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高層智囊：2019年，這2件大事將決定無數人的命運_風聞

2月16日，“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9年年會”在北京舉行，年會以“如何實現‘六穩’，保持經濟長期向好”為主題（注：穩就業、穩外貿、穩投資、穩金融、穩外資、穩預期）。

島君精選了三位重量級專家學者的精彩演講，對於2019年中國的經濟發展進行了探究與分析。

編 輯：潘姍姍

圖 片：視覺中國 東方IC

來 源：正和島（ID：zhenghedao)

魏傑 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民營經濟發展不是要實惠，而是要公平

過去的2018年是艱辛的一年，結合2018年的狀況，2019年有兩件非常值得關注的事，一個是保證老百姓的財富安全問題，另一個是要關注民營經濟羣體。

我們經常看到一個奇怪的現象，有錢了，項目也批了，可就是不幹。為什麼？就是因為預期不好，沒有安全感。因此，穩預期實際上在“六穩”當中是非常重要的。

2018年是改革開放四十年，全體勞動者都從無產者變成了有產者，但是2018年大家的預期普遍不好。老百姓有了財富後，最大的擔心就是財富安全問題，找不到安全性的資產，也不知道什麼資產是安全的，就產生了恐慌心理。

因此，要讓老百姓有安全感，**穩預期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保證老百姓的財富安全。**四十年財富積累不容易，一旦出問題很麻煩，財富一定得安全。

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經濟發展誰功不可沒？民營經濟羣體。民營經濟對我們的經濟增長貢獻在60%以上，對社會就業貢獻在80%以上，這是一個非常重要也非常龐大的羣體。某種層面來講，這個羣體的預期好不好直接關係着中國經濟的增長。

但實際在過去的2018年，民營經濟是預期最不好的一年。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聲音?其實民營經濟發展不是要優惠，而是要一個公平、平等的市場環境。

那麼怎樣才能為民營經濟的發展營造這種公平、平等的市場環境呢？

**第一，理論創新。**現在民營經濟理論只講必要性，不講必然性，反覆講就業增長之類的，好像需要我們是無奈的選擇，這種理論是令人難以接受的。

**第二，法律必須調整。****必須保證法律的公平、公正。**如果民營企業、國營企業同樣發生一個犯罪行為，但是面對的法律準則卻不同，怎麼能讓大家安心？

因此，2019年穩預期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要對民營企業面臨的這兩個問題做出切實的調整，來虛的是不行的。

綜上所述，2019年穩預期必須要解決這兩個重要的問題，一個是保證老百姓的財產安全；另一個民營經濟預期一定要提高，理論創新、法律調整必須跟上。

姚洋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

中國要適應低速的增長態勢

日本的發展很有借鑑意義

中國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在2006、2007年曾達到頂峯，之後就開始下降，預計未來還會進一步下降。現在我們已經告別了出口導向的擴張型增長模式，我們的工業化巔峯時期已經過去了。

中國在新世紀的頭十年工業增長相當於之前四十年的增長，這個增長速度是非常驚人的，但是在2010年之後，工業化就調轉了，現在已經開始了去工業化。

去工業化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不可否認去工業化會造成經濟增長減速、外需增速下降、服務業的技術進步率低。但去工業化也帶來了很多的好處，比如使得老百姓勞動收入佔比上升，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刺激消費、國內消費比例上升儲蓄佔比下降。

伴隨着去工業化的開始，我國的勞動人口占全國人口的比例在2010年達到頂峯之後也隨之開始下降。目前服務業成為了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部門，我們的人口紅利進入了消退期。

我國目前的情況並不特殊，無獨有偶日本也曾經歷過去工業化，日本的轉折點是1971年，當時佈雷頓森林體系瓦解，日本的消費率一度達到最低點52%。

韓國是1988年工業化頂峯基本結束，日本在那個時候被迫轉型。1973-1993年，日本增長速度平均只有2.8%，日本在70年代、80年代壟斷了世界幾乎所有的創新，但日本的經濟增長率只有不到3%。

中國和日本的情況有着極為相似的地方，因此中國未來經濟增長速度什麼樣，日本的發展很有借鑑意義。我們要適應低速的經濟增長態勢，我們總説創新能夠提高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其實創新是提高不了的。

樊綱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

當經濟出現波動

要理直氣壯採取宏觀調控

目前我國投資增長動力不足，各種增長要素都存在很多缺陷，勞動參與率在下降、自主創新能力不足，更重要的是體制上還存在各種缺陷，因此需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涉及體制機制，需要天天講、年年講，有些事情可能一時半會兒見不了效，但是現在就得做，這是長期性的措施。**十八屆三中全會定了那麼多改革，這些年落實了多少？體制改革的難處就是需要長期的堅持、長期地進行改革。

那麼當長期性改革實現不了時，就需要採取一些短期措施維持穩定發展，而短期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是屬於需求側的，包括財政的支出、貨幣的供應、利率、税率等等。

我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需求側的宏觀調整是並行不悖。要隨時隨地、時時刻刻推進改革，但是當經濟出現波動的時候，也需要理直氣壯地採取一些宏觀調控措施。

發達國家、市場經濟國家都是這麼過來的，他們這幾年的宏觀調控，就為了穩經濟，負利率一下子執行那麼多年。宏觀調節起來也是毫不含糊的，一個又一個地採取各種措施。

不能供給側改革遲遲不見效，也不在需求側實行一些必要的調整、必要的調節措施。這兩方面都是需要的，當我們討論改革的時候，我們也不要忘記，如果沒有經濟增長，一定的穩定的水平，很多改革也是難以順利推進的。

但是需求側的調整一定是要有限度的，不能一説需求側需要調整就變成“大水漫灌”。

由於中央政府要承擔宏觀調控的政策，包括要防通貨膨脹，防債務率過高，而地方政府不承擔此責任，因此，中央政府在調控當中要把握力度，要由中央政府負責，包括把地方債務等關進籠子裏，讓它起到該起的作用。

地方政府的職責是地方發展、地方建設，宏觀調控需要中央政府負起全部的責任，需要在熱的時候壓、冷的時候託，進行雙向、逆向調節，這是中央政府不可推卸的責任。

參考資料：

1.《魏傑談穩預期：保證居民財富安全提高民營經濟預期》 新浪財經

2.《姚洋：中國經濟未來增速怎樣？日本是一個很好的啓示》 新浪財經

3.《樊綱：當經濟出現波動時，要理直氣壯採取宏觀調控》 新浪財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