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運除了擁擠，還有鐵路那頭期盼父母歸家的留守兒童_風聞

中國的春運被稱為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遷徙。在返鄉大潮中，農民工無疑是最受關注的羣體。他們辛苦勞作了一年，期盼着回到家中和親人團聚。在鐵路這頭是擁擠的人潮，而在鐵路的那頭，還有無數留守兒童期盼的目光。他們期盼了一年，終於可以和爸爸媽媽們相聚了。

在過去的幾十年間，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帶來了中國經濟的繁榮與騰飛，而在故事的另一面是大量被留在了老家的老人和兒童，以及他們年復一年對春節的期盼。上一次我們介紹了留守老人和他們的困境，這一期我們接着帶你走進留守兒童這個羣體：我國到底有多少留守兒童？誰在照顧他們？他們有什麼困難？

1.我國有多少留守兒童？

**留守兒童羣體受到如此多的關注，一個重要背景是其規模巨大。**中國到底有多少留守兒童？基於不同統計口徑估算的結果會有差異。我們根據2015年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估算，在我國農村地區父母至少一方外出務工的0-17週歲的留守兒童規模達到4051萬人（見圖1）[1]。

圖1 2015年全國兒童構成（單位：萬人）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聯合國人口基金， “2015 年中國兒童人口狀況:事實與數據”，2017 年。

值得注意的是，2015 年受流動影響的兒童構成與 2010 年相比已經發生了明顯變化:2015 年城鎮留守兒童規模快速增加（見圖2）。早期流動人口主要來自農村，留守兒童也常常被等同於農村留守兒童。隨着近十年來城鎮人口參與流動者越來越多，城鎮留守兒童從不為人知迅速增加到 2015 年的 2826 萬人，已佔到全部留守兒童的 41.1%。然而，迄今中國有關留守兒童的制度設計幾乎都是針對農村留守兒童的，政府應該着手開展針對城鎮留守兒童的制度設計。

圖2 流動及留守兒童數量及構成，2000-2015 年（單位：萬人）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聯合國人口基金， “2015 年中國兒童人口狀況:事實與數據”，2017 年。

2.農村留守兒童都在哪裏？

如此巨大規模的農村留守兒童都在哪裏？雖説留守兒童遍佈各地，他們主要還是集中在人口流出大省（見圖3），比如僅河南省的農村留守兒童規模就高達562萬人，和新加坡人口規模差不多。四川的農村留守兒童規模也很大，超過400萬人，預料之中。可能讓你意想不到的，廣東的農村留守兒童也很高，超過300萬人，畢竟廣東省內不同地方的經濟差距很大，省內流動空前活躍。值得一提的是，中國面積最大的直轄市重慶的農村留守兒童可以説最普遍，農村兒童中接近一半是留守，佔比居各省市之首。此外，湖北、安徽、貴州、湖南、廣西等各省的農村留守兒童也比較多。

圖3 分省農村留守兒童規模，2015年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聯合國人口基金，“2015年中國兒童人口狀況：事實與數據”，2017 年。

 3. 誰在照顧留守兒童？

**祖父母是留守兒童特別是低齡留守兒童的主要照料者。**以農村留守兒童為例，26.3%的農村留守兒童父母雙方外出後由祖父母隔代照料，另外有30.3%的兒童與父母中的一方以及祖父母一起生活。此外，農村留守兒童中，12.5%與其他成年人一起居住，還有 10.3%單獨留守或與其他兒童一起居住，他們的安全、健康、生活和學習狀況令人堪憂。

圖4  農村留守兒童的家庭撫養類型

數據來源：根據 2015 年全國 1%人口抽樣調查微觀數據計算

4.  父母遷移對留守兒童究竟有什麼影響？

大家對於留守兒童的討論常常聚焦於“親子分離”問題。沒有和父母在一起生活，對留守兒童究竟有怎樣的影響？

早期的研究對於留守兒童的討論比較一致地偏向於“悲觀派”，常常將留守兒童等同於“問題兒童”，認為農村留守兒童的成長環境遭到系統性破壞，其身心健康、學習和社會化等都面臨許多問題。基於西方的實證研究發現，離異和分居家庭的兒童在認知發展和性格養成上面臨更多障礙。**從形式上看，留守兒童的居住和撫養方式類似於西方的單親家庭，父母外出後，留守兒童缺乏輔導和監管，需要做更多的家務活甚至是農活，擠佔他們的學習時間。**不少學者的實證研究也支持了悲觀派的觀點（陶然&周敏慧,2012；Meng & Yamauchi, 2017）。關於墨西哥和菲律賓等人口遷出大國的留守兒童研究也有許多類似的結論，這進一步讓許多人相信，父母遷移對留守子女的影響是負面的（Cortes，2015）。

**留守經歷的不利影響可能會持續到成年後的人生。**北大學者張丹丹對新生代農民工犯罪的研究發現留守經歷與犯罪行為之間有因果關係。我們關於新生代農民工收入的研究發現留守經歷與就業收入呈現負相關關係。**此外，留守經歷還可能對其成年後的婚姻和家庭生活帶來困惑，**父母的言傳身教對子女的成長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留守兒童失去了觀摩父母相處、學習如何在婚姻中成長和做父母的機會，這可能也是很多人還沒有意識到的長期影響。

**不過，後來有一些實證研究有相反的結論，我們可以稱為“樂觀派”。**有人認為，中國父母和子女間的互動不同於西方，不應該直接將西方親子分離影響的研究結論直接移植應用到中國留守兒童羣體。樂觀派認為父母遷移給家庭帶來了更多的收入，從而會增加對子女教育的投入。比如，我們基於人口普查的分析就發現留守兒童的入學率高於父母沒有外出的農村兒童。在中南美洲和加勒比地區，跨國外出移民較多，遷移匯款佔本國GDP的比例很高，研究者也發現遷移匯款對這些地區的留守兒童教育產生了積極的作用（Edwards&Ureta，2003； Bredl，2011）。對於亞洲發展中國家的研究也有類似發現。

**除了樂觀派和悲觀派外，也有學者的研究結論屬於中間派。**比如Xu和Xie（2015）基於中國家庭追蹤調查的研究沒有發現父母遷移對留守兒童的教育等指標造成顯著影響。

悲觀派和樂觀派觀察到結果其實是硬幣的兩面，父母外出打工對於留守子女的影響有利有弊，最終淨的影響是兩種力量較量的結果。即使正向的力量蓋過了負向的力量，我們也不要過於樂觀，或許這個積極的效果還可以更大。

5. 農村留守兒童的困境有哪些？

接下來，我們討論一個更本質的問題。農村留守兒童困境究竟有哪些？我們從以下三個角度進行了總結。

**首先是兒童入學困境。****這與農村地區大規模的“撤點並校”關係密切。**根據我們2011年做過的一項大型調查，在湖南、廣西、貴州、寧夏、青海、新疆和內蒙古等省的700多個行政村中，僅47.6%的村莊有完小，31%的村莊曾經擁有的小學被撤併了。分享一個我們今年寒假到雲南西部的一個偏遠村莊做調查的見聞，村子裏面的8個自然村曾經都有教學點，大約從2003年開始教學點陸續被撤，全村孩子只能集中到村委會旁邊的一所初小，最遠的家校距離大約有15公里，通勤距離遠成為農村偏遠地區孩子們就學面臨的困境，全村57名從學前班到小學四年級的孩子全部都需要寄宿。

**第二是兒童隨遷困境。****讓孩子做流動兒童還是留守兒童？其中利弊和情感的權衡取捨，是每個流動父母面臨的考驗和煎熬。**我們考察過城市的民工子弟學校，也考察過農村留守兒童就讀的學校，總的感覺是——即便進入辦學條件較差的民工子弟學校，從兒童的健康成長和發展角度來講，做一個流動兒童還是要比留守兒童更好，這已被許多實證研究所支持。然而，大多數流動人口的子女實際上只能留守在農村。

我們可以將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看做一個整體——都是流動人口的孩子，在這些孩子中流動兒童約佔三分之一，這大致可以理解為流動人口子女的隨遷比例。流動人口子女隨遷比例低這個事實比較無奈，我國户籍制度這幾年在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但在兒童入學和升學方面，城市户籍制度的隔閡仍然存在，在現有體制下，考慮到孩子的照料、入學、升學等困難和高額成本，以及流動人口自身的高流動性，大多數流動父母只能將孩子留在農村。

第三是父母返鄉困境。促進流動父母返鄉就業，這可以從源頭上逐步減少留守兒童現象。我們到農村地區進行了實地走訪，不乏返鄉創業成功的佼佼者。但是返鄉創業成功的畢竟是少數，農村留守兒童是一個普遍的問題，關係到千家萬户，要讓大規模的流動父母返鄉就業，比較困難。

**我們應該怎麼解決農村留守兒童的困境？這不僅關係到留守兒童個人，也關係到流動家庭、以及整個國家的長遠興盛。**此前有政府文件提出了對應措施——從源頭上減少留守兒童。要減少留守兒童只有兩條路：第一讓兒童進城，第二讓流動人口返鄉。人口城市化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當我們無法讓大規模的流動父母回鄉時，則只有一個選擇——幫助流動父母帶更多孩子進城，幫助流動兒童更好地在城市生活，於兒童、於家庭、於國家，這都是最好的選擇。但是城市中的人，包括政策制定者、執行者和每一個普通人，是否真的做好準備去接納這些流動家庭和流動孩子呢？

[1]2016年2月國務院出台了《關於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的意見》，隨後，民政部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農村留守兒童摸底排查工作。此次摸底排查公佈數據顯示全 國農村留守兒童數量為902萬人。值得注意的是，摸底排查中使用的留守兒童口徑為 “父母雙方外出務工或一方外出務工另一方無監護能力、不滿十六週歲”，不同於文中所使用的留守兒童的統計口徑，即“父母至少有一方外出務工、不滿十八週歲”。

參考文獻：

[1]. 國家統計局、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聯合國人口基金，“2015 年中國兒童人口狀況：事實與數據”，2017 年。網址：http://www.unicef.cn/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226&id=42421415     

[2]. 陶然,周敏慧. 父母外出務工與農村留守兒童學習成績——基於安徽、江西兩省調查實證分析的新發現與政策含義.管理世界, 2012;8:68-77.

[3]. 呂利丹. 留守兒童的困境觀察[J]. 社會治理,2016(06):93-97.

[4]. 呂利丹, 王非. 人口流動與兒童教育:基本事實與解釋[J]. 人口研究, 2017, 41(6):45-57.

[5]. 澎湃新聞，《北大學者張丹丹：調研監獄“留守兒童”，我想探究犯罪背後》。網址：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72741

[6]. Bredl S.2011. Migration, remittances and educational outcomes: The case of Haiti.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31(2): 162-168.

[7]. Cortes P. 2015.The Feminization of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its Effects on the Children Left Behind: Evidence from the Philippines. World Development 65:62-78.

[8].  Edwards A C, Ureta M. 2003.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mittances, and schooling: evidence from El Salvado.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72(2): 429-461.

[9].  Lidan Lyu, Yu Chen. Parental migration and young migrants’ wages in urban China: An exploratory analysis[J]. Urban Studies.

[10]. Meng X, Yamauchi C. Children of Migrants: The Cumulative Impact of Parental Migration on Children’s Education and Health Outcomes in China[J]. Demography, 2017, 54(5):1677-1714.

[11]. Xu H, Yu X. 2015. The CausalEffects of Rural-to-Urban Migration on Children’s Wellbeing in China.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4:237-44.

[12]. Yang D.2008.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mittances and household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Philippine migrants’ exchange rate shocks.The Economic Journal 118(528): 591-630.

本期撰稿：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 講師呂利丹

本期編輯：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 研究生杜姍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