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與自由主義_風聞

自由和自由主義的內涵不聯繫基督教是容易誤解的。自由作為西方文化的核心價值是由基督教開發出來的，上帝賦與人以恩典，使人的生命實踐突破人的生命的自然性的限制，達到普遍性的體驗，這就是意志自由，也就是黑格爾意義上的精神，是生命自覺性和能動性的體現。有一點需要區分，意志不是慾望，慾望體現的是生命的自然性，而意志則與理性結合。而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也非秩序，而是仁，其實西方文化中的自由大致相當於中國文化中的仁，政治自由其實也就類似於仁政。自由主義與儒學都講秩序，其現實的體現一推崇法治，一崇禮。                                                     下面説説自由主義作為西方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當它來到中國，何以在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中引起反響，這就需要從理學説起。

   理學的興起可以溯源於唐代中期。讀唐史會有這樣一個困惑，河北三鎮絕非強大無比的力量，且主要在河北一隅，為何始終難以解決，甚至每每在臨近解決的邊緣，而功虧一簣。當時的人們發現，因為人性的自私、怠惰以及由此而來的人與人之間的相互掣肘，使得所執行的政策和方略大打折扣乃至於扭曲，讓一切看來是容易解決的問題，變得出人意料的艱難。因此，要想使政治良好，首先要正心誠意，這種思想在中唐政治家陸贄對時局以及其中的人性展現的洞察幽微的分析中已經有了萌芽（陸贄在後世的理學家中有相當高的地位）。理學作為一種政治思想正是植根於中晚唐的歷史情境。而中晚唐也是向宋代過渡，中華民族的生命力由盛轉衰的時刻。

   由正心誠意出發，就導出這樣一個結論，人性在未經自我修養達到改善之前，最好不要輕舉妄動。否則任何一種利國利民的措施，終歸要受到人的私心的侵蝕，而走向反面，所以在私心沒有根除的情況下，就不能有所作為，這就產生了理學的謹小慎微，信心不足的無為政治。而自由主義的無為政治則是植根於另一種歷史情境：西歐社會處於上升的發展期時，哪怕人性的錯誤都會產生積極的後果，正所謂時來天地皆同力，因此不需要政治上的刻意干預。事實上任何理論邏輯都是紮根於特定歷史進程中的事實基礎之上的。

    但不論理學與自由主義的無為政治的取向有何不同，至少要“無為”這一點是吻合理學家的謹小慎微，好靜不好動的本性。由此理學家化身為現代的自由主義者。所以近代以來的中國自由主義者的精神實質是保守、害怕社會變革，害怕大規模羣眾運動，自信力不足的理學家。另一方面，中國的自由主義又脱離了基督教倫理的土壤，自由失去了德性的維度（自由就其本意來説，是生命突破惡的限制的努力），也就失去了生命實踐的體驗。在中國的自由主義中，“自由”的內核實為莊子式的虛無的任“性”，這其實與自由的本義大相徑庭，甚至背道而馳。而理學追求抽象的“理”也失去了傳統儒學“仁”的豐滿生動的生命感，陷入無行動、無內容的默想中，因為這個共同點，理學家再次披上無熱情的，中國自由主義的外衣，而心感愜意。但這也正是近代自由主義者最終枯死在象牙塔之中的內在原因。

    在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生命力重新甦醒，靜極而動的時刻，表面上的自由主義者，骨子裏的理學家，仍然沉睡在一個纖塵不染，靜謐的“理”的世界中，而感覺舒適安逸。由此，他們唯恐中國革命，中國人民的奮鬥，打破了他們的清夢。他們總是幻想，在外部勢力的庇護下，而不經過自己的努力犧牲，中國的歷史就可以平穩進行，自動進入現代化，而他們則可照舊躲在小樓自成一統，把玩着文化，享受着消極自由 。文化在他們手中成了玩物，失去了修養的真諦，那就是培育內在的德性和智慧，化為外在的富於創造性，富於勇氣的行動，內充實而外輝美，克服一切艱難險阻，造出一片新天新地新境界。在他們手中，不和生命的實踐相結合的文化，最終也成了失去靈性的死物。                          而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以覺悟和解放為靈魂，繼承了自由的真義，激發出了中國人民的奮鬥精神，以衝破一切艱難險阻，並賦予中國人民以不屈不撓地追求美好未來的意志，創造出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