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駁郎言志的《高福利是怎麼成就西方之後,又毀掉西方的?》_風聞
wulanu-2019-02-12 18:14
批駁郎言志的《高福利是怎麼成就西方之後,又毀掉西方的?》
wulanu
20190212觀察者網風聞上貼了郎言志名為《高福利是怎麼成就西方之後,又毀掉西方的?》的文章。作者郎言志號稱是“海外留學生媒體”, 但看了文章之後,不知郎言志是對西方資本主義以及資本主義福利狀況認識不夠還是要掩蓋西方社會真相,我認為他對西方福利的一些表述是不正確的。郎言志説是西方的福利毀掉了西方。這種論調在西方資本控制的媒體和西方資本豢養的文丐的嘴裏經常可以聽到。西方資本及其豢養的文丐為了向社會福利進攻(通過這樣降低勞動者的社會保障和生活水平,以使勞動者飢不擇食,被迫接受資本開出的更低工資和更差勞動條件),為了削減社會福利,找了種種藉口。西方的福利養懶人以及福利毀掉了西方就是這種削減社會福利的藉口。郎言志(不管你是自覺還是不自覺)在這兒不過充當了資本向勞動者福利進攻的傳聲筒,充當了西方資本削減社會福利的辯護士。
西方資本主義的危機(或者所謂的西方被毀掉)根本原因是生產資料私有制。資本主義私有制下,資本家對剩餘價值的追求和迫於外部競爭的壓力,總是盲目地、不斷地改進技術,擴大生產規模,造成生產無限擴大的趨勢。但資本家擴大生產並不是為了改善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是為了獲得更多的剩餘價值,因此造成羣眾購買力相對縮小。具體表現為,資本家為更多獲得利潤而千方百計壓低工人的工資;小生產者因為競爭力差而大批破產,高效率的新機械設備的採用使工人大批失業,使這兩部分人購買力大大下降;還沒破產的小生產者,因為競爭能力差,也只能勒緊腰帶,節衣縮食。因此,市場擴大遠趕不上生產的擴張,最終導致生產過剩危機的發生。馬克思指出:“一切現實的危機的最後原因,總是人民大眾的貧困和他們的受着限制的消費,但與此相反,資本主義生產的衝動,卻是不顧一切地發展生產力”(《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61頁)。
因此我們可以清楚看出,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產生了生產無限擴大的趨勢與受剝削的勞動大眾購買力相對縮小的矛盾,這矛盾發展到尖鋭化狀態,就產生經濟過剩危機。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福利作為資本主義擴大內需以“刺激低迷的經濟”的“反危機”措施之一,是資本主義私有制所必然產生的經濟過剩危機所決定的。
因此,當前西方陷入經濟困境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內在矛盾所決定的,並非西方社會福利制度所導致。事實上,社會福利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消費,對危機起了緩衝作用(例如羅斯福上台之後,嘗試建立美國的社會福利制度,對於美國緩解30年代危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這種緩衝作用並不能從根本上消除危機。
郎言志文章講西方失業率高是因為西方“‘畸形高福利’。因為即便沒找到工作,也能比較輕鬆地獲取高額的失業補貼,所以很多人並不會着急於尋找工作”。在這兒,作者不責怪西方資本主義制度是造成了失業的根本原因,反而是説勞動者懶惰造成了高失業率。西方資本及其豢養的文丐的口徑與郎言志説法是高度一致。郎言志這種説法不僅是屁股坐歪了,而且與事實也不相符。
與郎言志所講的能“輕鬆拿到高額的失業補貼”相反,西方的失業補貼有很多限制,不是那麼容易拿到。即使能夠拿到,數量也很少並且也有一定的期限限制。
例如《日刊:日本已淪為“貧窮大國”不宜再自欺欺人》講: 。“今年3月,日本失業率4.8%,增加速度創1967年以來新高。失業者可以向厚生勞動省求助,但通常不獲迴音。”
2009-02-18星島環球網的《工作沒了無家可歸 日本街頭充斥流浪漢》講:“日本經濟不斷探底,大企業不得不裁員,許多日本員工因此被迫搬離公司宿舍,一旦花光積蓄後,就走上流落街頭的悲慘命運。
《工商時報》報道,鈴木即是天涯淪落人之一。現年26歲的他,去年12月丟掉某家汽車工廠的飯碗,不到一月中,就被僱主踢出公司宿舍,他從網咖輾轉流落到“膠囊”旅館,前者通常還備有私人房間,但後者就如同棺木僅供容身。但兩個禮拜不到,鈴木就幾乎一毛不剩,只能獨自在街頭徘徊。
……獨立生命線中心負責人表示:“在日本只要失去工作,經常就會無家可歸,對於能工作但失業的人來説,起不了保護作用。”我們在這兒看到了郎言志所説的失業者能夠“輕鬆地獲取高額的失業補貼,……不會着急於尋找工作”狀況嗎?
2011年11月3日人民網《西班牙貧富差距日益懸殊》講,“46歲的維森特·佩雷斯現在仍然和妻子一起擠在父親的小公寓裏。他每天去教會當志願者,靠打零工領取一些食物。由於同父親一起住,按規定,他無法領取每個月300多歐元的補助金。但如果他同妻子搬出去住,補助金也就勉強夠付房租的。兩難處境讓他感到很氣餒。”
2005年天涯論壇加拿大欄目的《加國見聞:“朱門酒肉臭 路有凍死骨”》講道:“9月14日在紐約發表的一篇由全球五十個國家四百個民間團體組成的“社會觀察”(Social Watch)報告稱:“加拿大在2002年約有二十五萬人‘睡在街頭’””《加國見聞》作者又“據‘加拿大國策選擇中心’經濟師阿敏. 雅爾編寫的報告稱”:現在失業金申請人只有百分之三十八獲准。“這就是説,現在申請失業金的人,有百分之六十二沒能領到失業金。而在這些人中,難免會有一些人衣食無着而被廹流離失所,露宿街頭,有的竟至於凍餓而死”。不管從西班牙還是加拿大的報道中,我們能夠看到郎言志關於在西方“輕鬆拿到高額的失業補貼”嗎?在這兒我們看到,同樣是作者,《工作沒了無家可歸 日本街頭充斥流浪漢》作者和《加國見聞》作者揭示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向社會福利的不斷進攻下失業勞動者的悲慘,郎言志卻在宣揚西方社會福利下失業勞動者的懶惰並且應該更多的消減社會福利。
2011-09-28,通常被人們認為是比較親美的網易網刊登了一篇名為《美國的社會福利有什麼特點?》的文章。文章講:“……美國的社會福利還包括其他幾大方面。比較常見的有失業救濟金,這一項目是為失業者提供短期的經濟資助,通常為半年,失業者每週可領取的救濟金約為450美元,4個星期的失業救濟金為1800美元。”而據《2013年美國的人權紀錄》講,“為應對金融危機設立的美國聯邦緊急救助項目在2013年12月28日到期,美國參議院未及時決定項目是否延續,導致約130萬每週領取300美元失業救濟金的失業人員生計受到嚴重影響。(見注32)” 這兒可以看到只在很短的期限裏可以領取失業救濟金。並且不管是每一週失業救濟金300美元還是450美元,在美國很簡陋的一間房子的房租就要花去一半左右。在這種情況下能夠稱為是“高額的失業補貼”?
而且這種短期限的很低的失業救濟金,也並不是很容易申請到的。“據格林沃爾德主編的《現代經濟詞典》介紹:在1958年10月的衰退時期,美國每週失業津貼額平均為30.45美元,佔領取失業津貼的失業者以前的工資的大約37%。美國領取津貼的失業工人在失業總人數中所佔的比例一直波動在40—60%之間。這個比例所以如此之低,是由於已享盡了領取津貼的權利的失業工人人數日益增多,越來越多的新工人進入勞動力市場(因為第一次失業的工人不能領取津貼),以及沒有資格領取津貼的失業工人日益增多”(仇啓華《現代壟斷資本主義經濟》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278頁)以上的情況就是郎言志所講的西方失業者。能“輕鬆拿到高額的失業補貼”?
2003年11月3日的英國《衞報》刊載的題為《美國領免費食品的人排長隊》的報道寫道,“免費食品到9點鐘才分發,但是,隊伍在幾個小時前就開始排起來了……貧窮和飢餓引起交通堵塞……新加入這一隊伍的人幾個月以前還認為自己是中產階級,但現在丟了工作,或者沒有了退休金,不得不到這裏排隊領免費食品。長期存在並且日益嚴重的貧困正在從內部折磨着美國,小布什當政以來失去工作的300萬美國人,還沒有在經濟復甦中找到工作,他們原以為有一張社會保障網能保護他們,但現在卻發現這張網早就張不開了……大約有3100萬美國人被認為‘食物沒有保障’(吃了上頓沒有下頓)”。由於失業後生活艱難,在媒體中,不時可看見在美國,少量的工作崗位很多人去爭搶,以及工人反對裁員、反對失業的罷工和示威遊行的報道。這都表明工人不願被解僱,即不願失業。據美國的約.霍普金斯大學教授布倫納的調查發現,美國失業率每上升1%,監獄裏的囚犯便增加4%;被謀殺的人增加5.7%;自殺的人增加4.1%;到精神病院看病的男子增加4.3%、婦女增加1%;死於心臟病、肝硬化和其它疾病的人增加1.9%。事實表明,失業給失業者帶來嚴重的心靈創傷和極大苦難,也給在業工人造成巨大的精神壓力。這個巨大的精神壓力是什麼,是怕解僱、失業降臨自己頭上。《世界知識》1979年第20期,刊登了李利題為《西方國家的失業問題》的文章,文章寫道,《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承認,失業“不僅使人遭受損傷,而且使人遭到毀壞”。在上述美英媒體報道中,我們看到勞動者被解僱而失業後的異常艱難,以及失業“不僅使人遭受損傷,而且使人遭到毀壞”的、使我們旁人心情都異常沉重的狀況(在主貼中,我們看不到絲毫的這種狀況的表述, 主貼想掩蓋這種狀況)。
通常被人們認為是比較親西方的《南方週末》,在2015-06-21刊登了一篇由他們記者所撰寫名為《戛納最佳男主角:法國工人階級都處在失業的恐懼中》的文章。從標題就可以看出失業對法國工人意味着什麼?請問郎言志, 造成美國勞動者嚴重的心靈創傷和極大苦難並且是法國工人階級處於恐懼狀態失業很好過的嗎?他們是比較願意接受失業狀態?郎言志關於西方失業者能夠“輕鬆地獲取高額的失業補貼,所以很多人並不會着急於尋找工作”而願意處於失業狀態的説法, 完全屬於掩蓋西方社會真相和説謊,他要把對勞動者異常殘酷的失業,説成象逛公園一樣的輕鬆浪漫。
《楊斌:美國債務危機、削減社會保障與中國經濟安全》講:“全球危機以來美歐各國都出現了削減社會保障浪潮,西方媒體受大財團控制並渲染社會保障支出造成了債務負擔”。郎言志文章不過是在附和西方壟斷資本控制的媒體宣揚的這一種論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