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間諜之王”對日本人不打自招，竟是為掩護中共情報機構！但絕密情報被美國當了耳旁風_風聞
已注销用户-2019-02-17 08:58
最近，隨着開年大作諜戰劇《天衣無縫》的熱播，掀起新一輪的“諜戰狂熱”。
戰場上的“明爭”與“隱蔽戰線”上的“暗鬥”緊密相關。
很多觀眾大呼“燒腦”！
然而，真實的歷史比電視劇更加精彩。
一些曾在軍統局任職的人員後來在著作裏提到，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發生前，軍統局破譯出日本海軍將要偷襲珍珠港的密電，由駐美國使館副武官、軍統駐紐約站站長肖勃通知美國海軍。
【注：如《軍統內幕》、《戴笠與龐大的軍統局組織》、《戴笠軼事》等。】
然而，美國當局懷疑是中國蓄意挑撥日美關係，並未重視，以致釀成嚴重後果。
這種説法廣為流傳，然而卻是明顯的訛誤——言者連“軍委會技術研究室”和“軍統局特種技術研究室”是兩個不同的單位都沒搞清楚。
據稱破譯這則消息的池步洲是“軍委會技術研究室”的人，根本就不歸軍統管。
而且，他破譯的日本外務省12月3日的緊急通知文電，只是從中可以看出某種跡象而已。
侍從室第二處直接審閲擬辦“軍委會技術研究室”送呈破譯密電第一人張令澳早已説明：
整個戰爭時期，有關日本陸軍和海軍的重要密電碼始終未曾被我方及時破譯過，並沒有確切的情報告知，究竟在何時、何地、以什麼方式發動偷襲珍珠港。“軍委會技術研究室”並沒有送呈過這樣具體的破譯密電，遑論是誰破譯出來的。
不過，張令澳掌握的情況也是片面的。
事關日本偷襲珍珠港準確時間的絕密情報確實被中國人掌握並送出的。
只不過，做這件大事的是中國共產黨。
並且，這份重大情報的獲取，與一位世界頂級特工的被捕緊密相關。
此人就是被稱為二戰“諜王”的佐爾格。
文 | 卓朝陽 王正興
編輯 | 黃俊峯 瞭望智庫
本文為瞭望智庫原創文章，如需轉載請在文前註明來源瞭望智庫（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則將嚴格追究法律責任。
1
“世界第一特工”竟然這麼輕易地招供了？
理查德·佐爾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公認最優秀的特工之一。
當代英國史學家馬克斯·黑斯廷斯更是直言：佐爾格“是二戰期間最出色的間諜”，甚至“是歷史上最出色的間諜”。
（圖為傳奇特工佐爾格）
1895年，佐爾格出生於高加索地區，年幼時全家移居德國。後來，他從軍參加一戰，開始接觸共產主義思想，加入德國共產黨，1924年加入蘇聯籍和蘇聯共產黨，逐漸成為一名出色的特工。
此人到底有多厲害？
看這兩個例子就知道了：
其一，在納粹德國施行“巴巴羅薩”計劃、於1941年6月22日進攻蘇聯之前一個月，他就已判明德國人發起進攻的時間和計劃，可惜未被蘇聯當局重視。
其二，同年8月，他斷定日本不會在這年向蘇聯發起攻擊。這一情報使得蘇聯當局能夠放心地從東線調撥主力部隊赴西線作戰，從而逆轉了莫斯科保衞戰的戰局。
佐爾格之所以能夠獲得如此重要的情報，與他在中國上海和日本東京的工作密不可分。
在東京，他作為德國駐日大使奧特將軍的顧問，組建“拉姆扎”小組，收集珍貴機密情報。
1941年10月10日，小組核心成員畫家宮城與德被捕，供出核心成員尾崎秀實、電報員克勞森。
【注：尾崎秀實時為日本前首相近衞文麿的顧問兼私人秘書。】
15日，尾崎被捕。
18日，克勞森和佐爾格被捕。
（圖為日本影片《間諜佐爾格》中的畫家宮城）
這個時間點正是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的節骨眼上。
為什麼這麼説？
佐爾格被捕的兩天前，日本發生了一件大事——近衞內閣總辭職，“戰爭狂人”東條英機正在走向舞台中央。
（圖為前日本首相近衞文麿，臭名昭著的“近衞聲明”就出自他手）
佐爾格的特工組織此前已探明日本將採取“南進”的戰略，這就意味着正在進行的日美談判將隨時談崩，日軍將向美國發動進攻。因此，搞清日軍進攻的時間和計劃尤為關鍵。
這時佐爾格被捕所造成的損失不可估量。
更加不可思議的是，這位世界最頂級的特工，竟然在獄中向敵人招供了！
光是日本特高課對他審訊和錄供的時間就長達半年多，內容極為詳實和重要。
據其親密戰友張放（曾受周恩來指派加入佐爾格在上海建立的共產國際情報小組併成為該小組核心成員）分析，佐爾格不但承認自己是蘇聯紅軍總參四局派出的諜報人員，而且寫了****5萬多字的供述材料，全面回顧了自己的一生。內容涉及到在德共、在共產國際總部、紅軍總參情報以及被派到上海、日本的工作情況。
最重要的是，他還泄露了紅軍情報部門的領導人和紅軍情報工作的基本戰略戰術！
張放認為，佐爾格是為了獲釋，因此“對敵人的審訊不採取堅決抵制的態度，而採取了‘積極配合’的態度”。
然而，這個解釋説不通。按蘇共特工的紀律，一旦開口招供反而會失去組織救援的機會；如果他指望奧特大使為代表的德國方面“撈”他出來，顯然也不應招供。
事實上，佐爾格在開口後就知道自己必死無疑，在奧特獲准與他見面時，他説：“這是我們最後一次會面了。”
據日方資料以及前往探問的奧特大使所見，佐爾格並未受刑；他的供詞中最詳細的，是他的情報如何造成日軍屢屢慘敗，這種顯然會激怒日方的供述，似乎也不會出於一個想討好日本人以求保命的人之口。
那麼，佐爾格到底為什麼做出如此不符合常理的舉動？
2
這條情報線，絕不能斷！
佐爾格入獄後，面臨着什麼樣的局面？
首當其衝的是情況發生了巨大變化，小組之前獲取的戰略情報可能完全作廢。
佐爾格被捕前，日本近衞內閣已經確定了南進的戰略決策，但尚未確定開戰的時間。日本人在得知此情報已經被佐爾格報告莫斯科之後，會不會因此改變戰略或者推遲行動時間呢？
這是佐爾格不得不考慮的問題。
【注：佐爾格小組雖是為蘇聯提供情報，但他們聯繫範圍非常廣泛，情況完全可能透露給英美。與佐爾格小組聯繫緊密而被日本逮捕的有蘇聯人、德國人、法國人、英國人、美國人、日本人等等。】
他考慮到情況發展的幾種可能：
其一，日本在戰略意圖已暴露的情況下調整戰略，改向北集中兵力，以陸軍主力陳兵中蘇邊界，以海軍主力包圍海參崴，牽制蘇軍遠東部隊不使其西調，配合德軍首先解決蘇聯。
其二，日本將計就計，表面上仍取南進態勢。當遠東蘇軍主力西調並與德軍糾纏無力東顧之後，於1942年春突然襲擊蘇聯，從背後打擊蘇聯並取得西伯利亞地區的戰爭資源。
其三，日本堅持原定戰略，在太平洋地區發起對美英的進攻。如果這樣的話，摸清其進攻發起時間就非常關鍵。
就在局面如此複雜、急需對日戰略情報的關鍵時刻，蘇聯在日本的情報系統和人員由於佐爾格的情報組織被“端掉”而不復存在。
佐爾格知道，此時，蘇聯獲取對日戰略情報的希望只能寄託在另一個方向的兩條情報線上了。
這個方向，就是中國。
兩條情報線，一條線是中國共產黨的上海情報科，它的戰略情報員，包括打入上海滿鐵調查課的中共日籍黨員中西功和打入華中派遣軍司令部的中共日籍黨員西里龍夫；
另一條線就是紅軍總參四局派遣原佐爾格上海小組的中共黨員，分別部署在上海、北平、天津等地構成的情報網絡，這些小組都有電台，直接與莫斯科聯繫，張放就是天津站站長。
佐爾格知道，這兩條線將能夠繼續偵查並向莫斯科提供日軍的戰略動向。其中，中共上海情報科的能力更強。
此前獲知日軍“南進”戰略的情報，其實就是出自中共上海情報科的中西功之手。
（圖為中西功）
【注：由於佐爾格在供詞中將獲取該情報的情況攬在自己身上，後來蘇、美等國的書籍都將此事記在佐爾格小組名下，但其實佐爾格知道真相，他這樣説，可能與他向日本人招供的原因相同。】
就在希特勒閃擊蘇聯後不久，1941年7月，日軍以“關東軍特別大演習”的名義向“滿洲”集結，引起蘇聯和中共的高度警覺。
延安要求上海情報科查明日軍的真實目的，任務交給了中西功。
恰在此時，滿鐵派中西功回東京參加“支那抗戰力量調查委員會”第三次會議。
到東京後，中西功約見了尾崎秀實。尾崎告訴他，7月2日御前會議確定的方針是：在北方對蘇積極備戰的同時，準備南進作戰。
因此，這次大兵北調，名義上是“演習”，但有“北進”蘇聯的威脅。
尾崎建議：“你不妨在回上海時，路過滿洲實地觀察一下，把所見所聞告訴我。因為不能完全排除陸軍用既成事實的辦法壓迫內閣的可能。”
按照尾崎的意見，中西功回上海時，特地到大連逗留了幾天。滿眼所見，盡是日軍士兵，連街頭公園、學校、工廠全擠滿了兵。車輛、馬匹、坦克、被服、彈藥、汽油，一條戰備物資的洪流從大連海邊向岸上流淌。
但是，中西功卻看到，士兵們在海邊進行登陸演習！
這説明，日軍是以“北進”為名，為“南進”做準備！
回到上海，中西功通過上級明確地回答延安：所謂“關東軍特別大演習”，是“南進”的演習，至於是否會北攻蘇聯，要依蘇德戰場形勢而定。
中西功同時將情況通報了東京的尾崎秀實。
這就説明，佐爾格小組與中共上海情報科通過尾崎秀實與中西功之間的聯繫互通情報、協同作戰。
佐爾格對他們是很瞭解的，即便在獄中，也能夠指望上海情報科接替佐爾格小組繼續為反法西斯戰線提供對日戰略情報。
但是，當檢察官吉川把尾崎、宮城和克勞森等人的供詞拿給他看時，佐爾格恐怕一下會覺得心涼了半截。
宮城和克勞森對中國的這兩條線倒是一無所知，但尾崎秀實對中共上海情報科的幾位日籍黨員都非常瞭解。
當年，中央特科的王學文在上海日本東亞同文書院擔任經濟學教授時，在日本學生中組織了一個學習小組，學習馬克思主義，並發展其中的一些日本學生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西功、西里龍夫等後來加入中共的一批日籍黨員都是出自這個小組。
當時，尾崎秀實作為派駐上海的日本記者，同情中國革命，也經常參加這個小組的活動，因而與中西功等人建立了深厚的情誼和長期的聯繫，中西功進入“滿鐵上海調查課”就是尾崎秀實介紹的。
（圖為日本東亞同文會在中國上海興辦的東亞同文書院）
尾崎秀實已經開口招供，一旦供出中西功、西里龍夫等人，這條線必然全面崩潰——世界反法西斯戰線打入日本、日軍內部的情報人員將喪失殆盡，損失無可挽回！
事實上，尾崎也確實供出了上海東亞同文書院的這個馬克思主義小組。如果特高課立即順着這些供詞追查下去，很快就能挖到中西功、西里龍夫等人！
怎麼辦？
佐爾格只有一個辦法，就是把日本人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儘可能地拖延時間以掩護中國情報機構繼續完成任務。
為此，他必須做到兩點：
第一，為拖延時間，他得多説。
説得越多，拖延的時間就越長。他不但説，而且要求用打字機寫，寫比説慢得多。他寫了半年，一直到1942年3月，共寫了5萬多字。
第二點，要讓日本人充分相信自己。
佐爾格肯定清楚，特高課絕不會輕易相信他的供詞，必定進行查證，只要有一句被證明是假話，他為掩護中國戰略情報機構説的話，日本人就很難相信。
從被捕到1944年11月7日就義，佐爾格沒有與自己人接觸的機會，也就無法把他的真實想法傳遞給組織和後人，因此前面的推測難以證明是否確實出自佐爾格的主觀故意。
但是，後來的情況説明，他的做法至少在客觀上起到了掩護中國情報機構的作用。
試想，如果佐爾格緘默不語，特高課必定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尾崎秀實身上，根據他的供詞窮追到底，那麼中共上海情報科就不可能繼續工作8個月。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間，上海情報科發出了日軍奇襲珍珠港和進攻中途島兩大至關重要的戰略情報。
3
向西去？不！偏向虎山行
佐爾格被捕後，上海情報科的情況如何呢？
中共上海情報科，是中央特科的延續，是“最後的特科”留下的種子。
1934年到1935年，中共上海地下黨受到國民黨特務的反覆大規模破壞。
為保存力量，1935年8月決定撤銷上海臨時中央局、中央特科等機構並分批撤離。
特科在上海只留下一個辦事處，由丘吉夫負責。
1935年11月18日，國民黨特務又將特科上海辦事處破獲，丘吉夫被捕。
（圖為位於上海市武定路930弄14號的中央特科機關舊址）
但是，上海特科並沒有潰散，剩下的少數人員在徐強領導下繼續工作。
1936年4月，陝北中央派馮雪峯迴到上海。馮雪峯指示徐強，將主要任務轉向情報工作。
1937年7月全面抗戰爆發，國共合作之後，上海特科被改組為中共上海情報科，負責對日戰略情報偵察。之所以能夠擔負這項任務，是因為特科的王學文發展了中西功和西里龍夫兩名日籍黨員。
1933年春，西里龍夫來到上海謀職，就任日本新聞聯合通訊社上海總局記者。
1934年，他設法找到王學文，加入中共，開始進行情報收集和分析工作。
1937年，日軍攻陷南京後，西里龍夫就任日軍“北支派遣軍”司令部奏任級囑託（顧問）、偽“中華聯合通訊社”指導官和日本同盟社首席記者，打入日軍高層。
1934年，中西功經尾崎秀實介紹到大連“滿鐵總社調查部”就職。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他認為日本侵華的策劃中心已移至上海，於是設法調到上海，通過西里龍夫與王學文接上聯繫。
1938年，中西功加入中共，就任日軍“支那派遣軍”特別囑託（顧問）、“滿鐵上海辦事處”調查室主任、日本“中國抗戰力量調查委員會”派駐上海委員，打入日本駐華情報機構。
1939年，徐強調回延安，吳紀光接手上海情報科工作。
在潘漢年直接領導下，吳紀光調整加強了上海情報科：
上海以中西功為核心，利用中西功的地位，在“滿鐵上海辦事處”調查室名下成立了一個“特別調查班”。名義上，這個調查班的任務是蒐集南京、延安和上海租界方面上層人物的活動情報；實際上，這個特別調查班裏安插了多名上海情報科的中共黨員，特別調查班的班長程和生擔任聯絡員。
【注：程和生為化名，本名鄭文道。】
在南京，有西里龍夫、李一峯（偽“中央社”採訪部主任，汪偽特工總部顧問）、汪敬遠（汪精衞隨從秘書）三名戰略情報員，李得森及其妻子張敏以行醫為掩護設立南京情報站，張明達擔任與上海方面的聯絡員。
在華北，尾崎莊太郎打入日軍“北支派遣軍”司令部任情報課長，白井行幸在太原以經商名義活動，並派錢志行到北平建立聯絡站。
這樣，上海情報科構成了埋伏在日軍內高層的情報網絡，為延安提供了大量侵華日軍以及汪偽、日蔣之間活動的戰略情報。
據八路軍總部作戰參謀楊迪回憶，當時日軍的重要軍事、政治行動，總部均能提前得到可靠的情報。
1941年10月，佐爾格、尾崎秀實被捕。不久，中西功收到來自東京的一封電報，電報上只有三個字“向西去”，署名白川次郎。
【注：此時上海方面對尾崎等人的被捕尚不知情。】
這令中西功大為吃驚，因為這個“白川次郎”其實就是中西功他自己。
1938年，日本取締共產黨，中西功就此寫了一篇報道性的文章，題目叫作《鎮壓日本左翼的狀況》，嚴厲抨擊日本當局“正在製造黑暗的政治”。此文由尾崎秀實協助，傳遞到上海，在《中國論壇》雜誌上用“白川次郎”的筆名發表。這個筆名，只有同文書院幾名關係密切的同學才知道。
因此，很顯然，這是一封報警電。
怎麼辦？程和生請示吳紀光，吳紀光請示潘漢年。潘漢年聽完説：延安轉達莫斯科方面的請求，要求我們迅速查清日軍南進的開戰時間。這是關鍵問題的關鍵時刻，必須慎重考慮，容我想一天再説。
潘漢年應該知道，周恩來早就給中央特科定下過規矩，一旦有人被捕，不論此人是否可能叛變，與之有關聯的其他人都必須立即撤退隱蔽。
不過，這時候，潘漢年還不知道佐爾格小組出事的情況，但是他知道德軍已經兵臨莫斯科城下，他知道此時日軍戰略情報對於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意味着什麼。
第二天，潘漢年再與吳紀光會面時，他已下定了決心。
潘漢年對吳紀光説：
“現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形勢非常嚴竣，瞭解和掌握日軍的戰略動向，是我們的第一重要任務，其意義已經遠遠超越了中國抗日的範圍。因此延安一直要求我們用一切力量注視日軍南進還是北進的方向問題。在延安毛主席和我談過，他對日本南進還是北進非常關心，非常焦慮。説如果日本北進的話，我們將面臨非常艱難的局面。因為英美有可能跟日本妥協。他還説，果真出現那種局面的活，共產主義大本營和全世界、全人類都要經受一段黑暗時期。你看，形勢多麼嚴重。現在，日本南進已經明確。中央又要我們進一步搞清他們發動戰爭的日期，這是為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線提供更進一步的明確的戰略情報。這個時候，該怎麼辦？”
“怎麼辦？”吳紀光問。
潘漢年説：
“這個時候，不但不能‘向西去’，而且要‘向東去’。只有向東去，才能搞清楚日本人下一步的行動方案，完成延安交給的任務。但是考慮到中西功是日籍黨員，可以先徵求他的個人意見。”
吳紀光明白，這是冒着被捕的巨大危險，提着腦袋深入虎穴奪虎子的行動。對於中共黨員來説，在萬不得已時，確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情況，但中西功畢竟是日籍黨員啊。因此，聽了潘漢年的決定後，吳紀光甚至都不知道怎樣向聯絡員程和生傳達。
果不其然，程和生聽了上級的決定，眨巴着眼睛，半天都沒有説話，最後打了個冷顫，擠出一句：“就這樣決定了？”
吳紀光看着程和生的樣子，儘管心裏很不是滋味，嘴上仍然堅定地説：“決定了。”
“如果，”程和生抱着最後的希望問：“如果中西功持反對意見呢？”
程和生這麼問是有目的的，他寄希望於中西功拒絕冒這樣大的危險。
“當然，我們得尊重他的意見。不過，你得一字不改地把決定傳達給他，快去吧。”
程和生沒有想通，所以在向中西功傳達上級指示時，便帶着一種情緒。在他想來，中西功定會表現為難，甚至可能婉言推辭。
如果他推辭，是在情理之中，自己便可以返回去再和老吳細細商量，改為把中西功送到根據地去（即“向西去”）。
令他沒有想到的是，中西功聽後，竟肯定地點點頭，説和他想的基本一致，滿口答應了。中西功倒反過來勸他，説老吳的決定是如何如何正確，任務是如何如何重要，更不能在情況不明的情況下，草率撤退。至於到東京以後，不必為他擔心；他有很可靠的朋友，可以保護他；比他在上海方便得多，安全得多，等等。
原來，就在程和生請示上級的同時，中西功也在反覆地思考相同的問題——要不要“向西去”？中西功想起程和生看了電報後同他談話的表情。程和生為他的安危擔心，極力主張他“向西去”，用意很清楚，是為了保護他。
可是，那麼一來，程和生、倪之驥、程維德這些在“特別調查班”裏的同志們怎麼辦？都轉移嗎？如果都轉移了，“滿鐵”這個重要情報點豈不就徹底撤銷了？不但如此，一旦他“向西去”，南京的西里龍夫、北平的尾崎莊太郎都會因為與他關係密切而暴露。這個損失是無法估計的。
（圖中從左至右分別為尾崎莊太郎、西里龍夫、中西功）
不能容許這個局面出現！
一定要保住這個情報網！
怎麼做？
辦法很簡明，他仍舊堅持在“滿鐵”，不向西去。
他在，情報網就存；他走，情報網就亡。
“建立這樣一個深入的情報網是多麼不容易啊！”中西功在深深地嘆了一口氣之後，下定了決心。
這時，中西功也想到，如果他堅持留下來，那麼也就意味着南京的西里龍夫、北平的尾崎莊太郎也要冒着同樣的危險留下來堅持。這事，必須徵求西里龍夫的意見，並且與他商量面臨的局勢與應對的辦法。想到這裏，中西功立即乘夜車趕往南京。
兩人一見面，開門見山，根據近衞倒台、東條組閣的情況，推測近衞的私人秘書尾崎秀實很大可能隨之受到某種牽連。
“尾崎秀實凶多吉少。”西里龍夫口氣斷然。
“也説明在近衞的檔案庫裏有關於我們的報告材料。”中西功説。
“是啊！不過，情況不明，任何判斷都是盲目的。”
“所以，我想回東京去一趟，實地偵察一下。”
西里龍夫隔着眼鏡片向他投來的眼光充滿驚愕，臉也漸漸伸長了。
好一陣，兩人就這樣四目相對着，誰也不説話。
“那，”西里龍夫問：“目的何在？”
中西功沉思了片刻後説：“東條的廣播講話，雖然承襲了近衞關於戰爭國策的調子。但是，我覺得，這個武夫，比近衞更急於發動戰爭，‘南進’好像要開始了。我要掌握這個戰爭之神的脈搏。”
中西功邊説邊觀察西里龍夫的臉色，見他仍舊那麼驚愕地直視着自己，顯然是覺得這個回答文不對題。
中西功便進一步闡説，他擬東京之行要達到的具體目的是：希望偵得東條發動南進戰爭的具體計劃和準確的時間，然後再決定是否“向西去”。他希望在儘可能的情況下，堅持使“滿鐵”這個情報點揮更大的作用。
最後，他有點激動地説：“我的作用是別人難以代替的。我向西去了，對上海情報科損失是無法彌補的。我不作無謂犧牲，但我絕不怕犧牲。”
（圖為東條英機，這位“戰爭狂人”的上台，使得反法西斯戰爭的形勢更為緊迫）
西里龍夫的眼簾隔着眼鏡片漸漸垂了下來。
中西功並沒有直接指出，自己“向東去”，西里龍夫就必須在南京堅持，其實冒着同樣危險，但他知道，西里龍夫是同意他的想法的。
1941年10月底，中西功在上海日清碼頭登上了駛往日本的輪船。
4
獨闖龍潭，危機四伏
這次返日，他的首要目標要設法拿到日軍發動“南進”戰爭具體時間的確切情報，其次要搞清楚“白川次郎”發出“向西去”的電報到底是怎麼回事。中西功寄希望於尾崎秀實——什麼事瞞得過首相顧問兼秘書？雖然近衞下台了，但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只要見到尾崎秀實，就有希望。
中西功不知道，當他踏上日本國土時，尾崎秀實已經被捕半個月了。尾崎不僅供出了他本人和佐爾格的各種活動情況，而且在供詞中提到了上海東亞同文書院的馬克思主義學習團體，提到了中共在那裏建立的支部和發展的黨員。
如果特高課的大橋興助警部順着這個線索追下去，不難把當年同文書院中與尾崎秀實關係密切的學生列出，包括中西功在那裏曾因向日本海軍士官生散發反戰傳單而遭逮捕並被停學一年的檔案記錄，也不難發現中西功和西里龍夫在東京因參與“無產階級研究所”的活動而先後被捕的記錄。
如果特高課發現中西功這時候秘密回到東京，只要跟蹤和竊聽他的電話，看他與誰聯繫，立即就能逮個正着，讓中西功有來無回，將中共上海情報科一網打盡。
（圖為尾崎秀實）
然而，大橋警部並沒有這樣做，因為這時他正忙着傾聽着佐爾格滔滔不絕的供詞，企圖從中找到更多的線索。
到達東京後，中西功找了個小旅館住下，就去電話間給尾崎秀實打電話。撥了號碼之後，半天沒有回聲。
“怎麼回事？難道近衞下台，尾崎的電話也撤銷了？還是出了意外？”
他輕輕掛斷了電話，又拿起話筒，撥了另一個號碼。
對方接電話的是個女人，聲音尖細：“你是誰？”
“請找水野成先生説話。”
過了一陣，傳來男人的聲音：“你是哪位？”
“聽不出我的聲音嗎？”
“因為我有點感冒，您是哪位？”
“你聽不出我的聲音嗎？”
“聽出來我還要問你嗎？你是誰？”對方緊追不放。
“噢，我是你叔父彥三郎，我應徵入伍了，馬上要上船，來不及去看你了。”
“是嗎？噢，多多保重……哎，哪個彥三郎？”
“好的，再見。”
中西功重重叩上話筒。
接電話的人不是水野成，如果是他，在聽到他第一句話後，便會驚喜地輕叫一聲；然後用調侃的語調，學他的話：“難道聽不出我的聲音嗎？”這是他們每次通話的習慣，後來變成接頭暗語似的。
而且，從口氣聽，十有八九不是水野成家的人。
那麼，接電話的是什麼人？水野成也出了意外？
他又撥號碼，找浜津良勝。
“請問，浜津良勝先生在嗎？”
“浜津良勝？”對方温和地反問：“你找他幹什麼？”
“朋友，好久不見了，想念他。”
“到警視廳看他去吧。”對方掛上了電話。
中西功手握話筒怔住了。事情很明白了，這些接電話的人一定是警視廳留在那兒等待“自投羅網”者的警察！浜津良勝進了警視廳，尾崎和水野也不必找了。
看來，“白川次郎”發警報確實是事出有因，情況危急。
（圖為如今日本東京的警視廳本部）
但是任務還是必須完成。
中西功轉而苦苦思索完成任務的途徑。他想去海軍部看看，可是那裏沒有熟人。他又想到總參謀部去一趟。
但是，憑一個“滿鐵”調查員的身份證明，硬闖進去，是毫無道理的。即使闖進去，有誰會對你談什麼“南進”不“南進”？誰會給你看絕密文件？即便有熟人，有親友，要想進那個大門，警衞也是不允許的。那是何等森嚴的機關！
只有到軍部報道部去試一試，那裏有個佐藤癸二，是個記者，過去有過一面之識，從他口裏也許能探得一點消息。
事實上，情況對中西功十分危險。因為他打的這兩個電話，等於再次給特高課提了個醒。
特別是他找的這個水野成，與他是同文書院的同班同學，當年他們因散發反戰傳單，一同被領事警察逮捕拘留，水野被學校開除，中西功被停學一年。
水野被捕後，他的這段歷史已經被特高課記錄在案。如果特高課多少警覺一點，查一查水野有沒有個叫“彥三郎”的叔父，立即就能發現打來電話的人非常可疑，再把水野歷史上的好友們排查一遍，中西功在劫難逃，哪裏還容得他在東京滿世界地到處找人探聽帝國的機密？
可是這一切都沒有發生。留守的人員根本沒把電話當回事，他們的頭頭大橋警部正在傾聽佐爾格的供詞，騰不出時間去關照那些張網等魚的下屬們。
後來的情況説明，如果大橋這時候每天聽聽彙報，情況會完全不同。
中西功沒有想到這一切，他腦子裏都是如何完成任務。
第二天，中西功來到軍部報道部，可是沒有找到佐藤癸二，佐藤去台灣了。萬般無奈之下，中西功採取了最初級的間諜手法，賴在那裏不走，傾聽記者編輯們的議論。記者們的誇誇其談，幫了他大忙。
他了解到，駐在中國南方的日軍，正在向台灣集結，佐藤癸二去台灣，就是去隨軍報道。也就是説，集結在台灣的部隊將有作戰行動。同時，7月調到“滿洲”參加“關東軍特別大演習”的部隊，正在海運南下，有的在小笠原羣島集結，有的直開東印度。
無疑，“南進”作戰已經在行動中了。
現在，最重要的任務，是要得到計劃中的開戰日期。
至於堅持“滿鐵”情報點的“萬全之策”，待回到上海再研究不遲。因為形勢正在急劇變化，未來難以預料。
怎麼能得到開戰日期呢？從哪裏下手？
一般機關和人員誰也不知道。正在進行的內閣和大本營的聯席會議，連軍部報道部的採編主任都不得入場。
（圖為電視劇《智者無敵》陳寶國飾演的主角中村功，其原型就是中西功）
怎麼辦？
中西功疲憊不堪地回到旅店，店主告訴他：“先生，有人給你來過電話。”
“誰？”
“他沒有告訴我姓名，只叫我轉告您，請您到西邊去。我問他到西邊什麼地方，他説您知道。”
“啊？”中西功暗暗吃了一驚——這人到底是誰？他怎麼知道我到了東京，住在這兒？也許，這位朋友就在軍部報道部。只是他不願意把自己暴露給我，而在暗中幫助我？
中西功決定再去軍部報道部探一探。一路上，中西功故意慢慢地走，希望那位友人從路邊走出來，但是沒有。
到了軍部報道部，他在走廊裏，在樓梯口，在記者間，在各編輯室走來走去，凡有人問“您找誰”，他便説“看個朋友”，同時用最友好的微笑爭取和人家談話，譬如“你知道他在哪裏嗎？”“你們很忙啊？”“我好像見過您”。
令他非常失望的是，沒有一個人向他顯露出他想看到的那種眼神和臉色。
在回旅社的路上，他心中已經明白：這位朋友不會在大庭廣眾出面和他打招呼的，只能寄希望於他再來電話。
第二天，除了外出吃飯，他沒離開房間一步，但始終沒收到一個電話。
這位朋友是誰呢？他又着急，又緊張。
不管是誰吧，朋友的好心忠告，不可辜負，應該趕緊離開東京。
5
這本應成為二戰最重要情報，然而……
但是，日軍發動“南進”戰爭的日期是哪一天？
這個任務不完成怎能離開東京？
在這裏會被警視廳發現而出現麻煩嗎？
中西功相信不至於，茫茫東京至今還未發現有人跟蹤他。除了那位暗中相助的朋友。
就這樣，輾轉反側了一夜，中西功又想起一個名叫佐山伊之助的同學，在銀座經營一個小書店。
中西功找到佐山，閒聊之中聽説他有個姐夫在軍部擔任通訊參謀管收發電報。於是，中西功纏住佐山，每天去找他侃山，請他吃飯，以幫助佐山在上海開店的名義，讓他找姐夫打聽開戰的時間，説最好在開戰前讓佐山跟他到上海走一趟，等等。
孰料，過了些日子，佐山竟對他笑道：
“我姐夫説了，開戰不開戰還沒定呢，也許明天就對美國佬開火，也許永遠不打他們了，得看和他們的談判。美國答應我們的條件，就不打他們；不答應，就不客氣。還説，這種秘密，不要我問。他説現在背叛天皇的人很多，談話不小心，就會被俄國間諜聽去。我姐夫是個一心向上的人。”
此路不通。中西功失望地走出佐山書店，在回旅店的路上卻碰見了臉色黝黑、鬍子拉茬的軍部報道部記者佐藤癸二！
佐藤剛從台灣回到東京，中西功趕緊把他拉進路邊酒店。中西功急切地問：“台灣怎麼樣？要進攻了嗎？”
佐藤先是愣怔了一下，繼之彷彿想到了這位在“滿鐵”的朋友是掌握全盤軍情的人物，便平淡地説：
“沒有。在等待，看談判。駐德國的來棲大使已經到美國去幫助野村特使了。談判最後日期限在月底，到30日為止。內部消息説，沒有成功的希望。海軍已經在瀨户內海集結完畢，我想要求到那裏去，沒批准，今天還得回台灣。”
（圖左為前日本駐德國大使來棲三郎，右為前日本駐美大使野村吉三郎）
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但是，還需要查對一下，中西功估計，在他逗留東京期間，“滿鐵”收到的“編內參考”裏，會有這方面的消息。
馬上返回上海！
回到上海後，中西功進了“滿鐵”，一頭扎到資料研究室，匆匆翻閲近期新到的各種“編內參考”、“情報交流”、“調查通報”、“軍部通報”、“軍密”、“絕密”、“機要”……
終於找到他需要查對的條目了。在1941年11月6日的《編內參考》上“對美國談判要領”欄內刊載：
來棲大使今日飛香港轉美，協助野村特使與美國談判，詳細申明日本對美談判條件之最後讓步，堅決要求按甲案迅速達成協議。對美方徒尚空談的非現實態度，要促使其對日本可能接受限度的認識，談判以11月30日為限，不再拖延……
接着，中西功在《帝國陸軍作戰綱要》密件裏，又看到了這個“以11月底為限”。那裏是這樣寫的：
一、以駐滿洲、朝鮮的16個師團對蘇戒備；
二、按既定方針對中國作戰；
三、對南方，以11月底為限，加強對美英的戰爭準備…
在《皇軍大東亞戰爭南方部署》中：
坂田中將，三個師團，泰國；
今村中將，三個師團，馬來亞；
本間中將，四個師團，菲律賓；
寺內大將，二個師團，香港。
看來，戰爭在11月底、12月初爆發是不可避免的了。
回到家，程和生正在等他。程和生給他帶來了南京聯絡員送來的西里龍夫的密信：
中西君：
近衞倒台，尾崎秀實君境況如何？甚為懸念。你的此行安危，我魂牽夢繞，不敢設想。收效如何？更不敢奢望。為助君功成，特將我日前應邀參加‘總軍’歡迎關東軍參觀團招待會上得來的點滴資料奉告：
——關東軍留20萬防蘇，其餘全部南調；
——海軍集結作戰待機海域：擇捉島卑冠灣；
——11月下旬艦艇啓動，航向東南。
消息系參觀團團長酒後密告。不知是為討好我這報道部顧問，抑或向我宣揚他廣知軍情？皆不必細究，然準確無疑。因該君雖已微醉，但口齒清楚，裝腔作勢地出言莊肅。
（圖為電視劇《智者無敵》中謝鋼飾演的西里龍夫）
看完密信，中西功對程和生説：“馬上安排，我要面見老吳。”
1941年11月中旬，中西功向吳紀光報告：根據各方面情報綜合分析，特別是“日美談判以11月30日為限不再拖延”，以及海軍航行時間推算，日軍發起“南進”作戰的時間是12月8日（美國時間12月7日）星期天。
這個情報立即報告到了延安。潘漢年還指示吳紀光，將這個消息捅給軍統上海站“21號”。
晚上，吳紀光約見了那兩位21號的“朋友”，明確告知他們：“據從高級方面得到的可靠消息，日軍將在12月8日發起南進戰爭，你們趕緊報告上峯。到時候戰爭一打起來你們定會時來運轉。”
這兩人追根刨底問他：“哪個最高方面？姓皇還是姓汪？”
吳紀光笑笑説：“上海人王黃不分，趕緊上報去吧。”
【注：“姓皇”即指日本方面，“姓汪”即指南京汪精衞偽政權方面。】
12月2日，中西功在“滿鐵”資料研究室新收到的《編內參考》上看到一條“宮內訊”稱：11月29日上午9時30分，宮中舉行政府和重臣懇談會，出席者，政府方面為首相、陸相、海相、企劃院總裁，重臣為若槻禮次郎、阿部信行、廣田弘毅、近衞文麿、林銑十郎、岡田啓介、米內光政。
若槻告誡政府：“南進戰爭，若為求日本之獨立與生存，開戰寧敗也無悔；若非為此目的而訴諸武力，則危險非常。”
廣田、林銑、阿部三重臣稱：“既然政府決心已定，只好表示信賴。”經首相誠懇解釋，全體重臣對政府開戰決心，最後“表示諒解”。
3日，中西功再次派程和生去見吳紀光，轉告：
“戰爭肯定將在12月8日爆發。”
12月8日這天，中西功把自己關在家裏，等待着來自太平洋戰場的消息。當他聽到日本海軍偷襲珍珠港“取得輝煌大勝”時，壓抑在心中的怒火終於爆發出來，拍桌子打板凳地對妻子發火。
最使他難以理解甚至憤怒的是：**自己****出生入死冒生命危險換來的重大情報，竟絲毫未起到應該起到的作用！**在這之前，中西功內心一直抱着某種希望，希望他的情報能夠促使美國向日本發出警告，以便遏止這一場註定會將日本拖進災難的戰爭。但是現在他的希望完全破滅了。
（圖為在珍珠港基地遭日軍攻擊爆炸的美海軍“亞利桑那”號戰列艦，中西功冒生命危險獲得的情報被美國無視）
6
佐爾格爭取到的8個月有多重要？
就在中西功、西里龍夫他們成功地獲取日本戰略情報這段時間裏，日本特高課在幹什麼呢？
特高課的大橋警部正在緊張地審訊佐爾格。
到11月下旬，特高課獲取了佐爾格的第一批供詞，日本人需要德國人協助調查供詞的真實性了。
他們私底下捅給德國大使館納粹特派員毛森格上校一份供詞，又通過外交渠道交給奧特大使一份供詞。
佐爾格的供詞很快被送到德國。
12月初，德國秘密警察開始對佐爾格案展開調查，除了對檔案資料進行調查之外，還動用蘇聯境內的間諜組織進行查證。
德國大使館和日本警視廳都在緊張地等待着德國秘密警察的查證結果。奧特和毛森格不相信佐爾格會是蘇聯人的間諜，日本警視廳不相信佐爾格説的都是實話。
與此同時，大橋對佐爾格的審訊仍在不間斷地進行，僅在12月8日突襲珍珠港這天休息了1天。
（圖為電影《間諜佐爾格》中受審訊的佐爾格）
上海這邊，1942年的元旦，吳紀光特意將中西功和程和生找到一起。吳紀光高興地告訴中西功，延安發來專電，表揚上海情報科的工作。
吳紀光表示，莫斯科戰役取得重大勝利，美英對日宣戰，中國抗日戰爭由此看到了勝利的曙光。
但是中西功顯得憂心種種，並不怎麼高興。吳紀光覺得，可能是佐爾格和尾崎秀實的被捕對中西功造成了心理上的壓力，於是問他：“你跟尾崎很熟悉嗎？”
中西功説：“無話不談。”
“他會把你供出來嗎？”
“不會。”
“其他人呢？”
“也不會。”中西功顯得很自信。
“……？”吳紀光疑慮地看着中西功。
程和生看到這個場面，趕緊捅捅中西功。
中西功明白程和生的意思，但沒有理他，按自己的思路談下去。
原來，中西功擔心的，是日本短期內戰爭實力的增強，以及在日本海軍“重大勝利”面前日本陸軍可能的冒進行為。
會見之後，程和生陪着中西功走回家。
路上，程和生不滿地對中西功説：“先生，你怎麼不明白我的意思？我兩次要你對他説對你安排的意見，你怎麼就是不説？”
中西功皺眉點頭道：“我聽懂了，倒是你好像沒聽懂我的話，我們是個整體，要想整體，個人是第二位的。”
程和生默然了。
（圖為程和生）
1942年元旦過後不久，德國使館接到柏林蓋世太保的來電。來電説：東京寄來要求查證的關於佐爾格的材料，已經全部由檔案材料和“有關方面”的調查所證實。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特高課的大橋根據尾崎秀實等人供詞中多次提到在上海的活動，終於開始懷疑到佐爾格小組與中國方面的聯繫。
他瞄上了與尾崎秀實交往密切的中西功。
不過在佐爾格審訊結束之前，大橋也抽不出更多的精力旁顧，這件事只能先放一放。
到了1942年3月，特高課對佐爾格的審訊終於結束了。
大橋找來負責東京所有偵破點線的特高課長、警部補松本和警吏野村。
“你們有什麼可報告的嗎？”他問道。
“沒有。”野村説。
“一點沒有？”
“沒有。”松本作證。
“一點可疑的也沒有嗎？”
野村看了看松本，吞吞吐吐他説：“好像有人給尾崎秀實家通過電話。”
“那是什麼人呢？”
“不知道，尾崎家的電話，在搜查時被拆卸壞了。”
“噢！”
“有個人給水野成家通過電話，説是水野成的叔父彥三郎應徵入伍了。”
“水野成有這麼個叔父嗎？”
“現在應徵的人很多，或許有。”
“或許有？查過嗎？”
“沒有。沒有查過。”
大橋臉色陡變：“為什麼不查？”
“或許水野家族確實有個應徵的彥三郎。”松本壯膽地説。
“或許，或許，或許，或許！”大橋拍打着桌子咆哮起來，震得記事冊和電話機都跳起來。
松本和野村互相看一眼。他們對大橋這般發作全不理解，很為奇怪，像在説：“這有什麼可大喊大叫拍桌子打板凳的？現在應徵的人確實很多嘛，水野家族有沒有個應徵的，有什麼奇怪？！”
“或許他就是我們要捕捉的呢？”大橋神經質般吼叫。
松本和野村又相視一眼，顯然這是他們根本不相信的事。
大橋怒氣衝衝，對他們咬牙瞪眼好一陣；然後強按怒火，壓低聲音，狠狠地又問：“還有什麼或許？”
松本沉吟片刻才怯怯地説：
“也有個人給濱津良勝家打過電話。”
“是誰？”
“只説是朋友，許久不見面，很想念他。”
“沒請他到濱津家裏來會面？”
“他要請濱津親自接電話，監聽的回説濱津不在家。對方便追問：‘他到哪裏去了？’監聽的急了，説：到警視廳去找他吧。對方隨即掛斷了電話。”
聽到下屬的拙劣表現，大橋仰天長嘆了一聲：“這不等於明白告訴他：濱津已經被捕了嗎？！”
松本和野村面面相覷，以為高橋又要大喊大叫，拍桌子打板凳地跟他們兩人急，孰料大橋卻定睛凝思起來：
好你個佐爾格！你這麼痛快一説就是六個月，原來是掩護中共的“佐爾格”在跟帝國玩“謀略”呢！
隨即，大橋派遣松本和野村到上海調查。
反覆碰壁、幾經週轉後，二人設計，於1942年6月16日，在中西功上海的家中將他抓捕。同一天，西里龍夫在南京被捕。之後，尾崎莊太郎在北平被捕，白井興幸在山西被捕。
（圖為中西功與家人合影）
由於佐爾格的招供，至少可以説從客觀上起到了拖住日本特高課的作用，中共上海情報科從1941年10月中旬到1942年6月中旬繼續工作了8個月。
根據原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方知達的回憶，在這段時間裏，中西功、西里龍夫等人向延安提供了一系列重要情報：
關於日軍將發起太平洋戰爭的日期和兵力部署的情報；
關於日本對中國戰場的戰略方針：1、戰略封鎖，攻佔我國東南沿海從寧波到北海的口岸兼秘密監視美英海軍活動，2、正面作戰，進攻豫南、贛北、晉南和長沙，逼迫蔣軍，3、鞏固佔領區，對華北進行“強化治安”，對蘇北進行“大掃蕩”，用大兵力殲擊作戰，配合南進作戰；
關於華中、華北日軍兵力及其調遣情況；
關於佔領區經濟危機，汪精衞訪日求援、日本貸給3億日元，實際上是以繳獲蔣軍的武器折價支付的情況；
關於蔣軍高級將領投敵和閻錫山策劃投日的情況；
關於日對美開戰後第13軍成立“對策本部”以接收上海租界的情況；
關於關東軍留守兵力和對蘇戒備情況；
關於太平洋戰爭爆發四個月來日本艦船損失的統計；
關於日軍接收租界後13軍、興亞院華中聯絡部、汪偽“國民政府”之間的矛盾和鬥爭；
關於日本政界強烈希望在佔領新加坡後即與美英談判停戰，但軍閥一意孤行的內鬥；
關於日本軍閥中一部分冒險勢力欲在開凍以前從哈巴羅夫斯克（伯力）沼澤地帶進攻蘇聯，但因力不從心未能實現的報告；
關於海戰劇烈進行，日本國內糧食來源斷絕、口糧分配鋭減、人民集體自殺時有所聞的報告；
關於第三期清鄉將在澄、錫、虞修築三百公里竹籬笆，在蘇杭公路設置鐵絲網，以後又要將清鄉擴大到浙、蘇、滬佔領區全部的報告；
關於華北第五次“治安強化”日軍部署調整情況的報告；
關於日本為支援南進在華中敵佔區搜刮物資掠奪金融的策劃；
關於美機轟炸日本造成的損失以及第13軍等進攻浙東國民黨第三戰區其目的在於摧毀美國在玉山的戰略轟炸機基地的報告；
關於日軍佔領爪哇後再無力向前推進的分析報告；
等等。
就在被捕的前一天，西里龍夫送出了關於日軍將發起中途島戰役及其兵力使用的情報。
（圖為中途島戰役被美軍俘虜的日軍“飛龍”號航母倖存者，這次二戰轉折性戰役，就有中共情報機構的一份功勞）
中西功等人被捕後，上海情報科考慮到他們的身份尚未最後暴露，為了保護他們，下令所有中共黨員堅守崗位，不得撤離。在他們身邊工作的中共黨員明知非常危險，但是沒有一人逃跑。
特高課後來查證確認，中西功等人的案子屬於“中共諜報團案”，接着展開了大搜捕。
程和生首先在上海被抓捕，為了向其他人發出警報，乘囚車路過上海的繁華街市時，他跳車自殺未遂，被抬到醫院時去世。
隨後，日本警視廳特高課接着逮捕陳一峯、汪敬遠、李得森、張敏、鄭百千、程維德、以及“滿鐵”上海辦事處調查室“特別調查班”裏的程鴻鈎等中共黨員和同情分子二十多人。南京站聯絡員張明達乘亂逃生。
1944年11月7日，佐爾格和尾崎秀實被日本人執行死刑。
兩個星期後，張放乘着鬼子哨兵喝酒昏醉的機會，從天津日本憲兵監獄成功越獄。
47年後，張放在《佐爾格在日本》一書中説：
“佐爾格在保護敵區工作的同志和組織方面還是做了不少的工作。他在答覆敵人的審訊中採取了避重就輕的方法。……他只提到和他最接近的那個中國人姓王，他指的就是我，但我從來沒有姓過王，可見他是任意編造，用以應付敵人的。……因為他們始終未曾審問與佐爾格案有關的問題。如果這種關係被他們發現，我們必被送到東京歸案。由於我的案子未被當作與佐爾格案有關的事件看待，我才得以在敵人麻痹大意的情況下，越獄逃脱。”
張放越獄後，一路“向西去”，走了六個月，到達延安。
中西功、西里龍夫等人，雖遭到嚴酷的刑訊逼供，但1945年二戰結束、日本戰敗後，根據美國佔領軍釋放政治犯的命令，最終得以被釋放出獄。
參考資料：
《左（佐）爾格在日本》（內部刊物，作者張放，筆名方文）
《太平洋戰爭的警號》（東方出版社，作者方知達、梁燕、陳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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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王正興，原解放軍某野戰部隊軍官，曾在步兵分隊、司令部、後勤部等單位任職，致力於戰史學和戰術學研究，對軍隊戰術及非戰爭行動有個人獨到的理解。其著作《這才是戰爭》於2014年5月、6月，鳳凰衞視“開卷八分鐘”欄目分兩期推薦。他的公眾號名亦為“這才是戰爭”，歡迎關注。 這才是戰爭 微信ID：xiaoxiongchumo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