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編纂委員會·編譯叢刊35種閲讀心得_風聞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編譯叢刊”是一套譯介海外清史研究的叢書，類似於江蘇人民出版社那套“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但時段侷限於清朝，目的也是協助清史編纂。根據我能找到的材料，目前已出版的有70種[1]，所涵蓋的不僅有優秀的二手研究，還有不少原始資料和檔案的整理彙編，所引介的學者也遍及歐、美、日本，因此內容和範圍相當豐富，但也略顯龐雜。

這套書不僅與我鑽研的領域息息相關，而且內容和風格都相當符合我的偏好，因此我計劃儘可能將這個系列盡數讀完。目前的進度正好是一半，即讀完了35種，所以寫一篇心得作為階段性的報告。當然要強調的是，本文並非嚴謹的書評，而是帶有強烈偏頗色彩的個人感受，所依據的是我自己的研究取向和旨趣，因此還請讀者批判閲讀。

這套書中我最早接觸到的一本是何偉亞的《英國的課業：19世紀中國的帝國主義教程》。這本書吸引我的首先是精美的裝幀[2]，但真正給我啓發的乃是其導言中“去疆界化”和“再疆界化”的詮釋框架。大三正是我的興趣漸漸轉向中國史[3]的階段，這本書給我的啓發無疑是眾多因素中的一環。何偉亞是一位在歷史詮釋方面有着獨特風格的學者，他的思路對我後來所鑽研課題而言，是鋭利而趁手的切入方法。儘管對於何偉亞過於“後現代”的批評之聲不絕於耳，但顯然他的研究是不能繞過的必讀。

這套書在我看來最具價值的部分正是以何偉亞這本書所代表的，探討中外關係的研究譯介。範發迪的《清代在華的英國博物學家：科學、帝國與文化遭遇》與餘凱思的《在“模範殖民地”膠州灣的統治與抵抗：1897-1914年中國與德國的相互作用》是我相當喜歡的兩部研究。二者都是涉及帝國主義權力-話語體系和異質性文化間互動的考察，餘凱思的研究相對傳統但是結構完整，細緻入微，其書的第二章尤為精彩。而範發迪以博物學家為中心，但所呈現的卻是中國人與外國人之間的微觀權力互動場景，他在現代化話語和後殖民話語中採取的是一種折中的態度：在帝國主義權力的框架下探討其在圍觀互動中的侷限性。這對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提示，也是理解帝國主義不能忽視的面向。

清代基督教相關議題是這套書的重要部分，冊數也最為豐富。當然宗教和帝國主義之間的關係是曖昧而錯綜複雜的。借用《伯駕與中國的開放》中的精彩概括：

傳教士們是先行者，作為先行者，他們無法肯定尾隨其後的將會是什麼，當帝國主義經常尾隨其後的時候，他們就成為了帝國主義的先行者。

至少清初來華的那些耶穌會士與帝國主義之間很難説有着直接的聯繫。關於這些耶穌會士，我讀過的有博西耶爾夫人：《耶穌會士張誠：路易十四派往中國的五位數學家之一》；柯蘭霓：《耶穌會士白晉的生平與著作》；魏若望：《耶穌會士傅聖澤神甫傳：索隱派思想在中國及歐洲》；龍伯格：《清代來華傳教士馬若瑟研究》；高華士：《清初耶穌會士魯日滿常熟賬本及靈脩筆記研究》以及李明：《中國近事報道（1687-1692）》。張誠是路易十四派往中國的傳教士，也是康熙的數學老師之一，博西耶爾婦人研究主要的內容是梳理張誠在《尼布楚條約》簽訂中的作用和他在蒙古的八次旅行。白晉、傅聖澤和馬若瑟都是耶穌會中的索隱派學者，這一獨特的思想體系是試圖鏈接兩種異質性文化的嘗試。而有關魯日滿的研究則是以其留存賬本和筆記為基礎的社會學研究，其最值得注意的是高華士如何對一份手稿作精密的文本分析，他用了近百頁的篇幅分析手稿的物質材料、文本構成、主要內容、使用語言、記錄方式、筆記分析、流傳過程，可以説為手稿研究者提供了研究和思考的模範。李明的書是回憶錄。而另外有關東正教的尼古拉·阿多拉茨基：《東正教在兩百年史》我可能在閲讀更多有關東正教來華研究之後再一併討論。

基督教在近代由於和帝國主義權力交織而導致了一系列不幸的後果，尤其是激發了潛在的暴力活動。李榭熙的《聖經與槍炮：基督教與潮州社會（1860-1900）》就相關問題的出色的研究，他關注內地而非口岸的基督教傳教和相伴隨的暴力活動，並探討在中國內地中教徒與非教徒間（這也是最常見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間、新教徒內部不同的派別之間的衝突和暴力模式之間的異同，並有詳細的個案分析。

傳教士的回憶錄和一些史料，我讀過的有偉烈亞力：《基督新教傳教士在華名錄》[4]；杜格爾德：《奉天三十年：杜格爾德·克里斯蒂的經歷與回憶》和李提摩太：《親歷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華回憶錄》。這其中我推薦閲讀的只有杜格爾德的回憶錄，他是蘇格蘭醫學傳教士，主要活動於東北，其回憶錄中所記錄的故事常常出人意料卻又具有豐富的象徵意涵，值得一讀。還有其它的一些回憶錄，例如李希霍芬，《李希霍芬中國旅行日記》；蓋洛：《中國十八省府》和蓋洛：《揚子江上的美國人：從上海經華中到緬甸的旅行記錄（1903）》，讀起來並不有趣，尤其是蓋洛的兩本實在是味同嚼蠟，和古伯察的傑作簡直相差太遠。

有關清朝崛起和盛清時期的研究成果亦有不少。從明清鼎革開始，最值得推薦的自然是司徒琳 編：《世界時間與東亞時間中的明清變遷（上卷） : 從明到清時間的重塑》，這本所討論的核心議題是明清之際的中國人，尤其是不同族羣的人（滿人、漢人、蒙古人、朝鮮人和基督教徒）是如何在這一天下易手的節點上改變或延續自己對於“時間”的認識，尤其精彩的是有關蒙古人堅持使用自己的歷史時間和紀年方式以抵制清朝的徹底統合的討論。而下冊《世界時間與東亞時間中的明清變遷（下卷）：世界歷史時間中的清的形成》大致討論的是清朝究竟在“近代早期”中要如何尋找自己的定位，金世傑提出的發展-盛期-衰落循環是有趣的視角，既可以同中國傳統的王朝循環對應，亦可以聯繫德拉季耶夫循環的理論。至少作為線性歷史敍述的替代性方案，值得留意。鄧爾麟的《嘉定忠臣：十七世紀中國士大夫之統治與社會變遷》和梅爾清：《清初揚州文化》也是有關這一時期的著作，但是無甚可觀處。

盛清是改革與變化的時代，而非死水一潭或黑暗一片。正如文藝復興時代的人文學者為了肯定“新”的時代而將中世紀貶入“黑暗”中，清以後的歷代革命政權也無不以抹黑大清以樹立自己奪權的合法性。可是清代無論是社會還是經濟都是相當具有活力的朝代。曾小萍：《州縣官的銀兩：18世紀中國的合理化財政改革》是對雍正財政合理化改革的精彩研究。“合理化”的財政意味着適應於經濟趨勢，這套書對於經濟的討論我還未看過太多，但是穆素潔：《中國：糖與社會：農民、技術和世界市場》是結合地方史和世界史的優秀研究。王業鍵：《清代田賦芻論》和孟澤思：《清代森林與土地管理》是經濟制度的探討，簡潔明瞭。羅有枝、周衞平：《清代宮廷社會史： The Last Emperor,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大概是所謂新清史研究的代表性論述。羅威廉：《漢口：一箇中國城市的衝突和社區（1796-1895）》是以地方性研究考察清代社會活躍性力量的作品。

上述這些作品所描繪的清代社會經濟的活力，並不意味着真正的富足和安詳。經濟的活躍所帶來的還有衝突的升級，例如步德茂的《過失殺人、市場與道德經濟：十八世紀中國財產權的暴力糾紛》就是考察土地所有劇烈變化過程中道德和市場間的矛盾衝突，並以其最極端的形式——殺人案件——為研究的切入點。活躍而徹底的市場化也可能導致的是內卷化的結果托米·本特森，康文林，李中清等：《壓力下的生活：1700-1900年歐洲與亞洲的死亡率和生活水平》是對於五個地區，當人們面臨“小規模經濟壓力”時，如何應對的計量史學研究，內容相當硬核，統計部分不太容易看懂，但是結論卻很好理解。經濟造成的壓力是顯然的，這也成為清末暴力活動此起彼伏的深層次原因。小島晉治：《太平天國運動與現代中國》是對太平天國運動的研究，但是比較零散而無體系，類似於研究的腳手架。佐藤公彥：《義和團運動的起源及其運動：中國民眾nationalism的誕生》；汪壽松等編，《八國聯軍佔領實錄（上下）：天津臨時政府會議紀要》和赫德：《這些從秦國來：中國問題論集》則是對義和團與八國聯軍事件的不同側面研究。佐藤公彥對（批）話（判）的對象是周錫瑞，他在細節考證上遠遠超過後者。後兩本書是史料。路康樂：《滿與漢：清末民初的族羣關係與政治權力（1861-1928）》是對辛亥革命中的暴力活動的考察。最後還有一本無法分類的郎宓謝，阿梅龍，顧有信：《新詞語新概念：西學譯介與晚清漢語詞彙之變遷》，是一本論文集，大致內容和書名是一致的。

以上是我對該叢書閲讀的暫時心得。目前來看，對我具有相當意義的書當然還是少數，但是大多數的作品都或多或少有可觀之處，也為我的寫作帶來不少的素材和啓發。我之前給澎湃寫稿的時候原本是打算以這套書為骨架的，但是似乎説不合時宜。我自然是明白這套書背後隱藏着中國學界對於所謂新清史的鬥爭態度，但是這畢竟還是意識形態壓倒學術的體現，這套書能夠出版足以證明清史編纂委員會內部是相當開明的，但是又由於來自其他方面的壓力，這套書的印刷量着實是少的可憐，除了基本熱門的書，其它要找到紙質版的新書基本上都很困難。總之我會繼續閲讀下去，最後再給出一個完整的總結。

[1] 因為這套書有些分為上、下冊，有的史料集有好多冊，所以統一同“種”來表示，當然一個例外是《世界時間與東亞時間中的明清變遷》這套的上、下冊應該是來自原本不同的兩本書，所以被算作是兩種。

[2] 這套書的裝幀和封面設計真的是一絕，雖然封皮很容易破損，但是無論視覺還是觸覺上都讓我莫名的感到舒適。我常常因為某些細枝末節的原因對於某些書產生好惡感，比如書籍本身的氣味、裝幀方式、註釋方式等等，可以是説非常有病了。

[3] 其實我雖然是世界史專業，但是實在是感到沒有外語工具的力不從心。當然這並非我轉向中國史的全部原因，只是説起來中國史和世界史本身就不應做無謂的區分。

[4] 我讀的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的，但是內容無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