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流浪地球》中看個英雄與集體英雄_風聞
达瓦里氏同志-2019-02-13 18:03
小時候看《神鵰俠侶》,印象最深的不是小龍女被強姦,或者16年後楊龍兩人再聚。而是一個小兵之死。
小兵沒有名字,只有一個籠統的身份。那天夜裏他照常在襄陽城裏巡邏,也許他正想着明天回家妻子會給自己準備什麼早飯,想着過年了該給爸媽準備什麼禮物,給孩子扎怎樣的燈籠,才想到一半忽然就被人揹在了肩上,又被戴上了一頂郭靖的帽子。還沒等他明白過來怎麼回事,就被內家高手從背後發起的攻擊瞬間擊斃。
揹他的人就叫楊過,襲擊他的是誤把他當成是郭靖的金輪法王,而這一切都是楊過設計的,目的僅是轉移法王的注意力,救重傷的郭靖一命。
所以小兵就這樣理所當然的死了,無聲無息,如一隻螻蟻。楊過依然是人們心中的大英雄,人們都為他拯救了郭靖而感謝他。郭靖也依然是大英雄,人們覺得用一個小兵的命換他一條命實在太值了,沒有人再去關心一個小兵的死亡。
可是我很關心,雖然古今中外的故事都是這麼寫的——為了成就一個偉大的英雄,無數個體都可以犧牲,都可以微不足道。
近幾年好萊塢的影片似乎開始否定這種傾向,比如《蝙蝠俠大戰超人》,蝙蝠俠是因為超人和反派的大戰毀滅了一座城市中無數的生靈而決心消滅超人。
再比如復聯繫列,終於是團隊作戰了。但也有遺憾,因為這屬於團隊英雄主義,災難來臨的同時其他幾十億人在做什麼?坐以待斃嗎?
遺憾歸遺憾,回過頭來想想,電影不這麼拍還能怎麼拍?小説不這麼寫還能怎麼寫?人們總是會把最大的關注聚焦在那個最耀眼的英雄,進而情感帶入,這樣的影片才能引起廣泛的關注度。
所以從這個角度説:《流浪地球》實在是做了一次非常勇敢的嘗試,一種企圖突破傳統英雄主義敍事模式的嘗試。轉而創造另一種敍事模式:每一個人都是成功不可或缺的部分。
但是所有的革新都會面臨質疑,《流浪地球》誕生在特殊的中國電影市場,又逢意識形態交鋒已達近三十年最激烈狀態的當下,故引發的爭議更為普遍,其中最典型的便是豆瓣署名為左丘失明的影評文。此文我在觀影前也曾拜讀,且一度頗受影響。但看完電影后對此文的核心觀點卻難再苟同。
以被左丘失明重點詬病的杭州救援失敗為例。
按照傳統的電影敍事模式,救援隊應是拯救地球最關鍵的存在,最重要的成就必須由他們完成。所以他們必然能先拯救杭州(或更符合邏輯的是,拯救了雅加達),然後修好蘇拉威西發動機(這是影片中的BUG,杭州到蘇拉威西實在太遠了,雅加達過去還算近),最後點燃木星,拯救全人類。主角九死一生,但卻能奇蹟般生還,和喜極而泣的女主角擁吻在一起。
這種敍事模式我們實在太熟悉了,所以當王磊率領的救援隊未能拯救杭州時,我相信不是左丘失明一人認為救援隊的存在沒有意義。
然而這次救援的失敗恰恰是影片所要表達價值觀的縮影。
如此一項艱難的任務絕沒有百分百的成功率,要實現成功必然要經過無數次的失敗,才能最後實現那微小的成功率。
而個人英雄主義敍事模式的特徵就是,不需要無數失敗的嘗試,只需要主角(或主角團隊)一人就能成功。所以在《獨立日》裏,一艘飛船兩個人就能摧毀外星母艦;在《終結者》系列裏,每一集都是正反派各派出一人去執行任務,哪怕那是最重要最艱難的任務。
然而這才是最大的不切實際,現實中沒有任何一個合格的領袖會做出這種決定。而在《流浪地球》,導演終於採用了更符合現實的“飽和式救援”——成功的賭注絕不押在一個團隊身上,而是所有團隊奔着一個目標共同努力。
所以蘇拉威西是被其他不知名的救援隊修復的,所以每個團隊都可能經歷成功或失敗。那麼是不是那支一無所獲的救援隊不具有存在價值呢?
當然不是。現代戰爭中子彈的命中率是幾十萬分之一,但這絕不意味着未能命中的幾十萬發子彈沒有存在的意義,沒有之前的無數次失敗,最後那幾十萬分之一的命中怎可能存在?推而言之,所有的救援隊都有意義,哪怕他那支沒有成功過一次的團隊。
但是觀眾未必會習慣,因為這幾乎是空前的敍事模式,既然是主角,怎能沒有主角光環?怎麼能不獨佔最大的風光?所以説這是一次艱難的嘗試,必須承受傳統視角鋪天蓋地的挑剔。
包括飛船上的反抗也是如此,吳京的僥倖成功是建立在大量飛行員共同的覺醒上,他們一次次的反抗,終於讓吳京有幸獲取那也許微乎其微的一點成功率。
最後破解方案的獲得和實現,也不是上天特別眷顧主人公,而是吳京的執行意志比以色列團隊更堅決(有一部分意見認為,吳京對規則的破壞暗示着中國人對規則的漠視,抱歉,這種生死抉擇下的從權在好萊塢電影中比比皆是,什麼也説明不了,《戰狼2》中的中國海軍不是寧願看着戰友和平民危在旦夕,也不願破壞規則嗎?)
打破傳統個人英雄主義敍事模式的另一種“代價”是,許多參與者看似莫名的犧牲。比如那個救了吳孟達的隊員,其實吳孟達最後不過多活了幾分鐘,那麼這種捨命相救還有意義嗎?
當然有,死亡是突然而不可預測的,人們在緊急狀態下所能做的只是儘可能挽救生命。故這次犧牲展現的意義有兩層,一是個人的渺小和命運的不可捉摸,以及在這種宿命下凡人捨生忘死的抗爭。
但觀眾也必然不習慣,畢竟在之前的電影中只要某人被捨命相救,必然意味着這被救的人會完成一個重要的使命——但是在現實中哪有這麼多巧合。所以電影的敍事只是對現實真相的還原,而個人在這種境遇中並沒有多少選擇的餘地,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全力以赴的選擇“希望”——而這也是劉慈欣一系列作品中貫穿始終的價值觀。
影片為將這種敍事風格堅持到底,在鏡頭中先後出現了俄羅斯、日本、韓國、美國、法國、澳大利亞、以色列等十幾個國家和地區,算是儘可能讓更多的族羣參與到這一“共同事業”中來,因此説這部影片是科幻版的《戰狼》實在是毫無根據的偏見。但作為一種近乎空前的嘗試,又是由基本不具備商業化科幻電影創作經驗的中國團隊操刀,所以影片在整體把控上還顯得很稚嫩。
比如最後為了着力體現團結的力量,硬是讓所有回來的隊員一起推針,以致出現“人推人”這種滑稽而荒唐完全不合理的鏡頭(這也是明顯的缺乏經驗,不能設想一個更完美的各國共同出力的方式,但來也來了,總不能讓其他隊員站在一邊喊‘123加油’吧,只能大家一起上,英雄大家一起當)。
此外在人物的創作上也相對蒼白,大部分劇情中不得不用刻意的行為去迎合劇情,以致人物的表現前後存在矛盾。有些人物存在的意義不明確,又不得不強行賦予一定意義,以致於讓一個稚嫩的初中女生去和成人講大道理,詞不達意毫無説服力。
不過總體而言,影片開頭埋下的各種梗在結尾處基本能實現一一呼應,劇情的承接轉換也基本合理,實現了相當高的完成度。
最後我想説的是:不假思索的否定和不假思索的肯定,都是非理性的表現,追求絕對中立的閲讀和判斷雖然極為艱難,但依然是觀察者務必堅持的理想。如果任憑自己被偏見左右,你所能見的只能是你想象中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