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把劉慈欣捲入“意識形態”鬥爭_風聞

多年前，《流浪地球》原著作者劉慈欣和科學史研究者江曉原的一場對話非常精彩，兩人討論了是選擇人性還是選擇生存的問題。

劉慈欣問，假如人類世界只剩你、我、她了，我們三個攜帶着人類文明的一切。而咱倆必須吃了她才能生存下去，你吃嗎？

江曉原回答，我不吃。理由是：不吃比選擇吃更負責任。如果吃，就是把人性丟失了。人類經過漫長的進化，才有了今天的這點人性，我不能就這樣丟失了。我要我們三個人一起奮鬥，看看有沒有機會生存下去。

劉慈欣又問，可是宇宙的全部文明都集中在咱倆手上，莎士比亞、愛因斯坦、歌德……不吃的話，這些文明就要隨着你這個不負責任的舉動完全湮滅了。

江曉原反駁道，在你剛才設想的場景中，我們吃了她就丟失了人性，一個丟失了人性的人類，就已經自絕於莎士比亞、愛因斯坦、歌德……，還有什麼拯救的必要？

劉慈欣最後説：我表現出一種冷酷的但又是冷靜的理性。而這種理性是合理的。你選擇的是人性，而我選擇的是生存，讀者認同了我的這種選擇。套用康德的一句話：敬畏頭頂的星空，但對心中的道德不以為然。

劉慈欣的冷酷或冷靜理性多少來自電廠的關停和下崗的壓力。

2015年，劉慈欣曾在採訪中回應“為何2010年前的作品色調都很陽光，而2010年之後的作品色調則變得憂悒”。原來，“因為2009年是娘子關電廠按照國家節能減排相關政策關停的年份。在此之前，電廠的工作是個鐵飯碗，收入很穩定，可以説是衣食無憂，沒有任何壓力。但是2009年關停後，電廠需要搬遷，員工面臨分流安置，競爭一下子變得激烈了。工作上的巨大變動影響了我的創作心理，體現在作品上就是色調變得沉鬱。這就是文學評論中經常提到的‘説者被説’，作家總是不自覺地將個人經歷映射到作品裏。”

劉慈欣説，“我們企業有2000人，新建一個大發電廠，只能容納400人，剩下這1600人去哪兒？在這個氛圍之下，《三體》的風格就變得有些陰暗了，生存競爭就浮出水面了。”

在劉慈欣的小説中，在他和江曉原對話中設計的思想實驗中，他的這種理性，許多讀者是認同的，不過那是在極端情況中，考慮的是人類的整體生存。

劉慈欣的觀點不應該被誤用，推而廣之，不分場景地把生存置於道德之上就不對了。他有個小錯誤，就是引用康德的話，正好把意思搞反了。康德對道德律像對星空一樣敬畏，康德的倫理學是道德義務論的，和劉慈欣的生存目的論正好相對立。

江曉原的觀點中也有存在爭議的地方。劉慈欣問有不變的人性存在嗎？江曉原就認為自由意志就是不變的東西中的一部分。科學不可以剝奪人的自由意志。從中不難看出，江曉原更接近西方主流價值觀，也就是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是一套很有生命力的敍事，歷史上不斷浴火重生，無論你是否批判它，都不應該小瞧。但自由意志是人性基礎的觀點，可能本身也會受到科學的挑戰。《未來簡史》一書的作者尤瓦爾·赫拉利就認為所謂的自由意志根本是不存在的，我們的選擇和決定只不過是大腦算法的結果。而且他還舉出了大量科學研究作為證據。且不論這是否能作為主流科學的結論，至少可以被科幻作家合理地當作設定採用，因此，在劉慈欣筆下，自由意志不重要，可以在絕境中服從於物種整體上生存理性，也就完全是合理的。

當然，劉慈欣並不能代表與自由主義交鋒的一套邏輯，他的這種理性不是“完成時”，不是建設一個幸福的國家最終所夢想的東西，也並非闡釋充滿正能量的中國夢所需要的。他的思想甚至可能被攻擊為“為極權主義張目”，但細讀他的科幻作品就會發現，不同的時期人類社會性質的差異巨大，甚至超出了今天對各種社會形態的想象。只注意他呈現的社會組織形態，不注意他設定的條件、時間，這樣攻擊他也就很不合理。

無論如何，科幻就是科幻，把科幻設定中的思想用到現實中，當然會很荒誕。因此，反過來如果為了攻擊“自由主義”，就在沒有自然災難的前提下用劉慈欣的設定去吹捧他想象的社會形態，結果也只能是給對手找漏洞。

大家為《流浪地球》而激動，歸根到底不是為了和“自由主義”鬥法，而是因為中國人在大銀幕上拯救地球終於實現了，這感覺真棒，如果有人非要用傳統的意識形態話語鬥爭的思路去分析，工具箱就太陳舊了。“自由主義”在西方失寵，出現了特朗普這樣有些虛無主義味道的人，本身就是“陳舊”的體現，而不是“戰敗”的體現，人們並沒有找一套更好的思想去代替自由主義，而是覺得它太單一，解釋力太不夠，在這個框架中哪怕與之作對都是跟不上時代變化的了。

比如，有實驗發現，年輕人的政治傾向與大腦結構有關，在自由派志願者的大腦中，ACC（前扣帶皮層）中灰質體積明顯增多。而保守派的志願者，其大腦中杏仁核灰質體積明顯更大。就像前面討論自由意志時所説的，科幻作家更喜歡這種設定，同時也意味着舊的鬥爭框架被消解。

比起意識形態爭論，中國文明如何與世界各種文明對話，可能是更有意思的問題。我就更願意通過劉慈欣的作品，考察中國思想中如何面對“自然”。在《老子》中，中國人非常獨特的思想又一次呈現出來，即認為“人的能動性”終究是值得懷疑的，而“自然”有自發運作的機制，不以個體活動為基礎。違背“天”的構成機制，任何人類行為都註定失敗，至少會很困難。

《老子》的思想或許和劉慈欣一樣不夠“正能量”，但都體現出一種宇宙深不可測，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特徵，人類面對宇宙機制是無能為力的，有時候會面臨絕境，當然中國文化同樣孕育出了“精衞填海”、“愚公移山”這樣對此種絕境進行反抗和鬥爭的神話故事，而鬥爭有多麼可歌可泣，也就證明了這種絕境多麼超出別的文化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