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百年 伊人相逢胡不歸_風聞

今年是五四整一百年，百年既逝，對那場運動引起的中國政治及文化變遷，大可以作心平氣和的反思了。黑格爾曾感慨：古代希臘之於歐洲人有一種家園之感。他在論及希臘哲學諸賢時言語中每每流露出明顯的情感因素。希臘確是歐洲人或西方世界的精神家園。我們中國人自五四以來一直懷着景仰之情學習歐洲文明，卻不會懷有黑格爾那樣的情感，因為希臘不是我們的精神家園，那裏沒有我們的自在之鄉。站在歷史角度回望，五四是我們在精神層面的一次大規模出走，離開家園，決然遠行。這種從被迫到自覺的精神出走恐是西方民族從未經歷過的。然而出走的目的是什麼？今天看來，只是為了迴歸。

在文明的精神家園，有一個民族精神特質的由來，那就是生存態度。而生存態度的核心是基本的價值取向或生存理念。它與這個民族採用的社會制度密切相關。誠如希臘人對於自由、正義的追求與他們的城邦制度之間的關聯。中國歷史上經歷過三次重大的制度變遷，沿這條線索不難找到中華文明本初的價值與理念。第一次在殷周之際。周初統治者放棄殷商鬆散的諸侯聯盟形式，改採以宗法制為基礎的分封等級貴族制。大小君主多為姬姓子弟，是真正的家天下。第二次制度變革在周秦之際。秦廢除世卿世祿，建立君主制中央集權並官僚制。第三次在近代辛亥革命以後，廢君主制，漸形成中央集權的共和制。

在這幾千年的演變脈絡中，制度變化的核心走向是公進私退。《禮記》“禮運”篇起首描述大同理想：“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頗像是我們社會發展演變的預言。在這去私任公的進程中，第二個階段最漫長，從秦到清末。人們通常以為這一段是較第一階段更甚的家天下，因為專制皇帝大權獨攬。然而事實是，從一羣君主變成一個君主，充其量只算是半個家天下。政治的中堅力量是官僚士大夫羣體，他們是道德理念即道統的載體，也是掌控國家機器的真正主體。他們當中某些個體的不幸際遇並不能改變這一點。從道統角度看，皇帝也只是士大夫羣體的領頭人。科舉制使得士大夫羣體具有開放性，不致成為封閉的貴族階層，這對“公”的下一步進展很重要。經過長期的醖釀鋪陳，“天下為公”已勢在必然。在辛亥以後，不但君主制被廢除，我們社會也完全擺脱了世襲家族政治。而這種現象在某些國家仍打着民主選舉的旗號繼續演繹。

或有人説，共和制是外來之物。但若心中沒有，怎會選擇接受？心中有的東西是價值理念，即推動公天下實現的原動力，這個理念就是“仁”，它是“公”的實質內容。“仁”是對人與人關係的主張，也是人本身的定義。在這個概念下，人活在彼此聯繫中，且聯繫是主動的：“講信修睦”是也。人是處在社會聯繫中的倫理人，切斷這種聯繫的自然人則與禽獸無異。“仁”從家庭關係開始，不斷延伸這種倫理聯繫，以求將更廣大社會成員納入彼此相互關照、協力生存的範圍。“仁”的理念的自我實現，在外便呈現為去私任公，建立公天下。在這一過程，需要加入新的具體環節，以達成“仁”的不斷實現，五四便承擔了相關使命。五四的文化自我否定是假象，為的是轉身向外擷取“仁”所需要的新內容。所擷取的東西必定與“仁”有內在同一性，從而被這個最高原則所統御。借用佛學兩個概念，“仁”的理念是因緣，被它選擇攝取來的是作為其發展助力的增上緣。

試看五四所吸收外來思想的演變結果，它們幾乎都經過了一定程度的改造，為的是符合因緣需要。社會主義因與大同理想的契合，在被改造後加以接受，這便是如今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主義的人民主權原則被解讀為“人民利益高於一切”，與中國原有的民本思想接軌。而自由主義的人權原則看上去境遇不佳，但權利的觀念已被我們吸收。不僅寫在紙上，在心理上也已接受。只是接受的角度是，把它當做“仁”的一個發展環節，即關照到每個社會成員的合理需求。這種對個體的關注確是以前一直忽略了的。換言之，人權被改造成了人情。這種角度顯然與原教旨主義人權理論不相符。那種人權強調權利的自然屬性，帶有私法上物權的原始意象，即獨立性、排他性和對抗性。這在我們的倫理精神是無法接受的。

五四先賢對中國社會的現代化功不可沒，對於他們應該像對待以前所有先賢一樣予以禮敬。而對五四真正的歷史使命有所自覺已不容迴避，因為我們當中很多人誤把暫時的出走當作一去不復返，在持續流浪中備受文化衝突的煎熬。甚或把自我否定當成使命和真理，陷入文化自卑和依附他鄉的軟弱情結。豈不知，強烈的否定並不能去除心中的因緣，只會把它打入潛意識。而它在潛意識中聚集的巨大能量遲早會來反撲，奮力擊打意識之門。唯有將它解放出來，我們才能得到精神安寧。精神理念藴涵着歷史的客觀必然性，依託於必然性的思想才是堅定有活力的。精神家園本在每個人的內心，與家園和解就是與自己和解。田園其未荒蕪，胡不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