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政府主義者“叫停”流浪地球？那些“恨球黨”們居然是認真的！_風聞

《流浪地球》上映之後，不出意外的好評如潮。實話實説，好評一方面來自作品本身的呈現效果以及，本人分析過的，精神內核方面的獨特色彩，另一方面也實在是中國的文化界貧乏程度太高，以至於優秀的文化產品被捧成了中國科幻的“巔峯”。

不過，這可不意味着流浪地球可以被隨意批評、攻訐乃至“叫停”。最後這個詞彙出自一篇神文《為什麼<流浪地球>必須被叫停》，其中作者像自説自話一樣插入了大量學術詞彙，痛罵一遍電影、劉慈欣乃至社會主義之後，意猶未盡的繼續批判科技、工程師和“邪教末世論”。最終的結論？劉慈欣是邪教頭子，控制了一大羣人；這羣人活得越好，他們就越不開心；劉慈欣受歡迎，證明這個國家被愚昧統治；他們要用社會戰爭的方式，砸爛我們的狗頭。

奇文共賞：為什麼《流浪地球》必須被叫停？

應當説，這篇文章裏面時時透露出的對農民、對羣氓、對“網絡賤民”、對農民工、對理科生、對中國人的優越感，本身反映出作者掙扎於這個“必須與這些人共處一室”的難解痛苦。或許正因如此，作者在最後三段強烈的把“豬”這個詞拿了出來，並且大喊“砸爛狗頭”。

不過我們還不能把這位值得同情的神經病作者簡單視為一個偶然發瘋的個體。事實上，這位作者同時“榮膺”百度貼吧無政府主義吧主，經營着一個“安那其主義的理論陣地”。這位作者引介了一些無政府主義的著作，並形成了自己這套“具有戰鬥性的理論”。也就是説，在作者背後還有相當一個羣體“羣策羣力”，形成了無政府主義互助小組，在展開“學術研究”的同時試圖“改造世界”。下面簡單摘取幾位作者“朋友”的言論，看看各位能不能看懂他們在説什麼。

這些人都瘋了嗎？並不是的，**他們這種運用文字的方法叫“間離化”（defamiliarization）。**略懂英文的朋友們肯定看得出這説的是怎樣一種效果：運用常人不熟悉的方式描述常人司空見慣的現象。間離化這個詞彙本身是布萊希特引用“異化”概念的時候創造出來的，和馬克思的異化並沒有什麼關係。把這個現象放到這位作者和他的朋友那裏，你就能明白他們為什麼這麼做：“人為的與自己熟知的東西疏遠，從而在表面上看這些事物突然變得非同一般，這樣就能打破人的常規認識，引發深思，從而加深或顛覆傳統的理解”（布萊希特，《辯證法與陌生化》）。

**用更淺顯的語言翻譯一下，就是不説人話，抽取共性，引人反思。**這是學術研究中常用的一種手段，比如筆者這篇文章同樣會下意識的使用很多書面語和概括性的概念，也是方便我自己歸納，引發大家思考的一種方式。但是間離化的嘗試絕對不能無窮無盡。我這篇文章哪怕寫的再“古板”，也不能把各位當傻子忽悠；哪怕充斥着我自己的學術毛病，也不能扔出一個又一個概念，轟炸的各位暈頭轉向。

但對於這位作者以及他背後的無政府主義支持者來説，一切就並不奇怪了。摘取一位同情這個作者的網友評論，“現代政治轉型後，言説這種特殊的行動就取代了其他的行動，佔據了現代人的大部分活動”，換言之，在這些無政府主義的同情者看來，言説成為他們政治活動的最重要工作，發明一套能夠將普通人區別開的話術，成為傳播他們思想的主要方式。

那位值得同情的作者之所以花費大量時間翻譯國外的無政府主義著作，並加上自己一大堆古怪的自創詞彙，某種意義上倒是暗合了“邪教”這個批評：讓自己的追隨者接受這一套發明的話術，與此同時也就接受了他的思想。

這和一般的學者還是相當不同的——搞學術的人通常願意推薦一些更淺顯入門的書籍，如果概念問題不難回答，也願意花點時間解釋一二。就算是遇到了完全難以對話的“民科”，也可以像張益唐老師那樣，“你説你證明了黎曼猜想，那你就證明了黎曼猜想”。但這種寬容在你能見到的無政府主義者那裏比較罕見。基於傳統的政治哲學觀點，只能説他們的理論沒有給他們留下辯護的空間——因為理論自己都難以自圓其説。

不過我們可以等等再去細究無政府主義者的理論為什麼難以自圓其説，畢竟我寫這篇文章的原因，就是告訴大家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人，能用這種前言不搭後語的精神病方式寫東西。**恰好，在哲學歷史上有一個與“叫停流浪地球”類似的胡言亂語例子。**1996年春天，美國杜克大學出版的《文本與社會》推出一期名為“科學戰爭（science war）”的專號，發表了紐約大學物理學教授蘇卡爾的論文《逾越邊界：關於量子重力學的轉化性闡釋》。

簡單轉述一下這篇文章的觀點。蘇卡爾認為，很多自然科學家，特別是物理學家，拒絕社會學科與文化批判對他們產生任何作用。他們一直以來固守着這樣一種信條：外在世界獨立於人類，服從物理規律，這種物理規律不受人的主觀意志轉移；人們能夠通過客觀程序，獲得可靠的、關於這些規律的知識。但蘇卡爾説，這是啓蒙主義的霸權！社會批判理論必須要去改造那些科學家的世界觀！

為什麼呢？蘇卡爾説，二十世紀科學界創造了量子力學和相對論，動搖了機械物理的價值觀；科學哲學質疑了物理規律的不可動搖性；女權運動揭示了科學界試圖通過規定“客觀”進行意識形態控制的實質目的。**於是，他自己要“發明”一種合乎後現代人文學者們意願的學科：通過討論量子重力學（一門據稱是綜合了量子力學和廣義相對論的物理學新分支）的最新發展表明，科學所依賴的時空、幾何等根本性的概念框架已成為相對的、可疑的。**有了這一觀念革命，人們才能對科學界進行“思想改造”，讓社會政治運動帶給世界“後現代的、解放的科學”。

阿蘭·蘇卡爾

聽起來很有道理是不是？**問題是這是蘇卡爾的“釣魚文”。**這篇論文發表後三個禮拜，蘇卡爾在另一家學術“八卦雜誌”上發表“自白書”，坦言自己根本就沒有做過這種研究，只是想試驗一下由北美最著名的後現代學者把關的文化研究刊物，究竟能不能嚴肅的判斷論文的學術水平。然而它竟然被通過了！還被拿出來做專刊討論！

從形式上看，蘇卡爾的釣魚文達到了足夠發表的重量級。這篇論文引用了從愛因斯坦、波爾、海森堡到德里達、拉康、德勒茲、利奧塔等的219篇文獻，有109個註釋，“論證”了量子重力學擺脱了“絕對真理”與“客觀現實”之類的傳統觀念束縛，是一門“後現代科學”。它應和了後現代文化理論的重要主張：獨立於文化之外的所謂“客觀世界”並不存在，“物理現實”正像社會現實一樣，本質上也是一種“社會和語言的建構”，所謂“科學知識”絕無它所自稱的“客觀品格”，而是產生這種知識的文化中權力關係的產物。

這樣的文章當然引起了後現代學者的讚賞。在這些學者看來，文章“探索性和獨特性”成為他們不慎通過文章的理由，因為他們願意相信科學範式的變革有助於“進步的社會政治”。但蘇卡爾不能接受這樣的“罰酒三杯”，**他進一步指出，後現代理論本身是反智的，因為它對於理性主義和唯一的客觀現實極度反感，以至於現代科學對混沌理論的探索，被這些人文學者歪曲為“沒有客觀現實”。**進一步的，如果一切都是話語和文本，那麼真實世界就是多餘的；如果一切都是語言遊戲，那麼邏輯自恰也不重要了。

面對“蘇卡爾騙局”，後現代大師德里達也有些慌張

蘇卡爾總結道：後現代學者渴望追逐奇談怪論，以至於拋棄了邏輯和證據，他們的學術成果更像是隨意觀察加上隨意聯繫的文字遊戲。在科學家對世界的解釋越來越強、工程師改造世界的能力越來越強時，後現代學者們卻一直假想這些人只是“哲學上的低能兒”，對科學的真理陷於盲目的信賴。因此，“這些人的草率思想驅動着他們，讓他們對科學範式進行越界的進攻”。

​瞭解了蘇卡爾的這段故事，相信讀者們能夠明白為什麼類似“叫停流浪地球”這樣的文章能夠大行其道了——它符合了一些哲學愛好者對後現代思潮的盲目崇拜。剛剛提到了“間離化”這個詞，事實上類似的寫作方法常見於後現代哲學理論中。後現代思潮本身內容豐富龐雜，在藝術領域有相當高的價值，這是學界公認的一件事情；不過，如果將這種後現代理論作為基本的世界觀，恐怕會把世界變成一個十分古怪、恐怖的地方。

後現代理論的信徒們，在這方面走得太遠，以至於他們對於《流浪地球》的人類主義有着本質的恐懼。對，你沒看錯，不是民族主義，是人類主義；他們不僅想“賣國”，還想“賣球”。賣國或許是為了利益，賣球顯然就不是了。事實上，後現代主義的信徒們一個典型表現是恐懼一切宏大敍事，他們認為，宏大敍事就意味着無謂的犧牲和少數驅使多數，從而，形成了“法西斯”價值觀。

這麼一説，你應該就明白為什麼有人口口聲聲説劉慈欣的人類互助是“法西斯”價值觀了——他們認為這種帶有犧牲和分工的互助本身已經是對人的自主性構成了根本的破壞，更不要提整個世界居然有人需要被犧牲掉。在這些信徒看來，只要出現了犧牲，那麼就是不道德的；與其為了35億人的明天奮鬥，不如讓人類在互相爭鬥中迎來一視同仁的毀滅。

這還不算完。後現代哲學和後現代主義本身僅僅是對現代性做出某種反思，因為狂熱的理想主義和理性主義確實給人類帶來了災難；但後現代主義的信徒就厲害了，他們認為輕率的對現代主義的成果做出否定性判斷，是擺脱人類災難的唯一方式。舉個例子：“所有的知識都是社會、文化和語言的建構”，這句話明明説的是所有知識都有其侷限性，要在其產生的背景中思考，卻被後現代信徒們曲解為“所有的建構都是無效的”。

這樣一來，後現代主義的信徒們就成為了相對主義的信徒，因此，他們可以在思想的海洋裏輕易擺脱自己生而為人的現實，轉過去大談“這麼醜惡的人類憑什麼需要被拯救”。這就是反權威、反建構的後現代主義給人帶來的某種負面影響——培養了一羣激進的反智辯士。可以想見，這些辯士在面對一種更多人盲目相信的正確觀點，和一種沒幾個人支持的錯誤觀點時，他們會毫不猶豫的選擇錯誤觀點，因為“錯誤觀點這個稱呼是多數人的暴政”。

比如這類神論

以上批評的是那種將後現代主義視為一種信仰的姿勢分子，**他們最大的特點就是將“解構崇高”作為自己的畢生志向。**這些人如果穿上了日軍軍裝“解構革命敍事”，就會被當成追捧法西斯的“精日”；如果看《流浪地球》不順眼，則又會變成一羣“反地球人士”。哪裏有亞文化，哪裏就有這些姿勢分子；當亞文化被主流文化包容接受，他們又會不滿的離開，繼續尋找“反叛的地下組織”。

於是，一個有趣的現象出現了：網絡上的亞文化越來越豐富多彩，但社會現實離“姿勢分子”們期望的樣子越來越遠了；大家在亞文化中抒發了不滿、排解了壓力，以更好的方式面對生活，以更玩世不恭的方式面對形式主義，但沒有人向他們學習，將他們的無政府理想當成怎樣一回事。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因為“姿勢分子”們要保持自己在智識上的優越感，就要拒絕和大眾用一套思維方式思考；又因為後現代思潮有一定程度的反智傾向，“姿勢分子”們就會採取反邏輯的方式，用語言遊戲嘲諷一切主流的東西。

但無政府主義不能靠冷嘲熱諷實現。**無政府主義號召消滅政府，後現代思潮則拒絕社會動員，二者之間就這樣形成了一種潛在的張力：要動員大多數人，自己的優越感就沒了；要保持自己的優越感，就得忍受“利維坦對生活的進攻”。**因此，在這些姿勢分子的身上，後現代哲學和無政府主義同時陷入了困境，他們既不願意宣傳自己的思想，也不願意躲到無人知曉的地方。兩相夾攻，一個“叫停”流浪地球的奇人就出現了。不過，還有不少他這樣的人物，潛伏在我們的生活裏……

然而“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叫停”流浪地球的作者既然如此看不上審美能力有限、受意識形態影響較重的傳統觀眾，本來沒有必要這樣大喊大叫。可他們為什麼這次如此憤怒，如此“悲傷”呢？

反過來想，我們就很容易明白作者的恐懼了：他受困於自己的“思想”沒有任何實現的可能性，甚至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説的話有什麼道理，因此極其激烈的“為自己壯膽”。**劉慈欣不管是有人文情懷還是沒有人文情懷的作品裏，統一有一種對於現代生活和技術理性的尊重和崇敬，這讓這些“低端人文工作者”、“失業文科生”感到自己的理想被“踐踏”了。**對他們來説，和科學“神教”開戰，甚至比和當代中國、和當今政府開戰更迫切，更必要。

怎麼評價呢？應該説，看到作者這麼“決絕的踏上與利維坦作戰的道路”（出自作者友人的評價），我們每個人都應該為他掬上一把同情淚。

畢竟，這年頭寫長篇大論的神經病比“河殤年代”真是少了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