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人》：讓我們大喊一句“社會主義”回來了，但不是西方社會的良藥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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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英國《經濟學人》的封面，是一個妹子把手放在嘴邊在大喊“社會主義！”

封面文章引起了網民們的熱議，在Facebook上，很快點擊量爆棚，並且在很短的時間內收穫了2000多條評論。

文章開頭提到，1991年蘇聯倒台之後，西方媒體普遍認為20世紀的兩大意識形態的戰爭終於落下了帷幕——資本主義戰勝了社會主義。“社會主義”這個詞在上世紀90年代開始變得極為負面，變成了經濟失敗和政治壓迫的代名詞。

當時全世界的主要國家，也基本上只有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依然在負重前行。

但在30年之後，我們突然發現，社會主義又重新變得時髦了，它又回來了。在美國，亞歷山大·奧卡西奧-科特茲（Alexandria Ocasio-Cortez）迅速成為美國家喻户曉的名字。美國紐約州最受矚目的第14區初選出現了驚人的結果：沒有從政經驗、競選資金僅有約20萬美元的拉丁裔妹子奧卡西奧-科特茲打敗了在國會任職多年的喬·克勞利（Joe Crowley），贏下該區民主黨提名。

在大西洋彼岸的英國，工黨領袖科爾賓是唐寧街10號的有力挑戰者，他和科特茲的執政理念都和社會主義密切相關。

社會主義強勢迴歸的原因到底是什麼？30多年來，西方社會發展過程中的種種弊病從纖芥之疾變成了肘腋之患，而右翼政客們拿不出好的治理辦法，只能一頭鑽到沙堆中做起“沙文主義”的夢，要麼就是喚起民眾的懷舊情緒。左翼政客更多關注不平等和平衡社會各階層的財富差距，但新長起來的這批人對現實世界過於“悲觀”的看法讓他們在處理政府財政赤字、官僚機構的臃腫和商業規劃方面乏善可陳。

於是左翼喊出了“中間路線”的口號，託尼布萊爾和比爾克林頓都曾有過很多類似的言論。1994年之前，工黨曾經想重回老路，把私有化拉回到國有化的軌道上，但1994年託尼布萊爾宣佈放棄這一項號召——他連本黨的骨幹都忽悠不了。

經濟學人用了一個詞叫“millennial socialist”（千禧社會主義者），意指千禧年前後崛起的西方左翼政客們。

儘管各國“社會主義者”們施政綱要各不相同，但大體還是有一些共性，他們都認識到貧富差距越來越不可控，而且經濟朝着越來越保護既得利益者的方向走，平衡政府預算，把社會財富再分配納入到一個可控的軌道上是他們共同的目標。

貧富差距現在大到什麼程度呢，數據顯示，在美國1%最富裕的那批人，在過去40年內的財富積累速度是那些聲稱自己是中產階級的六倍，更別説中下層人羣了。

國內各個遊説集團的權錢交易讓政府變得越來越短視——西方各國無法在氣候變化問題上達成共識就是明證。

而且，他們發覺西方社會的各個階層越來越固化，流動性越來越低，甚至在經濟領域內的商業規則也越來越更傾向於保護那些老暴發户們，平民階層無法受惠於科技創新和經濟增長帶來的生活質量的提升，所以經濟也要“民主化”。

《經濟學人》突然畫風一轉：難道社會主義就是救世的良藥嗎？非也。

社會主義者們過於誇大社會不平等帶來的冷酷的一面，卻忽視了背後也有“默默温情”的一面——美國通過税改等一系列措施，從2005-2015其實社會不平等現象在縮小（前面的文字都承認貧富差距拉大了，怎麼這裏又來了一句縮小？《經濟學人》在打自己的臉）。

2017年美國就業率形勢很好，每一百個年齡在25-54歲的僱傭工人中，就有97個傳統行業的全職工，相比2005年，這個數字是89. 中產階級的財富從2005年到2015年增長了10%。

“社會主義者”們還誤讀了大眾的民意。他們開出的藥方往往是大政府的路子，殺富濟貧，這很危險。因為社會總體在老齡化，政府不擔不起沉重的財政負擔。

比如科特茲，她認為要對富人階層廣開税源，對富人徵收高達70%的邊際税率。

“從零到7.5萬美元的税率可能是10%或15%，但一旦你達到了頂層，比如1000萬美元，就應該繳納60%或70%的税……當你爬上這個階梯時，你應該貢獻更多。”這是一個基於美國税法的累進税制：以最低的税率對最低數額的收入徵税，然後隨着個人收入的增加而逐漸增加。但即便如此，政府財政的增加也是不可持久，杯水車薪。

文章最後兩段還點出，社會主義者對碳排放量的控制是烏托邦，不切實際的。在經濟領域搞“民主化”只會降低企業效率，破壞原來運行地還不錯的董事會制度，而對“廠務公開透明化”問題上也無濟於事。

《經濟學人》對“社會主義”的排斥和負面評價，引來讀者們的調侃和嘲諷，選取最熱的幾條評論：

經濟學人這份雜誌居然説社會主義不是資本主義的解決方案，這真是“革命性的論斷”。

社會主義這個幽靈般的鬼魅又讓富人階層害怕了，我喜歡這種感覺。

社會主義不是解決方案？那共產主義肯定是。

列寧當年對這份雜誌的評判是正確的。

不確定社會主義真的回來了，但我嗅到麥卡錫主義是真的要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