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閆肅,銘記新中國的文藝傳統_風聞
驱逐舰051-人民主体的历史和政治哲学。2019-02-11 12:28
前幾天看完了春節聯歡晚會,這些天細雨綿綿,我坐在卧室的燈下讀宋詞,突然想起了很多年前聽過的一首《江南情思》的歌詞:
“又到江南來,
江南春似海。
白鷺上青天,
紫燕繞花台。
小樓聽春雨,
綠草繡長街,
條條烏篷船,
輕輕搖擺 ……”
心動,用手機一查,這首歌詞的作者,竟是閻肅。

而那首歌,是1991年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上由黃霞芬演唱的。

今年的春晚——或者是很多年以來的春晚——無論怎麼説要表現中國傳統,體現文化自信,但似乎再也沒有這樣真正具有古典美的歌曲了。
中國有一部重播次數最多伴隨了一代代孩子童年的電視連續劇——1987年六小齡童版的《西遊記》,它的主題歌《敢問路在何方》,歌詞就是出自閻肅的手筆。
大音猶存,黃鐘已去。——閻肅同志在2016年2月12日逝世,到今天整整三年了。
他是新中國培養的軍隊革命文藝工作者的最傑出代表之一。
記得小時候和爸媽一起看《西遊記》的時候,他們都一致稱讚這歌寫得好,蔣大為也唱得好。但是看到片尾字幕“閆肅 作詞”的時候,他們都有點茫然地議論:
“這個閆肅是哪個啊?”
其實,爸媽那時經常哼唱的毛澤東時代的著名紅歌——歌劇《江姐》裏的《紅梅贊》和《繡紅旗》就都是閻肅的作品:
“紅巖上紅梅開,
千里冰霜腳下踩。
三九嚴寒何所懼,
一片丹心向陽開,向陽開。”
“線兒長針兒密,
含着熱淚繡紅旗,
繡呀繡紅旗,
熱淚隨着針線走,
與其説是悲,
不如説是喜。
多少年,多少代,
今天終於盼到你,盼到你。”
小學時,為了進行革命傳統教育,學校組織我們到市裏觀看過新排演的歌劇《江姐》。
演到《繡紅旗》這一段,看到那些被拷打得遍體鱗傷的革命者在敵人監獄的報紙上知道新中國成立的消息,簇擁在穿着藍布旗袍圍着紅圍巾的江姐身邊,一針一線地按照自己的想象繡起五星紅旗(這是歷史上的真實事件,當時渣滓洞獄中的這些共產黨員不知道五星紅旗的大星是在國旗的左上角,不知道四顆小星是呈扇形排列在大星的右下方,所以把大星繡在旗幟的正中間,四顆小星繡在四個角上——這面革命者心中的旗,至今還陳列在紅巖革命歷史博物館裏,將永遠和天安門廣場的那面旗交相輝映)的時候,我注意到:帶我們去看劇的平時那麼開朗大方的班主任老師,偷偷地在擦拭着眼眶……
《繡紅旗》的那句“熱淚隨着針線走,與其説是悲,不如説是喜”,閻肅最初寫的本來是:“熱淚隨着針線走,説不出是悲還是喜。”
身經百戰的羅瑞卿大將聽後,建議改為:“與其説是悲,不如説是喜。”
——這一改,大大提升了原詞的格調,改出了力透紙背的英雄氣。
記得湖南衞視紀念毛主席誕辰120週年的文藝晚會上,有一段鮑國安、張丹丹聯合表演講述毛主席一家人為革命生離死別的散文詩朗誦《為有犧牲多壯志》——建議沒看過的朋友去看一下——它的結尾是這樣的:
鮑國安:1959年,在楊開慧犧牲29年,毛岸英犧牲9年之後,毛澤東終於回到故鄉,並寫下了那首著名的詩篇《到韶山》:“別夢依稀咒逝川,故園三十二年前。紅旗捲起農奴戟,黑手高懸霸主鞭。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煙。”
張丹丹:“為有犧牲多壯志”——“犧牲”兩個字寫的多麼豪邁,那一刻心裏有多痛;
“敢叫日月換新天”——一個“敢”字,把多少風雲一筆帶過!
——你懂,你就會知道,“新中國”這三個字,有多重!

毛主席的“敢”字和羅大將軍的“與其…不如…”,實在是有異曲同工之妙:化悲為壯,外示從容,內藴英氣,一字千鈞,力撼乾坤。
真正感人的作品,並不是故意煽情賺眼淚,好像恨不得往你的眼睛裏撒胡椒麪一樣,而是在從容不迫中激起你心中的萬丈波瀾,讓你的血液由內而外地熱起來,讓你在不經意間萬感橫集,心旌搖動,情難自已。
例如,我一直覺得,描寫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的電影巨片《大轉折》裏最有震撼力的段落,是一個好似閒筆的情節:
影片接近結尾,毛澤東聽到千里之外的劉鄧馳騁江淮河漢經歷艱苦卓絕的轉戰之後傳來的捷報時,正在黃土高坡上和老百姓一起聽山西梆子《關大王獨赴單刀會》(原著是關漢卿)——伴隨着毛主席沉思的面容的,是熱烈的鑼鼓聲中,這樣高亢、火辣、激越的唱腔:
“大江東去浪千疊,
引着這數十人,
駕着這小舟一葉,
又不比九重龍鳳闕,
可正是千丈虎狼穴,
大丈夫心烈,
我覷這單刀會似賽村社。
(白)好一派江景也呵!
水湧山疊,
年少周郎何處也?
不覺的灰飛煙滅!
可憐黃蓋轉傷嗟,
破曹的檣櫓一時絕,
鏖兵的江水,猶然熱,
好教我情慘切!
(白)這也不是江水。
(唱)二十年流不盡的英雄血!

——劉鄧部隊十萬健兒“大將南征膽氣豪,腰橫秋水雁翎刀”的英雄氣概和挺進大別山的歷史意義(國共從1927年開始對戰,到劉鄧大軍1947年突入中原舉行戰略反攻,正好20年,兩黨力量的強弱對比,到了這第20年,終於發生了天翻地覆的扭轉),在此不着一字,卻又得到了最為酣暢淋漓而又意味深長的表現。
那個時候的革命文藝作品,無論是小説戲劇還是影視歌曲,不但有着鮮明的導向和恢宏的氣勢,而且總是這樣運用中國古典文學中“賦、比、興”的手法,從容鋪陳,縱橫捭闔而又千迴百轉,一唱三嘆,以小見大,推波助瀾,層層寫意,曲盡其妙,達到神完氣足,奇崛磅礴的史詩般的藝術效果。
閻肅的創作也是深得其中之妙的。
他的作品裏有一首我非常喜歡的《前門情思大碗茶》,是以一位老北京的從海外歸國的孫女口吻寫的,第二段歌詞如下:
如今我海外歸來
又見紅牆碧瓦。
高高的前門,
幾回夢裏想着它.
歲月風雨,
無情任吹打,
卻見它更顯得,
那英姿挺拔。
叫一聲杏仁兒豆腐,
京味兒真美。
我帶着那童心,帶着思念嘛
再來一口大碗兒茶。
世上的飲料有千百種,
也許它最廉價,
可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它醇厚的香味
直傳到天涯?
它直傳到天涯。
這首歌的主題其實是宏大的,是寫的老北京幾代人的故園之情、家國之情,對歷史和傳統文化的一份深厚的感情,然而閻肅仍然像寫《紅梅贊》那樣,託物寫意,娓娓道來,徐徐唱嘆,感情真摯而抒發得有韻味,有節制。匠心獨運而渾然天成,毫不做作。
總感覺閻肅是一位深情的人,而且是一種有着中國古典式深情的詩人。
他寫每首歌詞的時候,似乎都是先讓自己沉浸到某種古典式意境中去了:
《紅梅贊》不用説是借用了“歲寒三友”的古典意象;
《敢問路在何方》,則是一種征途漫漫,曉行夜宿,類似唐人邊塞詩“走馬西行欲到天,辭家見月兩回圓”的遼闊蒼茫,剛中有柔的意境,結果“你挑着擔,我牽着馬”、“一番番春秋冬夏,一場場酸甜苦辣”這樣的詞句就自然湧現了;
又比如《江南情思》,則是一種故地重遊,走進杏花春雨的意境,中間明顯受到了白居易《憶江南》、杜甫《絕句》等詩歌意境的影響,尤其第二段的“一別江南,匆匆多少載。望斷千里,夢魂常徘徊”,是那樣讓我們想起白居易的詩:
“曾栽楊柳江南岸,
一別江南兩度春。
遙憶青青江岸上,
不知攀折是何人。”
再比如《前門情思大碗茶》,裏面是與《江南情思》的嫵媚多姿纏綿柔美很不同的一種雄渾、蒼勁、樸厚的意境,而寫到第二段“海外歸來”,就帶出了“少小離家老大回”、“一壺濁酒喜相逢”的細膩悠長的一份鄉愁,但吃完了杏仁豆腐嘆一聲美,又叫上大碗兒茶,卻還是透出屬於北方古都、北方人民的那份“虜酒千鐘不醉人,胡兒十歲能騎馬”的豪爽、豁達。

類似的例子,在閻肅的創作中是舉不勝舉的。
能夠把古典文學的意境和手法與現代革命的、軍旅的、愛國的、都市的種種題材結合得如此緊密而不落痕跡,風姿各異,這是閻肅歌詞創作的一大特色,也將會是他的作品的永恆魅力之一。
但毋庸諱言,我們這個時代的抒情歌曲乃至整個文藝正面臨着一種尷尬。
我們這個時代,除了寫個人“小我”的愛情之外,真正的抒發“大我”之情的政治類、社會類、文化類抒情歌曲其實並不多,質量也不如以前好,原因一是“無情可抒”,一是“不會抒情”。
閻肅創作的這些抒發“大我之情”的抒情歌曲,古為今用,風調獨絕,應該説很好地解決了“如何抒情”的問題,對那些“有情可抒”但“不會抒情”的詞作者,會是一個經典的參照;
然而更根本的問題在於“無情可抒”。——這卻是即便閻肅這樣的優秀的詞作家也無法替我們解決的了。
在毛澤東時代,幾乎所有人都是“有情可抒”的:
人民公社的社員會唱“社員都是向陽花”、“毛主席是咱社裏人”,因為他們確實有走集體化道路共同富裕的自信;
石油工人會唱:“我為祖國獻石油”,因為他們確實有為當家做主人,為社會主義工業化貢獻力量的豪情;
“五十歲的老司機”因為第一次開上了國產的“解放牌”卡車,會這樣唱:
“看一看儀表上的中國字兒呀,
按一按小喇叭呀,
清脆又嘹亮呀。
這聲音哪叫得我呀,
眼發濕呀心發慌呀,
腳亂動手亂忙啊。
也不知道國產汽車有股子啥力量,
喲呵嘿 嘿!
弄得我一輩子我頭回這麼緊張啊! ”

就連到鄉下賣生活用品的貨郎,看到農村面貌的變化,也會邊走邊唱:
“送貨不怕路途遠,
翻山越嶺過大河。
站在橋頭四下望,
是珍珠瑪瑙掛滿坡。
苞米棒子金閃閃,
高粱帶點紅似火,
大豆結莢的裏嘟嘍蜜,
氣死風的穀穗壓彎了棵。
水庫的鯉魚直打漂,
咕呱亂叫那是鵝。
青堂瓦舍南山下,
哎,那是啥時候又添了一個變電所哎。
貨郎我越唱越高興哎,
腳底板嗖嗖嗖好像登上了摩托車。”
——我的父母明明對《紅梅贊》等歌曲耳熟能詳,卻一直不知道它們的作者是閻肅,一個重要的原因,可能也正在於:那個時代大家普遍在乎的是一個“大我”,所以很多人對於這些歌曲作品,也只是籠統地知道它是“黨”的,是黨所領導的文藝工作者創作出來歌頌革命鬥爭,歌頌社會主義和勞動人民的。
但現在呢?我們的流行歌曲幾乎百分之百隻有一個題材:愛情。
愛情不是不可以寫,而且本來也是一個很好的題材,但是,離開社會生活的愛情,就像折下來放在水瓶裏的乾花一樣,實在是沒有多少鮮活健康的東西可以寫的,於是就只好寫一些畸形、病態、妖異的“愛情”,要麼是一種蒼白的、毫無血色的“虐戀”,要麼是是一種嗲聲嗲氣、裝傻、賣傻的“萌”、“純情”。
至於普通人的生活,我們是否能寫個《股民歌》、《房奴歌》、《留守兒童歌》、《空巢老人歌》……呢? ——各行各業的普通人,在他們日常工作和生活中,還有多少屬於“大我”的豪情可抒呢?
在毛澤東時代落幕之後,閻肅的歌詞創作,除了一般性地抒發對祖國壯麗河山和歷史文化的感情,唯一能寫到的現實中的身份和現實中的活動,就是軍人及其生活——軍人好像是我們這個社會唯一能讓大家相信還有屬於“大我”的情懷的一類人,而其它身份的人包括工、農、學、商所做的一切,似乎大家都已經認為純粹只是為了混口飯吃而已。
閻肅可以説是幸運的,一是因為他是軍隊的文藝工作者,他可以一心一意地寫他衷心熱愛的軍人和軍營,實際上可以避開我們所説的這種“無情可抒”的困境;
二是因為在我們這個實在太缺乏“大我”的情感認同的社會,很多人哪怕自己不是軍人,也寧肯到軍旅文藝作品中去尋找自己的那種愛國情感的寄託——儘管這種情感其實也已經日益單薄和抽象了,對很多人來説,也許只是一句“風沙太大”、“淚目”的自我感動的喟嘆,而很難看出這和自己整個真實生活的聯繫——因此,閻肅的作品會越發引起他們的熱愛和共鳴。
然而我們卻不可能迴避這一問題:
現在的中國人怎樣做到除了個人的愛情、親情之外,還“有情可抒”?
現在的中國人怎樣才能夠重新建立與自己的日常生活、工作、職業相關的“大我”認同?
閻肅不能解決這個問題——恰好相反,只有解決了這個問題,我們才能不只是紀念一個閻肅,而是擁有千百個新的閻肅。
而如果不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將要面臨的困境,決不是少了幾首膾炙人口的歌曲那麼簡單,而是社會凝聚力的逐漸喪失。
閻肅和毛澤東(以及那個時代的很多文藝工作者)一樣,用自己的創作實踐證明了:中國古典的文學傳統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色革命傳統,是可以完美結合,形成新中國特有的大氣磅礴而又明暢優美,紮根人民的文藝傳統的。
今天的課題,是怎樣根據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實踐,創作出更加豐富、深沉、激越,大氣,而又讓人不犯“尷尬症”的作品。
我相信,閻肅等同志所代表的新中國文藝傳統,儘管並不是完美無缺、不可超越,或是無敵萬能,包打天下的,卻仍然是一份值得珍視的遺產,仍然能給我們巨大深刻的啓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