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仔，國家已經沒有任務給你了_風聞
北方公园NorthPark-北方公园NorthPark官方账号-流行文化里真正值得被谈论的部分2019-02-16 11:15
作者：木村拓周
“9527 就是你的終身代號！”
《唐伯虎點秋香》裏，華府管家對唐伯虎喊了這麼一嘴，一句星迷之間的接頭暗號就此誕生。在更早之前的《逃學威龍》和後面的《功夫》等電影裏，9527 也作為星爺的角色代號出現過好幾次。
還有一種説法，説在九宮格手機鍵盤上，打 9527 連起來正好成為一個“人”字，凸顯了周星馳對平凡人的關注。
都是很美好的詮釋。
可惜 93、94 年並沒有互聯網論壇文化，而且《唐伯虎點秋香》是一部香港電影，李力持和周星馳想梗的時候，是以粵語為基礎，為香港觀眾服務的。
多年後，和周星馳一起導演“唐伯虎”的李力持承認，9527 其實是一句粗口。9 和 7 在粵語裏，分別與男性生殖器的兩個別稱諧音，整句的諧音“鳩唔似柒”，大意就是，屌不像屌。
如果做一下數學題，9加5加2等於16。167在粵語裏，則又諧音與一句粗口，“一碌柒”，其中“一碌”表示“一根”的意思。這是一句通行於整個粵語世界的著名髒話。
關於 9527 的真相就這麼簡單、庸俗。
很多關於周星馳的創作理念解讀，人物剖析，大抵都會繞回來這個原點。周星馳無疑是香港電影歷史上出現過最偉大的天才之一，但把他的創作高度理論化，把他的人格神化的，是看客們。比起他的本身，他的電影是怎麼和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觀眾產生連接的，這是更具意義的命題。
史航講過一個關於周星馳接受採訪的故事，我沒找到原採訪，就當段子聽吧。説當年有記者採訪周星馳，問他，大家稱讚你是一個“後現代主義解構大師”，你認不認為自己是呢？
周星馳頓了一下，“是的，我就是那個後什麼大師”。
香港電影評論協會在網上有個“香港影評庫”，裏面有一篇 96 年的影評寫到，“閲讀周星馳的意義是不大的，利用周星馳才最重要”。
拍《他來自江湖》的時候，有一場車上的戲，拍他和毛舜筠。周星馳拿了一根香腸給毛舜筠，説“等下你就裝作撕了很久都撕不開包裝，然後拿給我問我‘能不能幫我捋一捋這塊皮’”。
香港人有時候喜歡把包裝紙稱作“皮”。在一根香腸上“捋一下皮”，大家感受一下。
毛舜筠當然不願意。這位著名諧星後來被大家叨唸得最多的，是她和張國榮的戀情，但早期她也是玉女人設。另外，萬一怕完到時候不能播，演員還得回來後期配音，很麻煩。
於是她跟周星馳説，“不如你自己問我，‘撕不開吧？要不要我幫你捋一捋皮呀？’”這樣萬一要配音也是周星馳自己回來配。
這場戲最後沒被用上，但像這樣的小髒梗，在星爺的作品裏層出不窮。《鹿鼎記》裏面多隆對周星馳説，“小人對你的欽敬……”，周星馳説，“你不要老是對着我陰莖好不好”。粵語裏，欽敬和“陰莖”諧音。
《逃學威龍2》裏面周星馳把張敏給他的結婚基金全花光投入到卧底事業裏，還把自己家裏的 Hi-Fi 音響賣了，張敏問他的時候，他説“現在我有你Fi-Hi，還哪裏用得着Hi-Fi”。
Fi 諧音的是粵語裏的“塊”，“Hi”諧音的是……你們還是找個懂粵語的朋友問一下吧。
但是香港市民階層一點都不討厭周星馳的惡俗梗，反而看得津津有味。為什麼？
86 年的《英雄本色》之所以被擺上了神壇，很大原因是84年年末，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這份聲明意味着，長期在英國統治下的香港，將於十多年後迴歸變成中國的一部分。在殖民主義下做二等公民好不好？當然不好，香港人大部分是有中華血脈情結的。但迴歸之後香港面臨的是什麼？沒有人能給出答案。
周潤發在太平山頂説的那句，“想不到香港的夜景原來這麼美，這麼美好的東西一下就沒了，真不甘心”，戳中了所有香港人的心。《英雄本色》於是被時代選中了，變成了香港影史最偉大的電影之一。
到了 90 年代初，離迴歸的日子越來越近，陸港交流開始變多，這種兼具不安和嚮往的情緒就越發複雜和濃烈。對於一個香港人來説，此時你已經不是英聯邦公民了；你知道你血液裏是華人，但中國過去50年的起起落落你也沒有參與其中。
香港人普遍面臨的身份認同危機，在那一刻到達頂峯——“我是誰？”
“哦，對了，我是香港人。”
香港在政治經濟上都無法決定自我走向，但在文化上，這個小地方和它的幾百萬人，某程度上能夠自給自足。紮根於市民階層的流行文化，能給其中的每個個體賦予身份上的認同感。
周星馳電影裏的粵語髒話，“飲啖茶、食個包”這種能觀照現實生活的俗語，包括他出演的所有香港底層小民的行為習慣，都是那一刻香港人心目中最需要的東西。
這套自下而上的市井文化語言，通過周星馳的妙手，和他一部又一部打破票房紀錄的作品，幫助了香港市民構建自己的身份。
把生活中的東西挪用到作品裏，並不是周星馳的專利。但是在做到這一步之後，還能把香港市井階層的精神價值都一一粘貼到劇作人物身上。所謂“沒有夢想和鹹魚有什麼區別”“打不死的小強”——這不就是著名的香港“獅子山精神”嗎？
這方面沒有人比周星馳做得更好，更持久。
如果是著名歌詞、文案鬼才，寫出“人頭馬一開，好運自然來”的黃霑，來給那個時期的周星馳電影寫一句文案，我猜很可能是——
“看周星馳，做香港人”。
《少林足球》出來之後，02年黃霑上電台節目，説他也有看這部戲，“但唔知有乜嘢咁好笑，嗰隻歌又走曬音，真係戇居到無倫”（不知道有什麼這麼好笑，那首歌又完全走音，真實傻到無語）。黃霑跟鄒文懷聊，鄒文懷也説看不懂。
黃霑跑去問老友倪匡的兒子倪震，這部戲到底有什麼好笑的，倪震説你看不懂的啦，你沒有那些文化背景。
倪匡、黃霑這些大陸過去的才子們，有的是文化，但一代文人，儘管老不正經吧，確實少了些市井文化氣息。鄒文懷就更不用説了，48年在《申報》實習，49年大學畢業回香港也是做的新聞。他們 get 不到星爺的梗也正常。
早些年“向太”帶起的一波“反周星馳”的論調裏，有一則，説杜琪峯評價星爺，“周星馳先生當然有他聰明的地方，但我會覺得周星馳對香港電影圈是沒有貢獻的”。
這個評價的出處我也沒有找到，有可能是假的，但像杜琪峯這樣的人對周星馳有這樣的評價，道理上是説得通的。周星馳討好香港市井階層的另一面，是他的調性，會犧牲掉一些香港評論界或者文藝精英羣體對他的評價。
如果他只是做到了這個層面，周星馳只會是一個香港人記憶中的符號，一個更加成功的王晶，不會像今天這樣封神。
轉折點是 1995 年上映的《大話西遊》。
上映是這年上映，“大話”效應卻要過幾年才顯現，因為這部電影的票房很一般。這部電影算是很早的“合拍片”，製片人陳佩華聯繫上了當時西安電影製片廠的廠長，本來西影廠對本子沒多大興趣，但考慮到星爺的號召力，決定合作。
西影廠平時做藝術片多，不焦不急，哪裏見過香港劇組這樣分工細緻、雷厲風行的組；香港演員又受不了西影廠人員温温吞吞的樣子，雙方拍攝中還起了不少摩擦，兩地的武打演員差點動起手來。
片子做完上映，在香港入了當年前十，但兩部分別兩千多萬票房，和星爺之前動輒 4000 萬的票房比不了。在台灣和內地更是大敗，全台票房 2000 萬，搞得押注並看好能衝 5000 萬的台灣片商苦不堪言。大陸這邊當時的票房統計不完善，但毫無疑問是輸給了那年《陽光燦爛的日子》和成龍的《紅番區》。
西影廠的副廠長張子恩還説過，《大話西遊》不能代表西影廠的藝術追求，是一部“文化垃圾”。
但同一時期，片子流傳到北京電影學院，學過電影的學生們一看，紛紛驚呆了下巴。
2000 年北大的社會學教授專門在五道口的“雕刻時光”辦過一場座談，聊周星馳和《大話西遊》，提到這部電影解構了幾乎所有社會約定俗成的關係，師徒關係、人神關係、時空關係和生死關係等。而唯一沒有被解構的只有兩個東西，一個是愛情，一個是信仰。
《大話西遊》裏的有別於以往周星馳作品的悲劇成分——那些愛而不得、宿命輪迴，習慣了在星爺電影裏尋找市井生活映射的香港人並不為意，但在北京最高等的幾個學府裏，年輕人們被打了一棒。再加上星爺電影裏對權威的漠視，對規則的逆叛，這些都打中了千禧年前，在互聯網影響下抬起頭看世界、開始審視自身的年輕人們。
最重要的是，這些美妙的意涵居然都被包裝在一部部令人捧腹的“無厘頭喜劇”裏。
很快，北京的大學生已經開始拿周星馳的台詞泡妞了。2000 年前的“水木清華”上，到處都是“星學家”，學生們留言頂帖，動不動就“曾經有一份真摯的愛情放在我面前”。甚至有人專門出了一本書，叫《大話西遊寶典》，序言裏寫着，
“有人以老一代的口味説新的一代是受《大話西遊》毒害的一代人，而這些受《大話西遊》毒害的新人則做出了這樣的回答：‘……我們比前一輩更智慧，人類在不斷地更新自己，我們有生命力，因為我們是新的。當我們年老的時候，希望可以看到一個經我們手整理後的美麗中國……’”
2001 年周星馳去北大和學生對話，還引發了一些清華學生的不滿，他們覺得對於周星馳和大話西遊在內地的走紅，水木清華這個論壇起到了更大的作用，周星馳應該先去會會清華的學生。
周星馳到北大那天，3000 張門票瞬間被秒，離演講還有一個半小時，百年講堂門前已經有上千個學生待着了。星爺在台上，一個女學生大叫“周星星”，星爺回了一句“誰在叫我”。
全場異口同聲，“我是紫霞啊！”
那一年，周星馳拍了《功夫》，第二年上映。在部分影迷眼裏，這是周星馳的巔峯之作，從下一部《長江七號》開始，星爺開始走下坡路。
同一年，香港和大陸簽訂了著名的 CEPA 以及據此推出的《關於加強內地與香港電影業合作、管理的實施細則》，合拍片時代正式開啓。
從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香港觀眾通過周星馳，確認了自己的香港人身份；90 年代末到 21 世紀初，在改革開放背景下成長的大陸學生、年輕人羣體通過周星馳，嘲諷了傳統的崇高、審美和威權，也集體自嘲了一番。
如果説“閲讀周星馳的意義是不大的，利用周星馳才最重要”，那此後的合拍片時代，周星馳的功能是什麼？
對於香港觀眾來説，迴歸已經幾年，金融風暴和 SARS 也紛紛渡劫了，政治立場開始明確分化。對身份曖昧的迷茫，以及確定身份的追尋，這個母題在 2003 年被一部《無間道》探討得淋漓盡致，後無來者。
大於大陸觀眾，千禧年之後波瀾壯闊的十幾年，社會的整體主題是財富積累和階級躍升，是股市到房產到互聯網的造福浪潮。《長江七號》、《西遊降魔》、《美人魚》和現在的《新喜劇之王》，實際上都保有星爺早年作品裏體現的，無盡的善良，打不死，不畏強權，對愛情的尊重。
但這些已經無法再擊中我們。
當年受過星爺滋潤的年輕人，基本都開始還房貸了。能夠刺激我們腎上腺素的，是沈騰必須要一個月內花光的 10 個億，是穿越二三十年前傾盡家產買房或者儘早成名。
開心麻花常常讓觀眾在電影裏一夜暴富，過一把癮；徐崢讓城市人羣的中年焦慮和中年危機找到一個出口；甯浩能把一部電影，拍給兩類人看，家庭觀眾看到的是一部閤家歡喜劇的電影，文藝觀眾看到的是具有強烈的政治表達、刺激到壓抑的反諷喜劇。
不同觀眾對喜劇的不同需求，已經被不同創作者，用他們各自的方法論承載了。而這些都是周星馳做不了的東西。
做不做得了都另説了，這些不是他想做的東西。
星爺在電影裏，最不願意當做玩笑講的，就是愛情。而在綜藝節目《王牌對王牌》上，沈騰曾經和張柏芝再現過《喜劇之王》裏最經典的段落，張柏芝回頭對沈騰幽幽地説了那句“不上班你養我啊？”
沈騰接了一句，“想得美”，全場瞬間爆笑。
我們有沈騰這個長在笑點上的男人，還有那麼多更能把握新時代命脈的喜劇創作者，星爺那一套自然很難讓今天的我們再驚喜。於是最近幾部他的電影出來，都會有人奔着情懷去看，但看完出電影院就打低分，今年甚至有一股論調，“現在開始周星馳欠我一張電影片”。
但美人遲暮不是美人的問題，是時間。用“江郎才盡”或者“炒冷飯”這樣的詞語去評價周星馳，是不公平的。
自媒體寫周星馳，常常引用他當年上柴靜節目的訪談，但在我看來他面對大陸媒體最真誠的一次採訪是前幾年上的兩期《鏘鏘三人行》。上面竇文濤和梁文道問他，聽説你導戲總是要自己演一遍，再讓演員跟着演？
周星馳笑笑，説，是的，但其實大家都是專業演員，都有自己的一套東西，我到處去示範，其實主要是搞搞氣氛，讓大家開心一點，在片場，大家一定要開開心心，為了同一個目標去做事。
“在片場大家一定要開開心心”。很難想象這是那個只為了要一個最好的鏡頭，會讓黃一飛頭爆 8 個道具啤酒瓶幾乎被打暈的周星馳，説出來的話。聽着像不像“做人呢，最緊要就係開心”。
星爺再過 3 年 60 了，再過上五年，都到了拿老人津貼的歲數了。拍電影，可不就是最重要開心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