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人節剛過，今天我們就來聽一個科學家的愛情故事_風聞

很多關注科學的同學，可能對理查德·費曼這個名字並不陌生。我們在《科技袁人》以前的節目裏也提到過費曼，除了在理論物理領域的傑出貢獻以外，費曼給人一個比較“逗比”的印象，甚至他的自傳就叫做《別鬧了，費曼先生》。

然而在這種充滿樂觀的氣質背後，很多人不知道費曼曾有過一段如此刻骨銘心的愛情故事。相信看完視頻的同學，也和袁老師一樣，被費曼與艾蓮真摯深沉又充滿磨難的這段愛情深深感染了。

但是，在這個故事裏，除了費曼艾蓮的愛情，同樣令人動容的，是費曼作為一名偉大的科學家，始終以一種理性、積極、進取的心態去面對他和艾蓮遇到的困難，即使在這過程中他也時常感受到真切的痛苦。在艾蓮去世的一個月後，費曼參與的“曼哈頓計劃”成功進行了人類歷史上首次核試驗。這大概就是袁老師強調的“沒人能阻止你努力”在情人節這天最好的證明了吧。

部分評論

我永遠喜歡皮皮團老婆：

“一位詩人曾經説過‘整個宇宙存在於一杯葡萄酒中’。我們也許永遠也不會知道，他這麼説是什麼意思。因為詩寫出來就是讓人看不懂的。但是的確，當我們只要足夠近地觀察一個酒杯，我們就能看到整個宇宙。這些是物理的東西：流動的液體根據風和天氣的狀況蒸發，玻璃會反光，我們的想象中加進了原子，玻璃是從地球岩石中提取出來的，從它的成分中我們可以看見宇宙年齡的秘密和恆星的演化。酒裏面有什麼奇怪的化學物質？它們是怎麼來的？

裏面有酵母，有酶，有沉澱物，還有酒本身。通過酒我們還發現了一條偉大的普遍規律：所有的生命都是發酵作用。發現了酒裏面的各種化學反應之後，誰都會發現很多疾病的成因，就像路易斯·巴斯德（louis_pasteur)那樣。

紅葡萄酒的顏色多麼鮮豔啊，它的存在深入了觀察它的人類意識。如果我們卑微的意識，為了自己的某些方便，將這杯酒。整個宇宙，區分為很多部分：物理學，生物學，地理學，天文學，心理學，等等，那麼請記住大自然並不知道這些東西。因此讓我們把所有的東西都放回到一起，記住它最終是用來幹什麼的。讓我們給自己一個最後的快樂——喝下去，忘掉它！”——理查德.費因曼。

拐角處的小源：

前不久到網上找了費曼幾十年前的講課的視頻看了看，雖然畫面是黑白的，但是我感覺整個課堂都是彩色的，講台上洋溢着熱情，講台下永遠是一片歡聲笑語。與其説老師是在“教”，學生們是在“學”，不如説是一幫孩子躺在知識的草地上享受陽光和微風，費曼與其説是老師，不如説他是這幫孩子的孩子王更為恰當。赤子之心不外如是。

迷鹿：

我一個表演藝術類專科生卻天天喜歡看科技袁人。以前有很多都聽不懂卻還喜歡看。今天是科技袁人唯一從頭到尾我都聽明白的

原文參考：你幹嗎在乎別人怎麼想 | 理查德·費曼

大家好！2月14日是西方的情人節，許多同學們可能都想問，有什麼科學家的愛情故事？今天，我就來向大家介紹一個科學家的愛情故事。這個故事來自著名的物理學家、1965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理查德·費曼，是他寫的一篇回憶文章，紀念他因病早逝的第一位妻子艾蓮，標題叫做《你幹嗎在乎別人怎麼想？》。

原文長達一萬七千多字，因此我們只能介紹其中的一部分，就是那些對教育和治學有借鑑的部分以及對人生意義的思考。我可以保證的是，這是一個感人至深的故事。

理查德·費曼

關於這篇文章，我們可以首先做一個註釋。1946年10月17日，艾蓮去世一年後，費曼給艾蓮寫了一封信。這封信是密封的，直到費曼死後才打開。信的結尾寫道：“請原諒我沒有寄出這封信，但是我不知道你的新地址。”

下面，我們開始介紹《你幹嗎在乎別人怎麼想？》這篇文章的正文。

那時，在我們那兒有個為猶太孩子而設的活動中心。

【我們註釋一下：費曼在血統上是猶太人，跟馬克思、弗洛伊德和愛因斯坦一樣都是猶太人。猶太人傳統上都信猶太教，但這幾位偉人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他們都是不信教的猶太人。讓我們回到原文。】

這個活動中心很大，而且有很多的活動。寫作組的孩子們可以寫故事來誦讀，戲劇組的人組織演戲，還有科學組、藝術組等等。我其實對科學之外的東西都沒興趣，但艾蓮在藝術組，因此我也就加入了。藝術這玩藝着實讓我頭痛——比方像做石膏模型之類（後來我還真用上了它）。我硬着頭皮去的原因就是因為艾蓮在裏邊。

理查德·費曼與艾蓮

可是艾蓮有個叫吉隆姆的男朋友也在組裏，我於是只好在背景裏遊移，沒什麼機會的。

有一次，在我沒有在場的時候，有人提名我來做活動中心的主席。成年人都着急起來，因為我那時已經公開聲稱不信教了。

我是在一個猶太教徒家裏長大的，家人每週五都去教堂。我參加“週日學校”，還真的學過希伯來語呢！可是，與此同時，父親教我許多科學知識。當教堂牧師談起那些《聖經》裏的奇蹟，比方樹葉在沒風的時候突然抖動起來，我總是試圖把它們用自然現象來解釋。

其中一些《聖經》裏的奇蹟比較好解釋，另外一些就難多了。像樹葉的那個故事挺容易解釋的。我走去學校的路上聽見樹葉沙沙地響，可是卻沒有風。我注意到樹葉交錯的位置正好稍有所動就會引起共鳴，於是心想：“哈！這可以解釋那個伊利亞的樹葉發聲的奇蹟了！”

可其他一些奇蹟，我卻總也想不出個道道來，比如，摩西扔下手裏的東西，它立刻變成了一條蛇的故事。我琢磨不出扔下的東西怎麼會讓旁人看成是蛇。

照理説，童年時聖誕老人故事的幻滅該提醒我了，可它沒有使我震動到懷疑《聖經》故事的可信性，即使它們與自然常識完全不符。當我知道聖誕老人不是真有其人的時候，我倒鬆了一口氣，因為這非常簡單地解決了—個我長久不能想通的問題——一個聖誕老人怎麼來得及在一個夜晚給全世界的小孩送禮物呢？

聖誕老人的事本來就不是那麼認真的。可《聖經》裏的奇蹟故事可不一樣——那可是頂認真嚴肅的事。有教堂，教徒們每週做禮拜；有周日學校，牧師教孩子們念《聖經》。這些可不是鬧着玩的。聖誕老人可不是教堂之類正兒八經的東西。

所以我去週日學校的時候，一方面我真信他們教的，一方面又沒法不產生疑惑。危機的總爆發是免不了的。

真正的危機是我在十一二歲的時候來的。拉比在給我們講關於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如何迫害猶太人的歷史。他講述了一個名叫露絲的人的故事——她做了什麼，被如何定罪。故事非常具體，好像是法庭的記錄一樣。我當時是個天真的孩子，聽見這麼詳盡的故事，而且教士講的完全像是史實，便相信它一定是真的。最後，拉比講到了露絲如何在監獄裏蒙難，他説，“露絲氣息咽咽，她想到……”等等、等等。

我吃驚地困惑起來。課後我去問那個拉比，“露絲臨死時腦子裏想的什麼，別人怎麼能知道呢？”

他説，“噢，是這樣：為了更生動地説明猶太人受了多少苦，我們編了露絲的故事，其實並沒有這麼個人的。”

這實在太豈有此理了，我覺得被着實地欺騙耍弄了一番。我需要的是真實，未經加工的真實，由我自己來評判決定！可那時我一個小孩子，沒法和大人爭辯，只好眼眶發濕，哭了起來，非常氣憤。

那拉比問：“究竟怎麼啦？”

我試着解釋説，“我這些年聽到的這麼多故事，現在我不知道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讓我拿這些學到的東西怎麼辦？”換句話説，我不再信任那些數據，因此對那整個一套產生了根本的不信任。在那之前的那些年，我一直想方設法來理解《聖經》裏的奇蹟故事，現在倒好，哼，所有的奇蹟都可以解釋了，因為它們大概全是編造出來的，見鬼！我悶悶不樂。

拉比又問，“要是對你來説，這些東西這麼可怕，你幹嗎來週日學校呢？”

“因為父母讓我來的。”

我從未和父母談及此事，也不知拉比是否和父母聯繫過。可父母再也沒有督促我去週日學校。

……

由此，這場危機很快解決了我的疑團困境，我悟出那些奇蹟故事大約都是為了所謂“更生動地説明問題”而不惜違背自然規律瞎編亂造的。我覺得自然本身是這麼有趣，它不應該被那樣歪曲。從那時起，我逐漸對整個宗教這個東西再也不相信了。

那個活動中心是年長的猶太人組織起來的，不僅是為了讓我們有地方玩而不在大街上晃盪，而且更希望以此來引導我們走向猶太教徒的生活。要是像我這樣一個放棄了教義的人當選為主席，他們準會覺得坐卧不安的。讓我和他們都鬆了口氣的是，幸好我沒有當選。其實那個活動中心已經支撐不下去，逐漸衰亡。要是我當選了，準會被當做眾人所指的替罪羊。

一天，艾蓮告訴我吉隆姆不再是她的男朋友了。那對我可是個天大的好消息，我開始有盼頭了！她邀我去她家。

……

艾蓮正在為她的哲學課家庭作業發愁。“我們正學到笛卡爾。”她説，“他以‘我思故我在’開始，不知怎麼最後能證明上帝的存在。”

笛卡爾

“壓根兒不可能！”我説，一點也沒想到我是在向偉人笛卡爾挑戰。（這是我從父親那兒學到的一種反應：對任何權威都不俯首貼耳，甭管是誰的言論，先看他的起點，再看他的結論，然後問自己，“有沒有道理？”）我問，“他怎麼可能從第一點推演到結論的？”

“我也弄不清。”艾蓮説。

“那咱們來瞧瞧，”我説，“他怎麼陳述的？”

於是我們查下去，原來笛卡爾説的是世界上只有一樣是確定的——那就是不確定，“他幹嗎不直話直説呢！”我大為不滿，“他不過是想説只有這樣東西是他確信的罷了！”

然後笛卡爾又講什麼，“我的所有思維都是不完美的，但不完美一定是相對於完美而言的，因此完美一定存在於某個地方。”（他狡猾地開始引出上帝了。）

“沒那麼回事！”我説，“科學上講，沒有—個完美的理論，照樣可以有不同程度的趨進。我不明白他究竟怎麼回事，看來只是大言欺人罷了！”

艾蓮理解我。她明白，在看這些貌似嚴謹偉大的哲學命題時，完全可以輕鬆自如地去看它們説的是什麼，是否對，而不必去理會它們是哪位偉人的論斷。

“嗯，我想反面的觀點也成立。”她説，“我們老師説，任何事物都像紙張一樣有兩面。”

“就這個論斷也有對錯兩面呢！”我説。

“你指的什麼？”

我從百科全書上唸到的莫比烏斯紙條（哦，我那美妙的大百科全書喲！）就是一例。那時代，莫比烏斯紙條還不是盡人皆知的，可誰都可以理解它，就像現在一樣。莫比烏斯紙條平面的存在是直觀可見的，不像那些油滑模稜兩可的政治問題，也不像那些需要很多歷史知識才能理解的東西。大百科全書裏有一個神奇的世界，一個鮮為人知的世界。在閲讀它的時候，不僅學知識令人興奮，而且有一種使你具有獨特性格的感覺。

我拿來一張紙，扭了半圈，接成一個環形，做一個莫比烏斯環。艾蓮也興奮起來。

莫比烏斯環原型

【我們來註釋一下，這個莫比烏斯帶的故事，現在被改編成了青年和大師的故事。大師跟青年説：“凡事都有兩面。”青年就掏出一個莫比烏斯帶。然後還有許多類似的故事，數理化各個專業都來湊熱鬧，這屆青年太刁鑽了。給人感覺，大師掏出一把RPG把青年轟殺的心都要有了！讓我們回到原文。】

第二天在課堂，她故意等到老師舉着一張紙，説，“任何事物都像紙一樣，有兩面……”。艾蓮舉起莫比烏斯環説，“老師，您所説的也有兩面呢！我這兒有個只有一面的紙！”於是老師和全班同學都驚奇不已。艾蓮自然很得意。我覺得自那以後，她對我留意多了。

在吉隆姆之後，卻又有了個新的競爭者，也就是我的所謂“好朋友”赫羅·卡斯特。艾蓮總是在我倆之間遊移。畢業舞會她和赫羅去，而畢業典禮卻和我父母在一起。

我高中畢業時理科總成績第一，數學第一，物理第一，化學第一。因此我在畢業典禮上上了好幾次台去領獎。赫羅則是英語第一，歷史第一，而且執筆寫了校慶劇本，所以很令人佩服。

我的英語糟透了，從來沒真正領悟到它的根本。對我而言，擔心單詞拼對拼錯是毫無道理的，因為拼法僅僅是人為的一種規定，它和自然真實一點也不相干。一個單詞換一種拼法又怎麼樣呢？因此我對英語沒什麼興趣。

紐約州的中學生都要通過州教育局制定的一系列考試。在畢業前的幾個月，正好我們要考英語這門課。赫羅和另一個長於文科的朋友、校刊編輯大衞·利夫問我選什麼書來寫書評。大衞選了具有很大影響的辛克列·路易斯的作品，赫羅則選了一些戲劇的劇本。我説我選了《珍寶島》，因為在一年級英文課時念過。我告訴他們我預備寫些什麼評論。

他們哈哈大笑，“哥們兒，要是你對這麼一本簡淺的書做這些簡淺的評論，你不考個不及格才怪呢！”

考試中還有—串問題來寫短文。我選的是“科學研究對航天的重要性”。我想，“這真是個笨透笨透的問題，科學研究對航天的重要性還用問嗎？！”

我正準備對這個傻問題給個簡單明瞭的答案，可突然想起我的這些文科朋友常提到的“大字欺人”——故意把句子弄得複雜，用唬人的大詞。於是我決定試它一試，等於開個玩笑嘛！我對自己説，“既然教育局的先生愚蠢到出‘科學研究對航天的重要性’這樣的笨蛋問題，我倒要和他們耍一回。”

於是我大筆一揮，寫下，“空氣流體飛行科學的重要性在於它可以分析在飛機尾部的渦流、旋渦和環轉氣流的影響……”，其實我知道這“渦流”、“旋渦”和“環轉氣流”指的完全是一回事，只是以三個詞來講聽上去更學究氣些。這是我平時絕不會做的事。

那個批改我試卷的老師一定是被我的“渦流、旋渦和環轉氣流”唬住了，我的得分是91，而我那些文科的朋友寫的是老師熟悉而易於評判的，才得了88分。

那年有個新規定，學生得90分以上的，自動在畢業典禮時被授予那個學科的榮譽獎。所以，當劇作家和校刊編輯只好坐在下邊時，我這個毫無文科細胞的理科生居然又走上台，去接受英語單科的獎勵！

……

我一向認為一個人要有“你幹嗎在乎別人怎麼想”的態度，我們要聽取別人的意見，加以考慮，但如果我們覺得他們的看法是錯的，那就沒什麼好顧前怕後的。

艾蓮一下子就接受了我的想法。她很容易就同意在我們倆的關係中，我們應該互相徹底誠實、直言相談、徹底地坦蕩。這果然有效，我們非常相愛。我們的感情是一種我聞所未聞的。

在那個夏天之後，我去了在波士頓的麻省理工學院。我從麻省理工學院畢業後，去了普林斯頓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每逢假期我都回家去看望艾蓮。

【原文這裏有很長的一段，描述艾蓮患上了肺結核，而一開始醫生誤診成了一種當時的絕症何杰金氏病，只能活兩年。當他們知道其實是肺結核的時候。】

艾蓮説：“那我有可能活七年呢，我還有可能好轉一些呢！”

費曼問：“你什麼意思啊，難道你還不知道這是好是壞麼？”

艾蓮説：“可是我們就不會很快結婚了呀。”

你看，當得知艾蓮的何杰金氏病只能讓她活大約兩年時，我們計劃好了一切（從她的觀點出發）。現在她可以活得更長，她倒好像因打亂了計劃而煩惱了似的。不過，我很快就向她説通了這是件好事。

自那以後，我們知道兩人一起可以面對任何事情。經歷了這番，再也沒有什麼困難可以難倒我們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來臨，我當時正在普林斯頓攻讀博士學位，被吸收進了製造原子彈的曼哈頓計劃。數月之後，我剛拿到博士學位就向家裏宣佈要結婚。

曼哈頓計劃

父親憂心忡忡。

……

整個家族，叔叔、阿姨、所有的人都擔心之極。他們請來了家庭醫生，向我解釋結核病是非常危險的，我準會被傳染上的。

我説，“告訴我這病是怎麼傳播的，總會有辦法的。”

艾蓮和我已經非常非常小心了：我們不能接吻，因為口中會有結核菌。

然後家人開始向我解釋説，當初我和艾蓮相約畢業後結婚時，還不知道現在這種情形。誰都會理解一個不明情況的婚約並不是真正的婚約。

我從來沒有過他們那種發瘋的念頭，即和艾蓮結婚是因為以前我向她保證過，我連想都沒那樣想過！儘管沒有一張證書，沒有結婚登記，我們相愛甚篤，早已在感情上結婚了。

我反問，“要是一個丈夫知道妻子患了肺結核就棄她而去，難道你們會覺得是個合理合情的事嗎？”

諸人中只有我的一個阿姨覺得結婚也不見得是壞事，其他人全都竭力反對。不過到那時，我早已經嚐到過家裏給的勸告有那麼多錯，我堅持自己的觀點。我毫不費力地拒絕聽從他們的勸阻，我行我素。他們怎麼講也沒用。艾蓮和我知道自己所做的是對的。

艾蓮和我把一切安排妥當。在普林斯頓邊上的狄克斯鎮有一家慈善醫院，是由紡織女工的工會支持的。雖然艾蓮不是紡織工，他們也照收不誤。我那時剛剛畢業，參加了政府的工作，薪金很低。但是這樣安排至少能讓我照顧她。

我們決定在去醫院的路上結婚。在普林斯頓的一個叫比爾·吾德華德的同學借給我一輛車，我把它改裝了一下，把後座放倒，加了一個牀墊，像救護車一樣。這樣，艾蓮累的時候可以躺下。雖説她當時的狀況並不太糟，可也畢竟幾次住院，身體很虛弱。

我開車去她家接上我的新娘，艾蓮一家向我們招手告別，我們開車走了。經過皇后區、布魯克林區、斯坦頓島，上了擺渡船——那是我們浪漫的結婚遊船吧——然後到市政廳去登記。

我們慢慢地走上台階，進入辦公室。接待人員很友好，馬上辦了一切手續。他發現我們沒有證婚人，於是立即從旁邊的辦公室裏找來了會計和書記員。按紐約法律，我們正式結婚了。那時刻我和艾蓮都幸福無比，牽着手互相沖着笑。

那辦事員説，“你們正式成為夫妻了，你該吻新娘啦！”

於是羞得面紅的新郎在新娘面頰上輕輕地吻了一下。

我給了每個人一點小費，謝了又謝，然後開車送艾蓮去醫院。

從那時起每個週末我都去看艾蓮。

……

艾蓮的醫生非常好，可每次看見我付給醫院一張18元的國庫券就很生氣。他堅持説我們收入這麼少是不用付錢的，可我還是每次都付。

一次，我在普林斯頓收到了一大盒鉛筆，每支上都有燙金字寫着，“親愛的理查德，我愛你！波斯貓。”（我管艾蓮叫波斯貓。）

這倒是蠻甜蜜的，我也很愛她，不過嘛，人總是會不留心把鉛筆丟掉的，比如和維格納教授討論問題後，就蠻有可能把鉛筆扔在他桌上了。如果這樣的話，那些字讓人多不好意思。

那時大家的境況都不富裕，所以我不想浪費那些鉛筆，於是我用小刀把鉛筆上的字刮掉。

第二天，我就收到艾蓮的信，上邊寫着，“把鉛筆上的字刮掉算個什麼事兒呢？”接着説，“難道你不為我愛你而自豪嗎？”隨後又是，“你幹嗎在乎別人怎麼想？”

下邊還有打油詩，“你若以我為羞，噠，噠，噠，你是個核桃！”後邊一段也差不多，只是最後一句變成了“你是個杏仁！”每一個都是“果仁”的不同説法。【我們註釋一下：“果仁”就是nut，在美國俚語中是“傻瓜”的意思。讓我們回到原文。】

我還有什麼選擇呢？只好乖乖地用那些燙了金字的鉛筆。

不久，我到了洛斯阿拉莫斯。羅伯特·奧本海默是總頭目，他把艾蓮安排到了阿爾伯克基市的一家醫院，大概離我們那兒有160公里。週末我總是去看她。我在週六搭車去她那兒，下午可以探視她，晚上住在旅館。週日上午又可以見一面，然後搭車回工作地。

羅伯特·奧本海默

在工作日，我會常常收到她的來信。有時她會弄一個拼字遊戲，剪散了裝成一袋子寄來。這時，軍隊的郵檢便會給我一個警告單“請告誡尊夫人這裏沒有時間玩遊戲！”我從來沒有告訴艾蓮，因為我很樂意於她玩遊戲，儘管有時把我陷入令人發笑而又窘迫的局面。

在五月的一天，洛斯阿拉莫斯所有的信箱都被塞進了報紙，成百成千遍地都是。打開報紙，上邊印着巨大醒目的字樣：“舉國上下歡慶理查德·費曼的生日啦！”

艾蓮在和整個世界做遊戲，她有許多時間去琢磨，看雜誌，然後訂這訂那。她總是變些新花樣。（她大概從常去看她的我的同事尼克·麥特波力斯那兒得了不少幫助吧。）艾蓮身在她小小的屋子裏，心卻在世界上。寫着不着邊際的信，寄來各式各樣的東西。

一次她寄來一本做炊具廣告的書，裏邊的炊具全碩大無比——大概是供監獄這種人口眾多的地方使用的吧。從風扇、爐鈎、到大盆大盤，應有盡有。我暗想，“見鬼，這有什麼用？”

這使我想起早先還在麻省理工學院的時候，她寄給我一本大船的廣告，上邊是戰艦、遠洋輪之類。我去信説，“你打什麼主意呢？”

她回信説，“我在想，等我們結婚時，可以買條船。”

我寫道，“你瘋了？！也太不着邊際了吧！”

不幾天，又有一本廣告寄到我這兒。這回是富人們用的那些十幾米長的遊艇、帆船。她的夾條上寫，“既然你無意買上次廣告書裏的大船，或許我們可以買這樣的。”

我去信，“聽着，你還是不切實際！”

不久，另一本廣告又來了，是賣各種小汽艇的。

我寫道，“太貴啦！”

最後，我接到她的條子，“這可是你最後一次機會了，理查德，你一直在説不。”原來，她的一位朋友有一條舊的手搖木船出賣，標價15美元，艾蓮想買下來，以便夏天時我倆可以泛舟。

唉，經過這麼多折騰，誰還能説“不”呢？

正當我在琢磨那本炊具廣告的用意時，第二本又到了——做的廣告是供中小旅店用的炊具。幾天之後，又來了一本，是家庭炊具。

當我週六去看她時，才弄明白是怎麼回事。原來她郵購了一個十八英寸的小烤爐。

“我想咱們可以烤牛排呢！”她説。

“胡扯！我們怎麼可能在這屋裏烤牛肉？煙啊、火啊的……”

“噢，不，”她説，“你只要把爐子支在外邊的草地上，每週日就可以烤牛排了！”

那醫院正對着貫穿美國的66號公路！“不行！”我説，“我是説，那麼多的汽車、卡車來來往往，行人走來走去，我怎麼可能大模大樣在草地上烤牛排？”

“你幹嗎在乎別人人怎麼想？”（她開始用這來折磨我了！）“好吧，”她説，一邊拉開了桌屜，“我們可以互相讓步，你不必戴大廚師的帽子和手套好了吧？”

她晃着那種真正職業大廚師用的帽子、手套，然後她説，“把圍裙穿上試試！”圍裙打開，上面赫然印着“烤肉大王”之類傻乎乎的字樣。

“行了，行了！”我嚇慌了，“我去草地上烤肉好了！”於是那以後的週六、週日，我就只好到66號公路邊去烤牛排了。

另一件事是關於聖誕卡。在我剛到洛斯阿拉莫斯才幾星期後的一天，艾蓮説，“我想應該給你的同事們送聖誕卡，你想不想看看我挑的卡片？”

那些卡片都很精緻，可裏邊寫的是“聖誕快樂！”，署名是“理查德和波斯貓”。我抗議説，“這怎麼能送給費米和貝特？我都不認識他們呢！”

恩利克·費米

漢斯·貝特

“你幹嘛在乎別人怎麼想？”——結果自然是，卡片都送出去了。

第二年聖誕又來了，那時我和費米、貝特都熟了，還去過他們家，和他們的孩子玩，關係很友好。

一天，艾蓮用很正經的語調對我説，“理查德，你尚未問及有關今年聖誕卡的安排……”

我可着慌了，説，“哎，讓我瞧瞧……”

卡片寫着“聖誕、新年快樂，理查德和艾蓮·費曼”。“很好，”我説，“很好，這對每個人都合適。”

“哦，不，”她説，“這對費米、貝特和那些大名人可不合適。”果然，她拿出另一個盒子。

她取出其中一個，上面的祝辭是一樣的，可署名變成了“費曼博士及費曼太太”。

我又只好把卡片送出去了。

“這回怎麼這麼正兒八經的，迪克？”

【我們註釋一下：迪克是理查德的暱稱。】

他們都大笑起來，覺得很開心，因為艾蓮搗了這麼多鬼，我卻毫無辦法。

……

艾蓮的身體越來越弱。她父親從紐約來看她。在二戰期間，做這樣的長途旅行是很花錢的。可他知道艾蓮剩下的日子不多了。一天，他打電話到洛斯阿拉莫斯，“你最好馬上來。”

我預先早就和我的一個朋友克勞斯·富克斯（Klaus Fuchs）安排好，有緊急情況時可以借他的車，儘快開到醫院。

克勞斯·富克斯

【我們註釋一下：克勞斯·富克斯是一位參與了曼哈頓計劃的物理學家，他把美國的氫彈情報傳遞給了蘇聯，堪稱對人類歷史影響最大的間諜之一。實際上，當FBI問富克斯在洛斯阿拉莫斯誰最有可能是間諜的時候，富克斯提到了費曼，理由是他經常去阿爾伯克基。讓我們回到原文。】

我開車上路，讓兩個人搭上車，以防萬一需要幫忙。

果不其然，我們開到聖塔菲時，一個車胎爆了，搭車的和我一起換了備用胎。可當我們開出聖塔菲時，備用胎又爆了。正巧附近有個修車鋪。我記得我在耐心地等修車師傅先修排在我前面的車，可那兩個搭車的知道情況緊急，便跑去向修車師傅解釋，他立刻先把我的車胎補好了。我們決定不等他補備用胎了，因為那會有更多的延遲。

我們又上路了。我有些後悔方才太急於趕路，都沒對修車師傅説幾句感謝的話。在離醫院大約50 公里處，又一個車胎爆了！我們只好把車扔在路邊，搭車去醫院，然後再打電話給拖車公司。

我在醫院見到艾蓮的父親，他在那兒有幾天了，“我再也受不住了，”他説，“我回家去了。”他太難過了，徑直走了。

我最後見到艾蓮的時候，她已非常虛弱，神志也有些迷糊了。她好像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似的，大多數時候直瞪瞪地注視前方，偶爾會環視周圍一下，呼吸艱難。有時她的呼吸會突然停止，好像在嚥下什麼東西似的，然後又開始呼吸。如此延續了好幾個小時。

我出去走了一會兒。我覺得很奇怪，面對這樣的情況，自己的感覺並不像平時人們講的那樣悲痛欲絕。也許我在騙自己？當時我自然不會心情很好，可也並沒有特別地悲傷，大概是我們很久以來早已明白，這一天終會來到。

這一切很難解釋。假如有長生不老的火星人來地球，看見我們這些叫做人類的動物，明知死亡不可避免，卻在死之前活七八十年，大概火星人會覺得這是個天大的心理問題——在明知生命易逝的情況下活着。可是我們人類就是這麼活着，我們在死的預期下歡笑、玩樂、生活。

對於我和艾蓮來説，和一般人的區別不過在於他們有五十年，而我們只有五年。這只是一個量的不同——根本的心理問題其實是一樣的。如果我們覺得“別人能有五十年，比我們更幸福”，那倒是會有區別。可我們並不這麼想。人實在沒有必要弄得自己悲苦無比，去抱怨“為什麼我這麼背運？上帝為什麼要對我這樣？究竟我做了什麼會招來這報應？”——如此種種。如果一個人能真正理解現實，理解整個現實，那麼上述的抱怨便毫無意義。所有發生的，存在的都是無法預期無法改變的，只是生命中的偶合罷了。

我和艾蓮有過多麼快樂的幾年！

我回到她病房，心裏想象着此時她身體裏發生的那些生理變化：肺功能衰竭導致氧氣不能充分進入血液，腦缺氧便會神志迷糊，心臟微弱，反過來又讓呼吸更困難。我一直預計在各器官都衰竭的時候會有突然間的總崩潰。可事實上根本沒有這樣。她只是越來越神志不清，呼吸微弱，直至停止——不過在那以前，還有一次很微弱的呼吸。

值班護士證實艾蓮確實亡故了，然後就走了，因為我想單獨和艾蓮在一起。我在那兒坐了一會兒，然後俯身在她額頭上吻了最後一次。

我驚奇地發現，她的頭髮的氣味還是和以前一樣！過了一陣想想，其實這並不奇怪，因為頭髮的氣味沒有理由會改變。可在當時，這對我是個小小的驚詫：在我想來，一個巨大的變化剛剛發生了，可是又好像什麼都沒變。

第二天我去喪葬場。一個工作人員遞給我幾個從艾蓮手上摘下的戒指，問我，“你要不要再看你妻子一眼？”

“這是什麼……不，不用再看了！”我嚷道，“我剛才看過她！”

“是的，可現在她被化妝過了。”

喪葬場的一切對我來説是徹底陌生的。為什麼要去給一個已經空卻的軀殼塗脂抹粉呢？我不想再見艾蓮，那會讓我更難受。

我打電話從拖車公司那兒要回了車，把艾蓮的遺物收拾好放在後座上，讓一個人搭上車，往洛斯阿拉莫斯開。

還沒到10公里，啪，又一個車胎爆了。我開始破口詛咒起來。

搭車的用一種看瘋子似的眼光瞧了我一眼，“只不過是一個車胎爆了，是吧？”

“沒錯，可是一隻，一隻，又一隻！”

我們換上備用胎，以很慢的速度開回了洛斯阿拉莫斯，也沒去修那隻壞胎。

我不知該怎麼面對在洛斯阿拉莫斯的朋友們。我不想讓別人都陰沉着臉，問我艾蓮的故去。有一個人問我情況如何。

我説，“她死了。你的工作進展怎樣？”

他們一下就明白過來我不想把悲傷傳染開來。只有一個人來表示哀悼，我後來才知他在我回去的時候並不在工作地。

一天晚上，我夢見艾蓮，我馬上説，“不，不，你不能到夢裏來！你已經不再活着了！”

過了些天，我又夢見艾蓮。我又説，“你不能到夢裏來！”

 “呵，不，”她説，“我騙你了。其實我是對你厭煩了，才策劃了這一切，以便我可以脱身。可現在我又喜歡你了，所以就回來了。”我的意識和自己在鬧彆扭。總有一天我們會能夠解釋，為什麼在夢裏她會依然活着！

那時，我準是在心理上扭曲了自己，我一顆眼淚也沒掉。直到一個多月後，我在橡樹城的一家商店裏看見了一件漂亮的連衣裙，我想，“艾蓮一定會喜歡的，”頓時不能自己，潸然淚下。