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一教授，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你懂嗎_風聞

條件相似的印度，為什麼改革開放了兩個三十年，沒有出現中國奇蹟，而中國只改革開放了一個三十年就出現了？第三個三十年，中國是否會改革成印度？為什麼問這個問題？新中國工業革命是一個自然的過程，迄今為止分為上下兩個半程，上半程優於下半程，而且整個過程還沒有結束。但是，近日讀《觀察者網專訪文一（下）| 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 毛澤東時代的貢獻不可磨滅》，發現這個洋教授不僅割裂了中國工業革命過程，把兩個三十年説成是兩次工業革命嘗試，而且竟然給80分的上半程打了個不及格，給60分的下半程打了個80分，失去了公允，尤為可氣的是拿西方工業革命成功模式的鞋硬套中國工業革命的腳。對此，不禁想問這位洋教授一個問題，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你懂嗎？

已經發生的新中國工業革命是一個自然的過程，只是分為上下兩個半程。這一點好理解，但是説上半程優於下半程，大家可能不好理解。另外，中國工業革命的經濟學機理是什麼？這是經濟學必須回答的問題。文一做了探討，但結論是錯誤的。

一、只有計劃經濟才能為新中國贏得改革開放和繼續工業革命的資格

該談話中，文一教授總結西方工業革命的路徑有一定道理，他認為，西方國家的工業革命，必須搞對外擴張。他説 “歐洲歷史上是用皇家海軍和武力殖民來為本國的製造業開闢全球市場和維護殖民統治的。當年的日本帝國也是以這樣的方式來為自己的產品開闢中國和東亞市場和原材料供應基地的。”。但是，他把西方工業革命的國內條件總結的太囉嗦，沒有抓住實質。從他一大堆經濟學論理裏，我發現，西方國家的工業革命的國內條件是，國家必須具備一定的工業能力優勢。因此，西方國家工業革命的機理是：第一、國家必須具備一定的工業能力優勢，第二、必須搞對外武力擴張，開拓產品傾銷市場和原材料來源地。兩者缺一不可。

文一教授還對滿清工業革命的失敗進行了總結，“晚清洋務運動時期也轟轟烈烈搞過工業化嘗試，建立了160多個大型現代化企業,包括兵工廠和大型紡織廠。早在1860年代，洋行股票開始在上海問世。之後，在洋務運動的驅動下，第一隻華商股票，由輪船招商局發行的，於1872年底開始交易。接下來，江南製造局、開平煤礦等現代工業企業、礦業企業相繼發行股票。1881年，外國商人創辦了上海自來水公司，其股票也供不應求。清政府也搞了國防現代化建設，包括組建北洋水師，還選派留學生出國，終止了科舉考試等等。但是這些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努力根本不足以在中國遼闊的黃土地上引爆一場工業革命，因為它忽視了占人口90%以上的中國農民──這個唯一能夠為工業化積累原始資本、創造剩餘價值、孕育市場力量的巨大源泉。清政府沒有能力和意願去組織農民，幫助廣大農民發財致富，因而也無法富國強軍。

正因為晚清精英階層用了半個世紀無法解決中國90%以上人口的貧窮落後問題，無法形成一個自下而上的工業化積累、基礎設施建設和技術升級的良性循環，結果朝廷債台高築，國家風雨飄搖，“富國強兵”的現代化成為泡影，淪落成為一個被西方列強和日本瓜分的半殖民地。”

顯然，文一教授對滿清政府無法啓動中國工業革命的具體認識，是正確的，但是他缺乏必要的高度以及宏大的格局和視野。滿清政府無法啓動中國工業革命的根本原因是：世界已經劃分為作為工業品輸出國的西方和作為產品傾銷市場和原材料來源地的其它國家。這樣劃分的意義在於，西方有能力用武力來統治，瓜分其它國家，其它國家作為西方的原材料來源地和工業製成品出口市場，只能被西方瓜分，統治和蹂躪。現在完成工業革命國家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總數的10—15%，按這個比例測算，大清國作為被統治的產品傾銷市場和原材料來源地，要想崛起為工業國，以它的體量，除了具備毛澤東時代創造的工業革命的國內條件，還必須能夠把整個外部世界變成它的為產品傾銷市場和原材料來源地。這兩點，大清國理論上都做不到，第一，它無法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勤儉建國的方針，通過搞計劃經濟建成完善的工業體系、經濟體系和國防體系。第二、它沒有能力征服西方列強。日本為什麼能夠崛起？除了國內條件和抓住唯一的機會，根本原因是日本體量小，崛起不明顯改變世界的格局，沒有阻斷西方在大清國的利益。國民政府為什麼不能引爆工業革命？原因同大清國。

文一教授認為，“如果建國以後，利用共產黨的強大社會根基和執政能力，長期堅持新民主主義革命，搞重商主義開放式的以出口為導向的發展戰略，像列寧在新經濟政策期間那樣利用資本主義來同時發展自己的民族資本工商業和社會主義國營事業，1958年不搞大躍進，1966年不搞文化大革命，實事求是地依靠各級政府招商引資，大力發展鄉鎮企業和國家主導的技術研發，允許民族資本生存，又有毛澤東創建的一個強大的有執行力的政黨和政府，那麼中國引爆工業革命的時間就會顯著提前，現在的中國總體國力可能已經早超過美國了。”現在假設文一教授的主張都能實現，我的問題是，結果會怎樣？答案是比大清國還慘！！！原因很簡單，我們以農業國的身份搞改革開放，搞市場經濟，出口初級產品，進口工業製成品，並對外資敞開所有行業，結果是帝國主義不用動槍炮，就能控制中國經濟，然後可以利用文一教授説的“強大的有執行力的政黨和政府”，鎮壓愛國力量的反抗，服務帝國主義的統治。

如果三年困難時期，就搞改革開放，農村先把地分了，結果還是大清國的命運，外部原因是美蘇兩大集團中的任何一個，都不允許我們搞真正的工業革命，都有能力把中國變成他們的長工，而我們沒有能力讓他們給我們扛活；內部原因是我們不打算建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實行“造不如買，買不如租”政策，產業循環升級是不可能的，而且早早把地分了，基礎設施無法建設，城市化展不開，招商引（建設性的）資沒有吸引力，掠奪性的外資擋都擋不住。國防沒有工業支持，連印度也擋不住。江河隔年氾濫導致流民四起。這樣的國家治理遠不如蔣介石先生的民國。

綜上，文一教授的假設，無異於蔣幹盜書。

毛澤東抗美援朝，不僅確立了軍事大國的身份，收回蘇聯在東北的權益，而且爭取到蘇聯156個工業項目，同時自己勒緊褲腰帶搞工業化，搞基本建設，讓中國有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科研體系和城市、農村的基礎設施。這些都是在被帝國主義封鎖的情況下，黨和政府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則的結果。整個毛時代，中國為了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不惜對抗美蘇兩大集團，換的就是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一個有趣的事實是，1978年我國外貿出口總額中，工業製成品比例為46.3%。考慮到1979年，中國才徹底解決海運被封鎖問題以及出口能力建設的滯後，從產業能力上講，毛時代，中國已經成為工業化國家，我們終於具備了對外開放，融入世界經濟的條件。這時，我們的開放才不再是把羊羔送入虎口。所以説，前三十年為中國贏得改革開放，融入世界經濟的資格。

為什麼同樣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大清國改出了個可恥的李鴻章，新中國卻改出了偉大的個鄧小平？答案是毛澤東和他的工業化。

總結中國近現代工業化的歷史，只有前三十年的計劃經濟才能為新中國贏得改革開放和繼續工業革命的資格。

二、中國工業革命的經濟學機理

文一教授認為，“工業革命一定具有它自己的普遍經濟規律，否則無法解釋為什麼政治制度迥然不同的國家都能夠實現工業化，比如英國，法國，德國，比利時、瑞典、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韓國，新加坡等等。”這是正確的，但是，他給出工業化路徑卻是狹隘、錯誤的。 他説，“正確的工業化程序是由手工業到輕工業再到重工業，由農村到城市，再最後回到農村──即由鄉鎮企業起飛到輕工業革命再到重工業革命，然後再回去完成農業現代化和城鎮化。這是一條農村包圍城市然後再由城市同化農村的工業化道路，所有成功工業化的西方國家、日本、韓國、台灣地區和新加坡都走過這條道路（新加坡沒有農村，但是也靠大量作坊手工業起家）。”然而，這是一條資本主義工業革命的路徑，理論依據是過時的市場經濟理論，完全無法解釋中國工業革命成功的原因，因為市場經濟理論是一種解釋經濟學，而不是創新性的經濟學，而解釋中國工業革命成功的原因，必須用創新性的經濟學，而不是解釋經濟學。

市場經濟理論有兩個源頭——洛克勞動價值論的產權來源説和亞當斯密的市場説。這兩個源頭其實也是兩個陷阱。洛克產權來源説的錯誤在於它的虛假前提——自然資源是無主物而且無限豐富。亞當斯密市場説的錯誤在於：第一、結構上欠缺社會整體作為市場交易的主體，市場是社會個體之間交易形成的市場，社會整體的利益只能被動、偶爾而且不必然地實現，這樣的市場是低效、失靈、週期和浪費資源的。第二，空間和行業範圍上，市場不能滿足其覆蓋地區的所有需求甚至基本需求，但是，卻要求國家不停地去開闢市場，導致戰爭不斷，而且一旦市場範圍停止擴大，市場主導國家們就衰弱，衰亡。第三、性質上，勞動力進入市場，成為交易的標的，使市場嚴重喪失平等性，使人和人格成為被市場經濟奴役的對象，結果是資本綁架政府，市場綁架社會。這三條中，第一條是根源。解決問題必須從它入手，它改變了其它兩條也就改變了。當然市場和產權都是必要的。要克服市場的弊端只要設計社會整體（包括世界的社會整體和國家的社會整體）作為市場主體與社會個體進行市場交易就可以了。而克服洛克產權來源説的弊端，也是設計社會整體作為資源分配者對社會個體進行分配就行了，當然方法是社會個體通過競買用自己的勞動換社會整體的經營性資源，無償平均分配社會整體的非經營性資源。這樣，經濟學就科學了。

正是因為市場經濟理論孃胎裏帶來的缺陷，文一教授無法用它解釋中國工業革命的成功經驗，所以它的談話沒有抓住實質，而且張冠李戴。為了提高洋教授們理解中國工業革命的能力，筆者先談一談社會主義交易經濟理論和交易的發展史。

所謂社會主義交易經濟，是指：資源是上天賜予社會整體的財產，而社會整體是每一個社會成員作為平等股東組成的社會法人。社會法人把一部分資源（如住宅建設用地使用權）無償地、平均地分配給股東利用，把另一部分資源通過競賣的方式交給作為資源利用者的公私資本家利用，所得在做出必要扣除後在全體股東中平均分配。社會成員的收入包括兩部分：股東收益和勞動所得。所有制上的平權和財產流通上的交易存在，使得社會法人得以以資本家為“剝削”對象，通過交易獲取剩餘，成為資本家的資本家，因而這種經濟是自由、平等、高效和綠色而且計劃性的。在社會主義交易經濟中，政府代表社會整體與社會個體交易，這個交易與社會個體之間的交易互為基礎。

作為經濟本質的交易，由市場和計劃兩個方面有機結合而成。市場説的是交易的主體、客體和客觀方面，計劃説的是交易的主體、客體和主觀方面。兩者結合，使交易具備了主體、客體、主觀方面和客觀方面，形成了完整的交易結構。以交易為內容和特徵的經濟叫做交易經濟。把交易割裂為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是不承認社會整體法人地位的結果：市場經濟不承認社會整體的主體地位，結果是否定社會整體與社會個體之間的交易，只承認社會個體之間的交易；計劃經濟不承認社會個體的市場交易主體地位，結果是排斥社會個體之間的現實交易，否定社會整體與社會個體之間的形式交易，只承認他們之間的實質交易。説到家，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不過是經濟的左右兩個半邊臉。組織交易是市場交易的基礎，歷史上，組織交易的發展在古代衍生出市場交易，在現代又衍生出計劃交易，兩者在趨勢上是融合的，最終會融合出交易經濟——政府代表社會整體交易。

迄今為止，人類的交易發展史如下：

交易者，交換也。所有的交換都是交易。人之初形成的氏族組織——交易的最初形式，就是組織交易。所謂組織交易即獨立的個人通過組成組織獲得大於單個人利益之和的平均值。任何動物聚集成羣，甚至發展到組織，都是動物之間組織交易的結果。沙丁魚聚集成羣，是因為這種合作是一種交易，交易的結果是聚集至少在安全上，大於它們每一條魚獨自生存之和，即沙丁魚聚集成羣的存活率遠高於每一條魚獨自生存。組織存在的奧秘在於，組織給個體帶來的利益大於個體單獨生存的利益之和，兩者之間有個差額，這個差額叫組織剩餘。組織進化的奧秘在於，組織內部的交易可以通過促進組織的進化，促進組織剩餘的擴大。這就是組織密碼。[1]市場交易是組織交易的產物：組織交易發展到一定階段，產生了分配給個體的剩餘，人們拿到組織之外去交換自己所需，就產生了市場交易。不同的是，組織交易的功能是獲得利益的增值，市場交易是用多餘的利益換取自己沒有的利益。原始社會瓦解後，便產生了國家與社會個體之間的強制交易，表現為税收等換公共服務。公共服務最初表現為國防、治安、國家賑災等等，現在又增加了社會保障。

市場交易的發展，要求社會整體作為市場主體的交易。這在近代產生了政府代表私人資本集體的交易——資產階級宏觀調控。政府代表私人資本集體的交易並非真正的代表社會整體，造成市場失靈、政府失靈和經濟週期，導致計劃經濟產生。計劃經濟是人類第一個政府代表社會整體與社會個體交易的經濟形式。它以計劃交易＋組織交易為主體，以組織交易為基礎，交易的內容是生產資料，同時它又以市場交易為補充，市場交易的內容是生活資料，交易發生在企業和個人以及個人和個人之間。由於政府代表社會整體與社會個體交易，計劃經濟可以避免市場競爭帶來的資源浪費和市場環節帶來的時間浪費，並節省市場環節的費用，因而它在滿足社會基本需求方面效率奇高。這已經被毛時代工業化和前蘇聯二戰前幾個五年計劃的成就證明。但是，計劃經濟欠缺市場交易的基礎，無法高效滿足社會個體的多樣性、差異性需求，無法完全排斥市場，導致被排斥的市場通過變革辯證否定計劃經濟的必要。計劃經濟欠缺市場交易基礎表現為：我們的計劃經濟體系中，市場是用來分配消費品的，是計劃交易的市場形式，是計劃交易和市場交易的對接，它欠缺交易的自由和形式平等特性，不能靈敏反映需求變化，同時又欠缺社會個體的投資市場，造成計劃經濟滿足多樣性、差異性需求的能力弱。為此，計劃經濟體制必須進行改革，必須把計劃建立在市場基礎上 ，或者説，把計劃改為社會整體與社會個體的市場交易，並與社會個體之間的市場交易對接，讓我們的經濟體制，既能高效滿足國家和社會個體的基本需要，又能高效滿足的多樣性、差異性需求；既能集中力量辦大事，又能保障社會個體充分的經濟自由；把我們的經濟體制建設成民主、自由、平等、文明、高效的經濟體制。以上是計劃經濟體制需要變革的內因。外因是開放條件成熟，產生利用世界市場的可能和必要。但是，改革並沒有走直線，中國逐步用政府代表國有資本的整體與社會個體的市場交易，取代計劃，並培育社會個體之間的市場交易，產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走了一條曲折的發展道路。

計劃經濟變革的原因只是沒有把計劃建立在市場基礎上，需要改革補正，但是改革沒有用政府代表社會整體與社會個體的市場交易而是用政府代表國有資本的整體與社會個體的市場交易，取代計劃。未來，如果按照文一教授所期許的錯誤改革路線，還會用政府代表資本整體與社會個體的市場交易取代用政府代表國有資本的整體與社會個體的市場交易。再發展下去就是會用政府代表私人資本整體與社會個體的市場交易取代用政府代表資本整體與社會個體的市場交易。結果，就可想而知了。

綜上，中國工業革命的經濟學機理是：第一，用計劃經濟建立政府代表社會整體與社會個體的市場交易，為新中國300年的發展奠定經濟制度基礎，為隨後的改革開放制定路線圖——引入市場機制，引入社會個體之間的交易，改革計劃機制，逐步把兩者完善起來，並把兩者合成為政府代表社會整體與社會個體的市場交易，讓政府代表社會整體與社會個體的市場交易和社會個體之間的交易互為基礎。這樣，就可以保障中國工業革命不斷向前發展了。

第二、用計劃經濟突破中國不能通過市場經濟實現工業化的瓶頸，為新中國工業革命爭取一張許可證和富強國家的身份證，延續民族的輝煌。新中國在兩大對立集團夾縫中生存。兩者都不會允許中國崛起為高度工業化國家。因此，中國只有抗美援朝爭取來的短暫的現代化和工業化機會，失去了就可能亡國，而且中國只有國內市場可用。這樣，狹小的國內市場不支持中國通過市場經濟進行工業革命，計劃經濟通過以組織交易為基礎的計劃交易，不但可以克服市場經濟的低效和浪費，而且可以高效滿足國家和社會的基本需要，在有計劃、按比例的經濟發展中實現工業化。在工業體系和基礎設施基本完善，農業基本滿足了糧食需求，鄉村企業有了一定發展後，中國可以多種形式地培育市場機制，並實行對外開放，把工業能力轉化為民富國強。除了後三十年的改革以外，在對外開放的基礎上，我們還可以把國有企業、生產大隊和鄉鎮企業變成市場主體，引入市場機制，同時發揮政府職能，發展交易經濟。生產大隊和它的村辦企業，作為市場主體，人民公社辦的鄉鎮企業由改為公社社員法定平均持股。生產大隊裏面實行土地承包制，但生產大隊是主要的市場主體，社員不是。

  這樣，80年代同樣會產生一次鄉鎮企業大爆發，進而才在90年代引爆了一場以勞動密集型規模化大生產為特徵、以遠距離貿易和海外市場為目的的“輕工業革命”。 而“這場輕工業革命的開啓和完成使得中國有能力和財力在90年代末引爆一場以能源-動力-基礎設施建設為領頭羊的“重工業革命”，以煤炭、鋼鐵、水泥、石油、化工、汽車產業的崛起為標記，以三峽發電站、全國高速公路網、全國高鐵網的全面建設為指針。”（文一語）不同的是，沒有現在暴露出的弊端。比如，住宅建設用地使用權制度，如果實行無償平均貨幣化分配，仍然可以高速進行城市化，而且不必擔心房價居高不下。再比如，三農問題、貧富差距等等。總之，單純依靠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都不能完成工業革命。具體説來，西方如果不是用海軍和武力殖民來為本國的製造業開闢全球市場和維護殖民統治，就沒有工業化；中國如果不引入市場機制，單純依靠計劃經濟體制也不可能完成工業革命的剩餘路程。但有一點需要肯定，中外工業革命，離不開參照或模仿政府代表社會整體與社會個體的市場交易和社會個體之間的交易:計劃經濟是以組織交易為基礎的計劃交易，不是合格的政府代表社會整體與社會個體的市場交易和社會個體之間的交易，嚴格説來是一種參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政府代表國有資本的整體與社會個體的市場交易，也不是真正的政府代表社會整體與社會個體的市場交易和社會個體之間的交易，嚴格説來也是一種模仿 ；西方工業革命，是有了超過世界一般水平的工業能力後，政府提供基礎設施，並用海軍和武力殖民來為本國的製造業開闢全球市場和維護殖民統治，支持本國的工業革命，這是典型的政府代表私人資本集體與本國社會個體(尤其是資本家)的交易，是對政府代表社會整體與社會個體的市場交易和社會個體之間交易的模仿。

**三、結語：**總結兩個三十年，我們都走過很多彎路。有人曾用一個餓漢子吃饅頭的故事比喻兩個三十年：第一個三十年給餓漢子吃了4個饅頭，沒飽；第二個三十年給餓漢子吃了一個饅頭，飽了。我要説的是漢子在兩個三十年犯的錯誤，前三十年是犯的是餓漢子犯的錯誤，後三十年是犯的飽漢子犯的錯誤。兩種錯誤對漢子的意義是不一樣的，世人看待兩人的錯誤苛刻程度也是不一樣的，更何況是由飽漢子總結餓漢子和飽漢子的錯誤。文一不過是一個外來的“飽漢子”。

[1] 經濟組織的交易屬性發展到現代公司則更為明顯，公司就是僱主與僱工之間的契約和股東之間的契約之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