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南為什麼政治地位這麼低？_風聞

狹義上，“血統純正”的蘇南城市只包括：蘇州，無錫和常州。自改革開放以來蘇南地區率先發展出的“蘇南模式”以及對民營經濟的不斷探索，使該區域成為當代中國經濟最富庶的區域之一。

江蘇裏面劃得還是挺細的

但是近年來，蘇南在經濟影響力和發展前景上越來越表現出後勁不足的狀態。在全國戰略發展的格局下，既沒有“副省級城市”也沒有“計劃單列市”的蘇南三市，在政策、資源和人才等方面缺乏強勁的調配能力，漸漸在競爭中難以與新興大中城市相抗衡。

今天的文章就讓我們來看一下，如今的蘇南地區為何在經濟發展矚目的情況下，卻未能擁有與其經濟相匹配的政治地位。

歷史上蘇南經濟政治狀況

不同於現今，歷史上的蘇南自隋唐經濟重心南移以來，蘇南的政治地位一直同經濟地位保持着同步增長的態勢。

西北需要東南的輸血

而西北本身的造血功能正在不斷向東南轉移

在經濟方面，地處長江以南的蘇南，境內河港縱橫交叉，湖泊星羅棋佈。繼隋初修通南北大運河後，唐和五代時期人們又在江南開鑿了蘇州至常熟的常熟塘（元和塘）、松江縣東南的華亭塘（鹽鐵塘）、常州以北的古孟瀆三條主要河道。這樣就把原本富庶的蘇南地區連成了一個整體，成為了中國經濟最活躍的地區之一。

連接蘇州與常熟的元和塘

經濟富庶，就能受到朝廷重視，行政級別也水漲船高。乾元元年（758年）吳郡地帶複稱蘇州，並改隸西道，節度使署當時就駐在姑蘇城。到了大曆13年（778年）蘇州已經被被升為江南地區唯一的雄州，唐武宗會昌四年（840年），升常州為望，列入全國州府十望之一。一系列拔擢讓蘇南地區在政治領域初露頭角。

北宋政和3年（1113年）敕升蘇州為平江府，屬江南道浙西路。宣和5年（1123年）置浙西提舉司，建炎4年（1130年）置浙西提點刑獄司，治所均在平江城。

明朝陳沂所著《金陵古今圖考》中南唐江寧府圖

南宋時期南渡後，設兩浙西路的臨安府為都城，同屬兩浙西路的蘇南地區無疑成為南宋政治中心的肱股之地。

然而最終還是被蒙元拿下了

清代初期蘇南地區屬於江南省，此時的江蘇地區其實是有兩個政治中心的，兩江總督駐所在江寧（今南京市），江蘇巡撫駐所在蘇州城。因此有些歷史學家認為，清代的江蘇實行的是“雙省會”制度。

北直隸，南江南，都是很大的省份

（底圖來自中國歷史地圖集）

後來江南省一分為二，江蘇的名稱則由省內兩個政治中心的名稱各取一字，江寧和蘇州，遂成江蘇。

大致相當於今天的江蘇+安徽

不過南京和安徽的關係當時還遠遠沒有捋清

然而歷史的轉折出現在了民國建立前夕，剛剛取得革命勝利的新政府，在南京和蘇州進行了考量，認為南京具備長期政治優勢和戰略區位優勢，將其作為省會。民國元年更是廢蘇州府，建置稱吳縣，蘇南政治地位一落千丈。 

民國16年（1927年），國民政府建都南京，江蘇省會則隨遷至鎮江，蘇南地區幾乎淡出政治舞台。但是蘇南的經濟發展仍然迅猛，政治經濟地位已經出現了不匹配的現象。

上海、南京、鎮江的地位都提升了

蘇錫常有所下降

（下降最嚴重的恐怕是北平）

近代政治職能的分離

經濟高速發展之下，蘇南勢必會對政治地位提出更多需求。而作為蘇南在地理和經濟上的延伸，近代以來被迫開埠，並在經濟上取得更大成就的上海，便成為了蘇南政治訴求的代言人。到了民國時期，上海開始謀求更高的政治地位，以使其與市政管理的需求相匹配。

這次是有西方國家的種種加持

使得租界取代縣城成為上海新的起點

 

1921年，有關於市制的第一個全國性立法《市自治制》頒佈，又制訂了施行細則，在此基礎上建立了中國第一個現代意義的市——廣州市。隨後，我國的城市建制便如同雨後春筍般普及到全國很多大中城市，上海便成為了這些城市當中的一個。

民國十九年(1930年)，鳥瞰上海蘇州河

1927年，原本屬於蘇南地區的上海特別市突然成立，直轄於中央政府，始成為直轄市一級建置。作為蘇南的後起之秀，處於社會變革前沿的上海，凝聚了蘇南數百年來的發展精華，成功塑造了城市政治地位，其政治地位訴求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甚至打算在租界區以北建一個新的標杆城市

（大上海計劃，不過被打斷了）

而成為了直轄市的上海也很願意反哺蘇南。縱觀往後幾十年的發展史，蘇南和上海在經濟上可以説是互相扶持：上海的崛起離不開蘇南的注入，蘇南的經濟發展也從上海獲得很多先進發展經驗，蘇南人民也樂意去大上海去尋求發展，在經濟和地域上都可以看出上海和蘇南是很親近的。 

不過上海的成功事實上稀釋了蘇南地區的政治地位訴求。卧榻之側再次崛起了一座政治地位崇高的城市，和西邊的南京、鎮江一起在政治上架空了中間的蘇南，形成了政治地位塌陷區。這種狀態甚至一直延續到新中國成立以後。

蘇南塌陷，投入了上海的懷抱

改革開放後的的政治缺位

轉機出現在改革開放以後。隨着城市經濟改革的深入推進和開放程度的繼續擴大，為適應經濟的發展，中央開始在一些地方城市賦予更多適應經濟權限的政治權限，一批批沿海開放城市開始在這一段時代背景下，在政治地位上獲得了提高。

蘇南三市雖然不是沿海城市，但作為沿海地區最好的經濟腹地，很早就搭上了這趟改革開放的發展列車。無錫和蘇州後在1984年和1993年先後獲得了地方立法權的“較大的市”權限。

這一階段批准了大量“較大的市”

但是這一政治舉措並不意味着蘇南的政治地位就能和後續發展過程中快速上升的經濟地位相匹配。在當今看來，蘇南的政治地位上升和經濟地位上升顯然是不同步的。

比如自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的一次次經濟和政治訴求浪潮便襲來，自重慶市被批准為計劃單列市後的一年多的時間裏，一些城市紛紛進行經濟體制綜合改革試點的請示報告，並表達要求計劃單列的意向。

到了90年代，全國已有14個城市已成為計劃單列城市（重慶97年直轄）。深圳、大連、青島、廈門、寧波則作為計劃單列市地位一直延續至今。然而在這些城市名單中，蘇南城市始終無一上榜。這也許源自蘇南城市自身的侷限性。

計劃單列市曾經有很多

現在保留五個（重慶升為直轄市）

在經濟領域，改革開放以來的“蘇南經濟模式”更多的是依靠本地經濟活力和鄉鎮經濟模式下開創出的工業化道路。與其它城市相比，在政治制度並無二致的情況下，蘇南人能把鄉鎮企業做得很有影響，農村經濟走在全國前列，工業化和市場化也頗具規模。

開弦弓村生絲精製運銷合作社繅絲廠車間

但長期靠本地化和集體中小企業的經濟模式很難把城市規模和宏觀經濟做大做強，同質化的各種經濟樣式也缺少統籌安排、缺乏系統性和層次感。畢竟城鎮分佈過密且小而分散，讓蘇南城市在全國城市政治權限競爭上很難得到政策上的機會。

整整齊齊的江陰華西村，先一家來一套

在政治領域，長三角區域的杭州、南京已經是省會城市和副省級城市，上海更是直轄市和國家中心城市，經濟和政治影響力上已經輻射至整個長三角區域甚至全國。從全國的角度來看，為蘇南地區在政治上繼續賦能難免影響公平，有重複投放資源之嫌。

都在瘋狂擴大範圍

蘇錫常夾在中間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進入新世紀的蘇南地區繼續在有限的資源和條件下力求突破傳統“蘇南經濟模式”的侷限性，在經濟上尋求新方向過程中，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績。在2010年左右，蘇錫常甚至全部在經濟生產總值一度排在了相當靠前的位置。

江蘇城市的實力不是蓋的

四城堪比四國

（2017GDP）

但在中國特殊的政治經濟聯動環境下，蘇南城市有限的政策空間裏所能發揮的經濟發展潛能已經到極限了。近幾年，蘇南地區的經濟增速進入了放緩狀態，甚至很難同中西部一些大中城市相抗衡。在經濟總量排名上也開始下滑。 

以蘇州為例，蘇州2010年GDP和深圳在同一水平，排在了全國第五名，到了2014年則下滑至全國第七名。長此以往，曾經叱詫風雲的蘇南地區也將在經濟領域失去地位，成為真正的塌陷區。這是誰都不願意看到的。

時至今日，蘇南人民在經濟領域的探索和政治領域的訴求也從未停止。迫切希望再上新台階的蘇南人民，希望能提高蘇南城市地位，向蘇南賦權，使其具備同類競爭對手的經濟社會管理權限。

如此蘇南才能更好地發揮其既有的經濟優勢，為祖國做出更多貢獻，助力民族的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