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變法後的秦國是一個全民經商的“拜金”社會（上）_風聞

得益於諸多“教科書”性質的學術著作的推廣，諸如李劍農****（《先秦兩漢經濟史稿》）、林劍鳴**（《秦漢史》）**、林甘泉**（《中國經濟通史·秦漢經濟卷》）**等名家名作，均持****商鞅變法施行“重農抑商”政策和秦“抑商”之説，幾乎成為戰國秦漢史研究的主導性觀點，

在此基礎上，經諸多“通俗説史者”不求甚解的傳播，更在大眾之中形成了壓倒性的“成見”，甚至衍生出諸多文學想象，比如秦對商業的“制度性歧視”。

其實，根本不是那麼回事！

一

一個相當基礎的問題就是，在《史記》、《商君書》等關於商鞅變法的第一手資料中，根本沒有“抑商”之説。

至於秦對商人的“制度性歧視”，又與大商人呂不韋在秦國政壇長期執政，以及秦始皇對烏氏倮、巴寡婦清的非常禮遇等事實產生牴觸，更與《史記·貨殖列傳》中描述的自秦國開始關中商運的發達景象相矛盾。

正是基於這一系列的矛盾，學術界一直有秦“重商”的論斷，如瞿兑之****（《秦漢史纂》）、何茲全**（《秦漢史略》）、翦伯贊**（《秦漢史》），都有不同程度的表述。

而王子今在**《秦“抑商”辨疑：從商君時代到始皇帝時代》****（刊於《中國史研究》雜誌2016年第3期）**一文中對該問題的重新討論，則是當前對秦的“抑商”、“重商”問題辨析的集合之作。

文章梳理了兩派學者的觀點，並指出需要依據《商君書》文本，對商鞅變法政策設定的出發點予以關注，尤其是**“否定事末利”並非“抑商”，其傾向為“限商”而非“抑商”。**

另一方面，強調了《史記·貨殖列傳》中對於關中“富饒”得益於商運的景象，實則始自秦國，而呂不韋、烏氏倮、巴寡婦清在秦國的尊崇，實則與“秦風”相關，也就是説，秦人世風，絕不“歧視商人”，反而“尊富”。

事實上，如果我們迴歸《商君書》的文本表述，就會發現，在《商君書·去強》中明言：

農、商、官三者，國之常官也。

農少、商多，貴人貧、商貧、農貧，三官貧，必削。

農人、商人、官吏，是國家的三種固定職業，可見，《商君書》一樣承認其職責的“不可或缺”，而非要“消滅”其中的一個，而之所以對商人提出限制，則在第二句，即農人少了，商人多了，會導致貴人（官吏+貴族）貧困，商人貧困和農人貧困，等於是”三官“皆貧，國家必然削弱。

這個邏輯是什麼呢？

其實是一種靜態的社會模型，即將三種職業的人羣總額想象為“**固定值”，”貴人“的數量相對恆定，而農、商的人數則必然此消彼長**，而”貴人“的收入來自於”農人“（或稱官吏治下百姓），也即得自基於農民人身義務的”直接税“，”農人“減少，其收入減少，”貴人“的收入自然也就減少，而”商人“數量增加，競爭加劇，也一樣會陷入貧困，究其癥結，就是”商人“過多。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模型中存在一個邏輯bug，即農民少了，為什麼農民會貧困？

這個問題的解答，有兩種路徑，一種是複雜的：

上述模型中的”貧“的概念，基於社會角色的”貨幣化收入“，由於農民與商人在交易行為中處於信息不對稱的劣勢，當其農業產出減少時，市場總供給減少，而需求不變，則需求市場價格提升的獲利部分，全部被商人”盤剝“，農民反而要面臨其他生活需求產品的”提價“，進而被物價”割韭菜“，從而導致貧困。

另一種，則是簡單的：

此處的”農“，並非個體的”農户“，而是已經”被偷換概念“的”農人“，通俗地解釋，假設單個農户產出為1，100個農户總產出則為100，如果總人數減少到80，則”偷換過概念“的”農人“總產出僅為80，所謂的”貧“，即在於此。

結合上文中”三官“的概括，可以肯定，此處的”農“，只會是第二種簡單的解釋，這種”整體論“的思維，在先秦諸子的表述中並不少見，簡言之，即混淆羣體概念與個體概念的區分，把”階層“、”職業“虛擬人格化。

其實，在當代仍舊有不少人這樣思考問題，只不過得益於經濟學的發展，我們終於知道，現實的經濟運行中，商品流動的效率提升，一樣能夠讓個體的”農户“收入提升，社會分工的複雜化，有益於整個國民經濟的進步，進而讓”農人“羣體收入提升，即”不貧“。

當然，《商君書》不是這麼理解”經濟“的，它的着眼點，往往是經驗化的人性，比如《商君書·算地》説道：

故事《詩》、《書》談説之士，則民遊而輕其君；事處士，則民遠而非其上；事勇士，則民競而輕其禁；技藝之士用，則民剽而易徙；商賈之士佚且利，則民緣而議其上。故五民加於國用，則田荒而兵弱。談説之士資在於口，處士資在於意，勇士資在於氣，技藝之士資在於手，商賈之士資在於身。故天下一宅，而圜身資。民資重於身，而偏託勢於外。挾重資，歸偏家，堯、舜之所難也。故湯、武禁之，則功立而名成。

翻譯過來就是重用擅長《詩經》、《尚書》的空談遊説之士，民眾就會四處遊蕩而蔑視本國的君主；重用隱逸的名士，民眾就會疏遠君主並熱衷指斥君主之是非；重用勇士，民眾就會爭強好勝而無視君主的禁令；手工業者被任用，民眾就會輕浮好動且喜歡遷移；商人生活安逸而且坐享暴利，民眾就會依附於他們而議論君長。

如果上述五種人被國家重用，田地就會荒蕪、軍隊就會削弱。因為喜歡空談的人的資本是一張”利口“，隱士的資本在於他的”高志“，勇士的資本在於”勇氣“，手工業者的資本在於一雙”巧手“，商人的資本在於他”自身“。

**這些人以四海為家，資本隨身攜帶，一切靠自己，就要依託外勢以變現謀生，如果他們挾帶強悍的本事歸附私門，哪怕像堯、舜這樣的上古聖王也難以治理。**故此，商湯和周武王下令禁止這種情況，就能建立功業，顯名後世。

這段話，其實信息量很大，余英時在《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歷史與思想》，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6年出版）一文中指出：

最後兩類人即是工與商，法家和儒家同把他們看作社會上的寄生蟲。

儒家如何看待”工商“，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但是，《商君書》中將”禁止五種人“視作湯武舊制，確實非常有意思，至少從西周和春秋早期的制度體系來看，這”五種人“確實是被牢固地束縛在”國“的範圍內的。

而結合商鞅變法之後的秦國社會管制思維，相對於戰國時代關東盛行的解脱人身束縛的”遊士“文化，強調對各行業、各階層的”強“人身束縛的秦制，確實有明顯的”復古“意味。

再深入探究以上的討論和思維方式，**”靠誰吃飯“，成為一個重要的命題****，因為”五種人“都是”靠自己吃飯“的，就是國家和制度的隱患，**看重他們，就會導致國家和君主的權威削弱，那麼，就會導出兩個選擇：

1，消滅這”五種人“；

2，讓這”五種人“靠君主吃飯。

這就涉及到前文中”禁“的概念，是”禁止“還是”控制“？

從《商君書·算地》的上下文我們可以看到：

夫刑者，所以禁邪也；而賞者，所以助禁也。

以刑罰“禁邪”，“禁止”的是“邪路”，也就是“遊離”、“自由”，“農商官”三個職業的社會職能，根本不可能被禁止，只是要“控制”在君主手中，讓他們“固定”在秦制之下，各安其位。

這一點， 祝中熹在《秦史求知錄》中早已指出：

細審《商君書》諸篇，有些主張目的在於抑制商賈勢力的膨脹……但均未超越危及商業生存的底線。

簡言之，商鞅變法從未以“消滅工商”作為目標，對商人羣體的“抑制”，與其説是對這個社會角色的“歧視”，毋寧説是對其“體制破壞力”的恐懼，秦制對於商業的約束，更是尋求“管制”和“削弱”的過程。

通俗地説，你必須“被管起來”。

二

《商君書》中，提出具體的“抑商”措施的，只有《墾令》一篇：

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糶。農無得糶，則窳惰之農勉疾。商不得糴，則多歲不加樂。多歲不加樂，則飢歲無裕利。無裕利，則商怯；商怯，則欲農。 窳惰之農勉疾，商欲農，則草必墾矣。

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樸，然則商賈少，農不能喜酣奭，大臣不為荒飽。商賈少，則上不費粟。民不能喜酣奭，則農不慢。大臣不荒，則國事不稽，主無過舉。上不費粟，民不慢農，則草必墾矣。

廢逆旅，則奸偽、躁心、私交、疑農之民不行，逆旅之民無所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

重關市之賦，則農惡商，商有疑惰之心。農惡商，商疑惰，則草必墾矣。

以商之口數使商，令之廝、輿、徒、重者必當名，則農逸而商勞。農逸，則良田不荒；商勞，則去來齎送之禮無通於百縣。則農民不飢，行不飾。農民不飢，行不飾，則公作必疾，而私作不荒，則農事必勝。農事必勝，則草必墾矣。

對於這五條，鄭良樹在《商鞅及其學派》一書中簡單總結為：

第一，商人不得賣糧；

第二，提高酒肉價格；

第三，廢除旅館經營；

第四，加重商品銷售税；

第五，商家奴僕必須服役。

這之中，第四條的翻譯並不準確，關和市，實屬兩個税種，前者為“過境税”，後者為“市場交易税”，徵收的原則不同，結果倒是一樣，即交易成本提升，只能在銷售價格上轉嫁給農民，則使農民對商人不信任。

不過無論如何，《商君書》確實提出了一系列的“抑商”措施，雖然是與對“高爵”、“官吏”和“遊士”同列，至少説明曾經有這麼回事的理論探討。

不過，這是不是説明商鞅變法就已經施行了這些政策呢？

答案是否定的。

在睡虎地秦墓竹簡《為吏之道》中有如下記載：

廿五年閏再十二月丙午朔辛亥，告相邦：民或棄邑居壄（野），入人孤寡，徼人婦女，非邦之故也。自今以來，叚（假）門逆呂（旅），贅壻後父，勿令為户，勿鼠（予）田宇。三枼（世）之後，欲士（仕）士（仕）之，乃（仍）署其籍曰：故某慮贅壻某叟之乃（仍）孫。魏户律

廿五年閏再十二月丙午朔辛亥，告將軍：叚（假）門逆旅，贅壻後父，或率民不作，不治室屋，寡人弗欲，且殺之，不忍其宗族昆弟。今遣從軍，將軍勿恤視。享（烹）牛食士，賜之參飯而勿鼠（予）殽。攻城用其不足，將軍以堙豪（壕）。魏奔命律

這是兩條被秦人沿用的魏國法律，一條是“魏户律”，一條是“魏奔命律”，頒佈時間應為魏安釐王二十五年（前252年），此後被錄入秦律沿用，也就意味着秦國律令，此前並沒有類似的規定，所以在這之後，照搬了這兩條“魏律”，一直沿用到身為秦吏的墓主人死去，一併帶入了墓中。

換句話説，相關規定，在商鞅變法（前356年—前338年）到魏安釐王二十五年（前252年）之間的100年間，在秦律中並不存在，或要“輕”得多。

“魏户律”的條文翻譯過來就是，百姓有離開裏邑居住郊野的，這也説明魏國的户口管理也是基於“邑”的聚落，“邑”之外即“野”，也就是“脱籍”，而入人孤寡和徼人婦女，意思是男子入居孤寡之家和謀求人家的女性成員，對應的拋棄自己的“本户”而進入他人之户，即“後父”、“贅婿”。這些行為並非國家的舊例。

所以，自今以後，“叚（假）門逆呂（旅）”和“贅婿後父”，都要在户籍上予以懲罰，不允許其單獨立户，也不授予田宅， 子孫三代之內禁止入仕，直到三代之後才允許為官，並且還要在其户籍上標明，“故某慮贅婿某叟之仍孫”。

在“魏奔命律”中的條文則對上述“歧視”的理由説得很清楚，翻譯過來就是：

叚（假）門逆呂（旅）、贅婿後父**，在百姓中帶頭不耕種勞作，不修治家室的**，寡人（魏王）實在看不上，要把他們都殺了，又顧慮他們的宗族兄弟，所以，把他們派到軍前，將軍不必憐惜他們，殺牛饗士的時候，給他們三分之一的飯吃就夠了，不要給他們肉吃，攻城的時候哪裏需要就派到哪裏，哪怕是填城壕也行。

這兩條律文結合在一起看，有巨大的信息含量。

先解釋下，“魏户律”中所謂的“仍孫”，乃“七世孫”，見《爾雅·釋親》：

己之子為子，子之子為孫，孫之子為曾孫，曾孫之子為玄孫，玄孫之子為來孫，來孫之子為晜孫，晜孫之子為仍孫，仍孫之子為雲孫，雲孫之子為耳孫。

也就是説，上述人羣，三代內不得為吏，七代內必須在户籍標明為“贅婿”之後。

由於其餘幾個身份，也是律文規定的並列主語，也就説，叚（假）門、逆呂（旅）、“贅婿”、“後父”，都是一樣的待遇：

1，不許“立户”，不授予田宅，也就是説，“立户”=“授予田宅”；

2，三代不得入仕；

3，七代內要在户籍內表明祖先“特殊身份”。

4，戰爭動員後，即發“奔命”時，要入軍中成為“待遇縮水”、“送死優先”的軍人。

學術界對於“贅婿後父”的指代對象，爭論不多，“叚（假）門逆呂（旅）”卻有着諸多的解釋，有解為“商賈、旅館”的，也有解為“在旅館借居的遊民”，還有解為“里閭外居住的遊民”的，各種觀點各有依據。

三解個人傾向於簡牘整理小組最初的解釋，即叚（假）門=商賈之家，逆呂（旅）=私營旅館。****

主要根據是《漢書·爰盎晁錯傳》的記載：

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

“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婿、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

這個格式為《漢書》照錄的晁錯對策原文，具有相當高的可信性，因為晁錯對策的時代距離秦朝不遠，對策的對象是漢文帝，不談細節只談原則也就罷了，如果關於秦朝制度的細節描述不實，就屬於典型的自討苦吃。

也就是説，秦朝發“謫”，第一順位的是“有罪吏”，緊跟着就是“贅婿”和“賈人”，之後是本人“曾經有‘市籍’者”，再往後是父母、祖父母曾有“市籍”者。這當然是秦國和秦朝對“商人”施行身份歧視的證據，但如果只認識到這一步， 這書就白看了。

“贅婿”和“賈人”作為沒有違法的“良民”，在法律地位上只比“犯法吏”高一點，兩者的同列，也就意味着，********叚（假）門=賈門=賈人的可能性極大，再結合《商君書·墾令》中的説法，“廢逆旅”、“商賈少”是同等概念下的“好事”，********也在側面印證“叚（假）門逆呂（旅）”並稱的合理性。

而綜合以上信息，我們可以得出一個有趣的結論，就是《商君書》中很多議論性的篇目可能確實代表着商鞅的思想和目標，卻不代表商鞅變法的實際內容，也就是説，“説”和“做”是兩碼事兒。

當然，像《境內》這種制度性描述，而非《墾令》中“如果這樣做，則‘草必墾’”的句式，則更具現實意義。

所以，“魏户律”和“魏奔命律”的條文，至少告訴我們，在商鞅變法後的100年間，秦國對賈人的管理，並沒有達到如上的嚴苛，更沒有達到《商君書·墾令》中期望的“完美形態”。

但是在秦昭襄王五十五年至秦始皇三十年**（睡虎地秦墓墓主死去）**，上述律文已經成為事實上的法律，通行於秦國、秦朝，這也從一個側面印證着“秦制”並非一成不變的靜態，而是不斷吸收關東六國“管理創新手段”的動態體制。

三

**要理解秦漢的“商業”地位，就必須搞清楚幾個概念，包括“商賈”、“賈人”、****“市”、“市籍”，前文中，我們淺嘗輒止地談及了秦律自“魏户律”、“魏奔命律”中可能繼承了對“賈人”、“逆旅”的身份歧視，**而這種“歧視”並非始自商鞅變法，而是“東風西漸”的結果。

那麼， 在商鞅變法前後，秦國的商業發展是一個什麼狀態？

相關的資料有限，描述的景象，卻與我們基於《商君書》的議論而想象出的“抑商”景象大不相同。

秦獻公七年（前378年），“初行為市”。

這個“市”的初設，不是説秦國之前沒有商品經濟，而是説“東方意義”上的由政府管理、控制下的市場，不存在，所以才要初設。

秦獻公十年（前375年），“為户籍相伍”。

又是一個初創，在此之前，秦國並沒有施行“什伍”編户的户籍制度，等到這位在魏國流亡多年的落魄公子回國後，才終於從關東國家學到了這一套。

而“編户齊民”恰恰是由“封建國家”向“吏治國家”邁進的重要里程碑，即國家管理制度的變革，所以何炳棣先生才提出了“秦獻公改革強秦”的觀點。

“市”的設立，發揮的作用類似，即將整個國家的商業交易行為納入控制範圍，核心點即在於**“控制”。**

正如《韓非子·奸劫弒臣》中所描述的：

古秦之俗，君臣廢法而服私，是以國亂兵弱而主卑。

秦國在商鞅變法之前，核心問題即“君廢法、臣服私”，也就是主弱臣強，而秦獻公終結了秦國長期的內亂之後，開始與“臣”爭權，整個進程，一直延續到了商鞅變法的時代，才算基本完成任務。

這之中，對於商業利益的爭奪，正是重要的組成部分，而非一般人所理解的，秦國商業過於落後，恰恰相反， 秦國一直存在着區域商業中心。

見《史記·貨殖列傳》：

及秦文、德繆居雍，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公徙櫟邑，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孝、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眾，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

秦文公、秦德公的國都雍城，地處要衝，恰能溝通隴西和巴蜀的特產，因而“多賈”，也就是商人眾多。

秦獻公遷都櫟陽，北通戎狄、東通三晉，所以也有很多“大賈”，也就是大商人。

秦孝公和秦昭襄王定都咸陽，後被漢朝繼承為首都，長安及諸陵縣屬於四方輻輳之地，交通樞紐，地方小而人口多，所以，當地百姓更積極參與末業的經營。

這段記載中，特別強調了雍城、櫟陽“多賈”、“多大賈”，時間均在商鞅變法之前，而商鞅變法之後，呂不韋、烏氏倮、巴寡婦清的存在就不多説了，只看李斯在《諫逐客書》中所説：

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衞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採。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説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

珠玉、美人、良馬、金錫、丹青、首飾、絹繒、錦繡，全部來自於秦國之外，其來源自然只能是通商交流，從結果上看，至少在秦始皇剛剛拿下呂不韋的時代，秦國的商業交流仍然異常活躍。

過往的討論，往往將商鞅變法和呂不韋下台作為秦國前後兩個“商業繁榮時代”的斷限節點：

即自秦文公至商鞅變法之間，秦國的商業活躍，之後施行了嚴厲的“重農抑商政策”（依據是《商君書》的相關言論），沉重打擊了商業和商人。

直到大商人呂不韋執政，又開始了放寬政策**（依據是《呂氏春秋》的相關言論）****，秦國的商業和商人再次活躍。**

等到秦始皇三十三年，發“賈人”南征，又進入了一個新的“重農抑商”時期。

藉此解釋《史記·貨殖列傳》中記載與其“重農抑商”論斷的矛盾，而****這是典型的“削足適履”。

因為商鞅變法的舉措，根本不存在什麼“轉折點”，見《史記·商君列傳》對其改革措施的記載：

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鬥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

作為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而集小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税平。平鬥桶權衡丈尺。

這些政策之中，與商賈有關的，僅有兩處：

1，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

2，平鬥桶權衡丈尺。

後者統一度量衡，一定有利於商業的發展。分歧在於前者的斷句究竟是對商業有利還是有害。

過往常為“事末利”+“及”+“怠而貧者”，也就是説，“事末利者”與“怠而貧者”是並列關係，然而，“事末利”應該與前句“僇力本業”的作用相同，屬於行為描述，而非指代人羣的名詞主語。

即“事末利及怠”+“而貧者”，翻譯過來就是，因從事“末業”以及因“怠惰”而致貧的人。

對此，《史記·索隱》的註釋是：

怠者，懈也。周禮謂之“疲民”。以言懈怠不事事之人而貧者，則糾舉而收錄其妻子，沒為官奴婢，蓋其法特重於古也。

也就是説，《周禮》中對於“怠而貧者”本身就有收入官奴婢的規定，也就是説，對於“貧民”，因為你窮，官府就有天然的“權力”把你全家都貶為官奴。

而所謂的“怠惰”，其實是不言而喻的事情，邏輯參見《韓非子·顯學》：

無饑饉、疾疚、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惰也。

翻譯過來就是，沒有意外情況發生，卻受窮的人，要麼是奢侈，要麼就是懶惰，“事末利”自然是“求侈”，而怠、惰本來就是一回事。

總結一下，你可以“事末利”，但是你不能窮。

事實上，秦律中明確有對“貧民收孥”的條款，見睡虎地秦墓竹簡《法律答問》：

可(何)謂人貉？謂人貉者，其子入養主之謂也。不入養主，當收；雖不養主而入量(糧)者，不收，畀其主。

人貉，其實就是貧窮的“非人”，他的兒子沒有資格繼續做自由民，必須去給人做奴隸奉養主人，否則會被沒為官奴隸；不去奉養主人而能給國家納糧，可以不沒為官奴隸，只將其交給主人。（于振波，《簡牘與秦漢社會》，湖南大學出版社，2012，P19~20。）

“貧窮”是一種可量化的狀態，“事末利”是一種職業、一種行為，除非商鞅變法後的秦國，徹底消滅整個私營商業，全部由官營包辦，但是這個推導，又與秦代簡牘的實際案例牴觸**（見下文）。**

那麼，商鞅變法後的秦國有兩種可能性，一種是把存量的所有“職業賈人”（事末利者）全部收孥抓捕，此後，秦國再無“職業賈人”；另一種是自始至終就****沒有過“收孥事末利者”的時代。

四

不過，無論是哪一種，都不影響商鞅變法之後的秦國社會，處於一種“全民經商”、“萬眾發財”的“求利”躁動之中。

在睡虎地秦墓竹簡和放馬灘秦簡中，保存了一種特殊的文書，名為《日書》，成書於戰國晚期，流行於當時社會中下層的一種用於推擇時日、預測吉凶的日常生產、生活手冊，其功用，通俗地説，類似於今天的“黃曆”。

一個非常顛覆常識的事實是，這本“黃曆”中的記載展示了一個完全不同於我們過往想象的圖景，那就是秦國的商品貨幣關係相當活躍，根本不是什麼“萬籟俱寂”的圖景。****（見施偉青《論秦自商鞅變法後的商品經濟》，《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2年第1期）

在《日書》中商品多稱為“貨”、“材”、“資貨”：

結，是胃（謂）利以出貨，不可以入。

房，……出入貨及祠，吉。

[軫]，……可入貨。

貨門，……入貨吉

亢，……可入貨。

氐，……出入[貨]，吉。

陰日，……入材，大吉。

作陰之日，利以入（納）室，必入資貨。

除了以上為例的大量關於財產出入的記錄之外，《日書》還有專章詳細記載買賣奴隸、豬、狗、牛、馬、羊、雞的吉日和忌日，還有買蠶、賣蠶的吉日。

也就是説，在秦人的世界裏，“買賣”、“賈市”是日常生活的重要一部分，比如：

須女，祠、賈市 、取(娶)妻，吉。

卯(昴)，……賈市，吉。

市良日，戊寅、戊辰 、戊申戍，利初市，吉。

鬥，利祠及行賈、賈市，吉。

至於更直白的，則是獲得“金錢”，比如：

金錢良日。

凡人有惡夢，覺而擇（釋）之，西北鄉（向），擇（釋）發而駟（呬，音xi），祝曰:`糹皋（皋），敢告（爾）宛奇，某有惡夢，老來◆之，宛奇強飲食，賜某大（富），不錢則布，不（繭）則絮。

以上的記載，很清晰地展示了秦人的價值觀，絕非提着人頭滿世界亂砍或是隻知道低頭躬耕的“愚戇”之人，反而是對金錢、財富無比渴求的“趨利之民”，甚至於做了噩夢後，祝禱的“吉利話”都是給我“財富”，要麼就是錢，要麼就是布，要麼就是蠶繭，要麼就是綿絮。

更有趣的精神世界，在《生子》篇，對於後人的期待中，也有所展現：

戊戍生子，好田野、邑屋。

庚寅生子，……男好衣佩而貴。

壬辰生子，武而好衣劍。

按照“利出一孔”的理解，秦人應該都“好”爵位，“好”田宅，“好”貴，而非“好”富，可在《日書》中，卻複雜得多，還有“好女子”、“好家室”以及“好樂”等等，還有更詳細的對未來的預測：

辛巳生子，吉而富。

乙未生子，有疾，少孤，後富。

丙午生子，耆（嗜）酉（酒）而疾，後富。

宇多於西南之西，富。

宇多於東南，富。

井當户牖間，富。

這裏的預測依據很多，有生孩子的時間，有蓋房子的户型，乃至於井的位置，都指向了一個期望，就是“富”，而《日書》中其他的記載也説明，在秦人的意識裏，富和貴，並不是一回事：

雲門，其主必富三渫（世），八歲更，利毋（無）爵者。

凡宇最邦之高，貴貧。

前一個説到的是一家子可以富“三代”，還要利於無爵者，也就意味着秦國哪怕無爵也能富過三代，有點反商鞅的意思，而貴貧，是説身份高貴卻貧窮，也讓所謂的爵賞相稱，成了笑話了。

**恰恰是這樣的秦國制度，才能與秦簡中比比皆是的以金、錢“罰貲”、“贖刑”的律條相匹配，**正是社會生活的商業化、貨幣化程度極高，才能讓秦國治下的百姓和官府，有足夠的貨幣財富來“潤滑”整個以金錢計價的行政管理體系。

這方面的律條和討論，在前文中三解已經提及過多次，此處就不再贅述，迴歸到秦國商業的問題上，一條對於秦國“賈人”來源的關鍵記載，也在《日書》之中：

庚寅生子，女為賈。

這句話的意思非常簡單，就是庚寅日生孩子，如果是女孩，就會做“賈人”，也就意味着秦國的“賈人”並非職業家族世襲，而是編户良民的子女也能做的，這樣，上文中《日書》中提到的“行賈”、“賈市”也就無比清晰。

商鞅變法之後的秦國編户民都可以從事“賈人”的活動，而不存在一個特殊的“賈人”階層，自然，也就不存在什麼“市籍”。

這個事實，《嶽麓書院藏秦簡(叁)》中記錄的兩個案例足可作為旁證：

一個被整理者命名為《芮盜賣公列地案》；

一個被命名為《識劫□（左女右冤）案》。

這兩份卷宗都非常長，案情也比較複雜，就不全文引述了，《芮盜賣公列地案》的大概情況是：

“芮”（人名，爵位：公卒）將其與“材”（人名，爵位：大夫）非法佔有市場中的棺列，私自賣與“方”（人名，爵位：士伍），後因反悔而發生官司。

《識劫□（左女右冤，下文以冤代）案》的大概情況是：

“冤”（人名，女性）是“沛”（人名，爵位：大夫）之免妾，生四子後，沛向鄉人宣稱“冤”是其後妻，卻沒有辦户籍變更手續，在“沛”死後，“冤”之子繼承户主和爵位，由“冤”做監護人並替兒子申報了財產，繳納貲税。

不想，“沛”曾借出68300錢和布肆、舍客室各1處，“冤”不知情，申報時漏報，“識”（人名，爵位：公士）敲詐“冤”必須把布肆、舍客室給他，否則便揭發她，“冤”就範轉交後，又告發“識”敲詐。

這兩個案件中，“冤”的亡夫“沛”為大夫爵，“材”也為大夫爵，“沛”生前擁有布肆和舍客室，也就是布店1間和旅店1間，並曾贈予“識”20畝稻田和牛馬，而“材”則與“芮”共蓋“棺列”也就是棺材鋪，同時，“材”和“芮”的妻子都已經領受了“棺列”，也就是説，“材”家庭名下有一個棺材鋪。

“沛”和“材”均為户主，且有大夫爵位，可以肯定是編户民，卻在“市”中擁有店鋪做買賣。

此外，這兩個案例中還透露出一系列的信息：

1，市場土地所有權屬於國家，所以可以任意徵用剝奪“市列”的土地，而“材”申請商鋪土地的時候，需要經過一定的程序，為“受”，類似於編户民的“受田”，這個“受”還有資格限制，“隸臣”也即男奴不得擁有；

2，“受”列之後，不得重複受同一行當的“列地”，而且是以家庭為單位，不允許重複授予，但“冤”家可以擁有兩個店鋪，説明不同行業可以同時授予；

3，“受”列之後，商鋪用地可以轉贈，也可以轉賣，只是價格要由政府部門“市曹”給出市場參考價；

4，政府對市列規劃有明確的規定，會畫出不同區域供不同行業集中管理。

也就是説，“市”是由政府集中管理、規劃的“商業區”，整齊劃一地排列行業店鋪，而對應的所有者，卻不是“有市籍”的賈人，推而廣之，秦國的“市”的經營交易，從來不是“賈人”壟斷的地盤。

不僅如此，在秦簡所見的商業交易法規和司法案例中，很難找到“賈人”、“市籍”的蛛絲馬跡，結合上文的事實可知，最大的可能就是，秦國在商鞅變法之後，根本沒有“市籍”，也沒有專職的“賈人”階層，秦人都可以“行賈”和“賈市”。

五

真正攪亂我們認知的是，大量存在“賈人”和“市籍”的記載的是西漢時代的史料，所以有不少研究者想當然地依據“漢承秦制”，想象回溯秦代、秦國也是一樣的制度。

過往，學界有不少學者甚至認為，秦漢“市籍”是覆蓋所有“商人”羣體的户籍類型，比如朱紹侯和陸建偉都認為是針對“所有”商人，“市籍”代表着在“市”中的交易資格，沒有“市籍”的人也就沒有交易的資格，甚至推而廣之，認為商人的“市籍”與平民的“户籍”一樣，是集中居住、集中管理的依據。

即“事末利者”=“有市籍者”。

然而，無論是上文中嶽麓書院藏秦簡中收錄的發生在秦王政十八年的《識劫□（左女右冤）案》**，還是《史記·平準書》**的記載都明顯與此結論相牴牾：

異時算軺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諸賈人末作貰貸賣買，居邑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佔，率緡錢二千而一算。

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

《漢書·武帝紀》“初算緡錢”條下也有註釋提及：

臣瓚曰：《茂陵書》：諸賈人末作貰貸，置居邑儲積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佔，率緡錢二千而一算。

翻譯大義是，在“算緡令”施行之前，“賈人”是要繳納“緡錢”的，所以沿襲不變，只是其他從事“商業活動”的“諸賈人”，具體來説，就是含幾類人，“末作”是手工生產商，“貰貸”是借貸錢財取息的金融商人，“賣買”就是流通中間商，而“居邑稽諸物”則是囤積商品的批發商，所謂“居邑”則是編户齊民才居住在“邑里”中，“市井之人”則專指“市籍”家庭。

以上這些人以及因商獲利的人，哪怕沒有“市籍”，也要向官府申報貨物資財，繳納相應的“緡錢”。

《平準書》後面又強調了“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不得“籍名田”，也就是不得按律授予佔有田宅，既然賈人中存在“有市籍者”，也就意味着存在“無市籍者”，而“算緡令”只是規定了“商業行為”需要繳納緡錢，卻並未強制其轉入“市籍”，也就意味着，這種“田宅歧視”仍舊只針對漢帝國從事商業行為的羣體中的一部分，而非全部。

綜合起來討論，也就意味着，在漢武帝“算緡令”下之前，從事商業行為的有兩個羣體：

1，“賈人”有市籍者；

2，“賈人”無市籍者；

梳理一下文字，結論是：

1+2=漢武帝“算緡令”下之後財政意義上的“賈人”；

1**=漢代法律意義上的“賈人”。**

也就是説，在漢朝的制度體系下，“市籍”也不意味着交易許可，“良民”或者説“編户民”一樣具有進行商業交易行為的權利。

那麼，漢代的“市籍”作用是什麼？它又是何時出現的？

要解答這個問題，就要回歸“賈人”詞彙的本義，因為****在先秦語境下，“賈人”與“商人”實為兩個職能羣體，見《説文·貝部》：

賈，賈市也。從貝襾聲。一曰坐賣售也。

“坐賣售”的意思即在市場中從事交易的“坐商”，另見鄭玄注《周禮·天官·太宰》“六曰商賈，阜商貨賄”條：

通物曰商，居賣物曰賈。

也就是説，走南闖北互通有無的“行商”在先秦稱“商”，在市場中固定交易的“坐商”在先秦稱“賈”，而《商君書·墾令》中説到的“重關市之賦”恰恰是分別取自“商”和“賈”。

進入秦漢語境，“賈人”不再僅限於“坐商”，也有“行賈”之説，但是“市籍”既然是一個户籍門類，在編户齊民體制的前提下，本質上，必然有一個“地著”，也就是今天所説的“户籍所在地”，這也是一切管理的基礎。

在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出土的西漢簡牘中有齊國法律《守法守令等十三篇》五《市法》，其中提到：

2441……利之市必居邑（守·五）

2066……□也市嗇夫使不能獨利市邑嗇夫……（守·五）

2353……□職於肆列間（守·五）

大義是，市場經營者必須集中居住在“邑”中，而“市”是和“邑”並列的經營區域，由市嗇夫管理，邑，由邑嗇夫管理，做買賣的地方在“市”的“肆列”之間。

非常有意思的是，“邑”、“市”、“嗇夫”、“肆列”，都是秦漢簡牘中常見的名詞****，可見，戰國時代的秦律並不是什麼“發明創造”，列國都有類似的東西，只是看有沒有保存下來罷了。

如果上溯制度根源，到周代的“四民聚居”，這一套體系就更是淵遠流長，而其管理的細節，列國也更是大同小異，無非是居住地管理和經營地管理兩種，不過相對於《齊市法》，已知的秦律和漢律並未見到對商人居住地管理的條文，而主要是在“市”的交易行為的規範**。**

據《秦律十八種·金布律》：

賈市居列者及官府之吏，毋敢擇行錢、布；擇行錢、布者，列伍長弗告，吏循之不謹，皆有罪。

這裏最有價值的是“賈市居列者”及“官府之吏”，也就是市場上的經營者，在商鋪從事“賈市”業務的人和官府派出的**“吏”，市場的基層管理者則是列、伍長。**

某些論著中，即將“賈市居列者”中的“賈”當做“賈人”講，進而引申秦國已有專門的“賈人”。

根據《秦律十八種·關市律》：

為作務及官府市，受錢必輒入其錢詬中，令市者見其入，不從令者貲一甲。

可知，秦的官營“作務”也就是手工業製品變現，即為“官府市”，就是在“市”上賣東西，要求收錢必須投入錢罐中，必須由**“市者”**看着投進去，否則要罰一副鎧甲。

這裏的“市者”的“市”當買賣交易講，就是個動詞，也就是買官府產品的客户，而當名詞講，就是市場的工作人員。

另見嶽麓書院藏秦簡《金布律》：

金布律曰：官府為作務市，受錢及受齎租、質它稍入錢，皆官為詬，謹為缿空，耍毋令錢能出，以今若丞印封詬而入，與入錢者叁辨券之，輒入錢詬中，令入錢者見其入。月壹榆缿錢，及上券中辨其縣廷；月未盡而詬盈者，輒榆之。不如律，貲一甲。

此處的律文説明，“令入錢者見其入”，也就是“買官府商品的客户”看着錢投進錢罐裏，説明，這裏的“市”當“買賣交易”的動詞講，也就意味着“賈市”本身就是一個動詞，也就是“到市場上交易”的意思，而非“賈人市”，所以“賈市居列者”本身並不能等於“賈人”，而是在“市場上有店鋪、攤位的坐商”。

這條律文同時解釋了上面《金布律》中“官府之吏”在市場上怎麼經營的問題，另據漢初的《二年律令·□市律》：

市販匿不自佔租，坐所匿租臧（贓）為盜，沒入其所販賣及買錢縣官，奪之列。列長、伍人弗告，罰金各一斤。嗇夫、吏主者弗得，罰金各二兩。

明確區分了列長和伍人是兩個職務，上面還有嗇夫，以及吏主者，基本上可以視同於編户齊民管理中的里正和伍老，鄉嗇夫等管理序列，也就是説，市列的組織，是與編户齊民一樣嚴密的。

而從其他材料來看，秦漢的“市”實際上受雙重管理，一套是市嗇夫系統，一套是亭長系統，前者追繳租課，後者負責治安和交易糾紛，乃至於收取大宗交易的“質錢”抵押等等。

而律文中的違法行為，則是“市販”偷偷隱藏了交易，不申報“市租”，其罪行等同於“盜”罪，要處以沒收販賣貨物及交易收入的懲罰，並要奪其“列”，可謂重罰了。

**這種規定，也可見秦漢財政管理的一個常態思維，即為了節約管理成本，允許你“自佔”****，可卻依託“什伍編民”的基層組織編織“告密網”，並進行嚴厲的連坐，如果揭發出犯罪事實，**官府財政所得將遠超法律規定的“租”，可謂穩賺不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