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聞：姜昆:成就於30年的大時代裏_風聞
历史_发展-2019-02-08 17:51
出自：http://epaper.southcn.com/nfdaily/html/2008-10/26/content_6696989.htm
“我這30年……”著名文化人大型系列訪談之四
姜昆:成就於30年的大時代裏
本報記者/李培實習生/毛一竹
姜昆與唐傑忠的相聲表演被喻為“天作之合”。
“文革”期間的姜昆。
姜昆在主持《正大綜藝》節目時與楊瀾等工作人員留影。
姜昆與榮高棠、董壽平、管樺、凌子風合影。
核心提示
50年生人,姜昆是新中國後長大的第一代人,生在紅旗下,歷盡上山下鄉、文革波動,直到改革開放的風起雲湧,他成為中國大陸上世紀末“電視熱”中最紅的明星之一。可以説,姜昆成就於近30年的大時代裏,他身上具備時代成就他的種種基因,如勤奮、聰明、敢想敢幹等種種氣質。對於歲月和時代,或許姜昆想説的很多,話與事、情和理都堆積在胸,但一向樂於幽默的他習慣了輕描淡寫地講述———
口述歷史
1
知青返城
“我沒有錯失命運和時代的轉機”
【對於知青歲月,曲折、埋怨、挫折都會有,但現在看起來就是“青春無悔”,畢竟那個歲月讓我們獲得了鍛打。】
記者:許多人覺得您成名的經歷似乎“一步登天”,文革結束後的短短几年,您是怎樣一下子從下鄉知青成為全國曲協副主席?
姜昆:對於這段命運的起伏和變換,現在想起來,覺得這就是冥冥之中的一種命運安排。當然,前提是自己必須一直沒有放棄這方面的積累。但如果我一輩子碰不上馬季,就不可能有後來的姜昆。
1976年,我從新疆北大荒兵團調回來,萬萬沒想到短短5年後,我就當上了曲協副主席。1985年,當時曲協主席陶鈍和副主席侯寶林老師,因年事已高提出退出曲協領導職務。而馬季老師,又因為種種原因沒能進入曲協理事會,而無緣選舉。後來,曲協領導緊急連夜找我,我當時還矇頭在家睡大覺呢。曲協的工作人員們往我家裏打電話,打了一個小時也打不進來,那段時間我正忙於演出,為了保證休息,我跟家人就用棉大衣把電話機包起來了,哈哈!最後害得他們直接開車找到了我家……那天晚上的事,現在想起來也還覺得傳奇。
記者:文革結束到改革開放,時代的變動成就了人。陳丹青也跟您有同感,他説自己文革結束後的那幾年,從一個農民(下鄉知青)一下子成了大學生,想都不敢想。
姜昆:對於知青歲月,現在我們這代人已經有了比較正確的看法。畢竟那是一個時代,曲折、埋怨、挫折都會有,甚至某些人會對個人命運也有抱怨,但現在看起來就是“青春無悔”,畢竟那個歲月讓我們獲得了鍛打。也許這樣的鍛打,下輩子我們不會再選擇了,但畢竟那段歲月已經構成我們生命的一部分了。
在北大荒8年多時間,我一直沒有放棄過文藝理想,除了白天勞作,每天晚上我要根據白天看到、聽到的東西為宣傳隊創作節目。有時候,白天干一天活,晚上我們要步行到幾十裏以外甚至更遠的地方,然後起碼演上3個小時。並且這3個小時的節目裏,我起碼要獨佔一個半小時以上,每次從台上下來,都是一身透汗,最後媽媽給我縫的白的確良小褂子,都給讓汗漚黃了。
1973年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跟幾個戰友在兵團俱樂部看了中央廣播文工團郝愛民、李文華説的相聲。我當時被滿場那股熱烈氣氛給驚呆了,當時就暗下決心以後要往相聲方面發展。大概3年後,我演的相聲《林海紅鷹》代表黑龍江代表隊到北京參加了全國曲藝調演。就是在那次演出中,馬季一眼就看中了我。為了調我回北京,馬季老師親自來到了黑龍江,上上下下費盡了周折,因為當時兵團領導也不願意放我走。從哈爾濱到佳木斯,馬季和唐傑忠的演出特別費勁兒,幾乎是走到哪兒演到哪兒。事後,馬季老師還對我説:“小姜,為了你這麼個人,我和老唐的嗓子在兵團裏都演‘橫’啦!”後來,兵團領導才終於肯放人讓我回城。那時候,我差一個月滿26週歲。
2
一鳴驚人
“別人不敢講的,我敢”
【現在想起來,我們是步着時代的脈搏,選擇了準確的文化符號,有了濃厚的生活氣息,所以在人們的心中產生了共鳴,因為相聲表達出來的一個又一個的場景跟他們的生活完全重合了,也許就是這樣的時代洪流成就了姜昆。】
記者:回到北京的一年多以後,你很快就出名了,這是怎麼做到的?
姜昆:在相聲創作裏,我創造了許多“第一”:我是第一個在粉碎四人幫後在舞台上寫愛情的作品,就是我的《迎春花開》,有一種説法是我的《迎春花開》和劉心武的小説《班主任》一樣,突破了文藝方面的禁區,獲得了強烈反響；我跟李文華老師合作的《如此照相》被視為文革後相聲界第一個針砭文革的作品,當時四人幫剛垮台還有爭議,我是第一個批評形式主義,背毛主席的老三篇,許多人當時不敢把領袖的名字提出來,但我也是第一個做到了；我是第一個把東北話用在我們相聲之中,在《我與乘客》當中,我用在北大荒學到的東北話説“豬肉燉粉條子可勁兒造”,然後批判北京的服務不好,説“你算啥啊你啊,你就是高山點燈那一疙瘩亮!被窩裏伸腳丫子,你算第幾把手?你都會什麼呀你?你就會給北京銀(人)丟臉!不嫌嗑塵!”
記者:翻看您早期走紅的那些相聲集子,感觸特別強烈,濃縮了80年代的生活片斷很多場景。
姜昆:可能是文藝創作被禁錮、壓抑了十年的緣故,文革後的相聲突然以那種零距離接近生活的面目出現時,自然很容易讓觀眾產生共鳴。比如,當時我有不少相聲都描寫婚姻愛情生活的,夫妻間打情罵俏、柴米油鹽這些瑣事,以前在文革的相聲是不能説的,而老百姓第一次聽到我們講的生活,和他們的生活場景重疊了,當然就產生了共鳴。
現在一想,實際上我百十多段相聲,因為每一段都印記着生活,幾乎就把80年代、90年代中國社會進程裏那些大眾生活的社會符號,都記錄在相聲裏了。
1979年我和李文華老師一起創作的相聲《如此要求》,諷刺了當時社會上結婚送彩禮跟風的情況,結婚時候要:一套傢俱帶沙發、二老負責看娃娃、三轉一響加彩色,四季衣服皮加紗……創造了“三轉一響”這樣的流行詞,“三轉”就是指手錶、自行車和縫紉機,一響是“咔嚓咔嚓”的照相機,這些現在是人們看不上的東西,當時被人們視為奢侈品。“三轉一響”經過我們這麼一説,就成了當時的流行詞,還有什麼“48條腿”,沙發+桌子+雙人牀,一共必須48條腿,哈哈!這些都被大家記住了,而當時的生活狀態也非常有趣兒地被記錄在這些段子裏了。
我還寫了《詩歌與愛情》,這個段子一開場我就唱“九九那個豔陽,天來呦”,要知道那個時候這首歌是不能唱的,在文革裏電影《柳堡的故事》被列為大毒草。當時其實很多人都懷念這首歌,可是沒人敢唱,後來我不怕。當年許多人在粉碎“四人幫”後,第一次在廣播裏聽到我在相聲裏唱這首歌,感受特別親切。
記者:您提到1979年,那一年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的一個很重要標誌是對“文革”中被禁錮的文化產品的解放。光説電影,從1978年到1979年解禁重新上映的電影多達600部。您是不是非常迅速地就抓住了這個機會?
姜昆:政治逐漸從人們生活中淡出,80年代初我寫了一批針砭時弊的作品。
80年代,我有一個相聲《着急》,諷刺了一個人總着急的浮躁狀態。當時《着急》裏所有的生活基本上也就是我所有的生活。比方説,當時我給我還讀小學的女兒輔導算數的時候,我實在搞不懂這樣一種題:一個大水池,一個龍頭放水、一個龍頭出水,問幾個小時能把水池子灌滿了。作為相聲裏我就開始邊着急邊調侃,一邊放水一邊灌水,哈哈,這不是浪費水嗎?這些片斷都引得人們鬨堂大笑。因為,這也是對我們當時這個年紀的人有同感的。
可以這麼説,我寫的相聲基本上扣緊了時代。當時80年代初就好像一個文藝復興的年代,非常開放的文藝思潮,而文化的崛起也代表了社會的崛起,我們自己置身這個潮流當中,但是我就覺得我們的相聲應當走在時代的前邊。那個時候和現在不同,那個時候如果一個相聲好,人們會説:你説出了人們想説但是不敢説的話,或者是説出了還沒有想到的那些話,
所以説,當時我們還是趕上了一個好時候。現在想起來,我們是步着時代的脈搏,選擇了準確的文化符號,有了濃厚的生活氣息,所以在人們的心中產生了共鳴,因為相聲表達出來的一個又一個的場景跟他們的生活完全重合了,也許就是這樣的時代洪流成就了姜昆。
3
功成名就
“春晚,我是始作俑者”
我們當時想的是文革以後相聲那麼火,就是因為老百姓太需要“樂”。所以春晚的節目,也別講太多政治化的詞,我們不需要這方面的節目,讓大家笑好了,節目就成功了。在馬季老師和我的慫恿下,王景愚才樂不可支地演了《吃雞》,併成為家喻户曉的好節目。
記者:80年代後電視逐步進入百姓家庭,“相聲+電視”締造了又一批大眾耳熟能詳的電視明星,您成為其中的紅星,成功原因是什麼?
姜昆:我跟李文華老師合作的時候,寫過一個相聲《船與海》,我建議演唱一段《軍港之夜》,這首歌當時特流行,但李文華老師不熟悉(就好像我現在不懂周杰倫的《雙截棍》一樣),一直在那裏搖頭。其實我當時已經把這段歌詞改了:“軍港的夜呀,靜悄悄。水兵水兵,快點睡覺。鋪好被窩,放好枕頭。脱下鞋帽,不要亂吵。”結果演出的時候,觀眾們是捧腹大笑。演完後回到後台,李文華老師就對我不住地感慨:“這就是時代啊!”
李文華老師後來説,有些橋段不是包袱,但一經我的口説出來,觀眾也會笑,開始他還納悶“為什麼”,後來漸漸明白了,他説我主要佔住了一個“新”字,説我的思維、言談、舉止,都和當時的時代緊緊合拍,所以觀眾就是喜歡看。
記者:李文華之後,80年代您跟梁左的合作被傳為佳話,被譽為是相聲裏的又一個高峯,甚至有人拿來與“老舍+侯寶林”的搭檔相比。王蒙曾説,您跟梁左合作的相聲,多了些生活氣息,多了些耐人尋味的“味兒”,更加“文學”了一些……
姜昆:對!與梁左老師合作的那一段時間,把我們的相聲在文學性上推進了一大步。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中國社會那段紛繁萬象的社會,在某種角度上以一種戲謔的方式呈現在我的相聲裏,這很大程度上來源於梁左對社會的觀察、對語言的運用,到現在為止我認為相聲界也沒有人能夠比得過。梁左在骨子裏有一種幽默感,這種幽默感就叫戲謔人生,他使相聲在往“俗”的方向發展之外,發展出更加深刻和文學性的東西。
比如,梁左在一段相聲中有這樣一句話“自從黨中央號召穿衣服以來,兄弟我就制了一身……”梁左認為,80年代末、90年代初,號召穿西服這件事黨中央不應當帶頭去説這個事情,但是人們那個時候什麼都要有黨的號召才可以興起來。所以這麼小小的一句話裏,就藴含着很深刻的社會背景和獨特的諷刺力。
我跟梁左的《虎口遐想》、《特大新聞》、《小偷公司》等一批相聲,當時都廣為流傳。《虎口遐想》裏的主人公個頭小,才一米六五,“人家説我是二等殘廢”這就成了當時的一句流行語；《特大新聞》説的是一條關於“天安門廣場要改農貿市場”的小道消息,這個段子提到革命博物館舉行新潮傢俱展銷,並非完全杜撰,一個小小的相聲段子還諷刺了物價問題、重複收税問題,掉鞋後跟兒的質量問題等等,王蒙老師還特意分析了這段相聲,他説“這個段子多少反映了商品經濟大潮衝擊下思想的活躍、躁動與混亂,反映了一種興奮而又惶惑不安、失了法度的心理”……
在與梁左的結合中,一方面他如魚得水,他在相聲的領域裏學了很多幽默的東西,為他寫《我愛我家》打下了堅實基礎；另一方面,對於我們相聲來説也是一個難得的機遇,畢竟比較深刻的文化人願意和相聲這門俗藝術結合,這是非常缺乏的。我最近還在寫一篇論文《梁左的出現、故去對相聲意味着什麼?》,我覺得直到今天,這都需要相聲界好好總結。
記者:80、90年代的電視熱之中,不能不提到的就是央視春晚,我數了一下春晚歷年的節目單,從1983年至今的26屆春晚中,您參加了差不多20屆,幾乎成為春晚的一個符號。
姜昆:可以説,我是春節聯歡晚會的始作俑者,因為我是最早的編創人員之一。春晚起步的那幾年,編導是我,曲藝、相聲,還有主持、串詞的部分我都參與了。
1982年之前,中央電視台每年也搞春節晚會,但只是一般性的聯歡,名不見經傳。1983年,中央電視台春晚劇組剛“上馬”的導演黃一鶴躊躇滿志,很清楚地記得他説:“我要把全國第一流的演員和節目,全集中在我這個晚會里!”他當時就提出要像直播足球一樣直播比賽,提出來讓我進入創作組,並擔任主持。
主意一出來,我們就聽到一個部級高級領導的意見説:“怎麼能讓姜昆這種人主持?説相聲還行,主持太貧了。”把黃一鶴嚇了一大跳,最後我們審查節目就乾脆不找他們,少驚動這些領導們,前幾屆的春晚基本上保持了那種非常開放的風格,基本上集思廣益能者上。
比如第一屆春晚,王景愚老師遲遲不願意亮出自己的絕活啞劇《吃雞》,他覺得這樣的節目上春晚有點“胡鬧、庸俗”,後來馬季老師和我們幾個編創人員一起討論時,基本上定下了春晚的調子是“歡樂,向上”,我們當時想的是文革以後相聲那麼火,就是因為老百姓太需要“樂”。所以春晚的節目,也別講太多政治化的詞,我們不需要這方面的節目,讓大家笑好了,節目就成功了。在馬季老師和我的慫恿下,王景愚才樂不可支地演了《吃雞》,併成為家喻户曉的名段子。
記者:好像當時包括李谷一的《鄉戀》,陳佩斯、朱時茂的《吃麪條》,都是在你們幾個編創人員的支持下才紅的。
姜昆:1983年的李谷一,正是紅極一時的大腕兒。當時她的歌曲《鄉戀》卻引發了爭議,“你的身影,你的笑容……”有人説曲子纏綿悱惻摻雜着不健康元素,一時間舞台廣播電視台都不出現這首歌。但是導演組最後還是頂住了壓力,讓李谷一在春晚唱了這首歌,最終讓這首歌紅遍全國。
1984年的春節晚會,我們聽到一個信息,説八一電影製片廠的陳佩斯、朱時茂在平常聯歡時演了一個喜劇小品,讓人笑破肚皮。黃一鶴第一個找到我,問我能不能把他們找過來,由於我跟朱時茂是好朋友,把他們找來試演,他們最初的小品《考演員》被一些領導認為“比較低俗”、“表演過火”。後來,由杜澎和我來給這個節目主持修改,最後只截取了“吃麪條”這部分,但還是有一種反對聲認為“如果流於純逗笑,走入純娛樂的傾向中,春節晚會的分量就輕了。”但導演組還是堅持把《吃麪條》保了下來,並最終獲得了成功。這個節目背後還有更深刻的意義,等於是陳佩斯和朱時茂開闢了“小品”的先河,自他們開始,中國電視屏幕上有了小品這個形式,最後發展的越發不可收拾……
回過頭來看,春晚裏其實我們就是扮演積極的樂見其成者,向領導反映了很多人的民意。作為我們來講,有人説節目有這問題那問題,但是我們不去管,把歌唱出來,讓大家開心,讓大家高興,我們認為春晚這塊招牌就能做起來。
記者:80年代後電視逐步進入百姓家庭,“相聲+電視”締造了又一批大眾耳熟能詳的電視明星,您成為其中的紅星,成功原因是什麼?
姜昆:我跟李文華老師合作的時候,寫過一個相聲《船與海》,我建議演唱一段《軍港之夜》,這首歌當時特流行,但李文華老師不熟悉(就好像我現在不懂周杰倫的《雙截棍》一樣),一直在那裏搖頭。其實我當時已經把這段歌詞改了:“軍港的夜呀,靜悄悄。水兵水兵,快點睡覺。鋪好被窩,放好枕頭。脱下鞋帽,不要亂吵。”結果演出的時候,觀眾們是捧腹大笑。演完後回到後台,李文華老師就對我不住地感慨:“這就是時代啊!”
李文華老師後來説,有些橋段不是包袱,但一經我的口説出來,觀眾也會笑,開始他還納悶“為什麼”,後來漸漸明白了,他説我主要佔住了一個“新”字,説我的思維、言談、舉止,都和當時的時代緊緊合拍,所以觀眾就是喜歡看。
記者:李文華之後,80年代您跟梁左的合作被傳為佳話,被譽為是相聲裏的又一個高峯,甚至有人拿來與“老舍+侯寶林”的搭檔相比。王蒙曾説,您跟梁左合作的相聲,多了些生活氣息,多了些耐人尋味的“味兒”,更加“文學”了一些……
姜昆:對!與梁左老師合作的那一段時間,把我們的相聲在文學性上推進了一大步。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中國社會那段紛繁萬象的社會,在某種角度上以一種戲謔的方式呈現在我的相聲裏,這很大程度上來源於梁左對社會的觀察、對語言的運用,到現在為止我認為相聲界也沒有人能夠比得過。梁左在骨子裏有一種幽默感,這種幽默感就叫戲謔人生,他使相聲在往“俗”的方向發展之外,發展出更加深刻和文學性的東西。
比如,梁左在一段相聲中有這樣一句話“自從黨中央號召穿衣服以來,兄弟我就制了一身……”梁左認為,80年代末、90年代初,號召穿西服這件事黨中央不應當帶頭去説這個事情,但是人們那個時候什麼都要有黨的號召才可以興起來。所以這麼小小的一句話裏,就藴含着很深刻的社會背景和獨特的諷刺力。
我跟梁左的《虎口遐想》、《特大新聞》、《小偷公司》等一批相聲,當時都廣為流傳。《虎口遐想》裏的主人公個頭小,才一米六五,“人家説我是二等殘廢”這就成了當時的一句流行語；《特大新聞》説的是一條關於“天安門廣場要改農貿市場”的小道消息,這個段子提到革命博物館舉行新潮傢俱展銷,並非完全杜撰,一個小小的相聲段子還諷刺了物價問題、重複收税問題,掉鞋後跟兒的質量問題等等,王蒙老師還特意分析了這段相聲,他説“這個段子多少反映了商品經濟大潮衝擊下思想的活躍、躁動與混亂,反映了一種興奮而又惶惑不安、失了法度的心理”……
在與梁左的結合中,一方面他如魚得水,他在相聲的領域裏學了很多幽默的東西,為他寫《我愛我家》打下了堅實基礎；另一方面,對於我們相聲來説也是一個難得的機遇,畢竟比較深刻的文化人願意和相聲這門俗藝術結合,這是非常缺乏的。我最近還在寫一篇論文《梁左的出現、故去對相聲意味着什麼?》,我覺得直到今天,這都需要相聲界好好總結。
記者:80、90年代的電視熱之中,不能不提到的就是央視春晚,我數了一下春晚歷年的節目單,從1983年至今的26屆春晚中,您參加了差不多20屆,幾乎成為春晚的一個符號。
姜昆:可以説,我是春節聯歡晚會的始作俑者,因為我是最早的編創人員之一。春晚起步的那幾年,編導是我,曲藝、相聲,還有主持、串詞的部分我都參與了。
1982年之前,中央電視台每年也搞春節晚會,但只是一般性的聯歡,名不見經傳。1983年,中央電視台春晚劇組剛“上馬”的導演黃一鶴躊躇滿志,很清楚地記得他説:“我要把全國第一流的演員和節目,全集中在我這個晚會里!”他當時就提出要像直播足球一樣直播比賽,提出來讓我進入創作組,並擔任主持。
主意一出來,我們就聽到一個部級高級領導的意見説:“怎麼能讓姜昆這種人主持?説相聲還行,主持太貧了。”把黃一鶴嚇了一大跳,最後我們審查節目就乾脆不找他們,少驚動這些領導們,前幾屆的春晚基本上保持了那種非常開放的風格,基本上集思廣益能者上。
比如第一屆春晚,王景愚老師遲遲不願意亮出自己的絕活啞劇《吃雞》,他覺得這樣的節目上春晚有點“胡鬧、庸俗”,後來馬季老師和我們幾個編創人員一起討論時,基本上定下了春晚的調子是“歡樂,向上”,我們當時想的是文革以後相聲那麼火,就是因為老百姓太需要“樂”。所以春晚的節目,也別講太多政治化的詞,我們不需要這方面的節目,讓大家笑好了,節目就成功了。在馬季老師和我的慫恿下,王景愚才樂不可支地演了《吃雞》,併成為家喻户曉的名段子。
記者:好像當時包括李谷一的《鄉戀》,陳佩斯、朱時茂的《吃麪條》,都是在你們幾個編創人員的支持下才紅的。
姜昆:1983年的李谷一,正是紅極一時的大腕兒。當時她的歌曲《鄉戀》卻引發了爭議,“你的身影,你的笑容……”有人説曲子纏綿悱惻摻雜着不健康元素,一時間舞台廣播電視台都不出現這首歌。但是導演組最後還是頂住了壓力,讓李谷一在春晚唱了這首歌,最終讓這首歌紅遍全國。
1984年的春節晚會,我們聽到一個信息,説八一電影製片廠的陳佩斯、朱時茂在平常聯歡時演了一個喜劇小品,讓人笑破肚皮。黃一鶴第一個找到我,問我能不能把他們找過來,由於我跟朱時茂是好朋友,把他們找來試演,他們最初的小品《考演員》被一些領導認為“比較低俗”、“表演過火”。後來,由杜澎和我來給這個節目主持修改,最後只截取了“吃麪條”這部分,但還是有一種反對聲認為“如果流於純逗笑,走入純娛樂的傾向中,春節晚會的分量就輕了。”但導演組還是堅持把《吃麪條》保了下來,並最終獲得了成功。這個節目背後還有更深刻的意義,等於是陳佩斯和朱時茂開闢了“小品”的先河,自他們開始,中國電視屏幕上有了小品這個形式,最後發展的越發不可收拾……
回過頭來看,春晚裏其實我們就是扮演積極的樂見其成者,向領導反映了很多人的民意。作為我們來講,有人説節目有這問題那問題,但是我們不去管,把歌唱出來,讓大家開心,讓大家高興,我們認為春晚這塊招牌就能做起來。
4
拒絕落伍“我就是相聲演員姜昆”
如果我們把那些扔掉的垃圾、破爛兒撿回來一味地裝扮在自己身上,你會發現你就是個十足的、過去的叫花子,是一個社會底層的藝人,而不是中國的、現代的民族藝術的維護者、傳承者。
記者:您對相聲的改革創新一直是最超前的一位,70年代末您就大膽地嘗試了喜劇電影《大能人》,之後致力於《明春曲》大型敍説劇來創新相聲,後來建立了相聲MBA班,這些探索裏融進了您怎樣的思索?
姜昆:相聲的改革探索一定要緊跟時代。比如,2000年我就辦了一個相聲網站,就像我的孩子一樣,投入了很多心血和幾乎當時的所有財產。
開辦中國相聲網,這是我第一次做實業的經歷,當總裁,但是並沒有掙到錢,等於我是在一個大泥坑裏掙扎了10年。第一次做一個網站的總裁,起碼也懂得了一些概念,瞭解一個公司應當怎樣運作。當時我們的網站也有可能上市,上市就是金融資本運作,那麼在金融資本中什麼是概念?真正上市後股份怎麼結合?風險怎樣?我都在學,如果有錢我真的可以堅持下來……
記者:聽説您收集了非常多的相聲文物,全國首屈一指。
姜昆:改革開放後我調回到北京,就開始收集相聲文物了,當時侯寶林、馬季老師他們的辦公室,地上經常扔了許多討論後不要的相聲草稿,我都收集起來了,當時是為了學習,現在就成了珍貴文物,這些30年來陸陸續續收集的文物,剛剛好記錄了相聲成長的步伐。
有一次,我聽到我的一些演藝界夥伴們在一塊學説相聲,他們都喜歡説相聲,以會説相聲為榮,其中有的學貫口,有的學傳統段子,大部分是拿相聲裏描寫得最髒的、最黃的、最俗的東西開玩笑,什麼你是我兒子我是你爸爸,你媳婦就是我媳婦,在他們眼裏就以為相聲是這樣逗樂的。當時我就受刺激了,我覺得他們這樣是不知道我們相聲的傳統,不知道相聲是怎樣一步步走過來的,不知道我們幾代藝人究竟付出多少心血,如果我們把那些扔掉的垃圾、破爛兒撿回來一味地裝扮在自己身上,你會發現你就是個十足的、過去的叫花子,是一個社會底層的藝人,而不是中國的、現代的民族藝術的維護者、傳承者。所以這些年來,我就逐步從一個幕前的演員轉到幕後,致力於相聲和曲藝的傳承與弘揚。
現在,我主要在為中國相聲博物館的事情跑,博物館已經選了址,也投了不少錢。我還正在籌劃搞一個相聲百年的展覽。這個中國相聲博物館不同於一般的博物館,不是僅僅陳列一些文物,它將是由一個塑像羣來組成的,這個塑像羣本身就從我們相聲第一代開始,每人都有10來個故事,每人都有一個場景,都有時代的故事,都有那時的塑像和人物,你也可以和它一起照相,可能有屏幕播放當時的那段相聲,也可能旁邊還有老式唱片放着過去的聲音,也可能有動畫和聲音演示着這段古老的相聲,大概這就是我的想法。
記者:改革開放30年,您個人經歷非常豐富,從相聲表演藝術家,到社會活動家,又做了CEO,包括做了曲協的領導,全國政協委員,您希望別人怎樣定位您?
姜昆:我永遠不願別人在我名字前面加上著名的相聲表演藝術家、相聲語言大師、領軍人物、掌門人……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説都無所謂,對我就四個字,相聲演員———姜昆。
我為什麼要為相聲付出這麼大的力量?就是老百姓常説的一句話,得知道感恩,我從北大荒回來,就一個小皮箱子,衣服的5個釦子4個顏色,現在我雖然有房子、院子、有車,當然了,我創作了100段相聲,這必須要承認是相聲給了我一切,讓我在社會上有了地位,工作上有了一定貢獻,然後在生活上有了一種成就感,所以人這一輩子,到了這個時候,就應該開始回饋。既然是相聲給了我這些,就應該把自己所有的全部交給相聲。
5
淡出台前“我把心思放在下一代的培養上”
我們這一代人身上一直有一種責任感,時代的轉變之中,我們既有老一代人的傳統,也有新一代人身上的特點,我們經歷了風風雨雨,走過了坎坎坷坷,這個時代所給予我們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東西……
記者:由台前轉到幕後,有些人卻認為您如果用建造相聲博物館的精力,去創作10段非常經典的相聲,豈不是更有價值?
姜昆:我已經有100段相聲了,但是現在大家都説我江郎才盡,人總是不斷期望你,這對人來説這確實太殘酷了。
因為現在你要我超越自己,我就感覺像朱建華跳不過他自己那個高度一樣,我跳不過去了,我必須承認這個事實,現在可能我演段相聲很逗人,但你指望我超越自己,像過去一樣給這個世界留點什麼不太可能,你必須要承認這個藝術規律,我有一個很好的心情,或者有一個很好的願望或雄心,我要用最後一口氣站在舞台上,但實際上最後一口氣還是在醫院比較好,哈哈,你説呢?畢竟人要對自己的能力有一個考核,我覺得我現在想超越自己的高度已經超不過去了,我會努力,但是我覺得盼頭不算太大,所以我希望我們的教練員、裁判員不要把期望放在這上面,我會把握好自己把心思放在對下一代的培養上。
記者:您現在的態度這麼豁達,當初是不是也有一個調整的過程?
姜昆:的確,當時在從高峯下來的時候,你會覺得大家在拋棄自己。那時候大家都捧着你,節目沒你不行,那時候中央電視台春節晚會少了我的話怎麼可能呢?但當第一次我寫的節目沒有通過時,他們問我:姜昆能不能再弄一個別的?我就説實在不行了,我太累了,我的肩膀已經扛不起腦袋了,但是真的要讓你歇一會兒,你就會感覺很失落,因為過去年三十晚上的時候都是在大演播室度過的,現在陪在自己媽媽身邊看電視,就會覺得人家那邊熱鬧着,把我扔一邊了,很失落。
但現在我覺得,每個人在做自己的事時,期望值不要太高,到目前為止我還是量力而行,比如説,我現在做中國曲藝家協會的工作,我就是把我中國曲藝家協會的節目做到準確的位置上。比方我現在把自己的位置定在大眾演出上,每次演出我都去,但是我並不把自己定在春節晚會上,春節晚會我還是能上就上,不能上,千萬別去冒這個險。就像一個吹嗩吶的人,在民樂裏一定吹好嗩吶、給二人轉伴奏,千萬不要盼望自己到軍樂團那裏去,歡迎外賓時亮那麼一嗓子,這是絕對不可以的。
我們這一代人身上一直有一種責任感,時代的轉變之中,我們既有老一代人的傳統,也有新一代人身上的特點,我們經歷了風風雨雨,走過了坎坎坷坷,這個時代所給予我們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東西,我們小時候經歷了三年自然災害,年輕時在農村度過的,當我們真正找到自己職位的時候,正當改革開放,別人年輕時候做的事我們要等後來再儘量地尋找自己,就像我30多歲的時候才想起考大學、上大學,爭取把年輕時失去的東西追回來,我們就在做這些事情時,精神層面的東西在我們骨子裏多了起來,有時候更願意承擔一些責任,而且在力所能及的範圍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