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百年 伊人相逢胡不歸_風聞
朱雀门外-人闲桂花落2019-02-11 16:30
今年是五四整一百年,百年既逝,對那場運動引起的中國政治及文化變遷,大可以作心平氣和的反思了。黑格爾曾感慨:古代希臘之於歐洲人有一種家園之感。他在論及希臘哲學諸賢時言語中每每流露出明顯的情感因素。希臘確是歐洲人或西方世界的精神家園。我們中國人自五四以來一直懷着景仰之情學習歐洲文明,卻不會懷有黑格爾那樣的情感,因為希臘不是我們的精神家園,那裏沒有我們的自在之鄉。站在歷史角度回望,五四是我們在精神層面的一次大規模出走,離開家園,決然遠行。這種從被迫到自覺的精神出走恐是西方民族從未經歷過的。然而出走的目的是什麼?今天看來,只是為了迴歸。
在文明的精神家園,有一個民族精神特質的由來,那就是生存態度。而生存態度的核心是基本的價值取向或生存理念。它與這個民族採用的社會制度密切相關。誠如希臘人對於自由、正義的追求與他們的城邦制度之間的關聯。中國歷史上經歷過三次重大的制度變遷,沿這條線索不難找到中華文明本初的價值與理念。第一次在殷周之際。周初統治者放棄殷商鬆散的諸侯聯盟形式,改採以宗法制為基礎的分封等級貴族制。大小君主多為姬姓子弟,是真正的家天下。第二次制度變革在周秦之際。秦廢除世卿世祿,建立君主制中央集權並官僚制。第三次在近代辛亥革命以後,廢君主制,漸形成中央集權的共和制。
在這幾千年的演變脈絡中,制度變化的核心走向是公進私退。《禮記》“禮運”篇起首描述大同理想:“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頗像是我們社會發展演變的預言。在這去私任公的進程中,第二個階段最漫長,從秦到清末。人們通常以為這一段是較第一階段更甚的家天下,因為專制皇帝大權獨攬。然而事實是,從一羣君主變成一個君主,充其量只算是半個家天下。政治的中堅力量是官僚士大夫羣體,他們是道德理念即道統的載體,也是掌控國家機器的真正主體。他們當中某些個體的不幸際遇並不能改變這一點。從道統角度看,皇帝也只是士大夫羣體的領頭人。科舉制使得士大夫羣體具有開放性,不致成為封閉的貴族階層,這對“公”的下一步進展很重要。經過長期的醖釀鋪陳,“天下為公”已勢在必然。在辛亥以後,不但君主制被廢除,我們社會也完全擺脱了世襲家族政治。而這種現象在某些國家仍打着民主選舉的旗號繼續演繹。
或有人説,共和制是外來之物。但若心中沒有,怎會選擇接受?心中有的東西是價值理念,即推動公天下實現的原動力,這個理念就是“仁”,它是“公”的實質內容。“仁”是對人與人關係的主張,也是人本身的定義。在這個概念下,人活在彼此聯繫中,且聯繫是主動的:“講信修睦”是也。人是處在社會聯繫中的倫理人,切斷這種聯繫的自然人則與禽獸無異。“仁”從家庭關係開始,不斷延伸這種倫理聯繫,以求將更廣大社會成員納入彼此相互關照、協力生存的範圍。“仁”的理念的自我實現,在外便呈現為去私任公,建立公天下。在這一過程,需要加入新的具體環節,以達成“仁”的不斷實現,五四便承擔了相關使命。五四的文化自我否定是假象,為的是轉身向外擷取“仁”所需要的新內容。所擷取的東西必定與“仁”有內在同一性,從而被這個最高原則所統御。借用佛學兩個概念,“仁”的理念是因緣,被它選擇攝取來的是作為其發展助力的增上緣。
試看五四所吸收外來思想的演變結果,它們幾乎都經過了一定程度的改造,為的是符合因緣需要。社會主義因與大同理想的契合,在被改造後加以接受,這便是如今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主義的人民主權原則被解讀為“人民利益高於一切”,與中國原有的民本思想接軌。而自由主義的人權原則看上去境遇不佳,但權利的觀念已被我們吸收。不僅寫在紙上,在心理上也已接受。只是接受的角度是,把它當做“仁”的一個發展環節,即關照到每個社會成員的合理需求。這種對個體的關注確是以前一直忽略了的。換言之,人權被改造成了人情。這種角度顯然與原教旨主義人權理論不相符。那種人權強調權利的自然屬性,帶有私法上物權的原始意象,即獨立性、排他性和對抗性。這在我們的倫理精神是無法接受的。
五四先賢對中國社會的現代化功不可沒,對於他們應該像對待以前所有先賢一樣予以禮敬。而對五四真正的歷史使命有所自覺已不容迴避,因為我們當中很多人誤把暫時的出走當作一去不復返,在持續流浪中備受文化衝突的煎熬。甚或把自我否定當成使命和真理,陷入文化自卑和依附他鄉的軟弱情結。豈不知,強烈的否定並不能去除心中的因緣,只會把它打入潛意識。而它在潛意識中聚集的巨大能量遲早會來反撲,奮力擊打意識之門。唯有將它解放出來,我們才能得到精神安寧。精神理念藴涵着歷史的客觀必然性,依託於必然性的思想才是堅定有活力的。精神家園本在每個人的內心,與家園和解就是與自己和解。田園其未荒蕪,胡不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