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生存還是要人性？從中國歷史看劉慈欣和江曉原的分歧！_風聞

今天在觀網上看到了這篇文章，《劉慈欣：你關心人性，我關心生存》，我也有一些自己的體會。

https://www.guancha.cn/LiuCiXin/2019_02_13_489922.shtml

首先，我覺得這兩個人討論的基礎存在一些問題。

我們都很清楚，要討論問題，最重要的是兩者的話語體系要一樣，至少討論的名詞，它的含義要一致，這才是討論的基礎，如果一個名叫“XX”的東西，其實同時代表了一隻雞和一隻鴨，那麼兩個人討論XX會不會游泳，結論當然會南轅北轍。

這兩個人他們討論了很多生存和人權的問題，然而劉慈欣説的生存是羣體的生存，江曉原強調的是個體的生存。在生存邏輯這個問題上，兩者也完完全全相反，劉慈欣認為羣體生存是個體生存的前提和終極價值，而江曉原則認為個體生存是具有終極價值的，他們所有的分歧都由此產生。至於兩者討論的人權，這屬於社會文化的一部分，我們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他們兩個人理解的人權也是截然不同的兩種東西，劉慈欣的人權，將羣體生存和文化的整體傳承放在最優先的級別中，而江曉原的人權，將個體的生存自由放在最優先的級別中。

這恐怕就是當下中西方文化最最根本的分歧了，到底誰對誰錯？我覺得這樣的爭論將持續，然而我覺得西方最終贏得這場爭論的機會並不大。這樣的預測並不是從未來來看的，而是從西方的歷史上來看，它們對於生存及文化傳承的問題，成功的案例極其有限，所經歷過的真正困難也太少，能夠涅槃重生的文化更是稀缺，對於深度管理運營大地域國家、大範圍人口的經驗極其欠缺，從他們那裏我們能得到的經驗教訓實在有限，所以我認為如果想要真正找到生存和人權的答案，就必須回到我們自己中國歷史上去找答案。

這裏就是我想到的第二個問題，中國的歷史是一個非常珍貴的觀察超大地域超大人口國家運營效果的樣本，它的存在時間很長，有長期編寫詳細歷史的習慣，它的核心區域穩定的時間比較長，周邊長期存在和它相比有一定競爭能力的同樣獨立的勢力，這是一個長期思考治國理政得失並將其記錄在冊不斷傳承的國家，對於自己國家、百姓、文明的傳承與得失，中國都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

為什麼劉慈欣會如此關注生存問題？因為劉慈欣是一個真正瞭解中國文化的人，大家看看中國歷史就可以很清楚為什麼中國人會有這樣的生存觀了。

中國的戰國時期以及無數存在過卻又滅亡了的國家歷史告訴我們每一個人，無論你的文明看上去多麼先進高尚，當遇到了強大的武力、自然界的災難這種外界的不可抗力，文明都會飛灰湮滅，不生存，無文明，無活人，無傳承。

每每戰爭連綿生逢亂世，所有人被捲入戰爭，人命卑賤到以萬、十萬為單位的人命在歷史書上或許只佔幾個字。雖説戰爭終會平靜，最終也會有人活下去，然而活下去的未必是個體的你。字字血淚也告訴了中國人，個人生存並沒有那麼天經地義，中國人也不覺得個體的生存和同自由有什麼必然聯繫。命才是比什麼都珍貴的東西，這是中國的歷史告訴中國人的。

把活着當成頭等大事，中國人才能活下來，把文化傳承當成頭等大事，中華文化才能傳下去，只有將這兩件事當成頭等大事的，上天才會給你一個可憐的機會，讓你咬緊牙關活下來，讓你的文化歷盡艱難不斷絕地傳下去。

既然把活着當成了頭等大事，中國的文化中自然而然就會發展出專門的學問，用來回答一個問題，那就是“怎麼才能夠活下去？”。

春秋戰國時代，是中國人研究檢驗國家生存術的大試驗場，經過多年觀察和自由競爭之後，中國人不得不承認，國家要想活着，不講人情的法家可能是最好的選擇。戰國後期，多個國家不約而同啓用法家實施變法，秦國在戰國爭雄中最終勝出的歷史都證明了法家在解決國家生存問題上的貢獻以及它作為一種國家管理模式存在的價值。秦國對內通過綿密嚴謹的法律把國家每一個人都變成了耕種作戰的工具，短時間內大大加強了國力，對外不擇手段地採用戰略戰術乃至極端的軍事手段削弱別國實力，最終統一了六國。

而個人生存術的集大成者，可能就是臭名昭著的“厚黑學”了，將生存作為最高價值之後，其他的底線都非常低，這讓很多人都看不起中華文化，覺得中國人太沒有道德了，太沒有人性了。然而我認為正因為中華文化的底線足夠低，它的生存能力才能足夠強，它才能有足夠的韌性，才能在無數次被踩入雲泥之後還可以堅強地活下來。中華文化身處逆境之時，它就像是卧薪嚐膽的勾踐，能低得下身段，等待時機東山再起。

當然，如果中華文化的全部就只是底線低的話，那它就算不上是一種優秀文化了。中華文化的可貴之處在於，它不但底線足夠低，它的上限也足夠高。

從國家角度來看，法家提供了第一種治理的模式，類似於全國軍管的一種模式，很有效率，很有戰鬥力，然而這樣的模式將民力用到了極致，並不是所有的民都可以承受這樣的模式。對一個國家而言，除非在大規模擴張階段，這樣的壓榨在經濟上通常也是不可持續的。於是到了一定的階段，國家治理開始呼喚另一種更為温和的模式，一種更加符合人性的模式，儒家的模式漸漸開始居於主導地位了，法家模式漸漸離開了國家公開的宣傳領域。

儒家模式不斷加強的這個過程伴隨着國家和中華文化的不斷強大。國家強大了，來自外界的生存危機解除了。然而悖論出現了，國家越是強大，文化越是成功，儒家就越是認為它天地人倫人性的那一套是正確的，對於生存的現實問題就越來越不重視，就越來越忽視有關於國家生存的那些問題，重文輕武的風氣常常無法逆轉，直到造成最終的內外危機。

儒家的問題就在這裏，不解決好生存問題，只談人性毫無意義，憐憫的淚水填不飽肚子，也保護不了國家，這是最最現實的問題。

對於個人而言，儒家為中國人的思想劃定了範圍，為中國人的日常行為建立的規範，限定了禁忌，有人將其稱為儒教，確實有一定道理。教嘛，但凡有影響力的大教，總要有儀式，總是要對日常行為管頭管教，婚喪嫁娶，吃喝拉撒，無一不包的，儒家對中國人的影響極其深遠，今日之中國，一談傳統，總也繞不過儒家的那些規矩。

但是儒家又完全不同於西方的那些一神教，儒家的聖人都不是無所不能的神，他們不能呼風喚雨，不能點石成金，不能日行千里，不能轉世重生，他們都是同你我一樣的普通人，只是他們對於人和人，人和家庭，人和國家的相處之道有着比我們更深的理解，他們還將這樣的經驗和理解無私地教授給其他人，於是他們成為了儒家的聖人，也成為了中國人的精神標杆。

中國人就是這樣，生存始終是中國人的終極目標，一遇到生存危機，中國人會選擇從講究文明道德的儒家模式轉向生存模式。生存模式中的中國人知道生存的艱難，承受為了生存不得不付的代價，心中卻不會忘記文明時代，也會時刻嚮往着文明時代的重新降臨。

至於移植芯片入腦控制人的思想這種極端的事情，西方一神教的人才會有這樣的衝動做如此瘋狂的事情吧？中國文化中的統治者對你想什麼其實從來沒有多大興趣，中國統治者最多也就防着你的嘴，不許你亂説話，防着你的行為，不許你造反。只要你沒打算要做官，你腦子裏胡思亂想些什麼，他才懶得管！

還有所謂的個人自由選擇權，如果脱離了西方另一條少數服從多數的重要原則談這個東西，只要不在中國談，全世界都搞我都沒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