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人出走後怎樣？”誰在乎_風聞

來源：微信公眾號“大家”

年三十看到段子，説：有東北人酷愛吃炒蠶蛹，從東北帶了一大袋子蠶蛹遷徙到三亞，卻忘了活着的蠶蛹到了温暖如夏的三亞，變成了大撲稜蛾子，在廚房裏漫天飛舞。

東北餐桌上是柞樹蠶蛹，碩大。小時親見過蠶蛹如何變成大撲稜蛾子，知道這段子所言未必是虛。

但這也不會是新鮮段子。東北人“進軍”海南不是三五年間的事，以東北人對蠶蛹的熱愛，這事要發生早就發生了，哪會等到今天。

這個段子觸動我，是因為它所隱含的，恰是空間錯位後的變形，某種不適應的尷尬。至少在象徵意義上，這個段子與今天東北人面臨的一些境況相當契合。

柞蠶蛾

1

我所指的，是這兩年網絡上有關東北人的“黑段子”越來越多。東北人總在風口浪尖，名聲在很多地方都有下降趨勢——起碼從社交媒體看，會有如此觀感。

從海南偷菜的“瑞典人”被“網上游街”，到對東北燒烤、抖音的羣嘲，“投資不過山海關”的斷語，甚至某大城市發生的惡性案件，也有人注意到嫌犯是多年來在此打工的東北人。

海南有產權不清的樓盤要拆，坑裏的是東北人。

前不久，有人提議，“用南方養老金多年的滾存結餘調到東北救燃眉之急”，很多南方朋友禁不住“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激憤，言語射程之內，東北人也免不了中些流彈。

所見最多的，大致是這個口徑：“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我們不在乎你們來討生活，但能不能素質別那麼低”……

東北人是不是正在成為“問題人羣”？不僅是面臨經濟困境的人羣，甚至也是在文化上、道德上存在瑕疵的人羣？

2

東北人常遇到的一個負面評價，是保守不思進取。專家和評論員一出主意，就是鼓勵東北年輕人“走出去”。

但東北很多問題，不正是人口流失導致的嗎？人都走了，問題不是會更嚴重？

另一方面，人多事多，誰能説這兩年的負面評價增加，與出去的人多了沒關係？

究竟東北人該走還是不走呢？

我的觀點是，人不是“行貨”（《水滸》中戴宗語），現在也早不是強制安排人口遷徙，充實空城、填補邊疆的時代。只要信息相對充分透明，自主選擇最好——哪怕看起來不是那麼理性的選擇。

你別説，還真有不理性的選擇。

《社會變遷中的社會資本與人力資本研究：基於東北老工業基地的社會調查》（王文彬）一書中，就舉了很多“不理性選擇”的例子：下崗後明知道外地有更好的工作，卻不肯出去；明明可以靠自己找工作，卻非要託關係；明明可以工作，卻要在家領低保，甚至“啃老”（年過四十的“啃老族”）……

調查時間是2009年前後。作者引入“社會資本”概念，令人信服地論證，很多“非理性選擇”，其實是長期計劃經濟和國企工作環境影響下的“自然選擇”。人在擇業決策時，並不是一個完全的經濟人，尋求經濟最合理，更多時候，是“社會人”，社會關係、環境與他人影響、社會資本……有時就會造成“非理性選擇”。

以往説東北人的惰性，多半着眼於農村文化，“老婆孩子熱炕頭”。但當代東北人受國企文化影響更大。關於計劃經濟和國有企業對東北人工作、擇業的影響，之前也有很多人提到，更多是把這當做一種“慣出來的毛病”看待。

確實是“毛病”，但並不完全是“慣出來的”。與其説是“任性”，不如説是一種“不自由”，一種“後遺症”。

對此，倘有不服，可以嘗試讓痴迷買保健品的老人改變主意——我的意思是，這兩種“毛病”其實有相似之處，需要一些“同情之理解”。

電影《鋼的琴》劇照

調查中，不止一位受訪者表示，自己半生都在國企，單位就是生活的全部：家庭、親情……而在那一輪堪稱慘烈的東北國企改制中，他們不僅失去了工作，更有強烈的被拋棄感。也有很多人，因為對“大家”喪失了信任，更加覺到“小家”的可貴。

長期在國企內的職工，社會資源與人力資源都是非常貧乏的。他們的社會關係、工作能力都有很強的同質化傾向，在擇業中互相影響的程度很深。很多時候，“別人的選擇”比“自己能做什麼”更重要。

理性因素少了，感性因素就會多。非理性的選擇傾向還會“遺傳”，影響子女的擇業傾向。當然，也包括之前飽受詬病的，“東北年輕人熱衷於考公務員”。

其他地方也有國企，為什麼東北人“後遺症”這麼明顯？

一個可能的原因，是緩解國企後遺症，需要很強的外部因素作用。地緣所限，東北在開放和現代性方面，成了一個盲腸般的封閉區，尚不如雲南、廣西等地。近四十年來，中國主要的經濟發動引擎又在東南一線。這才是主要因果，而非相反。文化因素固然也會起作用，但考慮到東北經濟在解放前和建國後都曾經有過經濟上輝煌的時期，甚至在整個亞洲都舉足輕重，地緣的變化可能比地域文化因素更有決定性。

3

東北人的人口外流，是毋庸置疑的現實存在。

春節前兩天，一位外地返鄉的高中同學給我發來照片。凌晨3點，車站廣場上滿是出租和歸鄉的人。我多年前也曾經坐過這趟列車，不記得有這麼多人。最新的數據，老家是東北極少的人口顯著淨流入的縣級行政區。那些人口淨流出的地方呢？

很多問題，都出在這裏，包括養老金問題。

外流人口是一個極為龐雜的羣體。其中有一部分，是通過高考等途徑自然流出的人口。這是一個相對的恆量。

另一部分，則兩極分化。當年東北國企改制，造就了大量的的下崗職工，也生產了不少新富人。那些非富即貴的東北人，無論到哪裏，自己未必覺得遇到問題，通常來説，其他人也不會特別感知到他們的存在。

存在感最強的，是打工族和個體户。有不少人命運的轉折，都可以追溯到此前那一輪國企改革。

網上到今天還有帖子。前不久看到的一個，是説當年，一個下崗女工被劫匪搶劫，對方也是下崗的，兩個無望的人互跪而慟哭。

帖子真實性已不可考。但這還真不是賣慘。1998年時，我就是看到《新華文摘》上一篇報告，提及瀋陽一家三口每月靠50元過活，要每天到菜市場撿菜葉子生活。我認識的同學親友，就在世紀初那兩年，有死於所謂“刨錛黨’的榔頭下的。

這些過往，雖然並沒有在新聞熱點中佔據過重要位置，但是消化與陣痛的時間是漫長的。

作為東北人“出走”現象一個側面，是東北人長達二十餘年對“勞務輸出”不倦的追求。

達到什麼程度呢？雖然不至於家家有人出國，但肯定不止半數。在2011年，遼寧錦州一地，勞務輸出就達21萬人，而2014年該市户籍人口不過300萬。大約2010年春節我回東北，與同學騎車路過某鄉村，直覺人聲寂寂。一問才知道，青壯勞力幾乎全都“勞務輸出”，過年也不能回來團聚。

每次回鄉，我爸都會念叨起我的一位小學同學。他二十多歲“溜”到美國，多年後終於熬出身份。

我爸關注的點是，那位同學娶了個香港女博士。從小，我算“學霸”，那位同學是“學渣”。我父親多年以我為榮。似乎現實對他進行了再教育。

同期“出去”的其他人，回來選擇買地建房建廠等等。我那位小學同學，據説問起我，希望諮詢到上海買房事宜。自然像是成功典範。

大部分勞務輸出的人，沒有那麼大野心，無非幾年辛苦下來，在老家攢個房子。這種勞務輸出，其實在勞動技能提升上極為有限，我問他們，為什麼不考慮到沿海城市找一個更長遠的工作呢？

他們顯然覺得我這個問題沒有什麼回答的價值。

出國“勞務輸出”優先，成為一種盛景，導致今天的東北，隱然有“北方僑鄉”的模樣。伴隨的大量非法滯留，卻又讓很多東北地區因此成為出國高拒籤的地域。

當然，最近兩年，更為人關注的，是海南作為東北“第四省”成為熱點。信息量也很多，不必展開。

4

對選擇國內遷徙的東北人來説，主要的障礙不是“原住民”，是遷徙的門檻。

中國當然是一個統一市場，不過，在區域不同層次之間，是有差別的。一省內部，在勞動者權利、福利等各方面都比較均一。省際之間，有些差別和壁壘則相當大。人在省際間流動，如果考慮到户籍因素，有時真不比移民海外容易。即使在今天，很多城市已經要“搶人”，學歷等仍然成為篩選的工具。

這可以解釋為什麼勞務輸出在東北如此受青睞。國企改革造成了社會資源佔有的兩極分化。數據顯示，分化是全方位的。對那些沒有學歷，缺少社會資源的人來説，獲得出國勞務的機會，甚至獲得較長時間居留的可能性，如果比在國內有些城市遷徙的成本更低，可能性更大，工作環境友好程度也不差，如何選擇一目瞭然。

同樣，社保問題統籌解決也是必然。底特律經濟衰敗，加州人不至於因此對“底特律人”產生羣體偏見。即使不考慮勞動人口在工作地點交社保等因素，統籌也是對一些基本權利未能平權的贖買。只要還關起門來説話，一張桌上吃飯，這一點，實在沒有什麼可抱怨的。當然，不合理的地方不是沒有，比如東北一些職業或職務的退休人員收入高得不合理。但這一方面仍舊是户籍與體制壁壘的結果，同時，也不是一個地域問題——退休金高得不合理的羣體，在哪裏都不是多數。

5

被吐槽者需要被理解，吐槽者也需要被理解。對東北人的一些特點如“官本位”意識的批評，有同情理解的角度，也有無需同情的角度，都不為錯。我的本意，自不是想在本文中討論一種恆久普遍、無關痛癢，且多存在於茶餘飯後的“口水地圖炮”。

我奇怪的是，就像前面説蠶蛹的段子一樣：東北人的被關注，為什麼是這時候？

東北人向關內流動，不是始於改開之後。“抗戰”時期就不説了。建國後，在相當長時間裏，東北產業工人支援內地，甚至成建制內遷，是普遍現象。地處南方的很多廠礦，有些甚至形成了東北話的小小方言“飛地”。毫無疑問，部分由於廠礦大院存在一定封閉性，文化上更多呈現差異，談不上衝突。

就人口流動規模來説，今天東北人的流出雖然略有加劇，但流出人口的條件不會比1990年代下崗潮時更差，衝擊不會更強。假如區域文化乃至人羣性格存在缺陷，那麼，為何在那麼長時間裏（也是網絡時代的二十年），都沒有成為現象級傳播焦點？

有可能，“東北人出走後怎樣？”根本不是一個真問題。

就我所知，從文化乃至生活上歧視、排斥東北人的情況，其實並不曾規模化出現過。網上倒是爆出過針對“黃泛區”的歧視性招聘，結果是人人喊打。就算最近一些年，各地東北流出人口有所增加，但在各地，最草根的底層，以及體制內外較為精英的階層，都不見得關注這一話題。

對此話題真正敏感的更有可能來自一些中下層受過教育的人羣，也可以説是社交媒體最大的使用者人羣。在任何時代，這個人羣都有更強烈的身份認同意識。

文化身份認同的有意識強化，也不是僅對於東北人。在相當長時間裏，關於南方和北方之間的爭論，包括委婉的暗示（畢竟還是一種政治不正確），在社交媒體上從未缺席。從類似“崖山之後無中華”這類言論，到“節日是否吃餃子”“方言與普通話”的你來我往。

知識未必能帶來見識與胸懷，有些讀書人對於地域差異的強調，不僅來自文化優越感的需求。那種擰巴的觀感，就像看到自我標榜為自由主義者的美國人穿了一身3K黨的制服。

有些民間情緒，在經濟蛋糕很容易做大的時候，是隱性的。比如在歐洲，“反猶主義”一直都有，但只是在特定的時期才成為一種強烈表達出來的聲音。

蛋糕做得不那麼容易的時候，對於利益更為敏感，更容易“抓壞人”，找“替罪羊”。無論在哪一個尺度上，排外與經濟的不景氣往往如影隨形。而被排斥的人羣，幾乎一定面臨道德上的指控，比如懶惰、粗魯、暴力、危險、俗氣、愚蠢……

歷史上，絕大多數情況下類似標籤化指控，最終都被證明是謬誤的。一些人羣的特點被誇大，被道德化，其實更多是為了減少排斥情緒在道義上可能產生的負疚感。

也許一切都應該回到人本身，具體的個人。就像農村議題一樣，作為人的農民相對富足，比看到一個“亮麗”的農村更重要；移動的東北人的生活質量提升，比被束縛於某塊土地的身份更重要。很多問題是在發展中解決的，任何汲汲於地圖的“國民劣根性批判”，都未免顯得太小氣而短視了。

在中國這樣大的空間尺度內，文化區域的多樣性現實，一旦出現較大規模的人口遷徙，在世界其他地方，很難找出可供類比的先例。

歷史上曾經有過同樣規模的人口遷徙。放在較大的時空座標來看，也許沒那麼大不了。當年闖關東，東北成為容留之地，而今回返，不過像是歷史的一個大呼吸。

但是對具體個人，這是一個複雜甚至痛苦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