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慢與偏見：被批的王朔，和批金的王朔_風聞

（首發於公眾號：九鴉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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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早上看到有人再次將王朔批金庸，金庸回王朔的文章發出來，很覺得好笑。

發文的人既然自稱從不看金庸，那他的觀點其實已經很明確，所以那一句“你們怎麼看”，就應是援引同道之意。

不看金庸，而厭金庸，這當然是你的權力，但若還非要厚此薄彼，拉贊助，亮優越感，這就很沒意思了。人家王朔好歹是看過，看不下去，才噹噹放炮，把金庸判為四大俗之一的。

先是不屑，後是看不下去，再只看一點，就給人判刑，這已經不妥，而始終不屑，不看，就跟着判刑，這顯然就是劊子手的行徑，只管殺人了。

王朔批金庸，未必全錯，但像他這樣的大作家，居然跟我這樣的小毛猴一樣，有些話完全不是站在文學批評的角度，這就也很沒意思。再加上他後面竟還要再來上一文，表示自己跟金庸無冤無仇，這就更加沒意思。

王朔判金庸為俗、大俗，那他就是雅、大雅，那麼他那四大雅是什麼呢？一是新時期文學，二是搖滾，三是北京電影學院的幾代師生，四是北京電視藝術中心的十年。

新時期文學和北影師生不好評説，但搖滾好像也不是很雅的種類，至少在以前不算很雅，而那北京電視藝術中心，當然就是那十年經常翻拍王朔作品的機構，這不就是咱家的意思嗎？

這如果再算上王朔是新時期文學的代表，王朔就更顯得是王婆一家，可是你讓我們這些既愛看你，也愛看金庸的人怎麼辦呢？我們到底算俗算雅？

只看你就雅？某媒體平台還説天天看它就不缺零花錢，還能養老公了呢。

2

王朔批金庸，是從美國回來以後，他那時曾大放豪言，説是要連寫十部長篇，那聽上去就像他去了一趟美國，已經化身為一串豆角一般，太陽一曬，就噼裏啪啦。只可惜他後面只出了一本《看上去很美》，就漸漸看上去不美了。

小説的衞星沒有放出來，王朔不久就轉移陣地，開始在網上亮劍，那段時間，他批的並非只有一個金庸。魯迅、白巖松，那些個頭角崢嶸的人，他一個也不放過，那口氣，分明都是“我是你爸爸”的口氣。

王朔這些批評，如果換在他大紅大紫的時候，還可理解為痞氣側漏，而這偏偏出現在他風華不再的時候，自然難免會被人視為氣不順，有自我標榜、炒作之嫌。網上當年因他引發的那場很不文學的大論戰，卻就是這樣造成的。

王朔把文學批評引向了道德批評，大眾也還以道德評判，我們的事一般總會這樣終結。

那時的王朔，大概忘了他早年的遭遇了，他的批金，其實跟人家批他，都是一個路數：傲慢與偏見，以及靠批賺名利，養活一大家。

這算得是一種吆喝文化。有時候就好像説，你要是不夠漂亮的話，那就去抨擊別人好了。你把別人或世界説得很髒，那你在人們眼中就有了思想。

上世紀90年代初，王朔曾經參加過《小説界》在上海六大賓館之一的衡山賓館，舉行的一次授獎，那是他第一次獲獎。海派作家淳子曾説，離主席台不遠的地方，圍着一圈上海作家，他們的中心是王安憶，他們並不去理會別省的作家，意思是把人家作了“外省人”的。

那場儀式完畢，竟沒有一個人向王朔祝賀，王朔嘿嘿笑着，天知道那是一種怎樣的冷落，怎樣的感覺。

當年的王朔曾經很尷尬，他也給中國文壇帶來了尷尬，93年隨着王朔現象的形成，文壇分成兩極，不管是批評還是讚賞，都曾那麼激烈。

這就像陳獨秀當年與林紓的白話、文言之爭一樣，陳獨秀表示絕不留討論餘地，林紓則呼籲“偉丈夫”出來把提倡白話文的人斬盡殺絕。這也像魯迅對國文的憤激一樣，青年人要不讀中國書，只讀外國書。這無非都是一個大背景下的需要，加各陣營的觀念、情感而已。

當時的王朔太火，你不關注不行，關注也不行，誇不是，批也不是，不説還好，一説就得有立場，就可能過，輕重都難掌握，説好説壞都會招致風波，那絕對是轉型期的一個大難題。

這其中最支持王朔的，無疑是王蒙。王蒙那篇《躲避崇高》，是當時的一篇著名頌文，因為他其時剛剛從一場筆墨官司中掙脱，卻又無法對簿公堂，所以有人曾説，他是借王朔澆心中塊壘。王老師其實是早不“崇高”了呢，他年紀雖大，卻與時代同步，都在消解某種過重的使命感。王朔帶給他的，是跟我們一樣的宣泄。

王蒙的文章發表於93年一月份，它就如首發一槍，引來了無數子彈。

中庸者認為這只是一種市民文化而已，不值得大驚小怪，他們只在文化類型背景下探討，而反對者則認為，這種調侃一切，嘲笑一切的態度，是在消解偽崇高的同時，也毫不猶豫地嘲弄人類的一切價值觀念。

他們不但把這稱為“曠野上的廢墟”、“玩文學的”、“寫字兒的”，也哀嘆中國文學，“比商品更商品了……一邊‘炒’，一邊投機”，是金錢化、利己化、實用化、世俗化等社會文化現象的集中體現。

還有人説：“他們（王朔筆下的人物）已經徹底失去了自尊，乾脆自卑到底成了無賴。這是他們的低劣素質和人性本能所決定的，不扳倒一切有價值的、尊貴美好的東西，他們怎麼能獲得心理平衡？”；“這隻能算作是一種卑下的孱弱的生命表徵。王朔正是以這種調侃的姿態，迎合了大眾的看客心理，正如走江湖的賣弄噱頭。”……

總之這場筆戰，真正圍繞的是崇高與庸俗、人文與商業、高雅與通俗，當時誰都沒贏。而現在，庸俗雖然仍舊在批，但崇高基本不講了，人文精神雖然仍在提倡，但商業基本也擁抱了，通俗文學、高雅文學就更不再是什麼大問題，所以照我看，這大概是王蒙和王朔贏了。

勝者為王。

3

王朔號稱“當代文壇的第一個個體户”，他是既具有文學性，也商業氣息濃厚的，他的自覺與主動，有很多證明。

他海軍退役下海經商，倒騰過電器，開過飯館，具有一定的商業經驗，這種經歷使他很早就開始重視金錢，產生了新的價值觀念和文學觀念。對金錢的重視和對價值的消解，不僅存在於他的作品中，也存在於他的自述中，這一點他絕對不裝。

“79年我們幾個朋友一塊兒去廣州，倒磚頭式的那種錄音機……《橡皮人》裏寫了點兒這種經歷。到了廣州一看，小説誰看呀，78年那會兒小説已經很火了……”

“那會兒動不動就轟動一個作家，動不動就轟動一個作家。可是我到下面一看，在金錢面前，全傻。我是個拜物狂，那種金錢的東西我很難拒絕，我看有錢比什麼都強。”

小説家在八十年代，是一個非常時髦的職業，那時的中國人，也正在既猶疑又急切地衝向票子，王朔的寫作，就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開始的，他算是弄潮兒。而他經商失敗的那段經歷，就只有使他更加“逆反”。

“我經商完全失敗了，有段時間我們很拮据。北京有的飯館是吃完結賬，每在這種飯館吃飯我總要提心吊膽，生怕吃冒了錢當眾尷尬……

後來，我們連快餐店也不大敢進了。沈旭佳是個馬大哈，什麼東西都丟，那年冬天，在北京展覽館劇場後台洗澡，皮衣、手錶都讓人抱走了，從攤上買了件舊的短大衣穿上，臉灰灰的像個受氣包。

我則穿着她練功穿的絨衣和破軍大衣滿處晃。兩個人都沒手錶，上街要看時間，就邊走邊歪頭去看行人甩擺的手腕。

那時我真是一天只吃一頓飯，每天貓在家裏寫稿子，希望全寄託在這兒上了。”

一個有強烈的金錢慾望的人，還處在這種境況下，那他對寫作的企圖肯定是很特殊的。這再加上特殊的商業價值觀，蔑視一般精神價值的傾向，和獨特的個性，於是王朔就逐漸形成了自己的風格：

頑主加生意人，《一點兒正經沒有》、《千萬別把我當人》、《浮出水面》、《過把癮就死》……

書名就透着不羈、反價值、驚世駭俗，但王朔並不只是靠這個來吸引眼球的，他一般還有很明確的商業策劃。

“我的小説是衝着某類讀者去的。《空中小姐》、《浮出水面》還沒有做到有意識地這樣，它們吸引的是純情的少男少女。

《頑主》這一類就衝跟我趣味一樣的城市青年去的，男的為主。

後來又寫了《永失我愛》、《過把癮就死》，這是奔着大一大二女生去的。

《玩的就是心跳》，是給文學修養高的人看的。

《我是你爸爸》是給對國家憂心忡忡的中年知識分子寫的。

《動物兇猛》是給同齡人寫的，給這幫人打個招呼。”

“（《編輯部的故事》）跟《渴望》差不多，就想讓老百姓做個夢玩。《渴望》是給中年婦女看，《編輯部的故事》是給小青年看的。”

“《編輯部的故事》毛病多了，從語言到結構，比不上二流小説……但是，就通俗的電視肥皂劇這種喜劇形式而言，它實在沒的可比，是第一把。”

針對不同的讀者、觀眾，不同的年齡、性別、心理、情感、口味，迎合大眾，打造商品，一會兒東方言情，一會兒好萊塢犯罪風，一會兒社會諷刺喜劇、情感劇、肥皂劇，這正是王朔貼近大眾，斬獲甚豐的主要原因。

當然，他也是足夠聰明，文采出眾的。他嘲弄社會，反叛價值，卻不對抗秩序，就是寫犯罪和黑社會，也是嘲弄色彩之下有温情，有懲罰，有和解，這就使他不但不會招致讀者不滿，還能夠提供一種特別的宣泄和快感。

他贏得了讀者和觀眾，也就打敗了所謂的主流批評。

4

王朔生意經下的寫作，風格多變，內核不變（諷刺、調侃、消解、玩世不恭，但不超越大的價值尺度），他後來製造《渴望》，甚至還曾刻意學習這種情感劇的套路，使勁把能夠想象出的各種苦難都堆積到劉慧芳身上，以賺取大眾的眼淚，可見他這個頑主，其實是真誠、善良的。

商業的真誠和根本無法太壞的善良。

而至於他為什麼總要跟知識分子過不去，他也説的很明白。

“我沒念過什麼大學，走上革命的浪漫道路，受夠了知識分子的氣。這口氣難以下嚥，像我這種粗人，頭上始終壓着一座知識分子的大山。

他們那無孔不入的優越感，他們控制着全部社會價值系統，以他們的價值觀為標準，使我們這些粗人掙扎起來非常困難。只有把他們打掉了，才有我們的翻身之日。

而且打別人咱也不敢，‘雷公打豆腐，揀軟的捏’，我選擇的攻擊目標，必須是一觸即發，攻必克，戰必勝。”

這話雖是調侃，卻有很大的真實，不但有社會真實、王朔經歷的真實，也有他心態的真實，就像《一點正經沒有》裏劉會元説的那樣：“別人瞧不起咱也就算了……但咱不能自個瞧不起自個”。

“多餘的人”自有找平衡的方式，只不過認為這是要“扳倒一切有價值的、尊貴美好的東西”，以獲得心理平衡，這就過了。

只能説，王朔對別人的批評、批判，不那麼純粹，一旦在某種時候，上升到“卑劣的謾罵”，那就很可能動機可疑罷了。

當年“文化”和別人加於他的，他又加於“文化”和別人，這似乎説明，王朔成名之後，也有了某種優越感，敵人愛上敵人，他成了他原本反感的那種人。由被人俯視，到俯視別人，甚至還可能有別的動機，再加王朔小説跟他判定的四大俗：四大天王、成龍電影、瓊瑤劇、金庸武俠，其實都既很高卓，又都有很娛樂、通俗、商業的一面，所以大家誰説誰俗，誰瞧不起誰呢？

不同的類別，不同的功用，各有各的亮點，各有各的弊病，這不是關公戰秦瓊，就是自己打自己，這麼多年過去，還要再拿出來説，拿出來問，顯然不是不瞭解這段公案，王朔作品的性質，就是因為同樣的傲慢與偏見，做了套中人。

文 | 九鴉

圖 | 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