歲的王安憶離開安徽淮北農村，考入徐州文工團，在樂隊里拉手風琴和大提琴。直到1978年調回上海之前，她在那裏度過了6年時光。在那個物質條件和精神生活都很貧乏的時期，她的文學天賦開始顯山露水。

曹可凡：茹誌鵑先生在《從王安憶説起》這篇文章當中談到，她其實從你的來信當中慢慢發現，你在寫作方面是有一些才能的。

王安憶：做家長的總是會誇大自己孩子的才能，在我母親去世以後，我從母親遺物裏面找到我小時候畫的一張畫，我母親很鄭重地在下面寫：安憶九歲畫。其實畫得很糟，我在想一個九歲的人怎麼畫得那麼糟糕？九歲已經很大了嘛。但是她很誇讚我的才能。母親在我插隊落户寫信時，對我的信比較重視，但這並不意味着她贊成我做一個作家。因為她覺得我生活這麼悽苦，離家遠，那麼小（當時出去才十六歲），在一羣陌生人中間，連正常的糧食都吃不到，怎麼辦？那我們就找點樂趣吧，這樂趣可能是寫作。當然我母親是覺得我信寫得不錯，還拿給她同事看，因為她也很無聊，那時候她也沒有書看，她覺得這也蠻好玩的，小孩子寫的東西。

曹可凡：你跟李保田是在同一個文工團，但是你們倆對於同一個文工團的記憶是完全不同的。

王安憶作品：《文工團》《錦繡谷之戀》

王安憶：他寫的那篇文章，我非常感動，真的是要掉眼淚的，但又完全不同。我的文本還是從一個知青的遭遇出發來寫，因為我介入這個團的歷史是比較晚的。我們最早這個團是江蘇省戲曲學校的一個班，一個柳子戲班，這個柳子戲已經失傳了，是山東的一個戲，這個戲是很古老的劇種，李保田就是那個戲班的，他等於是學員。後來我們這個團就慢慢分離出來了，就開始變成一個歌舞團體，所以我所介入的這個文工團，正好是它的一個新時代，李保田是在老時代。我就看他寫一篇他和師兄弟的關係，和他師父的關係，那裏面還是一種舊式的戲班的體系。裏面有一種倫理，到我們那時候都破碎了，他寫得很好。

曹可凡：你記憶當中當時在文工團裏的那些生活細節，今天想起來，印象最深刻的有哪些？

王安憶：當時是覺得很苦悶。

曹可凡：你是搞什麼樂器的？

王安憶：我剛進去是手風琴，後來因為我們樂隊缺低音，我又學大提琴。剛進去的時候，因為它舊戲班的那個遺韻還是在的，那個地方不像新興的歌舞團那麼新型，它還是有些舊的傳統。在那兒覺得，好像似乎沒有合乎自己的要求。

曹可凡：你還記得第一次你有文章被印成鉛字發表，母親是不是會在你的文章上作一些修改？

王安憶：第一篇拿出去發表的文章，是我母親幫我送出去的，因為她覺得我當時已經二十多歲了，卻身無長技。我在歌舞團裏是搞樂器的，我樂器也不好，水平也不好，自己也不是很喜歡，感情上沒找到一個可以寄託的東西。那時候我母親也蠻為我着急的，人又是遠在異鄉。

​曹可凡：鞭長莫及？

王安憶：鞭長莫及，她就鼓勵我寫作，覺得我好像生活當中，看看四顧茫然，但唯有寫作還能夠使我喜歡，因為我喜歡看書。這篇散文是上海文藝出版社好像開始出版業務的時候，他們編一本知識青年的散文集，裏面都是一些當時已經成名的人。有點走後門的嫌疑，我母親就把我的一篇散文送過去，給我鼓舞很大。我記得第一次談稿子是張抗抗跟我談的。但是命運很不好，這本書後來沒有出來，就一人送給我們一本作紀念，就打成紙漿了。

青春小説與尋根文學

1978年，二十四歲的王安憶回到了上海，在《兒童時代》雜誌擔任編輯，也正式開始了她的寫作生涯。1979年，短篇小説《誰是未來的中隊長》發表並獲得全國優秀兒童文藝作品二等獎，使她在文壇初露鋒芒。1985年，王安憶發表了中篇小説《小鮑莊》，這部作品成為她早期最重要的代表作，不僅在文壇反響強烈，榮獲全國優秀中篇小説獎，也成為上世紀80年代中期“尋根文學”潮流的代表作品之一。

曹可凡：那個小説（《誰是未來的中隊長》）整個在成型過程當中，媽媽有沒有給你一些指點？

王安憶：我不是聽話的小孩，我母親給我的指點，我從來不聽，所以她也放棄對我的指點了。那篇小説我是在《兒童時代》的時候寫的，我那時候調回上海了，我們每一個編輯和記者都有義務，要結對子，開始進行一些校園的採訪。但是故事裏邊的內容，事實上是從我自己的校園生活裏面採取的。這篇小説雖然不是我的第一篇小説，可是它是第一篇得獎的小説。

曹可凡：我們今天來梳理一下王老師你的文學的經歷，我覺得除去你在《兒童時代》寫的《誰是未來的中隊長》之外，其實《雨，沙沙沙》以及後面的“雯雯”系列讓你在中國當代的文壇嶄露頭角，基本上確立了你的地位，今天來看《雨，沙沙沙》還是覺得很温暖。

王安憶：青春小説。

曹可凡：在這個之後，有兩部小説，其實現在評論界説得比較少，但是從我個人來説我挺喜歡，一個就是《流逝》，講一個過去的少奶奶歐陽端麗經過了政治的衝擊以後，變成一個當家人，跟過去那個少奶奶的生活完全不一樣。另外就是那個很長的一個名字，我到現在背不出來。

王安憶：《好姆媽、謝伯伯、小妹阿姨和妮妮》。

王安憶代表作《長恨歌》

曹可凡：後來我讀《長恨歌》，所以我有的時候會把這兩個小説和《長恨歌》聯繫起來，是不是可以説這兩個小説，是為後來的《長恨歌》作了一個鋪墊？

王安憶：怎麼説呢？其實一個作者，他究竟是一個怎麼樣的作者，有的時候是非常被動地被定義的。當我在寫《流逝》和《好姆媽、謝伯伯、小妹阿姨和妮妮》的時候，我更多地是被歸到知青小説，後來是尋根小説。當時我們的文學思潮最主要的潮流，就是知青文學、反思文學、尋根運動，你很難擺脱這個背景。而你寫另一部分的地域性的東西，它會忽略你。到了寫《長恨歌》的時候，上海的寫作變成一個話題，我又被當然地歸到了海派寫作。人們其實還不知道，其實在之前很早的時候，我已經在寫上海題材了，可是到了《長恨歌》呢……

曹可凡：人家把前面又忘了。

王安憶：他們開始把我尋根、知青忘了，覺得我好像是個海派作家，其實這兩部分是互補的，應該説是同時存在。

曹可凡：在你文學的脈絡當中，《小鮑莊》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知青文學和尋根文學的階段。

王安憶：當時是和哪一篇小説在一起發的？莫言的《透明的紅蘿蔔》。從這兩篇小説同時在一家刊物上面發表，你就可以看出當時的一個思潮，就是尋根。當時阿城、韓少功、李杭育，他們幾乎是要直接發表宣言，關於尋根的宣言。在這樣的情況下面，你知道每一個作者都覺得有一種熱情，我也要尋找我的文化的來源、我的文化的源頭，這種背景底下，我寫了《小鮑莊》。它在我的寫作裏面是有點例外的，可是它恰恰是納入了尋根的大潮。

曹可凡：在《小鮑莊》之後，他們搞當代文學的，稱你叫“三戀一崗”（《荒山之戀》《小城之戀》《錦繡谷之戀》《崗上的世紀》），現在看起來你寫作還是比較大膽的。是不是跟那個時候弗洛伊德的理論大行其道是有關係？

王安憶：這其實還是尋根的潮流，到後來尋根就開始蔓延開，這個文學運動是非常有意義的，它其實打破了很多固有的概念，它開始不是從政治的變革上去考慮問題。因為之前的反思文學、傷痕文學，是比較強烈，是從政治變革當中來重新分析我們的遭遇。而從尋根開始，我們要換一個思路了，換一個解釋的方式了。我覺得“三戀”其實還是尋根的，當然後來它就會慢慢分解，它會更加個人化，各人情況越來越不同，一開始有互相相像的地方，譬如説《爸爸爸》，都是以一個村莊。

當時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拉美文學大爆炸，馬爾克斯的東西進來。他的《百年孤獨》給我們帶來了很多的仿作，應該這麼講，我覺得文學上的模仿是非常有意義的。譬如説都是以一個村莊，包括《小鮑莊》也是，都是以一個村莊為一個空間，這個空間相對孤立，然後發生故事，但這個故事又和我們的大文化背景有聯絡。

遠渡重洋的收穫

1983年，王安憶與母親茹誌鵑一起遠渡重洋，參加了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這項計劃由華裔女作家聶華苓於1967年參與創辦，每年邀請來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共聚一堂進行學習、交流和寫作，白先勇、余光中、王蒙、莫言等都曾經參與其中。這段經歷對王安憶的寫作生涯產生了重要影響，尤其是她結識了幾位志同道合的文友。心靈層面的交流使他們的友誼跨越了時間和空間，綿延不絕。

曹可凡：我看聶華苓老師在她的《三生影像》當中，也專門有一章是寫你們母女倆，當時你們一塊兒去，還有吳祖光先生，台灣還有陳映真先生，這樣的一次文學之旅，是一個什麼樣的感覺？

王安憶：這次去愛荷華，既是我第一次出國，最重要的是，我認識了陳映真。他是我的引路人。

1983年，茹誌鵑、王安憶母女與聶華苓（右二）、吳祖光（右一）在美國愛荷華

曹可凡：你覺得陳映真對你是一個什麼樣的指引的作用？你在《英特納雄耐爾》這篇文章當中寫到陳映真有一句話，我看得觸目驚心——我從來沒有趕上過他，他卻已經被時代拋在身後了。為什麼他對你的心靈的成長、文學的發展和未來是一個這樣大的衝擊？

王安憶：我們剛從知青的命運裏面掙扎出來，都帶着很多憤怒，要對我們經歷的時代進行激烈的批評，我們都是在這麼一個背景底下走上了創作道路。可是陳映真，他給我的提醒是，你這有什麼了不起？你放眼看看我們周圍的這些作家，有個南非作家，他的母親在精神病院，他説她是我終身的十字架。我們還有一個西德的女作家，她是從東德跑過去的，可是跑到西德她並不快樂。我們還有馬來西亞的作家，還有印度尼西亞的作家，菲律賓當時正好是政變的時候，韓國的作家，正好那一次他們的飛機被蘇聯打了下來。就在我們所在那個時候，發生這麼多的世界的大事情，陳映真説你這算什麼？然後他就説，你要知道你的理想是什麼。當時我很受不了，我有好幾次和他爭，爭得眼淚都快出來了。陳映真，他對我有一種責任心，因為我們是他最早見到的大陸的作家，他對於我來講，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人，沒有他，可能就沒有我今天，我今天可能就不是這樣子了。

曹可凡：在那次旅行當中，是不是你也認識陳丹青？

王安憶：對，也是那次，那次旅行很重要。

曹可凡：我記得陳丹青那時候讀你的小説，在紐約讀得潸然淚下。

王安憶：他那時候是最苦惱的時候，我們是到了華盛頓，當時有一個文化參贊，他説你們馬上就要去紐約了，我給你介紹個朋友吧，和你是同代人，是個畫家，陳丹青。我説我知道他，他可是大名鼎鼎，當時他的《西藏組畫》已經很紅了。當場我們就通了電話，到了紐約就和他約了見面，就在林肯中心約見面。

曹可凡：你也在文章裏開玩笑説丹青幾乎是你的思想伴侶。

王安憶：他是這樣的一種朋友，有的時候我們會一年，甚至於兩年沒有見面，可是一旦見面的話，我們説的話好像就是昨天的話題。這一個是長期積累，還有就是先天還是有些共通之處。雖然在兩個空間，可是我們關心的事情還是比較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