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為什麼能夠兩次崛起？是因為他們更容易達成共識嗎？_風聞

日本為什麼每次都能迅速的崛起？

日本是中國的兩千年的近鄰，步入近代以來，中國和日本都面臨着西方列強的挑戰，差不多同時開始了改革進程，但日本相繼擊敗清朝和沙俄，一躍成為強國，在二戰慘敗之後在十幾年中又迅速再次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中國的前進卻要遲緩得多。

▲中國是近些年才開始逐漸經濟飛昇的

中日文化相近，人種相似，地理相鄰，然而近代以來一個順風順水，耀武揚威，一個命運多舛，步履艱難。而且，日本第一次崛起，還是踩着中國發達起來的，這就更令人怒且憋悶了。

為什麼看上去“同文同種”的兩個國家，國運卻如此不同？

如果面面俱到的講，這個話題足以寫出一個幾十萬字的博士論文或專著來，然而紛繁的現象中，也藴含着樸素的線索。事實上，日本和中國同屬於工業文明來臨之時的後發國家，在崛起之路上的不同，可以概括為一個基本框架——日本更容易達成國內的共識，而中國則很不容易做到這一點。

從歷史進程上看，中日兩國幾乎同時開始向西方學習，清朝的洋務運動始於1861年，日本的明治維新始於1868年，時間點差不多，中國還要更早一點。

從改革的內容上看，洋務運動更偏重於器物層面，強調要以西方先進裝備來武裝自己，同時在建工廠，造輪船，制槍炮上下功夫，概括起來就是“求強”和“求富”。

明治維新更偏重於制度，企圖效法西方，將日本進行全面改造。在政治上確立了立憲和議會的基本制度；訂立了刑法、民法和商法；建立中央銀行和郵政制度；鼓勵西化的生活方式；普及義務教育；實行徵兵制，建立新式軍隊……概括起來，就是“文明開化”、“富國強兵”、“殖產興業”。

對比之下，可見日本的改革力度顯然更大，其中相當多的內容，是大清無法做到的——給皇帝立個憲？開玩笑！訂立洋人那樣的法律？大清不需要律師！中央銀行是什麼東西？大清有户部就夠了……建立新式軍隊？不聽話怎麼辦？

▲北洋水師已經足夠英勇，但也無法挽回大局

最後的結果大家都知道了，洋務運動最為亮眼的成果北洋水師敗於聯合艦隊，陸軍更是不堪一擊，一敗塗地，大清割地賠款——洋務運動被明治維新完全碾壓。

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根本原因在於日本內部變革阻力小，容易達成一致，而中國內部對外面世界的認識迥異，很難達成共識，只能進行最表面的改革。

大清時代，底層百姓渾渾噩噩，中層官僚得過且過，皇親國戚茫然無知。面對“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普通老百姓的處境與前朝並沒有什麼不同，要改變現狀，要麼去科舉，要麼去造反，中高層被既得利益捆綁，不願意進行任何改革。

不是沒有明白人，但他們數量很少，根本沒有生存空間。在大清的高官中，福建巡撫、閩浙總督徐繼畬通過傳教士瞭解西方後，在他所著的《瀛寰志略》中表達了對西方政治制度的欣賞——

“按華盛頓，異人也……既已提三尺劍，開疆萬里，乃不僭位號，不傳子孫，而創為推舉之法，幾於天下為公……米利堅合眾國以為國，幅員萬里，不設王侯之號，不循世及之規，公器付之公論，創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

▲徐繼畬的這段話被刻成碑文贈送給美國

收藏在華盛頓紀念碑中

他還指出，實行議會制是歐洲各國的共同體制，“不獨英吉利也”。顯然，徐繼畬勇敢地透過表面現象，看到了西方列強在政治、經濟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先進性。但他在當時卻因為“稱頌夷人，獻媚夷酋”，而成了千夫所指的“漢奸”，被罷免了全部官職，後半輩子只能哆哆嗦嗦地活着。

綜合而言，當時的中國人在國家發展道路上很難達成一致——底層老百姓要改變現狀，出路很少，太平天國、捻軍、義和團，成了他們為數不多的選擇；少數知識分子能開眼看世界，知道要學西方，但掣肘甚多；更多的官僚只想保住既得利益，全力維護“祖宗之法”。最後，只能在器物層面上進行極為有限的改革。

其實，就連器物層面的共識，也來得勉強。那些愚昧的頑固派，甚至連火車和蒸汽機都接受不了，即使是謹守“中體西用”的李鴻章，也不得不用馬拉火車來糊弄他們。

相反，日本的改革阻力就小得多，這使得他們能夠進行有深度的改革。

▲以“維新三傑”為代表的改革派，多出身於中下層

雖然日本在歷史上一直學中國，但實際上從來就沒有真正學像過。從表面上看，日本的文字、服裝、文化，和中國都挺像，但中日的國情，其實差很多——日本列島支離破碎，人口有限，資源匱乏，更容易形成割據而不是統一。天皇只是名義上的共主，雖然“萬世一系”，但實質上就是個擺設，這種局面更像是中國的春秋時期。

所以，日本在古代不具備形成大國的條件，但卻在近代陰差陽錯地成就了改革的土壤。

由於沒有強大的中央集權，來自政權的阻礙就遠不如在中國那樣大，中下層的變革要求更容易實現。各地的藩閥是實際上的統治者，他們跟下層的平民距離並不遠，對外來衝擊的感受相差不多，也沒有大清的官僚那種與朝廷緊密捆綁的既得利益。對幕府的不滿，對洋人的恐懼和豔羨，很容易地催生出變革的衝動。

日本的藩閥不是強大中央集權之下的官僚，他們是事實上獨立的諸侯，也有相當的實力來實施變革。

▲表現幕府歸政天皇的《大政奉還圖》

名義上的最高統治者天皇能從被推翻的幕府那裏獲得的不小的權力增量，是改革的受益者，同時也是維新和共識的象徵——倒幕派以天皇為大旗，平民從天皇那裏找到了認同感，下層武士找到了效忠天皇的榮譽感，得了實惠的天皇自己更是樂見其成，而幕府這一真正的反動力量反倒是非常孤立，並沒有費什麼勁就被打倒了。

雖然之後還有一些遺留問題需要解決，但大局已經鑄就。

所以，體量小，政權結構鬆散，社會結構扁平的日本，反倒更容易形成共識——洋人厲害，那學他們！幕府不肯，還欺負人，那就打倒它！

天皇：幹！

平民：幹！

藩閥：幹！

武士：幹！

幕府：MMP……幹不過，認慫！

▲如果進行深度改革，清朝的實際統治者慈禧

只會利益受損，態度可想而知

但是大清就很難形成這樣的共識了——誰説洋人厲害？“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獨火器萬不能及”，咱只是武器差點嘛！既然洋人沒那麼厲害，誰學洋人？漢奸才學洋人！朝廷腐朽，打倒？謀反啊！夭壽啊！萬萬不能啊……

所以，大清只能在“火器”上面下點功夫，因為這可能是各階層唯一達成一致的地方了。其結果正如左宗棠所形容的那樣，明治維新是“操舟跨駿”，洋務運動是“結筏騎驢”，孰優孰劣一目瞭然。

不過，達成共識不等於達成正確的共識。日本新形成的體制有利於崛起，卻沒有足夠的糾錯能力，導致日本的共識很快就跑偏了，跑到了靠不斷侵略掠奪的邪路上，被侵華的執念所困，欲罷不能，最後被美國一頓暴揍，乖乖投降……

二戰之後的日本被打成一片廢墟，一度被認為從此就這麼完蛋了。但日本很快就從廢墟中爬了起來，以另一種形式再次崛起，在八十年代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這其中同樣有日本人容易達成共識的原因，而且這一次，日本形成的共識可能比明治維新還要一致。明治維新還打了兩場不大的內戰，這一次則是沒有二話，全體自動乖乖地跟好美國爸爸。

雖然和平憲法有美國強加的因素，但戰敗的慘狀讓大多數日本人頭腦清醒了很多，形成了要賺錢不要戰爭（反正有美國罩着），“悶聲發大財”的共識，勁往一處使，從而再度崛起，成為經濟規模上與整個歐洲相當的經濟大國。

▲團結力量大，但團結是有前提的

很多人將中日的差別歸結為日本團結而中國不團結，實際上“團結”所反映的，正是各階層能不能達成共識，以及達成共識的難易，而不是表面上的道德。

從中國近現代歷史看，每當在國家發展道路和方向上達不成共識時，就呈現出曲折反覆的折騰狀態，而且往往得用暴力來解決問題。在洋務運動之後，戊戌變法、辛亥革命、護國戰爭、護法戰爭、解放戰爭等，皆因無法形成根本性的共識而引起難以妥協的衝突，只能用暴力來解決。

相反，能夠達成共識的時候也不是沒有，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北伐、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抗戰、七十年代末的改革開放，就是在國家發展戰略上達成了一致，九十年代兩岸的談判達成，保證了兩岸二十多年的和平與繁榮，兩岸人民受益良多。很明顯，每當各階層能夠形成共識，中國便呈現出團結向上的局面。

進入近代的一百多年來，中國人已經流了太多的血，這也許是一個傳統大國重新崛起難以避免的代價。今天的我們，應該從歷史教訓中學會以中華強盛為最大公約數，包容並舉，各盡所能，這是中華文明覆興的必要條件。

即使是在生活中，這一點也很重要——和你的室友、同學、同事、伴侶……達成最大限度的共識，同樣是保證團結和效率的要素。

還是我們常説的那句話：團結就是力量！但是我們要正確理解團結的實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