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撼長文：5000年來，中國為什麼能養活這麼多人口_風聞
心之龙城飞将-2019-02-10 23:18
“我們的節日”成為當下數字文明大時代對中華傳統節日和節慶文化的統稱。當我們興高采烈地度假過節、享用節日美食的時候，您會不會產生一個問題：我們的節日究竟是怎麼來的？
當除夕夜裏十二點鐘聲敲響的時候，您知道嗎，這是中國的北斗衞星定位系統授予的精確時間。那麼，北斗星座及其相關的天文概念又起源於何時？
您的孩子會不會問：今天我們為什麼還在過傳統節日？這些傳統節日究竟有什麼樣的文明價值？
中國傳統節日凝結着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承載着中華民族的文化血脈和思想精華，是維繫國家統一、民族團結和社會和諧的重要精神紐帶。
與西方文明、伊斯蘭文明不同，中華文明幾乎沒有神話英雄或宗教原教旨傳承的全民性節慶體系。從古至今，中國只有在事關農業生產和健康生活的重大節氣上才有全民性的祭拜或慶賀儀式，如春節、清明、端午、中秋、重陽、冬至等等，這些構成中國數千年傳承的文化節慶體系影響到東亞、東南亞各國。其中，立春作為新年伊始並協力播種的節氣，中秋作為收穫團圓的季節，對應成為兩個最為重大的節慶：春節與中秋節，這是構成中華民族最大人口基數的全民節日，而與此相關聯的區域性和民族性以及行業性和羣類性的節日和節慶文化多達數千種。
幾乎所有的文明都發源於對時空關係的總體認知和實踐達到了改變人類生活純粹依附自然的程度，這就是天文曆法誕生的必然性，構成文明創生和傳承的價值。天文曆法推廣應用中的節日與節慶文化就是這種文明價值的特有表達方式。
中華民族文化的血脈與真情通過節日這一形式得以永存，將人世間的悲歡離合、喜怒哀樂、美好期盼和吉祥祝願提煉成為萬古不衰的節日之魂。
中華文明體系的文化內容之豐富，非任何國家集羣或文明圈所能比。這種豐富性使得我們不能簡單地將中華文明的總體精神歸結為天人合一，毋寧説是《易》所闡發的三才合一，即天地人合一，也就是天道、地德和人文三位一體的和合精神。因為天與人是不能直接溝通的，如果要直接溝通必有人格化的神做天的代表，這就是公理化的宗教觀念。中華文明是世俗文明，其天道需要通過地德來表達，地德需要通過人文來實現，也就是説，在認知天道的同時，人類要通過遵循天道的勞動來獲取生活資料，這就是地德，地德的最大化就是保障日常生活資料來源的人文秩序，就是仁德人道的社會組織結構。
中華傳統節日的文明價值就是天時、地利與人和的和合精神，比任何宗教的最高邏輯範疇都要宏大，因而能夠吸收和包容各種宗教體驗的文化合理內容，具有現代文明和未來文明的構成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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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明之創生：天文曆法
考古發現，中華文明的天文曆法機制至少有6500年曆史。古今中外有天文曆法種類多達以千計，基本分為陽曆、陰曆、陰陽合曆三大類。中國古代曆法就是融合前兩者的特點，並輔以星象、物候的陰陽合曆系統。其制訂的準則有以客觀觀察到的太陽運動來編制日、年，也有以客觀觀察到月亮運動來編制月份並有月相的“朔望”和“旬”概念，共同組成季節和節氣，中華傳統節日由此產生。
近年來西方不斷有學者發現，中華古代文明與希臘羅馬文明有不同的思維方式和科學技術認知傳統，而中華文明在科學技術方面的基礎能力，對其獨特的文明體系具有非常良好的支撐功能。現在我們來看包含節日文化的中華時空觀念中最初的原創形態，這是由考古工作者發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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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明的原創形態
古今中外的天文曆法種類多達以千計，基本分為陽曆、陰曆、陰陽合曆三大類。中國古代曆法就是融合前兩者的特點，並輔以星象、物候的陰陽合曆系統。其制訂的準則有以客觀觀察到的太陽運動來編制日、年，也有以客觀觀察到的月亮運動來編制月份並有月相的“朔望”和“旬”概念，共同組成季節和節氣，中華傳統節日由此產生。
在中華文明起源之時，一大批考古證據表明：陰陽交匯的中國曆法及其時空哲學最早上溯到伏羲《易》產生的時代，距今7000至6000年。
河北張家口宣化遼墓壁畫。該壁畫繪於墓室頂部，其中彩色的二十八宿星圖，與唐代王希明的《丹元子步天圖》所記述的一致。
距今8000年前。我國考古發現屢見遠古時代的太陽紋圖案，其中最早的是：河南舞陽賈湖裴李崗文化遺址出土的陶缸外壁上，刻畫着“光芒四射”的太陽紋。
距今6500年前。在河南濮陽西水坡45號墓中，考古學家發現古人用蚌殼擺塑出了一幅天文星圖，其年代約為墓葬遺蹟包括彼此關聯的四個部分，這四處遺蹟自北而南等間距地沿一條子午線分佈，非常準確，完全符合東宮蒼龍、西宮白虎、南宮朱雀和北宮玄武的四象體系整幅圖像以及北斗星圖案與真實的星象位置完全吻合，斗魁、斗杓一應俱全。
中國天文學的傳統星象體系為四象二十八宿，並根據每個星座的形狀以動物來命名。西水坡墓葬中除北斗外，蚌龍、蚌虎的方位與二十八宿主配四象的東、西兩象完全一致外，所反映的星象位置關係與真實天象也相符合。這就是以北斗為核心的中華天文觀念的最早證據。這個時期是中華文明史上的“伏羲時代”或“易文化”時代。中國人以北斗星為核心定天象方位並與太陽運動時間相印證的最早記錄和證明，在世界天文學史上有重大意義。
中國唐代星象圖，描繪了在北半球所見到的夜空，圖下方為北斗。 距今5600年到5300年前，安徽含山縣凌家灘遺址出土了兩件含山玉版玉龜，這在中華科學文化史上有着特殊意義。玉版的八方圖形與中心象徵太陽的圖形相配，玉版上八等分圓的做法與冬至、夏至的日出和日落方位及四時八節有關，完全符合中國易文化的八卦理論。玉版四周的四、五、九、五鑽孔之數，與河圖洛書的易文化相合，證實了河圖洛書就是古天象圖和曆法實踐的解讀。
距今5000年前左右，鄭州大河村遺址，也出土了中國人形成天地和陰陽觀念的例證材料。第一，是雙連壺有實質上的陰陽卦象；第二，是這裏發現了最早的一夫一妻制墓葬，也叫陰陽合葬墓；第三，最重要的是這裏發現有天象圖案的彩陶片。圖案中有太陽、月亮、日暈、星座等圖像，這是我國目前發現最早的天文學實物資料：每個太陽圖12圈紋，很明顯表達了年分12月、日分12時的含義；月亮圖分三旬，就是上半缺的上旬、下半缺的下旬，中間是圓月的中旬，這就是陰晴圓缺的朔望月的花紋記載。
中華文明的創生就是這樣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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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明的生態價值基礎
此後，中國古代至少產生過102種曆法，但是其編制與實施基本上都遵從《易》的變化原理和邏輯模式，只是在細節方面有所不同而已。
《易》有太極，就是陰陽二儀合體，天為陽、地為陰；日為陽，月為陰等等。二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四象在方位序列中叫東西南北，在時間序列上就是春夏秋冬。方位四象代表太陽和月亮的位置與四季又分成八時：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並以十二地支來計算月份和時間，結合雲雨雷電和地貌變遷，產生了指導農事活動的十二節令：立春、驚蟄、清明、立夏、芒種、小暑、立秋、白露、寒露、立冬、大雪、小寒。
故宮博物院鐘錶館所藏紫檀北極恆星圖時辰節氣鍾。 同時，中國精耕細作的生態農業決定了對季節的繼續細分，於是四季八時十二節令不斷與物候知識體系相結合，進一步演化為二十四個節氣，這樣也與月相與旬的概念相融合。這些完全符合後來科學觀察到的天文地理以及生物節律的生態原理。
從距今4100年至3600年中產生的中國第一部節氣物候學著作《夏小正》，到漢代二十四節氣的完整形成並推廣到全國和周邊民族，中華傳統節日伴隨文明的創生和傳承，持續到了今天，並將在未來繼續構成生態文明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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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明之創世：觀象授時
觀象授時，這是中華政治文明的開端。回望遠古，中國大地上的人類先祖，為了生存，採集野果、狩獵鳥獸，於是開始了天文觀察與研究——此乃客觀曆法之起源。把這些天象、地貌、物候的變化記載下來用以指導日常生活，人文曆法就產生了。天文與人文的轉換與交融，曆法是第一成果。曆法就是空間中的時間標識，它是矇昧進入文明的基本標誌，曆法的科學性、合理性、人文性、普及性及其實踐有效性則昭示着文明的創立。
中華文明史的“黃帝時代”或“炎黃時代”，也可稱為“炎黃蚩尤時代”，這是中華文明的創世時代，開啓了中華文明的第一個盛世，堯舜仁治時代。
在中華文明的歷史進程中，“觀象授時”是一個具有根本性的文明成果。觀象：觀測天象，研究天體運行，這就是天道認知；授時：確定耕作、養殖與收穫的時節，規劃時間之用，這就是地德的實踐規則。觀象授時，就是天道與地德的結合，形成人文規範，複雜的社會巨系統由此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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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觀象授時”這一術語是清代學者畢沅首先提出來的，高度概括了先民在上古時期制歷依據天象的事實，逐步形成地調配年、月、日的歷法規律性。中國古代漫長的歲月都是觀象授時的時代。《尚書》《夏小正》《逸周書》《老子》等中華典籍裏都有對觀象授時這種文明體制和機制的記述。
顯然，文明創世時代中華曆法體系是相當成熟合理的。《易經》説：“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與天文相對，天文是指日月星辰和自然天道，人文是指社會人倫和生活方式。治國者必須觀察天道自然的運行規律，以明耕作漁獵的活動時序，化成天下是指通過觀象授時把用以保障生活資料來源的價值秩序，包括其效率機制和行為規範機制，推及全體民眾，不分種族、民族與信仰個性。
17世紀中葉，中國天文學的水平與歐洲相當接近。圖為今位於北京市建國門立交橋西南角的北京古觀象台，它是我國明清兩代的皇家天文台，上陳列有8架清制天文儀器。 6
觀象授時：中華政治文明的開端
在距今5000年至4000年前的黃帝及黃帝后時代，研究發現中原已經擁有了多民族聯邦型的國家機制，專設觀天象定曆法治農事的機構，向民眾提供觀察天象所定的時間體系，推廣種植、養殖和紡織技術，因而受到各族人的擁戴。這種“觀象授時”機制就是中國國家曆法公共服務體系的誕生，以至於中國傳統曆書的名稱就叫“黃曆”。
現存最早而又比較完整記錄觀象授時的典籍是《尚書·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意思是説：堯帝邀請羲氏和氏家族中之賢能者，崇敬天道，觀測日月星辰的運行，掌握其規律，以審知時間而建立曆法，傳授給民眾，便於農事。
“欽若昊天”就是敬仰天道、遵循天理。《周禮》歸納了具體的觀測方法與結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也就是觀測鳥、火、虛、昴四顆恆星在黃昏時正處於南中天的日子。
據後來天文史學者的研究，《尚書》所言與距今4500年至3500年前那時的實際天象相吻合，用以上方法作為劃分四季的標準，是比較科學的。
中國的母親河——黃河，雄偉壯麗、宛若龍形。 7
中華文明史上的第一個盛世
與黃帝時代相比，堯帝時代在更大範圍內精確推廣了這種時序方法，“敬授人時”，以其德治，春天東西和睦，秋天南北豐收，這種人文內涵，達成了後世史學家不斷讚揚的“家國一體”“協和萬邦”的景象，“化成天下”的節日和節慶文化的文明價值因此更為凸顯了。
也就是説，根據陰陽時序循環的天理，把握好現實社會中的人倫秩序和生活準則，以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等關係，使人們的行為合乎文明禮儀，不誤農時，避免戰亂，安居樂業，延年益壽，由此惠及天下各邦各族人民。“敬授民時”的意義無比重大。
《尚書》還説：“帝曰：諮，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鹹熙。”
這一段話意思是，帝堯説：羲氏和氏子弟，觀測天象，得知一年有366天，又以置閏月的辦法調配月與歲，使春夏秋冬四時不差，這就可以使得官員系統的治理行為有效，官民一體，取得各方面的成功了。
這就是中華傳統時序文化與節日文化的最早典籍記載，正是對中華政治文明開端的記載。
乾隆帝命宮廷畫師繪製的《萬國來朝圖》，畫中不只描繪了紫禁城中的元旦朝賀活動，而且着重刻畫了寧壽宮中乾隆抱着孫子，看放鞭炮，享受天倫之樂的場景。 8
從“人化”到“仁化”
現代科學證明，人與動物的區別不在於有無工具的使用能力，而在於組織協同能力高於其他動物界，如果文化就是“人化”，組織協同能力就是文化概念的核心要義，其結果必然就是“仁化”，從“人化”到“仁化”，這是中華文明創世傳世的基礎機制。
文明的標誌就是相當範圍的人羣發生了時空觀念合理化與共同化、勞動分工複雜化、社會結構分層化、溝通方式符號化等等的大協同形態，也就是説，文明的根本機制是組織協同的技術機制、規模機制、效率機制的集約化過程，這就必然出現國家形態，其基本的標誌就是有效統一的天文曆法。
回望遠古，中國大地上的人類先祖，為了生存，採集野果、狩獵鳥獸，於是開始了天文觀察與研究——此乃客觀曆法之起源。把這些天象、地貌、物候的變化記載下來用以指導日常生活，人文曆法就產生了。天文與人文的轉換與交融，曆法是第一成果。曆法就是空間中時間標識，它是矇昧進入文明的基本標誌，曆法的科學性、合理性、人文性、普及性及其實踐有效性則昭示着文明的創立。
在天地人合一的生態文明價值序列中，動物起到關鍵的中介作用。在天道認知中，中國人建立了以動物及其特性為命名的四象七組二十八星宿的體系，對應了以動物為標誌天干地支的時間序列，再對應節氣與農事人事的行為規範概念，構成完整的地德範疇。而在人文時間序列中，十二生肖赫然出現，作為中華傳統節日的領軍文化內容。
我們不得不感嘆，這是一個多麼完整而嚴密的生態邏輯系統。
大英博物館藏18世紀中國繪畫，畫家使用細膩的線條和用色，勾勒出了元宵節賞燈舞龍、熱鬧歡騰的情景。 9
中華文明之盛世：傳統節日
節日與節慶文化的形成、傳承與延續，在大一統文明的體制下，表現出中華文明價值的廣域化繼承與持續性發展。
今天，許多節日禮俗大多可以在先秦找到其萌芽狀態，而在漢代找到其源頭。
唐宋社會經濟、文化的繁榮，促進了節日文化的發展，其主要特點是：民俗節日從禁忌迷信的神秘氣氛中解脱出來，向禮儀性、娛樂性、養生性的方向發展，演變成為真正的良辰佳節。
盛世節日多，此言不虛。節日與節慶文化的形成、傳承與延續，在大一統文明的體制下，表現出中華文明價值的廣域化繼承與持續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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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節日文化的先秦時代
中華文明體系的天文曆法和節日節慶，最早建構於三皇五帝時代，這是中華文明的開創時代，從伏羲到黃帝，傳説或記載，説明了人與人、人與自然和諧關係這種文明價值的建構過程。最早的盛世建立在堯舜禹的傳説和記載之中，所謂“德布天下”，就是建立國家正義的基礎。而後的盛世建立在西周禮樂文明時代，就是孔子及儒家念念不忘的“周禮精神”。
據人口史學者的估算，西周人口2000萬左右，一個農民可供養8或9人；西周時期，中國的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的35%左右，周天子及其封建體制所構成的國家，在人口上為當時世界第一大國。蘇美爾、巴比倫、古埃及、古希臘、古波斯等文明體都沒有西周這樣的人口容納力。
中國節慶文化學者認為，就節日風俗而言，今天的節日元素早在遠古時代已經出現了萌芽，流傳至今的春節、上巳、端午、中秋、冬至等節日元素，先秦時代大部分已經形成。但區域差別很大，以周禮為基礎的禮數內容比較複雜，加上多種文化和風俗尚未充分融合，節日的多樣性和神秘性相結合的特徵比較明顯，節日習俗大都建立在民間鬼神信仰的基礎上，伴隨很多禁忌和附會的內容，比如年關躲避山魈惡鬼，上巳禊祓等等，又比如端午划龍舟在最初正是為了驅鬼。
經濟與文化的繁榮促進了節日文化的發展，民俗節日向禮儀性、娛樂性、養生性的方向發展。 11
大漢文明開創大一統的文明盛世
兩千年前大漢文明表明當時的中國既是科技大國，又是經濟大國，也是思想大國。大漢文明體擁有世界上第一所大學：太學。其時，春秋戰國時期出現的百家爭鳴傳統在持續，儒、法、道、陰陽、縱橫等各家人才均可做官，天地人合一的哲學具體化為政治哲學的開放與包容、公平與正義、和諧與平衡，成為大一統文明的價值基礎，沒有這些價值基礎，漢朝不可能有如此廣大的疆域和如此眾多的民族共享盛世節日慶典。
二十四節氣名稱首見於西漢《淮南子·天文訓》，《史記》完整地記述了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氣等概念的邏輯關係。
漢武帝太初元年，即公元前104年，天文學家落下閎、鄧平等人制訂了《太初曆》，吸收了節氣説作為指導政事、農事和健體養生的補充曆法，並規定無中氣之月，定為上月的閏月。
於是，中國主要節日如除夕、元旦、元宵、上巳、寒食、端午、七夕、重陽等都成為全民或全國性的節日。先秦時期的荊楚文化圈、巴蜀文化圈、吳越文化圈、齊魯文化圈、秦文化圈等，到漢代開始大融合。《太初曆》確立了以建寅月為歲首，為節日風俗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生機。儒家倫理道德觀念對節日風俗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今天，許多節日禮俗大多可以在先秦找到其萌芽狀態，而在漢代找到其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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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南北朝民族文化大融合
節慶文化學者認為，魏晉時期的民族大遷徙推動了民族文化的大交流，促進了節慶文化的融合。北方遊牧民族入主中原部分地區，帶來了節俗文化中那些雜技遊藝成分，如騎射、蹴鞠等。同時外來信仰的宗教生活方式與正統曆法節慶內容相結合，比如佛教的傳入使節日活動更加豐富多彩，如佛祖成道制粥舍眾，此傳説傳到民間以後，形成了非常符合養生原理的吃臘八粥習俗，於是十二月初八“臘八節”成為主流節日之一。
道教把陰陽觀念推崇到極致，便以奇數為陽，節日相關的內容多取奇數，為吉利的象徵，如一月一、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七、九月九。五月五又叫天中節，體現陰陽均衡之意。
還有魏晉玄學和清談之風對節俗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宴飲遊樂方面，如節日以高談宴飲、詩酒風流為慶典等，為這一時期的節日風俗增加了新的內容和活力。
江蘇連雲港將軍崖，遠古石刻遺蹟太陽圖。 13
唐宋盛世節慶文化的發展高峯
與唐高祖李淵同時代的伊斯蘭教創始人穆罕默德曾諄諄教導其信徒説：“知識雖遠在中國，必欲取之。”
大唐是中國最強盛的時期，也是第一個不用修長城的大一統文明時代。大唐文明的最大特點是城市化和城市生活，當時世界聞名的商業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國。除了沿海的交州、廣州、明州、福州外，還有內陸的洪州（江西南昌）、揚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甘肅敦煌）、涼州（甘肅武威）。首都長安和陪都洛陽則是世界性的大都會。
大宋是世界文明史的又一巔峯，經濟之富庶、科技之發達、文化之繁榮至今令人激動不已。農業、鐵器製造、造紙印刷業、絲織業、制瓷業、航海業、造船業、海外貿易、數學、化學、天文學等均領先世界數以百年計。
由此不難想象，中華節日和節慶文化在那些時代是多麼豐富和熱鬧。
據節慶文化學者研究，唐宋社會經濟、文化的繁榮，促進了節日文化的發展，其主要特點是：民俗節日從禁忌迷信的神秘氣氛中解脱出來，向禮儀性、娛樂性、養生性的方向發展，演變成為真正的良辰佳節。春節放爆竹原是一種驅鬼手段，此時全部變成了歡樂的音響；元宵節祭神燈火變成了遊藝觀燈看美女的活動；中秋節祭月變成了賞月思鄉談戀愛的佳時；重陽節由登高避災演變為秋遊賞菊的心曠神怡等等。在節日風俗的演變中，還增添了許多體育和文化娛樂活動，如放風箏、拔河等。節日內容日益豐富多彩，把節日民俗活動推向了高峯。
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為我們展示了一幅內容豐富的節日生活畫卷。辛棄疾的《青玉案·元夕》詞寫道：“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寶馬雕車香滿路。鳳簫聲動，玉壺光轉，一夜魚龍舞。蛾兒雪柳黃金縷。笑語盈盈暗香去。眾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這種看美女的心境描寫，讓今天的人們對於宋代元宵佳節的燈火充滿了無盡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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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明之特質：節慶文化
中國在鴉片戰爭之前，一直保持了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而存在。源源不斷來華經商、傳教的西方人士，都對當時中國的富庶繁榮、中國政治治理之秩序井然以及中國人的友善熱情、聰明能幹、彬彬有禮讚不絕口。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1552年~1610年）在其著作《利瑪竇中國札記》中寫他到中國友人那裏做客，參加了中國的節日活動，體驗了當時節慶場面的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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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明圈：中華節慶文化的世界性影響
據節慶文化學者研究，唐宋以後，節日的發展比較平穩，遼、金、元時期，融入了一些少數民族習俗。明清時期，節日風俗出現了三種變化：第一是更加講究禮儀性和應酬性，禮儀變成了禮俗。逢年過節，人們出於禮尚往來而互相拜訪送禮。第二是明代沿海經濟大發展，一些以個體農户經濟為基礎的節日風俗逐漸被人們所冷淡，如祭土地神的習俗逐步弱化，有些地區以灶王神作為社火的主神。三是遊樂性繼續發展，如元宵節觀燈，由宋代的五天增加到明代的十天，晝市夜燈，熱鬧異常。
明代以來，四大名著中成書較早的《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中的人物形象在節慶期間的活動和表演中大量出現，大大增添了節慶的戲劇內容和典故色彩。而清朝建立後，又增加了舞獅、舞龍、旱船、高蹺、秧歌、腰鼓等“百戲”活動。
燈籠為中國人的傳統節日營造喜慶的氛圍。圖為浙江省臨安市島石鎮楊家村，小朋友準備紅燈籠，迎接新年到來。 中國在鴉片戰爭之前，一直保持了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而存在。源源不斷來華經商、傳教的西方人士，都對當時中國的富庶繁榮、中國社會治理之秩序井然以及中國人的友善熱情、聰明能幹、彬彬有禮讚不絕口。
唐代已經開通海上絲綢之路，宋朝與世界上50多個國家有貿易往來，開始進入海洋文明時代，明清時期依舊保持文明交流的影響力。由此不難發現，今天東亞和東南亞的許多重要節慶文化與中華文明本體的淵源關係，比如越南的節慶大多可以追溯到漢唐時代傳入的中華節俗，日本的節慶主要來自大唐，韓國的節慶主要是明代的規範或禮數，因此有一些西方學者把中國與東亞、東南亞各國的文化集羣叫做“中華文明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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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外在華過年：中華節慶文化的震撼
我們饒有興致地讀到中國學者趙山林的一篇研究論文，詳細描述了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1552年~1610年）在其著作《利瑪竇中國札記》中寫他到中國友人那裏做客，參加了中國的節日活動，體驗了當時節慶場面的震撼。
據利瑪竇觀察，“中國人所有節日中最重要的、全國各教都慶祝的就是他們的新年，舉行慶祝是在第一個新月以及還有第一個滿月的時候。這後一天叫做燈節，因為家家户户都掛着用紙板、玻璃或布巧妙地做成的各種燈籠，點得通明透亮。這時候，市場上也到處都是各式各樣的燈籠，大家購買惹自己喜歡的樣式。屋裏屋外點燃那麼多燈籠，簡直叫人以為房子失了火。
此時晚間還有狂歡。一隊隊的人在街上耍龍燈，像酒神巴庫斯的禮讚者那樣歡呼跳躍，燃放鞭炮和焰火，全城呈現一片彩色繽紛的耀目景象。”
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春節，利瑪竇在中國友人瞿太素陪同下往鎮江，“去看盛大的民間表演活動”，繼而應南京禮部尚書王忠銘之邀，來到南京。
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像。利瑪竇在其著作《利瑪竇中國札記》中寫他到中國友人那裏做客，參加了中國的節日活動，體驗了當時節慶場面的震撼。 回訪之後，大人邀請利瑪竇神父到他府裏待幾天。他説他渴望邀他一齊觀看本年第一個燈節，由他的家人在晚上所作的奇妙煙火表演以及他們為幾個晚上安排的精巧的燈籠演出。這種非凡的表演是公眾慶祝活動常有的，其中並沒有迷信的痕跡，邀請被愉快地接受了。拒絕將是不禮貌的。尚書家人對他非常禮貌的接待和他所觀看的景象，使他感到驚異，超出預料之外。在煙火製造技術這一科學方面，南京超過了全國其他地區，或者也超過全世界的其他地區。
事隔多年，利瑪竇還愉快地回憶道：“中國人非常喜歡這類表演，並把它當作他們一切慶祝活動的主要節目。他們製作焰火的技術實在出色，幾乎沒有一樣東西他們不能用焰火巧妙地加以摹仿。他們尤其擅長再現戰爭場面以及製做轉動的火球、火樹、水果等等，在焰火上面，他們似乎花多少錢也在所不惜。我在南京時曾目睹為了慶祝元月而舉行的焰火會，這是他們的盛大節日，在這一場合我估計他們消耗的火藥足夠維持一場相當規模的戰爭達數年之久。”
可惜的是，有一批中外學者引用上面的話語，指責中國人四大發明之一的火藥只用於製造鞭炮，而不能發明槍炮，因而是落後的文明，殊不知這恰恰是中華文明的價值特徵：在中國古代任何可能具有重大殺傷能力的技術發明的出發點都絕不是用於戰爭的，清朝成功研製了火藥槍，主要用於打獵，參加打獵的軍隊才能裝備。因此，近代以前，中國發明已千年的火藥主要是用於生產和生活，火藥的大規模使用構成了中華節慶文化的技術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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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明之非遺：價值傳承
進入改革開放時期，在與西方文明交流互動的同時，中華傳統節日再次得到了恢復和國家的推崇、鼓勵與支持，這有兩個標誌，一是春節、清明、端午、中秋等與元旦、五一、國慶等一起列入國家法定假日序列。二是主要的中華傳統節日，包括全部少數民族的主要節慶文化列入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在內容上，非物質文化遺產本質上是作為文明可持續的價值指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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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節慶文化的傳承與延續
早在漢唐時期，外來宗教文化的進入和吸收，中華節日習俗中逐步包含宗教的禮數內容，尤其是佛教和伊斯蘭教的傳入，使得在中華大地上增添了新的民族節慶文化樣式，但並不影響主要傳統節慶文化的持續和發展。
西方文化在鴉片戰爭後大規模進入中國，到了民國時代，大城市的節慶逐步融入西方文化的特點。由於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傳播，聖誕節、感恩節等節日盛行於某些地區，但在城市平民區和廣大農村地區，中華傳統節日的規則和禮數得到嚴格地遵守。
新中國成立後，儘管中華傳統節日一度受到一定的干擾，但改革開放後，在與西方文明交流互動的同時，中華傳統節日再次得到了恢復和國家的推崇、鼓勵與支持，這有兩個標誌，一是春節、清明、端午、中秋等與元旦、五一、國慶等列入國家法定假日序列。二是主要的中華傳統節日，包括全部少數民族的主要節慶文化都被列入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平谷丫髻山春景。丫鬟山廟會是中國北方地區四大廟會之一。廟會是中國民間廣為流傳的一種傳統民俗活動，一般在農曆新年、元宵節、二月二龍抬頭等節日舉行。 19
什麼是非物質文化遺產
我們品讀一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定義：非物質文化遺產（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指被各羣體、團體、有時為個人所視為其文化遺產的各種實踐、表演、表現形式、知識體系和技能及其有關的工具、實物、工藝品和文化場所。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這個定義解釋為：各個羣體和團體隨着其所處環境、與自然界的相互關係和歷史條件的變化不斷使這種代代相傳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得到創新，同時使他們自己具有一種認同感和歷史感，從而促進了文化多樣性和激發人類的創造力。
這個定義本質上規定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簡稱“非遺”，是由各大文明圈組成的世界文明史傳承下來的人文活動內容，形式上包括以下方面：第一，口頭傳統和表現形式，包括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媒介的語言；第二，表演藝術；第三社會實踐、儀式、節慶活動；第四，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識和實踐；第五，傳統手工藝。
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中除了單獨的節慶文化，更多的是節慶文化中的表現和表演的內容，比如以各種節日為節點規模化演出的民間音樂舞蹈和很多用於節慶典禮的手工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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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遺：文明價值的指稱
在內容上，非物質文化遺產本質上是作為文明可持續的價值指稱。也就是説，具有世界文明價值或文明圈普遍意義的人文內容才是遺產，不具有文明普遍意義和不可持續的內容不能作為遺產，比如中國明清時期的小腳文化、非洲那些具有傷害性的割禮文化、食人族的食人文化等等，這些就是不文明或反文明的壞文化乃至於惡文化，絕對不能叫做遺產。
前些年日本有人企圖將二戰末期“自殺式襲擊的飛行員遺物”作為非遺申報，還試圖通過立法建立紀念性的節日。這類似於用食人文化的骨頭渣申遺，建立食人文化節，結果遭到全體評審專家的否定，連申報的資格都沒有。學者們認為，這種所謂的“神風文化”“玉碎文化”就是反文明的惡文化。
據有關資料稱，全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總和大約在120萬項左右，其中中國和世界華人羣體的非遺資源就達到了約87萬項之多，令人震撼。
中華傳統節日作為世界文明體系中最重要文化資源，其形成和發展到今天是一個長期的歷史文化的磨合過程，它在幾千年的形成發展過程中承載着最為豐厚的文明價值內涵，是官民一體與全部民族共同的價值表徵，在包括精神信仰、審美情趣、感恩寄託、倫理親緣、商品交換、生活習俗，乃至於在衞生防疫、醫療養生、荒政救災、扶貧濟困等社會發展的所有方面，都在節日活動中集中展示與傳承了中華文明體的深度文化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