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滔天罪行，死刑是最好的辦法嗎？_風聞

來源：新京報 記者 宮照華

“平庸之惡”是一個已經在中國氾濫的詞語，似乎人們遭遇的任何不公都可以套用這個概念加以詮釋。然而，“惡”的本質究竟是什麼，卻絕非簡單的“平庸”或“冷漠”“兇殘”之類的形容詞可以解釋。

平均一個納粹只為殺人坐三小時牢

《科里尼案件》的篇幅不長，故事情節也很簡單：一個名叫科里尼的人殺害了一個名叫漢斯·邁耶的老人，被捕後，科里尼對自己的犯罪行徑供認不諱，年輕律師卡斯帕·萊能被指定為這個兇手辯護。現場證據確鑿，一切看似都只是走個流程。但萊能在調查過程中發現了幕後的隱情——被害者漢斯·邁耶在年輕時曾經是一位納粹軍官，並曾下令處決科里尼的父親。於是，這個兇殺案變成了一次報復行為。那麼，這種行為究竟是正義的，還是惡的，科里尼究竟是有罪，還是不應受到懲罰，死去的漢斯·邁耶又是否死有餘辜，這就是小説《科里尼案件》思考的核心問題。

該書的作者席拉赫有着長達25年的律師經歷。在思考這個問題時，他放棄了過度的文學技巧，轉而用不帶修飾的、富有思辨力的語言講述着罪與罰之間的概念。在對談正式開始前，席拉赫為現場的觀眾朗讀了原文中描寫屍體解剖的段落，這些部分是由中國作家阿乙挑選出來的，在談及為什麼選擇這些片段時，阿乙説在中國很難見到這樣精細的寫作，“大家朗讀的時候有沒有注意到一個詞叫‘匯污箱’，我相信所有的亞洲作家都不會寫到這個詞，只有一個對寫作非常追求、非常認真和細緻的，以工業化態度來寫作的，以工匠態度寫作的作家才會把這個詞找回來”。

席拉赫在現場朗讀小説。照片版權️歌德學院（中國），攝影：吳承歡

而在描寫外，席拉赫也以同樣的態度對待罪惡與法律的問題。《科里尼案件》矛盾的主要爆發點設置在法庭上，兩位律師互相進行辯論，其中，為死者漢斯·邁耶進行辯護的律師説了一段台詞，他表示在二戰期間，德軍和盟軍都有屠殺民眾的行徑，而且在當時的德國，許多人都殺害過別人，漢斯·邁耶並不比別人更有罪，況且，他在“國際法允許的範圍內”屠殺，他從來不傷害婦女和兒童，所殺害的民眾都是二十四歲以上的成年男子，他在戰後已經受到了相應的審判，如今，追訴期已過，今天的人們要關注的就是“科里尼案件”，而不是被害者曾經參與過大屠殺。

這些衝突都是席拉赫在生活中真實感受到的。他有一個曾擔任納粹軍官的祖父（不過這個祖父在他四歲的時候便搬離他處，直到他去世，席拉赫都沒有什麼太多見面的機會），在這個背景中，他真實地感受到了二戰結束後，審判納粹時所帶來的一系列遺留問題。而這些問題，也彰顯着法律的無助。“德國在1945年之後，進行了一系列的刑事案件的審判活動。但是比較令人震驚的是什麼呢——就是人員，當時納粹在戰後，戰前戰後的司法人員沒有變，也就是説包括司法官、司法人員都是同一撥人，也就是説同一撥人需要在戰後對第三帝國中犯罪的罪行進行清理。就會導致一個現象：很多很多的判決非常的柔和，特別是進行了大量屠殺的罪犯，他們的量刑都不夠。據統計，他們監禁的時間，大概每殺一個人坐三個小時的監獄就行了，就是這樣的一個比例。”

“所以在這樣一個法治的國家裏，很多罪行都已經失去了追訴的時效，當時聯邦法院有一名法官頒佈了一個法律，讓嚴重的納粹罪行由於法律的改變失去了追訴的時效，這個事情在歷史上很多的聯邦議員都認為是不對的。很多的罪行，滔天的罪行，都被柔和化，如果今天來看的話，就像是犯了一個交通違法這種罪行一樣。當時聯邦議員也沒有對法律的改變進行詳盡的探討，直接把這個法律頒佈了。所以一旦頒佈之後，大部分納粹的罪行都失去了追訴的時效。”

“如果今天説第二種罪責，第一種罪責就是納粹犯下的罪行，第二罪責就是犯下罪行之後對於罪行沒有進行足夠的懲罰。”

那麼，應當判處兇手死刑嗎？

罪行是存在的，在它發生之後，除了精神層面的懺悔，法律形式的懲罰也極為必要。但後者在今天卻面臨着很多問題。例如，如何在審判中確保法律本身的公正性，假如按席拉赫所言，忠實履行納粹德國時期制定的法律，無疑是對人權的踐踏；可是當人們要求人權在法律之上的時候，又可能會帶來社會的混亂，因為普遍的法律秩序會遭遇破壞。

“如果我知道這個法律是不公正的，我是否要去遵循這個法律，這個是很古老的一個問題”，席拉赫在面對這個問題的時候回應説，“最早提出這個問題的人是蘇格拉底”，蘇格拉底在被判死刑的時候有朋友去搭救他，但被蘇格拉底拒絕了，因為在他看來法律的尊嚴不能被隨意踐踏。“他説的話當中，有句話是個真理，就是説即便知道這個法律制定得是不公平的，它是錯誤的，但是隻要它被通過了、國家通過了、政府通過了，雖然是非常愚蠢的法律規定，但是每個人必須要遵守，如果大家各行其是不遵守法律，整個社會都會陷入崩潰”。席拉赫也和蘇格拉底抱有相同的觀點，即法律秩序不能隨意被個人破壞。但是，在這個看似嚴苛冷漠的秩序中，依然留有人性的餘地。他又談及了柏林牆時期“槍口抬高一釐米”的故事，即使當時的法律規定士兵可以射殺翻越柏林牆的平民，卻沒有士兵選擇開槍。這個自由選擇的餘地正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標誌，也是文學為何擁有普世價值的原因所在。

《科里尼案件》作者：【德】費迪南德·封·席拉赫，譯者：王競 版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年10月

​正是因為人性和文明的進步，席拉赫也明確表示自己是個死刑的堅決反對者，無論那個人犯下了多大的罪行，也沒有任何機構與他人有權利判處他死刑。席拉赫認為，死刑的存在並沒有“殺雞給猴看”的作用，一個國家，不會因為執行了一例死刑而比之前變得更好，相似的事情在未來依舊有可能發生。那些重大的罪行背後往往都有非常曲折的故事，我們應該去了解這背後的隱情——“這並不是在給犯人們辯護”，席拉赫解釋説，“從情緒的原因出發，也沒有任何人要求被害人的家屬去了解這背後的原因，去原諒那些兇手”，但社會卻必須用冷靜的方式來對待他們，意識到即使他們犯下罪行，他們也依然是一個有尊嚴的人，同時，冷靜的處理方式也有利於防止罪行重演。

在現場，有觀眾提到了2002年的普方滅門案件。四個失業的、不滿21歲的少年因為貧窮闖入了普方的住所，並且殺害了普方及其兒女。當時，四個少年被中國法院宣判死刑。普方的母親後來抵達中國，親眼見到了四個少年，要求法院取消死刑，同時為四個少年所在的貧困地區捐款，希望能幫助其他貧困的少年完成教育學業，走出困境，避免同樣的慘案再次發生。席拉赫也認為，這個事情中所呈現的力量已經超越了人性，那彷彿是一種神性的光輝。

而中國公眾在面對罪行的時候，有一個濫用的概念，“平庸之惡”。將惡的定義普遍到日常生活中，並施加在更多的人身上。對於這個觀點，席拉赫搖了搖腦袋，並不贊同。“漢娜·阿倫特還説過很多其他的話呢，和這句話的意思也不太一樣”，他認為“惡”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事情，根本沒有辦法在一個概念、一句話語中得到真理似的闡述，甚至一本書，一部小説都難以完成這個任務，“如果我能解釋清楚什麼是惡的話，我就能得諾貝爾文學獎了”。

如何看待狂熱的社會情緒？

不過，席拉赫所言的法律審判和冷靜的社會思考，距離中國還相當遙遠。在國內，相應的思想行為會被冠上一個“白蓮花”的稱號，網絡媒體上，大多數羣眾只是一味地呼籲死刑，或者認為“兇手根本不配當人”，“為什麼在給兇手洗白而不去關注被害者的情緒”之類。現場，有觀眾以之前的江歌案為例，當時有大量的羣眾表達着根本不需要審判，應該直接送這種人渣去死的觀點。席拉赫表示，在推特、臉書等社交網絡上其實也存在着這樣的問題——但即使如此，席拉赫也不贊成用“平庸之惡”之類的概念去歸納這羣人。“他們從來都不是壞人，他們只是利用新媒體的技術賺錢，同時把公眾給聯繫起來”。

席拉赫説，他曾經和朋友一起做過一個測試。當一個女孩剪了新發型併發送推特之後，她的朋友往往會在下面點贊，或者回復“這個髮型真好看”“你真美”之類的話，但是，假如這個推特的讀者大多數是陌生人的話，如果第一條回覆就是“你看起來就是個蠢貨”，那麼，接下來的回覆很有可能都附和了這個觀點——她看起來就是個蠢貨。

費迪南德·封·席拉赫

“什麼意思呢，我們想通過這個事件説明，在社交媒體中，很多人非常容易用媒體泄私憤，通過平台不斷的把自己妖魔化了，然後成為充滿仇恨的人。怎麼樣抵制這樣的情況，我們能做些什麼呢？”席拉赫認為，如今的網絡媒體就像以前的美國西部一樣，屬於法外之地，沒有秩序，人們可以不負責任地發泄暴行、侮辱對方，就像西部片裏隨便拔槍決鬥一樣，“我的希望就是，數字化的世界要通過法律的整治加以調整，就像美國西部的法治治理一樣。這個網絡空間的法治會越來越強，使得我們在之後的年份裏面，我們在上網、在網絡媒體裏面能夠享受非常周全、完整的法律的保護，就像在現實生活當中一樣，我想這個時代會到來，可能時間會比較長一點，可能道路曲折一點，也有人可能會反對，但是我想這個時代一定會到來。”

面對有些人認為“死刑取消會導致量刑過輕”，會讓更多人毫無畏懼地去犯罪這個問題，席拉赫也給出了自己的回應。他重申了死刑並不具有“殺雞給猴看”的作用，而且在案件的背後往往都存在着非常複雜的動機，一個青少年因為想要證明自己“勇敢”而偷蘋果，和一個成年人出於貧窮而偷蘋果，或者一個人因為患有偷竊癖而偷蘋果，是三個完全不同的事情，這需要我們去了解背後的真相。

“幾百年前我們有一種叫行為犯罪法，什麼意思呢，我們真的是按照這個犯罪人所犯罪的實情量刑的，比如説如果偷了蘋果就要砍掉手什麼的，並沒有問你為什麼偷蘋果，而是事實量刑的。比如説這個偷蘋果的人餓得不行了，或者是因為這個偷蘋果的人之前他的蘋果被人偷了，或者這個人有嗜蘋果症等等，一概不問原因。現在按照罪責法，我們想追究他的罪責在哪裏，這個是司法發展的一個進步，也是我們歐洲的整個啓蒙運動，包括以人為本的這樣一個運動，造成的在司法史上的進步。”

“全世界的罪行也是相似的。國家級別的罪行也是如此，這都是為了得到權力。我只是想讓大家重新審視這些點，我特別高興你們要去想——如果在報紙上看到很慘烈的謀殺案，不要馬上就説我嚴重的譴責這個謀殺者，他不值得活在這個世上，不要這樣做，其實這個罪行的後面都是有很長很長的故事，有很多很多的隱情你不知道的。那麼我們作為法院來説就要看這個人到底經歷了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