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人出走後怎樣?”誰在乎_風聞
夙兴夜寐刘沫沫-2019-02-09 17:39
來源:微信公眾號“大家”
年三十看到段子,説:有東北人酷愛吃炒蠶蛹,從東北帶了一大袋子蠶蛹遷徙到三亞,卻忘了活着的蠶蛹到了温暖如夏的三亞,變成了大撲稜蛾子,在廚房裏漫天飛舞。
東北餐桌上是柞樹蠶蛹,碩大。小時親見過蠶蛹如何變成大撲稜蛾子,知道這段子所言未必是虛。
但這也不會是新鮮段子。東北人“進軍”海南不是三五年間的事,以東北人對蠶蛹的熱愛,這事要發生早就發生了,哪會等到今天。
這個段子觸動我,是因為它所隱含的,恰是空間錯位後的變形,某種不適應的尷尬。至少在象徵意義上,這個段子與今天東北人面臨的一些境況相當契合。
柞蠶蛾
1
我所指的,是這兩年網絡上有關東北人的“黑段子”越來越多。東北人總在風口浪尖,名聲在很多地方都有下降趨勢——起碼從社交媒體看,會有如此觀感。
從海南偷菜的“瑞典人”被“網上游街”,到對東北燒烤、抖音的羣嘲,“投資不過山海關”的斷語,甚至某大城市發生的惡性案件,也有人注意到嫌犯是多年來在此打工的東北人。
海南有產權不清的樓盤要拆,坑裏的是東北人。
前不久,有人提議,“用南方養老金多年的滾存結餘調到東北救燃眉之急”,很多南方朋友禁不住“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激憤,言語射程之內,東北人也免不了中些流彈。
所見最多的,大致是這個口徑:“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我們不在乎你們來討生活,但能不能素質別那麼低”……
東北人是不是正在成為“問題人羣”?不僅是面臨經濟困境的人羣,甚至也是在文化上、道德上存在瑕疵的人羣?
2
東北人常遇到的一個負面評價,是保守不思進取。專家和評論員一出主意,就是鼓勵東北年輕人“走出去”。
但東北很多問題,不正是人口流失導致的嗎?人都走了,問題不是會更嚴重?
另一方面,人多事多,誰能説這兩年的負面評價增加,與出去的人多了沒關係?
究竟東北人該走還是不走呢?
我的觀點是,人不是“行貨”(《水滸》中戴宗語),現在也早不是強制安排人口遷徙,充實空城、填補邊疆的時代。只要信息相對充分透明,自主選擇最好——哪怕看起來不是那麼理性的選擇。
你別説,還真有不理性的選擇。
《社會變遷中的社會資本與人力資本研究:基於東北老工業基地的社會調查》(王文彬)一書中,就舉了很多“不理性選擇”的例子:下崗後明知道外地有更好的工作,卻不肯出去;明明可以靠自己找工作,卻非要託關係;明明可以工作,卻要在家領低保,甚至“啃老”(年過四十的“啃老族”)……
調查時間是2009年前後。作者引入“社會資本”概念,令人信服地論證,很多“非理性選擇”,其實是長期計劃經濟和國企工作環境影響下的“自然選擇”。人在擇業決策時,並不是一個完全的經濟人,尋求經濟最合理,更多時候,是“社會人”,社會關係、環境與他人影響、社會資本……有時就會造成“非理性選擇”。
以往説東北人的惰性,多半着眼於農村文化,“老婆孩子熱炕頭”。但當代東北人受國企文化影響更大。關於計劃經濟和國有企業對東北人工作、擇業的影響,之前也有很多人提到,更多是把這當做一種“慣出來的毛病”看待。
確實是“毛病”,但並不完全是“慣出來的”。與其説是“任性”,不如説是一種“不自由”,一種“後遺症”。
對此,倘有不服,可以嘗試讓痴迷買保健品的老人改變主意——我的意思是,這兩種“毛病”其實有相似之處,需要一些“同情之理解”。
電影《鋼的琴》劇照
調查中,不止一位受訪者表示,自己半生都在國企,單位就是生活的全部:家庭、親情……而在那一輪堪稱慘烈的東北國企改制中,他們不僅失去了工作,更有強烈的被拋棄感。也有很多人,因為對“大家”喪失了信任,更加覺到“小家”的可貴。
長期在國企內的職工,社會資源與人力資源都是非常貧乏的。他們的社會關係、工作能力都有很強的同質化傾向,在擇業中互相影響的程度很深。很多時候,“別人的選擇”比“自己能做什麼”更重要。
理性因素少了,感性因素就會多。非理性的選擇傾向還會“遺傳”,影響子女的擇業傾向。當然,也包括之前飽受詬病的,“東北年輕人熱衷於考公務員”。
其他地方也有國企,為什麼東北人“後遺症”這麼明顯?
一個可能的原因,是緩解國企後遺症,需要很強的外部因素作用。地緣所限,東北在開放和現代性方面,成了一個盲腸般的封閉區,尚不如雲南、廣西等地。近四十年來,中國主要的經濟發動引擎又在東南一線。這才是主要因果,而非相反。文化因素固然也會起作用,但考慮到東北經濟在解放前和建國後都曾經有過經濟上輝煌的時期,甚至在整個亞洲都舉足輕重,地緣的變化可能比地域文化因素更有決定性。
3
東北人的人口外流,是毋庸置疑的現實存在。
春節前兩天,一位外地返鄉的高中同學給我發來照片。凌晨3點,車站廣場上滿是出租和歸鄉的人。我多年前也曾經坐過這趟列車,不記得有這麼多人。最新的數據,老家是東北極少的人口顯著淨流入的縣級行政區。那些人口淨流出的地方呢?
很多問題,都出在這裏,包括養老金問題。
外流人口是一個極為龐雜的羣體。其中有一部分,是通過高考等途徑自然流出的人口。這是一個相對的恆量。
另一部分,則兩極分化。當年東北國企改制,造就了大量的的下崗職工,也生產了不少新富人。那些非富即貴的東北人,無論到哪裏,自己未必覺得遇到問題,通常來説,其他人也不會特別感知到他們的存在。
存在感最強的,是打工族和個體户。有不少人命運的轉折,都可以追溯到此前那一輪國企改革。
網上到今天還有帖子。前不久看到的一個,是説當年,一個下崗女工被劫匪搶劫,對方也是下崗的,兩個無望的人互跪而慟哭。
帖子真實性已不可考。但這還真不是賣慘。1998年時,我就是看到《新華文摘》上一篇報告,提及瀋陽一家三口每月靠50元過活,要每天到菜市場撿菜葉子生活。我認識的同學親友,就在世紀初那兩年,有死於所謂“刨錛黨’的榔頭下的。
這些過往,雖然並沒有在新聞熱點中佔據過重要位置,但是消化與陣痛的時間是漫長的。
作為東北人“出走”現象一個側面,是東北人長達二十餘年對“勞務輸出”不倦的追求。
達到什麼程度呢?雖然不至於家家有人出國,但肯定不止半數。在2011年,遼寧錦州一地,勞務輸出就達21萬人,而2014年該市户籍人口不過300萬。大約2010年春節我回東北,與同學騎車路過某鄉村,直覺人聲寂寂。一問才知道,青壯勞力幾乎全都“勞務輸出”,過年也不能回來團聚。
每次回鄉,我爸都會念叨起我的一位小學同學。他二十多歲“溜”到美國,多年後終於熬出身份。
我爸關注的點是,那位同學娶了個香港女博士。從小,我算“學霸”,那位同學是“學渣”。我父親多年以我為榮。似乎現實對他進行了再教育。
同期“出去”的其他人,回來選擇買地建房建廠等等。我那位小學同學,據説問起我,希望諮詢到上海買房事宜。自然像是成功典範。
大部分勞務輸出的人,沒有那麼大野心,無非幾年辛苦下來,在老家攢個房子。這種勞務輸出,其實在勞動技能提升上極為有限,我問他們,為什麼不考慮到沿海城市找一個更長遠的工作呢?
他們顯然覺得我這個問題沒有什麼回答的價值。
出國“勞務輸出”優先,成為一種盛景,導致今天的東北,隱然有“北方僑鄉”的模樣。伴隨的大量非法滯留,卻又讓很多東北地區因此成為出國高拒籤的地域。
當然,最近兩年,更為人關注的,是海南作為東北“第四省”成為熱點。信息量也很多,不必展開。
4
對選擇國內遷徙的東北人來説,主要的障礙不是“原住民”,是遷徙的門檻。
中國當然是一個統一市場,不過,在區域不同層次之間,是有差別的。一省內部,在勞動者權利、福利等各方面都比較均一。省際之間,有些差別和壁壘則相當大。人在省際間流動,如果考慮到户籍因素,有時真不比移民海外容易。即使在今天,很多城市已經要“搶人”,學歷等仍然成為篩選的工具。
這可以解釋為什麼勞務輸出在東北如此受青睞。國企改革造成了社會資源佔有的兩極分化。數據顯示,分化是全方位的。對那些沒有學歷,缺少社會資源的人來説,獲得出國勞務的機會,甚至獲得較長時間居留的可能性,如果比在國內有些城市遷徙的成本更低,可能性更大,工作環境友好程度也不差,如何選擇一目瞭然。
同樣,社保問題統籌解決也是必然。底特律經濟衰敗,加州人不至於因此對“底特律人”產生羣體偏見。即使不考慮勞動人口在工作地點交社保等因素,統籌也是對一些基本權利未能平權的贖買。只要還關起門來説話,一張桌上吃飯,這一點,實在沒有什麼可抱怨的。當然,不合理的地方不是沒有,比如東北一些職業或職務的退休人員收入高得不合理。但這一方面仍舊是户籍與體制壁壘的結果,同時,也不是一個地域問題——退休金高得不合理的羣體,在哪裏都不是多數。
5
被吐槽者需要被理解,吐槽者也需要被理解。對東北人的一些特點如“官本位”意識的批評,有同情理解的角度,也有無需同情的角度,都不為錯。我的本意,自不是想在本文中討論一種恆久普遍、無關痛癢,且多存在於茶餘飯後的“口水地圖炮”。
我奇怪的是,就像前面説蠶蛹的段子一樣:東北人的被關注,為什麼是這時候?
東北人向關內流動,不是始於改開之後。“抗戰”時期就不説了。建國後,在相當長時間裏,東北產業工人支援內地,甚至成建制內遷,是普遍現象。地處南方的很多廠礦,有些甚至形成了東北話的小小方言“飛地”。毫無疑問,部分由於廠礦大院存在一定封閉性,文化上更多呈現差異,談不上衝突。
就人口流動規模來説,今天東北人的流出雖然略有加劇,但流出人口的條件不會比1990年代下崗潮時更差,衝擊不會更強。假如區域文化乃至人羣性格存在缺陷,那麼,為何在那麼長時間裏(也是網絡時代的二十年),都沒有成為現象級傳播焦點?
有可能,“東北人出走後怎樣?”根本不是一個真問題。
就我所知,從文化乃至生活上歧視、排斥東北人的情況,其實並不曾規模化出現過。網上倒是爆出過針對“黃泛區”的歧視性招聘,結果是人人喊打。就算最近一些年,各地東北流出人口有所增加,但在各地,最草根的底層,以及體制內外較為精英的階層,都不見得關注這一話題。
對此話題真正敏感的更有可能來自一些中下層受過教育的人羣,也可以説是社交媒體最大的使用者人羣。在任何時代,這個人羣都有更強烈的身份認同意識。
文化身份認同的有意識強化,也不是僅對於東北人。在相當長時間裏,關於南方和北方之間的爭論,包括委婉的暗示(畢竟還是一種政治不正確),在社交媒體上從未缺席。從類似“崖山之後無中華”這類言論,到“節日是否吃餃子”“方言與普通話”的你來我往。
知識未必能帶來見識與胸懷,有些讀書人對於地域差異的強調,不僅來自文化優越感的需求。那種擰巴的觀感,就像看到自我標榜為自由主義者的美國人穿了一身3K黨的制服。
有些民間情緒,在經濟蛋糕很容易做大的時候,是隱性的。比如在歐洲,“反猶主義”一直都有,但只是在特定的時期才成為一種強烈表達出來的聲音。
蛋糕做得不那麼容易的時候,對於利益更為敏感,更容易“抓壞人”,找“替罪羊”。無論在哪一個尺度上,排外與經濟的不景氣往往如影隨形。而被排斥的人羣,幾乎一定面臨道德上的指控,比如懶惰、粗魯、暴力、危險、俗氣、愚蠢……
歷史上,絕大多數情況下類似標籤化指控,最終都被證明是謬誤的。一些人羣的特點被誇大,被道德化,其實更多是為了減少排斥情緒在道義上可能產生的負疚感。
也許一切都應該回到人本身,具體的個人。就像農村議題一樣,作為人的農民相對富足,比看到一個“亮麗”的農村更重要;移動的東北人的生活質量提升,比被束縛於某塊土地的身份更重要。很多問題是在發展中解決的,任何汲汲於地圖的“國民劣根性批判”,都未免顯得太小氣而短視了。
在中國這樣大的空間尺度內,文化區域的多樣性現實,一旦出現較大規模的人口遷徙,在世界其他地方,很難找出可供類比的先例。
歷史上曾經有過同樣規模的人口遷徙。放在較大的時空座標來看,也許沒那麼大不了。當年闖關東,東北成為容留之地,而今回返,不過像是歷史的一個大呼吸。
但是對具體個人,這是一個複雜甚至痛苦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